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新版前言 Preface to the Latest Edition

这么多年我做过最棒的工作是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一所小学担任驻校诗人。课堂上我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日本俳句中的名句，研读D.H.劳伦斯（D.H.Lawrence）、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的诗歌，甚至还学过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几段。当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我对孩子们充满敬意，没有年龄歧视，没有居高临下的心态，我甚至和他们分享自己刚写下的诗歌，那首诗的情感复杂而强烈，但我相信他们的反应。所有学生里，我发现三年级的孩子最开放、坦诚，未经污染，同时又具备读写能力，是两者的完美结合，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我记得那是一个五月——北方漫长的寒冬过去，水仙花破土而出的季节——我在他们面前朗诵了一首长长的挽歌，那首诗是为我所有认识、爱过和失去的人写的。

读完诗歌，我摇着头说：“实在想不出该给它取个什么标题，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教室前排角落里，一个瘦瘦高高、穿白色T恤和米色长裤的九岁小男孩歪着脑袋，把手举了起来。有时候我必须努力回忆才能记起他叫什么名字，我用几乎肯定的语气喊出那个正确的名字“拉斐尔·拉马尔·詹姆斯”。我记得窗外的榆树枝上已经冒出点点新绿，小男孩用清晰而有条理的声音说：“戈德堡老师，‘世界即我心’怎么样？”

“你怎么想到这个的？”我吃惊地往后一倒。

他摊开双手摇摇头：“我只是觉得也许适合你写的诗。”

“拉斐尔·拉马尔，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学校铃声打断了我夸张的夸奖。

事实上这份夸奖一点也不夸张，我永远记得他。多年以来我总是想起他的名字，继而是那阵铃声响起，一遍遍提醒我：那个三年级小男孩道出了真理。最终我们全然地接受这个世界，不再横冲直撞，四处奔波，我们终将回到内心，如禅宗所言，“万物与我同一”。

三十多年前，我正在创作《写出我心》，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害怕零距离面对真实的自己，难以接受自我，总觉得自己一定会被取笑、批评，就像小时候在学校和家里一样。但是书写的时候，我下决心面对自己，写下真实的所见所感，让思想自由地飞翔，绝不限制和审视它们。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打破这个国家理解和教授书写的范式，当时书店里的书架上还没有堆满指导写作和灵感创意的书。我只是竭力鼓足勇气相信自己的心，将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

手稿终于完成了，我把它寄给纽约七家大型出版社，其中四家寄回了退稿信，还特意花时间写了几段话嘲笑我书中的主张。我以为人人都可以书写，写作能力可以通过练习习得，而不是少数人的天赋，显然他们并不认同。我倒是希望那些信还留着，但当时我无法忍受那种言论，把它们都扔了。

后来我将手稿寄给一家相对比较新、规模比较小的出版社，并给编辑附上一张纸条：如果可以，不妨一起吃个午饭聊聊。当时我堂兄的儿子要在波士顿接受成年礼[1]，正好香巴拉出版社也在当地，于是我计划参加亲戚的活动，顺便推进一下自己的事情。

见面的前一天编辑读完了我的作品，餐桌上我们喝完洋葱汤，对方向我发出出版的邀请。我表现得很冷静，可是当我离开餐厅，穿越城市的街道走向汽车站时，我哭了——有人想要出版我写的书。

这三十多年的书写给我带来了什么？我写过十五本书，而《写出我心》中的练习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础，它建立并巩固了属于我的声音，它教我保持诚实，教我度过艰难时刻，教我放下散漫的思考，教我去品尝心灵和周围生活的真实血肉。

许多想要写作的人都在不自觉地寻求宁静，寻找一种凝聚力，一种对幸福的承认，对破碎事物的审视，他们渴望拥抱生命的痛苦并且将之变得完整。

在静修书写营和工作坊，我时常对学生们说：“你们不是过来上一星期的课而已，我希望离开以后你们还会继续练习，把练习融入生活中。”出书固然是一种美好经历，但也是短暂的，我们需要更广阔和长远的视野——把书写当成一辈子的朋友。

有朋友开玩笑说：“娜塔莉的墓志铭上应该刻：动笔，永远写下去。”

为什么不呢？书写让我们放下偏执和锋芒，与万物融为一体。

这么多年过去，《写出我心》仍然不断被更多人阅读，我深感荣幸，更让我欣慰的是，它确实帮助了许多人。

谢谢。

注释

[1]成年礼（bar mitzvah），希伯来文Bar-Mitzvah，意为“诫命之子”，犹太教礼仪，即男孩成年礼。作者为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