第四节　中医运气学发展简史

中医运气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历史过程。各历史时期，中医运气学在不断传承、应用及发展的同时，也承受了一定争议。因此，研究运气学起源与发展，对于进一步认识运气学的科学性及实用性显得尤为重要。

一、先秦至汉

中医运气学的形成，可溯源于上古至先秦时期人们对时令、月令认识的早期时代。“五运”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代。据《史记》记载，齐国邹衍“著终始五德之运”且有“主运”之说，给后人以启发。《吕氏春秋》中的“孟春行夏令”“仲春行秋令”“季春行冬令”等论及了客运所致异常气候。《淮南子·天文训》对客运也有记载。《内经》在此基础之上，将五运思想运用于对时间、气候、物候及疾病的分析中，使人们对岁时气候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内经》运用五行生克制化分析各种时间节段的相互关系及其周期性，运用五运理论认识疾病的缓急，进一步指导疾病预防及判断疾病的预后，指出“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可见，由五行到五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说明了五行不仅能说明天地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可以用来说明在空间时间上有联系性的事物。

“六气”，源自古代先人长期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自然气候现象及其成因的观察与分析。中国对星象、气候、日月星辰的观测自有文字以来就已开始。“六气”一词，在现存文献中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书中记载了医和对六气与疾病关系的阐述。医和指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可见，医和说的六气是指一年四时的六种气候变化，它产生于天，能化生万物，过则为害。此时的六气已经蕴涵了运气学中六气的含义，可以说它是运气学中六气的前身和基础。《国语·周语下》记载云：“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鲁昭公二十五年郑子太叔论理又曰：“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记载了五行，并与六气并论。认识到天有六气，地有五行，天气作用于地，万物赖之以生。战国以后，随着古代天文、历法、气象知识的进步，六气理论有了较大发展。《素问》运气理论中，对六气阐述得比较全面，将《内经》五气理论演化为六气，并与三阴三阳相配合总结六气运行规律。

《太始天元册》为中医运气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古代天文学背景和依据。《太始天元册》是《素问》中所引用的上古天文学著作，其书现已亡佚。但在《素问·天元纪大论》等运气七篇中，引用了部分《太始天元册》的理论，引用文字中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先民对于宇宙自然规律的认识。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记载“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问·五运行大论》还记载了《太始天元册》关于五气经天理论，五气经天理论是运气学理论构成的重要天文学基础，它提供了运气学产生的古代天文学背景和天干化五运、地支纪六气的根据。《太始天元册》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古代研究天文的最早文字资料，虽然《内经》引用的文字不多，但从其仅存的内容来看，对于现今研究古代天文历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中医运气学理论涉及并引用了《太始天元册》，因此，通过《太始天元册》可以推算出运气学产生的年代可能比目前所认识到的还要早。

《内经》运气学理论受到了“天六地五”学说的影响，接受了古代相关天文历法知识。《素问·天元纪大论》指出：“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将五行称为五运，将“阴阳风雨晦明”发展演变为风寒暑湿燥火，并将“五运者五行之运也”的五气运行思想应用于对时间、气候的研究和分析方面，这方面的论述集中地体现在《内经》运气学理论当中。

运气理论形成完整学说的时间，一般认为大约在西汉至东汉初期。运气理论形成完整学说的时间，与历史上医学和天文气象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据有关文献研究，不论从运气理论对宇宙结构的认识、对五星运行及亮度的记载，还是运用漏下百刻纪时纪日的方法，以及九星七曜的论述来看，运气理论形成完整的学说应该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完整的运气学理论的形成，以《素问》运气七篇和两遗篇《刺法论》《本病论》为标志。运气七篇是系统论述运气学理论的经典文献，它全面地反映了运气学基本理论与基本内容。但是对于运气七篇和两遗篇《刺法论》《本病论》是否为《素问》原本的篇章，历史上一直有争议。

二、隋唐时期

唐代王冰发掘并传承中医运气学。王冰从其师藏“秘本”发现“七篇大论”，并予以详细考校疏注，使运气理论更加完整系统，并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医经的地位出现，引起了医家及学者的重视。王冰在序言中曰：“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文字昭晢，义理环周，一以参详，群疑冰释。恐散于末学，绝彼师资，因而撰注，用传不朽，兼旧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可见，是王冰在《素问》中为后人保留下了运气学的完整理论。此后王冰对其中“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又“别撰《玄珠》，以陈其道”。

王冰对运气七篇大论注解精详，凡遇疑难必有解释，既注文词又注文义，并且在注释中博引古代重要著作，如《易》《传》《诗》《书》《白虎通》《阴阳法》《太上立言》等古籍，根据实际气候、物候变化现象解释《素问·五运行大论》中五方五行生化原理，并且以实地考察的资料为依据，将华夏地域东西南北共划分为九野，论述了地势高低、地理纬度不同，气候、物候、疾病都有差异，以此阐明运气理论的正确性、科学性与实用性。他还结合运气理论，分析病机，确立治法，撰运气专著《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昭明隐旨》等，奠定了运气理论的基础。由于王冰的阐述和提倡，医家和学者开始重视运气的研究及应用。

三、两宋金元时期

两宋金元时期是运气学研究进入昌盛的时期。医家学者对运气学多有发挥和发展，并用以指导临证用药。

北宋时期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着重论述了运气理论，指出“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充分肯定了五运六气理论的正确性，还指出“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强调自然界变化有规律性的正常变化和非规律性的异常变化之分，注意到异常变化无所不在，不可“胶于定法”，要因时因地制宜，他还举例说明运气理论在实际气候中的应用。北宋医学家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阐发运气义理，揭示运气奥义，解释运气疑难，强调运气的重要性。指出运气气化本源于宇宙阴阳气化，从宇宙气化角度阐释了天干地支的来源；对运气交司时刻、五行生成数、运气脉象、运气致病、运气治疗等作了独到的发挥。尤其该书首以图表释义，一目了然，这一方法一直被后世所沿用。宋仁宗、宋徽宗皇帝亲自倡导，在《圣济总录》中首论运气及六十甲子周运气图，并将运气学列为太医局重要考试科目。林亿等在校订《素问》时确定运气七篇为古医经，使运气学得到了积极的推广和应用。宋代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第五卷的《五运论》《五运时气民病证治》《本气论》《六气时行民病证治》等篇均指出运气变化是疾病发生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六十年甲子周期五运六气发病具体治疗方药，方药据运气随证加减变化，体现了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至金元时期，运气理论研究更加深入，以刘完素为代表的医家将运气理论应用于人体，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进而指导对病因病机的认识及药物的运用，使运气理论在指导临床方面发挥了作用，促进了学术流派的形成，推动了医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对运气学的贡献首推刘完素，他的运气学专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在分析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时，总是先阐述天地、运气、自然造化之理，再比物立象，合于人体。指出“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运六气兴衰而无相反”，认为运气学说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曰“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指出“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从运气角度探讨火热之气致病机制，成为主火论者。在运气方面他还著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简称《宣明论方》）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图解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论方》，为后世外感病因辨证、病机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运气学对临床的指导作用。

成无己认为运气学说对《伤寒论》的形成和产生具有重要的作用。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中将运气列为首卷，阐述运气与疾病时，图文结合并附有歌诀。成氏在注解《伤寒论》时，始终以《内经》运气理论为本，将《伤寒论》理论放在更广阔的空间、时间中进行研究，从运气格局来探讨伤寒疾病变化规律、气候与疾病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疾病的发生转归与运气变迁相关。推动了《伤寒论》的研究与发展，促进了运气理论的实际应用，可以说，他是运用运气理论解释伤寒演变的第一人。

张元素《医学启源》的中卷专论《内经》主治备要及六气方。其研究特点是将运气理论与疾病的诊治和遣方用药紧密相联。张氏以《内经》运气理论为本，吸收并发挥了刘完素六淫病机，从五运主病、六气为病、五运病解、六气病解、六气方治等方面论述了运气与疾病的关系。在上卷六气主治要法中列出六步气位多发病及适合方剂。其制方用药本着《素问·至真要大论》的制方原则，以五行生克为法则，根据药物气味厚薄、阴阳寒热升降组方遣药。

李杲在《脾胃论》中以运气理论阐述了气机升降。认为升降沉浮是自然界事物的基本运动形式，自然界气机升降交替、沉浮更变，才有了四季的周期变化，推于人体也同理。李杲指出：“《经》言岁半以前天气主之，在乎升浮也……岁半以后，地气主之，在乎沉降也……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环无端，运化万物，其实一气也。”在《气运衰旺》《阴阳寿夭论》中论述了脾胃升降失常的天地气运病因病机及用药，阐述了补中益气汤的立方宗旨是本于天地气运。其在《亢则害承乃制论》中认真研究了《素问·六微旨大论》的六气六步亢害承制关系。

此外，张从正、朱震亨等有识医家都能够恰当地理解并运用运气理论，提出新见解、创立新理论，使运气对医疗实践发挥了有效的指导作用，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临床医家继续探讨运气理论，进一步把运气理论用于诊断治疗中，促进了医学发展，特别是对温病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汪机系统整理了运气理论。在《运气易览》中对运气周期中的六十年交司时刻、月建、五音建运、南北政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以临床应用实例强调研究运气要结合临床实际应用，并阐明了研究运气应持有正确态度，云：“运气一书……岂可徒泥其法，而不求其法外之遗耶？如曰冬有非时之温，夏有非时之寒……此四时不正之气，亦能病人也……又况百里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邦，寒暖各异……可皆以运气相比例哉？务须随机达变，因时识宜，庶得古人未发之旨，而能尽其不言之妙也。”他指出研究运气不仅限于一年一时的变化，百千万年之间也有此理，应注意“元会运世”，为其后提出大司天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元会世运”，即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

张介宾对运气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类经》《类经图翼》特立运气类（共计8卷），专门研究运气理论。特点是结合临床实际来研究气候对疾病的影响，总结发病及治疗规律。尤其张氏常运用古代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阐明运气疑难，揭示了运气学说产生的古代自然科学基础及其科学性。对二十四气、二十八宿、斗纲、中星、岁差、气数等疑难且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张氏还特别重视气候变化所致各种物候现象，补充了一年七十二候及其自然界物候现象。将较复杂的运气理论，用图表明示，为后人深入研究运气理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

李梴著《医学入门》的卷首为《运气总论》，其特点是将运气七篇中如亢害承制等重要理论与物候病候相联系。是书结尾引张从正语：“病如不是当年气，看与何年运气同，只向某年求活法，方知都在至真中。”又曰：“儒之道，博约而已矣；医之道，运气而已矣。学者可不由此入门而求其蕴奥耶！”其强调了运气学说对医道的重要性，医者应当掌握并要灵活运用。

楼英对运气的研究不盲从于前人，他在《医学纲目·内经运气类注》中，深入研究了运气占候、亢则害承乃制、病机十九条等，说理透彻。运用归类方法将运气七篇大论归类整理，分类清晰注释详细，提出独到的见解，为后世研究运气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医家王肯堂在临诊中十分重视气运对病证的影响，选药组方也颇注重时令、气运。在以他的医案为主的著作《医学穷源集》前两卷“运气图说”及后四卷的“医案”中，以病人就诊之年的岁运归类，以运气变化分析病情，在运气图说中提出“三元运气论”，指出三元一统，将运气变化过程又分为上元、中元、下元，每元60年，提出天道60年一小变，而人之血气即人的体质、禀赋亦随之小有变化。

乾嘉年间名医王丙，在《伤寒论附余》中，据《内经》“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宗其经旨，扩而大之，他“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六十年为一大气，五运六气迭乘，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在此理论基础上，他以历代医家生活年代所处的甲子周期的运气特点为背景，认为历代医家学术思想及治疗特色形成的原因与大司天相关。如此，巢谷之用圣散子方，刘完素、张元素之主寒凉，李杲、张介宾之主温补，朱震亨之主滋阴，费启泰、吴有性之主寒凉下夺，无不明晰易解。论证了大司天理论的客观性，说明运气更大的时间周期是可能存在的。

陆懋修秉承了王丙提出的六气大司天理论，他排列了自黄帝八年至同治三年的干支纪年序列，依六气先后之序，分别标记各甲子的司天、在泉即“某气某气用事”，在“六气大司天上篇”“六气大司天下篇”中，详述了张机、金元四大家、王好古、张介宾、周扬俊等人之所以用温、用寒、用补、用滋皆由其所处时代运气所致，认为整个医学史上各个学派的产生无不如此。又以王丙及陆氏本人之临床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六气大司天理论，经王、陆二人先后阐发理法昭然，运用其观点，不仅可以从运气角度分析历代医家理论及方药产生的运气背景，又可指导临床医家根据大司天气候特点，勇于创新，积极实践。

清代运气学研究主要侧重对运气与温疫关系的认识和防治，并积累了大量的体会及经验。雍正癸丑年疫气流行，叶桂根据当年运气特点创立著名方剂甘露消毒丹，根据症状不同，加减辨治，活人无数。

大医家薛雪强调治疗温疫当考虑三年司天在泉及本年的五运六气进行推算，以免误治，指出“凡大疫之年，多有难识之症……当就三年中司天在泉，推气候之相乖者在何处，再合本年之司矢在泉求之”。

杨璿在《伤寒瘟疫条辨》卷一中，首先提出治疫须知运气，指出：“天以阴阳而运六气，须知有大运，有小运，小则逐岁而更，大则六十年而易。”继而举例说明诊治疫病应顺应于大运，不要拘泥于小运，提出“民病之应乎运气，在大不在小”的重要观点，指出治疗疫病不应拘于定法，要随岁运不同而灵活变化。

刘奎研究运气与温疫有别于他人。在《松峰说疫》中详解五运六气与温疫发生之间的关系，重视五运郁发致疫，卷六详论疫病发生规律及五疫之治。在卷五中，他在前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所见，列出收集整理的民间治疫验方120首，为后世防治温疫提供了重要资料。

余霖在《疫疹一得》的《运气便览》《运气之变成疫》等篇专论运气，指出疫疹病因病机与运气密切相关，运气变化为疫疹之因，运气演变火毒为疫疹病机，根据临床经验，创立清瘟败毒饮。

《温病条辨》为明清医学中“温热”学派的名著之一。吴瑭在卷首引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等十九条原文加以注释，说明温病发生与运气的密切关系，阐明了运气为温病病原，在《温病条辨·痘证总论》中，吴氏论述了运气导发痘证，温病之源来自运气变化。

李延昰重视脉象变化与运气的关系。在《脉诀汇辨》卷一运气论中，提出“是以通于运气者，必当顺天以察运，因变以求气”的观点，说明了天地自然气候变化有客观规律存在，研究运气必须灵活运用而不可拘泥。卷八专论运气，其论述始终与脉法相联系，并列出26幅脉与运气相应图谱。

雷丰提出时病与运气相关。在《时病论》附论中第二论之《五运六气论》中概述了五运六气的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之气及五运三纪等，并引用戴人（张从正）之言“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强调治时令之病必须要通晓五运六气的重要道理。

陆懋修在《内经运气病释》中，对《内经》中运气七篇大论的主要经文作了注释和阐发，分析运气变化与疾病机制，指导治疗今人之病。该书收录了宋代陈言的“三因十六方”，对后人运气疾病的辨证论治有很大启发。在《内经遗篇病释》中，他强调疫疠与温热病有别，从运气角度研究了《刺法》《本病》“五疫”及疫疠的病因。书后《内经运气表》一卷，将运气中“有不能图而宜于表者”制表十三幅，表后附以简要论述，为后世研究运气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涉及论述运气的著作还有朱震亨的《丹溪心法》、虞抟的《医学正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吴谦的《医宗金鉴·运气要诀》、张三锡的《医学六要·运气略》、吴有性的《温疫论》等，这些著作的特点是将运气理论和疾病的诊断治疗相结合，均为运气学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清末至1949年前

清末至1949年前的医学家继续研究《内经》运气理论，如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高世栻的《黄帝内经素问直解》等，对运气学理论及其应用均有不同程度的发挥，但由于时值社会动荡不安，以及西方科学技术与医学的传入等因素，运气学研究逐渐被冷落，加之不时有人予以抨击，使这一理论的研究与传承受到极大影响。因此，有学者将此称为运气学研究的“冰河时期”。

近一个世纪以来运气学研究趋于理性化。50多年来，运气学研究受到关注，其理论内容被引进至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中。自20世纪70年代，研究运气学的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并有众多关于运气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从理论研究、文献整理、临床治疗、流行病调查，以及多学科角度研究了运气学的科学性及实用性，推动了中医学发展，为现今临床治疗及预防疾病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