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人生四站

玩乐、学习、工作和退休

我们的人生如溪流，

汇入大海，

遂告终止。

——

豪尔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约1440—1479），

《悼亡父》

时间倒回至1881年。当时，“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正着力将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打造成一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强国。这个国家不仅拥有丰富的煤炭和铁矿石资源、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雄厚的金融资本和充满活力的大学体系，还有许多发明家和企业家，他们为世界带来了内燃机、阿司匹林和X光机。与此同时，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政治改革倡导者的革命理想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这让俾斯麦感到恐惧，因为政治改革倡导者坚持要让公众看到“撒旦磨坊”（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恶劣的工作条件。对此，俾斯麦想出了一个先发制人的高招，倡议为70岁及以上的人提供有保障的退休收入。他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因为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不超过50岁。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代表他的宰相写道：“那些因年龄和残疾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有充分的理由得到国家的照顾。”1889年，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养老金计划由此诞生。德意志帝国的这项开局策略得到了回报：革命得以避免。

建立覆盖所有劳动者的国民养老金制度，这种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非常缓慢。1908年，英国为70岁及以上的、“品行良好”的人做了类似的制度安排。之后，法国于1910年引入国民养老金制度，南非则是在1928年引入，但该国直到1944年才将黑人纳入其中。1935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社会保障法》生效，由此拉开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国民养老金制度的序幕。至此，美国的产业工人被纳入保障范围，而不是像19世纪末那样，只有军人和母亲才享有保障，不过它忽视了占当时劳动力人口一半的农业劳动者和家政工人。20世纪30—50年代，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也建立了国民养老金制度，并不断扩大其覆盖范围，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养老金计划都是分散的，缺乏统一性。比如，巴西直到1966年才启用统一的国民养老金制度；日本的国民养老金制度可以追溯到1942年，后于1961年确立了今日的结构；韩国于1953年出台企业退休金计划，但直到1988年才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国民养老金计划。

大约在“老龄”养老金问世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开始认识到有必要为民众提供阅读、写作、历史和算数方面的基础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民族主义的驱使，即打造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同时，它也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劳动力要求的驱使。要知道，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了化学、制药、电气机械和汽车等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雇主们意识到，接受过教育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率更高，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E. P. Thompson）写道，遵纪、守时和服从指令需要一定程度的教育。1786年，英国纽卡斯尔的牧师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就曾援引格洛斯特一家大麻和亚麻生产商的话，来证明学校教育的合理性，因为学校教育可以让孩子“变得温顺听话，减少争吵和仇恨”。学校教育成为灌输“工业习惯”的首选方法。

如此一来，学校针对儿童开展的纪律教育，也就成为推动以工资为基础的雇用体系兴起的重要因素。在工业经济时代，雇主的规模不断扩大，因而需要大量愿意为其工作的人。为换取时薪，他们会按照雇主的要求，承担其所指派的任务。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表示：“1820年，依赖工资生活的（美国工作）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而到195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80%～90%。”由于从事田间劳作或在家从事外加工制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再加上自我雇用的人不断减少，学校也就变得越发重要，进而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模式。对雇主来说，学校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劳动力资源库，可以“持续、可预测地生产”规模庞大的产品和服务。工厂中雇用部门的兴起与官僚化的学校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一个适应工业需求的学校体系，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对工业劳动力的分类、培训和考察，进而使其完成特定的工作和任务。大众学校教育和大规模生产由此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与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工业巨头的想法不同，社会改良派将义务教育视为保护儿童的手段，以免他们在农田或制造车间受到虐待。然而，学校远非田园诗般的学习场所。德国西南部施瓦本地区的一名教师保留了半个多世纪来他惩罚学生的部分记录：“用棍棒打学生911 527次，用手杖打学生124 010次，用戒尺打学生20 989次，用手打学生136 715次，掌嘴10 235次，打耳光7 905次，打头1 118 800次。”学校教育不仅是教育，也是纪律的灌输。

学校教育之所以能成为人生顺序模式的基石，是因为它按照社会角色、职业和工种把人分归于不同的类别，其中有的人需要上大学，有的则不需要。20世纪50年代，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试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即学校课堂如何发挥作用，让学生有能力在未来成功担起成年人的责任，以及如何将这些人力资源配置到成人社会的角色结构中。如此一来，小学课堂就成了一个“社会化机构”。按照帕森斯的观点，教育体系既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结构，也催生了变革和流动性。“诚然，地位高、能力强的男孩极有可能上大学，地位低、能力差的男孩则几无可能上大学。但重要的是‘交叉压力’群体，即社会地位和能力这两个因素错配的群体。”鉴于学校教育具有地域约束性，特别是在小学阶段，这就导致按年龄和“家庭背景”划分的参赛者地位达到初始均衡。要知道，一般而言，社区的同质性远高于整个社会的同质性。此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一定比例的父母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上学。在帕森斯写下他那篇著名的文章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开始逐步意识到，学校既是机会的天堂，也是不平等的先行地。由此一来，原本被认为是建立在优绩主义原则之上的学校体系，也就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既要分门别类地把孩子配置到成人社会的角色，又要复制当下的社会等级制度。

初等义务教育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1483—1546）。他提出，自我救赎取决于一个人对经文的诵读，也在于遵循与教义一致的生活方式。因此，要想得救，必须识字，推动教育便成了基督徒的责任。早在1690年，为寻求宗教自由而横渡北大西洋的清教徒就规定要开展学校教育，使得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成为全球的先驱。1763年，德意志政治纷争最严重的地区——普鲁士，实行由国家赞助的大众学校教育，腓特烈大帝颁令要求非精英阶层的子女必须就读乡村学校。之所以限定非精英阶层，是因为精英阶层的子女早已开始接受教育。1774年，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批准了全民义务教育法。1791年法国宪法规定要设立“一种为全体公民所共有的公共教育制度，并免费向所有人提供必要的教育科目”。最先发起新学校教育倡议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丹麦（1814年）、加拿大安大略（1841年）、瑞典（1842年）和挪威（1848年）。

直到19世纪末，大众学校教育才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为增加教区学校和其他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机会，英国付出了数十年的努力，但进展有限。直至《1870年福斯特初等教育法案》出台，才为英国的国家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1876年，10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到1899年，这一年龄被提高到12岁。法国于1881年开始实行免费的初等教育，并于1882年规定13岁以下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女孩最初是在单独的学校接受与男孩不同的课程教育，但到二战时，男女学习统一的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在美国，南方以外的大多数州都实行义务教育；1924年，所有的美国原住民都成为公民，因而也就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义务教育、基于工资的就业和养老金计划三位一体，共同为“人生四站”的顺序模式奠定基础。说到“人生四站”，则类似于宇宙的季节历，是一个颇有诗意的术语。事实上，到21世纪初，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人生要依次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玩乐、学习、工作和退休。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以这样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生活，似乎是自然的、理想的和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