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构造力

追忆：2018年，巴厘岛

由于工作需要，这些年我经常出差。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之间来回奔波已是家常便饭，但因为距离远，我还未去过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和中东。想要到达这些地方，即使乘坐时速接近1000千米的飞机也需要耗时一天以上，这会让你对世界究竟有多大有直观的认识。

2018年10月，我曾经去往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那次旅程就特别漫长。那次我是去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这类会议通常一年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一年在会员国举行。当时，大量人员涌入东道国，包括各国央行行长、财政部长、政府官员、各商业银行行长、媒体人士等，他们给当地的安全和住宿等基础设施带来了很大压力。巴厘岛是一个旅游胜地，这次旅行对我个人而言算是享受了一些特殊福利。当然，我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参加会议上，不过因为酒店坐落于海滩之上，所以至少我窗前的风景十分迷人。那时巴厘岛虽处于晚春，天气却很热。男士们被提前告知要穿着蜡染衬衫，不要穿正装、打领带，这在我听来很是新奇。

航班抵达后，我们在机场受到了贵宾礼遇，被带到了一个私密的房间享用茶点，入境手续则由当地官员代为办理。然后，我们很快被带到了海滩，入住酒店。进入房间后，侍者向我简要介绍了当地频发的地震和海啸情况，虽然当时我的时差反应很严重，但我还是注意聆听了这段介绍，因为就在几周前，印度尼西亚北部的中苏拉威西省发生了灾难性地震并伴有大型海啸，4000多人罹难，另有数千人流离失所。那是我们当时最关注的事件，而巴厘岛会议在受灾的情况下还能如期举行，也表明了印度尼西亚的韧性。侍者告诉我，如果灾害警报响起，应当到楼顶避险，那里的高度足以应对大浪。我的房间很漂亮，大大的窗户被分成小小的窗格。而我遵循一贯的远途旅行习惯，立刻上床睡觉。

夜深人静之时，玻璃突然发出了刺耳的声音。我立刻就站起身来，发现地板正在晃动，整个房间都在来回摇晃。我站在浴室门口直到震动结束，当时我对情况了解很少，也无法采取行动。这场地震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渥太华经历的那场要强烈得多，我还记得渥太华那场地震的晃动幅度能够使厨房水槽里的水洒到地板上。但这场地震比我朋友在东京经历的一场地震震感稍弱一些，据说那一次室外泳池里一半的水都泼溅到了外面。当时，我的大脑中充斥着随后会不会有海啸的担忧。震感不强说明地震的中心可能离我很远，即使如此，这家酒店随后也可能会遭到巨浪的冲击。不过，酒店里没有响起警报，走廊里也没有其他人。于是，我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查看谷歌。谷歌显示震级是6.4级，没有预测到海啸。我回到床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睡着。我想当地人估计已经习惯了每天遭受这样的灾害，而这场地震则成了我们这些到访者第二天早餐时热议的话题。

地壳运动中的构造力

我们现下所知的世界地理形态是用了大约2亿年才形成的，它今天仍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印度尼西亚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即使是小孩子也可以在一张标准的世界地图上观察到，欧洲、非洲的西海岸可以很好地与北美洲、南美洲的东海岸拼接在一起，它们曾经是一整块大陆板块，被科学家称为“泛大陆”（Pangaea），在1.5亿～2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才开始分裂。

科学家认为，地球半熔融地幔深处的对流导致构成地壳的构造板块四处漂移。这种大陆漂移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每年可能只移动10厘米，但这一微小变化背后的巨大力量却是无法估量的。在2亿多年的时间里，随着亚欧大陆板块和非洲板块逐渐远离北美洲板块和南美洲板块，这种力量创造了大西洋。在接下来的5000万年里，世界将继续发生变化，大西洋将在这种构造力的影响下进一步扩大，而澳大利亚则将进一步向北漂移到赤道附近。

两个构造板块相互挤压会引发值得特别关注的情况。大多数时候，板块之间的挤压不会引发重大事故。最著名的板块挤压边界或许就是圣安地列斯断层，它贯穿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从旧金山附近的太平洋向美国内陆延伸，并向南朝棕榈泉市发展。沿着这条断层线，太平洋板块逐渐向北移动，而北美洲板块则向南漂移，两大板块的对向运动导致该地区几乎连续不断地发生中等强度的地震。这种有规律的构造运动（或称大陆漂移），伴随着不时发生的地震，形成了一种平衡。

然而，当两个板块碰到一起时，这种漂移就会停止，板块之间的压力开始逐渐累积。在某个时刻，当被压抑的力量累积得足够大时，两个板块就会彼此挣脱开来，向相反的方向快速移开，似乎要弥补过去一段时间未能漂移的遗憾。这一现象将会引发一场剧烈的地震，而给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省带来死亡和破坏的那场大地震就是典型的例子。[1]人类面对自然威力几乎无能为力，只能试着理解或预测它们，并为之做好准备。

变化中的五种经济构造力

就像地壳运动中的构造力一样，经济构造力在释放时也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地壳构造力的运行以百万年为单位，而经济的自然构造力的运行以数十年为单位，这在人的一生中算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与地壳构造力一样，经济的自然构造力的运行基本上也是不可察觉的，并且很少呈线性运动。预测经济构造力产生的结果从来不是一件简单、机械的工作，即使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让它听起来似乎并不复杂。

许多粗心的观察者认为，经济运行就像操控一辆装配有大量部件和电子设备的汽车，尽管看起来复杂，但实际操作并非如此，因为只要你踩下油门，它就会向前移动。虽然引擎盖下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一切都是纯机械的，因此很容易预测，这就像你向系统输入的每一个指令都有一个相应的输出结果。

但是，由于经济构造力处于动态变化中，经济运行潜在的复杂性往往会导致经济结果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经济预测的结论应始终表示为概率——就像天气预报那样。预测经济就像驾驶一辆年久失修的汽车，它有可能会前进，但也有可能突然失灵，不受控制地向左或向右偏移。

经济运行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比汽车等机械的运行要复杂得多，因为虽然单个经济要素是个体行为的产物，却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有时，不同的经济构造力会相互放大，形成将经济推向同一个方向的合力，并产生令人震惊的巨大影响。有时，两种力量对经济的作用是相反的，其作用力会部分抵消，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更多是两种作用力抵消后的经济结果。经济学家可能无法理解是什么使这些力量达到平衡的。但显而易见，持续的不平衡会导致压力累积，而这与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并被卡住的情况类似。如此强大的自然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遏制。当达到某个临界点，累积的压力超过阻碍它们分离的摩擦力时，这些力量就将以暴力的方式回归平衡状态。在地质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地震”，在经济学上则被称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经济不稳定的最终形式，是一种离群事件，在经济稳定和经济危机之间，不稳定性不断上升，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不过，考虑两个移动的板块之间潜在的、剧烈的相互作用是一回事，考虑对全球经济起作用的构造力则是另一回事。主要区别在于，经济构造力数量更多，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更复杂、更难以预测。经济构造力不仅是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它还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就业、储蓄以及房产价值。

本书考察了影响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五种长期构造力：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债务增长和气候变化。这些力量在性质和范围上是全球性的，它们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就存在了，并将在疫情过去后很长时间内继续产生影响。在此意义上，它们非常类似于在地壳下运行着的构造力。

第一种经济构造力是人口老龄化。虽然全球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它也可能是当今商业世界中最被低估的力量。由于人口老龄化是逐步发生的，这股力量不太可能对具体的商业计划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70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口出现了一次大规模膨胀。人口增长持续了大约20年，人口出生的高峰在1960年前后。这群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由此引发的工人数量激增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顶峰。而到2010—2030年的窗口期，这批工人中的大多数会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现在，许多人的观念受到50年来劳动力供给情况的影响，但那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由“婴儿潮一代”驱动的，而现在随着他们进入退休阶段，劳动力供给情况正在发生逆转。

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要素：劳动力增加和生产力增长。因此，经济增长受到劳动力供给的制约。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劳动力增长相对缓慢的时代，因此经济增长趋势也会放缓。纵观历史，在经历了50年“婴儿潮一代”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后，目前经济运行正在向更正常的状况回归。这一基于历史的观察视角十分重要，因为对未来的预期通常取决于集体的历史经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过去50年的经验难以对未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换言之，经济增长不会恢复到近50年的平均水平。相反，它将与一个更长历史时期内的平均值趋同，与“婴儿潮一代”的异常繁荣相比，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显得萧条。

人口老龄化对利率也有影响。当经济处于稳定状态，没有任何压力或干扰时，经济增长率和平均利率水平之间会出现一种自然的关系。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两者在数值上会大致相当。例如，如果通胀率稳定在2%，利率为3%，那么实际（或者说通货膨胀调整后）利率为1%，经济增长率也在1%左右。当然，这些关系并不是在每一个时间点都完全成立的，因为现实永远不会像经济学教科书那样简单。不过在较长的时间维度里，它们是正确的，就像7月的渥太华，平均温度约为21℃，但任何一天的实际气温都可能与平均温度有很大不同。（我将在第二章更详细地解释利率。）

“婴儿潮一代”在从30多岁步入50多岁的过程中，推动了经济增长，也推高了实际利率。人们观察到的利率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初上升得更快，因为通胀率也在同时上升。劳动力供给和通胀率对利率的影响都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顶峰，从那之后利率便一直呈下降趋势。初期，利率的下降主要由于通胀率在下降，但在过去十年中，“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成了重要的原因。

第二种经济构造力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本身甚至比经济学更早出现。在五种经济构造力中，它是唯一的积极力量。有史以来，技术进步总是在经济运行的背后发挥作用，并能促进经济增长。人类文明不时就会开发出一种可以应用于所有经济部门的技术，这些技术对生产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因在适用范围上的广泛性而被称为“通用技术”。发明通用技术的事件在经济史上非常重要，以至于它们被誉为工业革命，典型的例子如19世纪蒸汽机的广泛应用、20世纪初期电气化的发展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计算机芯片的发明。

每一次技术飞跃都在生活质量、生产力和居民收入等方面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若干年来，经济增长超过了长期趋势增长率[2]，从而永久性地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然而，每一次技术飞跃也会给很多个体带来困境。例如，企业必须适应技术进步，否则就将被淘汰，甚至是破产，而破产会对企业和员工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许多工作岗位会永远消失，受影响的工人在进入新行业之前长期处于失业状态。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1873—1896年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萧条。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决策者应对得更好了，但仍没能避免波及广泛的破坏和痛苦。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虽然没有出现经济萧条，但出现了所谓的“失业式复苏”，即经济增长恢复，却几乎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失业情况仍没有好转。

了解过去工业革命的深层驱动力对于理解未来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根源是经济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普及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这些技术飞跃产生的早期影响。我们在很多情境下都会跟人工智能打交道，例如给银行打电话时被接入智能语音，或者在浏览网页时被推送基于检索历史的定向广告。人们只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研制出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而这正是生物技术领域的新方法在发挥作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不管是决策者、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从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这有助于我们为未来做好准备。

第三种经济构造力是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收入不平等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时隐时现。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它更是变成了头版新闻。从历史上看，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驱动力是技术进步，此外全球化也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人们自然希望技术进步能够改善社会中每个人的命运；不过这一愿景即使最终能够实现，新技术带来的第一批收益往往也只会被少数有创造力的人瓜分。与此同时，因新技术或全球化而失业的人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可能会面临长期失业。这种失业经历造成的伤痛可能会持续一生，受其影响的人可能很难得到和过去一样的收入。总之，技术变革将使个人的未来变得非常不确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因发明新技术而富有的企业和股东将会把自己新获取的收益投入整个经济运行体系，在各个部门中创造就业机会，造福整个社会。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第二轮的积极经济影响是建立在第一轮技术对经济的破坏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建立在对最初被新技术取代的人群的打击之上的。

经济构造力不是在实验室或计算机模型中出现的，而是在由个人选择所塑造的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它们催生了恐惧、嫉妒、愤怒等情绪。因此，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和与技术转型伴生的工作岗位转变自然会成为政治问题。机会主义政客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提出要追求更加公平、更加确定的未来。我在后面的章节会解释，这些政治主张很容易适得其反，不仅不能降低不确定性，反而会引发更大的经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并延长了人们的痛苦，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成为社会迫切关注的重点问题。

第四种经济构造力是债务增长，这一问题近年来引发了很多关注。“婴儿潮一代”处于借贷高峰阶段时，提高家庭债务总额实属正常。然而，在最年长的“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后，总体家庭债务水平仍在继续上升，因为他们的“千禧一代”子女进行了更多的借贷。利率下降也是导致家庭债务总额攀升的部分原因，这一因素使得家庭和企业更容易承受更高的债务负担。此外，银行贷款的条件放宽也是债务上涨的重要助推因素。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的家庭借贷要容易许多。在当年，一对年轻夫妇需要首先提交贷款申请，然后如坐针毡地等上几天才能等到银行的决定。银行的这种转变，就像从一家只提供固定菜品且上菜很慢的餐厅，变成了随取随用、提供信用自助餐的餐厅。

此外，私人部门债务上升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引发的副作用。央行的主要职能包括熨平经济波动以保持通胀率稳定。因此每当经济疲软时，央行就会下调利率以缓冲经济冲击，鼓励家庭和企业进行借贷和大宗采购，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机制还会帮助实力不足的企业在经济衰退中生存下来，尽量避免倒闭，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在央行的救市举措下，家庭和企业的债务在每一个商业周期都会上升到新的高峰，而不是在艰难的衰退期被债务重组，进而被清除出经济系统。

然后是政府债务。在经济疲软时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来提振经济，意味着将产生财政赤字和增加政府借贷。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政府债务一直呈上升趋势。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政府的过度支出更将全球公共债务推高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一股超速发展的力量。

第五种经济构造力是气候变化。迄今为止，气候变化在经济史上还没有发挥过核心作用，但它目前受到的关注最多。尽管尚未达成共识，但专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会通过具体的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经济和金融波动，比如引发洪水、频繁的热带风暴、干旱、野火和极地涡旋等。这些极端气候事件将造成居民流离失所甚至死亡、房屋和其他基础设施毁损，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扰乱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商业活动。这些气候事件会给政府财政带来压力，并且其影响可能通过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

对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促使许多政府转向环保政策，鼓励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经济转型，碳排放法规和碳税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减少碳排放的愿景将面临政治挑战，但无论绿色转型的结局是完全成功、部分成功还是失败，这场被迫发生的能源转型都将成为未来新的经济波动来源。净零排放有许多可能的路径，每一条路径都会对每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每个国家可能需要为此做出的妥协让步也不同。对于个人和企业而言，这些都使得气候变化成为重要的不确定性来源。

其中，许多路径将导致化石燃料部门的工作岗位减少，化石燃料生产国收入减少。在某些情况下，主要的能源储备最终可能被闲置在地下，这将对能源企业和能源储备国的市场价值产生明显影响。这种波动还将直接传导到为能源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因为投资者会仔细寻找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并出售不符合新环境标准的企业和关联银行的股票。

总之，无论是采取自愿加监管的方案，还是通过征收碳税等强制方案，积极减少碳排放都将对经济和就业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一方面将迫使企业投资于碳减排技术，直接提高企业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投资者回避高碳排放企业的证券，间接提高企业的借贷成本。对此，许多企业将通过能够同时减少碳足迹和劳动力需求的技术方案来加以应对。商业环境不会一成不变，这一点毫无疑问。

经济构造力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不稳定性

上述五种经济构造力时刻都在变化，并可能同时达到压力临界点。像地理板块一样，经济构造力彼此碰撞、叠加，产生压力。发生经济和金融地震的风险会因此大幅上升，这显著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经济构造力单独作用于经济时所产生的效果有序、易懂，甚至能够预测。例如，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他们通过建立模型捕捉到了一些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预期影响。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假设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一样的，因此只捕捉“平均”的消费者行为。虽然这显然有严重的局限性，但是经济模型只是为了粗略地接近事实，因此在经济学家建构可以理解和使用的模型时，简化假设至关重要。不过，也有更丰富的模型会考虑到工薪家庭和退休家庭之间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在将这两个群体结合起来预测消费者总支出前，先赋予两组家庭不同的相对权重。相较于仅基于一种“平均”家庭的模型，更丰富的模型可以更好地说明人口老龄化将如何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学模型是以统计学上的平均数为基础的。例如，一个常识是，当利率上升时家庭借贷增速就会放缓。但放缓多少、速度多快，答案则取决于其他情况，并因家庭而异。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经济学家称之为“弹性”的单一数字概括了所有这些可能的结果。这一数值根据历史上（比如过去10～20年）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经济体的借款总额虽然对某次利率上升的实际反应可能与特定弹性数值不相符，但从长期平均情况来看则是相符的，与预计弹性对应的结果被认为是最可能的结果。经济学家需要承认经济模型的预测结果并不十分准确，也应充分提供一些关于不确定性的暗示。这些暗示可以是把预测结果像天气预报那样表示为概率，也可以表示为可能出现的结果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下，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越大，可能出现的经济结果的范围就越广。

以这种方式体现不确定性是适当的，但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广泛运用。想象一下，如果一家媒体在报道中引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次年的利率可能在1%～4%；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则信心十足地提出次年的利率将会是2.5%，那么第一个观点是诚实的，它向观众提供了包含相关不确定性的预测，并把不确定性留给了观众，而第二位经济学家则把不确定性内化，并直接向观众提供简单易懂的数字。不出所料，最常被新闻媒体引用的会是充满自信、观点简单的第二类经济学家的预测结果。人们本能地不喜欢不确定性，自信的专家则会让人们感到舒适。而且，即使次年的利率是3%，即第一位经济学家的预测比第二位经济学家更精准，也很少有人还能够记得一年前他们的预测情况。这种现状是不幸的，因为第一类经济学家实际上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在做出金融决策时所承担的风险，他提供的专业知识本可以引导人们做出不同的决定。第二类经济学家的观点虽然听起来更令人安心，但无论人们能否意识到，他的观点实际上使人们承担了更多风险。未来，更完善的家庭风险管理实践将要求自信的经济学家详细阐述自己的预测结果，并解释相关上行和下行风险。

对多种构造力的分析会使不确定性问题更加复杂。因果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不确定性，同时考虑来源不同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经济预测可能产生的结果范围会变得更加广泛。此外，如果预测者试图对更遥远的未来进行展望，其所预测的可能出现的结果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

上述预测只是纸上谈兵，现实世界则更加复杂，因为作用于经济的多种构造力也会相互影响。经济学家将这些动态的相互影响称为“内生性”。在一个经济模型中追踪所有这些内生性的相互作用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模型越是复杂和贴近现实，其统计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就越是难以观测。事实上，我的观点是，当多种长期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同作用于经济并相互影响时，经济本身就可能表现得不规律、看起来不稳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下，模型的预测将变得不可靠，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价值。

我的观点源自数学上的混沌理论。顾名思义，这一数学理论是指当被人们充分了解的动态过程相互作用时，它们经常会产生非常不稳定的预测结论，以至于本质上来说是混乱的。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喷气式飞机在晴朗的天空巡航时，可能因为机翼曲率与空气阻力的相互作用而遭遇到无法解释的湍急气流。机翼曲率对于飞行所需的升力至关重要，但它与空气中的阻力相互作用，会对飞机的性能造成一些微小的随机性影响，而这是不可能事先预测到的。

医学方面的类似情况是，病人身患的疾病早已得到充分研究，但却与另一种公认可控的潜伏病症发生了相互作用，结果导致病人意外死亡。例如，一个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突然死于心力衰竭。这一不幸的结果似乎很难在现代医学框架下得到解释，除非我们认为影响健康的多种力量之间发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而这些相互作用也是我们无法理解或通过建模预测的。

就经济而言，即使我们了解了每一种影响经济前景的力量，它们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产生难以理解的结果，因此这在数学意义上是混沌的。

这种推理过程为“黑天鹅”事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黑天鹅”事件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推广的一个术语，他引用的例子包括互联网的兴起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当时，这些都是出乎意料并能改变时局的重大事件。当经济学家宣称经济或金融事件（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黑天鹅”事件时，他们主要是在免除自己没有预见它的责任。正如塔勒布所指出的，并非所有的“黑天鹅”都不可预见，即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见的。然而，一旦事件发生，它就会从不可想象的事件转变为可能重复发生的事件，并且很自然地获得发生的合理化原因。毕竟，人们在事后为未预见的事件提供合理化解释时，有无限的发挥空间。

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新解释是，有时经济运行会抛出经济危机等一些看起来完全随机的事件，这是由多种经济构造力在经济运行表面之下以不寻常的方式相互作用而引发的。危机发生后，我们确实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但这并不能使它们变得可预测。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思考一下圣安地列斯断层沿线的构造板块，它们一直在运动，因此地震是不可避免的。预测到“总有一天”这里会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地震对人们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帮助。然而，一项预测如果能够准确提供地震的震级和发生的时间，那就会成为有价值的风险管理指南。这样的预测将成为有效的警告，提醒人们，无论风险何时发生，他们现在都要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如果足够幸运，只是在一周内经历了两次小地震，而没有遭遇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那么我们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就不白费。

类似地，在经济学中，理解引发“黑天鹅”事件的潜在力量也能指导我们进行风险管理，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预计不会遭遇湍急气流时，航空公司仍建议你一直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这是为了在遭遇突发气流时降低乘客受伤的概率，经验表明这是可行的。

我将证明，理解这五种经济构造力可以更完整地解释经济和金融危机，如19世纪末的维多利亚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学者对这些事件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但经济构造力所起的作用却很少受到关注。相反，目前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危机更直接的触发因素，如由金融杠杆和股市崩溃引发的过度投机。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由1929年的股市崩盘引起的。我将指出，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20世纪20年代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就业机会锐减、收入不平等加剧和物价下跌，而物价下跌与高负债率相互作用使得经济陷入了深度长期低迷。

有了这些从过去经济危机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我将提出，经济构造力将在未来引发更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及其雇员需要寻找管理不确定性的方法，以维系生存并图谋发展。

新冠疫情：对经济韧性的考验

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时，其他因素都显得不那么紧迫了。这场大流行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它摧毁了旅游业、娱乐业、餐饮业、航空业和各种规模的零售业。它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安排、购物偏好和教育预期。这些消费行为的变化将对社会结构产生永久性影响，这场经历将在人们心中留下创伤，影响几代人的经济观念。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影响了老一辈人余生的认知和行为一样，新冠疫情也会影响我们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认知与行为。

疫情刚暴发的那几个星期，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我在第八章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金融市场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投资者卖掉了几乎所有的资产以筹集现金，企业动用了所有可动用的流动资金。央行部署了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以确保金融市场继续运转，例如将利率降至零、向金融机构提供无限量贷款、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等。全球银行系统很好地经受住了本次疫情考验，这证明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业所进行的改革是有效的。各国政府为个体提供了广泛的支持，通过直接发放现金和工资补贴的方式，帮助维持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暴发时，五种经济构造力已经在发挥作用了。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和金融波动性一直在攀升，而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波动性。人们自然会期待一个更平静的后疫情时代，但经济构造力仍在发挥作用，其中一些作用因新冠疫情而加速。政府债务急剧增加，新技术的部署正在加快，工厂正在利用自动化减少对工人的需求，更多服务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得以远程交付，网络购物正在由非常规变为常态。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恶化，因为疫情主要影响了服务部门的低收入工人，且对女性的影响最大。就连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也在被加快部署，因为各国政府正致力于以更环保的方式重建经济，投资者也要求企业采取更环保的商业模式。

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环境中谋生存本就十分困难，五种经济构造力将共同在未来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即使在疫情过去很久之后，这种经济构造力间的相互作用依然会给个人和企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雇主和雇员都将期待政府保护他们免受日益严峻的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打击。

更高的风险势必在某处落地

就像海洋上暴风雨引起的浪潮，增加的波动性也必将在某个地方着陆。它会在经济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和利率等几个关键指标中表现出来。当下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认为不会改变的生活方式将发生变化，甚至会变化得很快。我们在传统认知下的工作和学习、借贷和支出、规划和创新，都会处于变革的风口浪尖。企业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政府的社会保障网络也将被重新定位，而且很可能会被反复重新定位。

经济学不只是董事会和智库专家研究的事情，它还是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决定都涉及经济。改变经济基础你就能改变一切。

注释

[1]2018年9月28日，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发生7.5级地震并伴生海啸，造成至少2000人丧生，约240万人受影响。灾区记录了超过400次余震，地震及海啸导致泥土松软，建筑物下陷，不少民众因惧怕房屋倒塌而拒绝返回家中，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译者注。

[2]在经济学中，长期趋势增长率指经济在没有受到临时冲击或周期性波动影响的情况下可持续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超过长期趋势增长率时称为“above trend growth”，表示经济发展处于高于正常水平的状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