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和阿拉伯占有二席。纵观历史，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都曾为世界文明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交相辉映于世界东方。“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说，从8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阿拉伯人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之源泉的主要担当者。”古籍是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历来受到学者的极大关注。中世纪阿拉伯语的古籍抄本多达500万种，经过近千年的历史涤荡和自然侵蚀，流传至今的约有20万种，其中经考据校勘后印刷出版的有近千种。阿拉伯古籍丰富了人类文明宝库，影响巨大而深远。因此，如何将阿拉伯古籍中的经典之作翻译为本国文字，让更多的学者和读者领略阿拉伯民族的历史脉络与底蕴，始终为世界上各文化大国的学术界所重视。

阿拉伯人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阿拉伯文明对欧洲文艺复兴也产生过显著影响。古典东方学起源于欧洲，17世纪以来，英、法、德、俄、荷等国家的东方学家不仅将大量阿拉伯古籍翻译为本国文字，而且相当一部分阿拉伯古籍抄本，是经他们之手校勘后先于后世阿拉伯人出版面世的。这一翻译运动的丰赡成果为现当代东方学，尤其是阿拉伯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厚土壤，也伴随着工业革命，助推这些国家成为经济与文化的强国。

相对而言，我国阿拉伯学研究起步较晚，阿拉伯古籍的翻译基础较弱，20世纪初叶，除少量宗教著作和《一千零一夜》外，几无可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阿关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发展迅速。掌握阿拉伯语的有限学者，将精力和时间投入到现当代阿拉伯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大多无暇顾及阿拉伯古籍的翻译。人们能够见到的汉译阿拉伯古籍屈指可数，更遑论成体系、有规模的翻译。直到21世纪初，时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的朱威烈教授，作为倡导和构建我国阿拉伯学的旗手，申请将“阿拉伯经典名著翻译和研究”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并获得批准，阿拉伯古籍翻译才登堂入室，引起学界重视，进而成为“汉译阿拉伯经典文库”的前身。

实际上无论是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阿拉伯学，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阿拉伯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都是需要补上的一课。因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史为鉴，可明事理——这是凝结着深刻人类智慧的名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然深入人心，遍地开花，正逐步走深走实。该倡议的精旨之一即为“民心相通”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翻译出版阿拉伯古籍中的经典之作，对于深化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了解，强化中阿文明的互学互鉴，细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由气势磅礴的“大写意”，向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转进。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是古今丝绸之路的重要缔造者和参与者，我们相信“汉译阿拉伯经典文库”的出版，将成为中阿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一幅不可或缺的“工笔画”。此为天时。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悠久、蜚声海内外的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同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阿拉伯历史文化的著作。我国著名的伊斯兰学者马坚、纳忠等先生的重要代表作品，以及“阿拉伯语—汉语”的权威辞书，许多出自该馆。今天，商务印书馆计划推出30部左右涉及古代阿拉伯文学、历史、哲学和地理等学科经典著作，更显示出其远见与魄力。此为地利。

近年来，我国阿拉伯语教育和阿拉伯学研究事业顺应时代要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我国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50余所，具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学研究成就显著，不久前召开的“第一届亚洲阿拉伯学大会”上，中国学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主角便是例证。“汉译阿拉伯经典文库”的译者群中，既包括学养深厚的老一代学者，也包括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是完成这一译事的坚实基础。此为人和。

“汉译阿拉伯经典文库”的出版，可谓恰逢其会，应运而生。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阿拉伯古籍的翻译是一项艰巨繁难的学术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由一代人完成。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代代为继，一定能够取得粲然可观的成果。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躬逢盛世，与有荣焉。真心希望商务印书馆此时推出的“汉译阿拉伯经典文库”，能够为中国特色阿拉伯学的建设，为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事业，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当初的“项目”还是现在的“文库”，都得到了我国外交部亚非司和中阿合作论坛事务中方秘书处的鼎力支持和资助，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感谢的。同时，我们也对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博士，以及负责“汉译阿拉伯经典文库”策划与编辑的各位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葛铁鹰

2019年春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