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新自由主义？

在写作本书时，我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使用“新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术语。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属于特别难以理解的哲学范畴，而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被赋予了负面含义，形形色色的政客、评论员和学者四处滥用这一带有贬义的标签，以贬低他们的对手和敌人。现在，多数媒体随便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却不解释是何含义。伴随着社交媒体的涌现，这一趋势变得极为严重。推特（Twitter）上充斥着各种简短的语句，将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卫生问题统统归罪于新自由主义者。一位大众媒体或者社交媒体的读者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过去50年，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领导人都是“新自由主义者”，大多数资本主义和基于市场的经济制度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某种表现。《纽约客》的本杰明·华莱士-威尔斯（Benjamin Wallace-Wells）断言，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而根据2021年6月21日加里·格斯尔（Gary Gerstle）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新自由主义秩序……统治美国政治的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12

“新自由主义者”一词源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38年8月，法国思想家路易斯·鲁吉耶（Louis Rougier）在巴黎召开了一次李普曼研讨会，讨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良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一书的政策含义。13此后，“新自由主义者”这一术语开始流行。在上述著作中，李普曼认为，为了维护民主，击败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政权，有必要从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困境中将自由主义拯救出来，因为这种理论体系造就的是社会灾难、贫困和严重的不平等。要击败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这类人物，唯一的方法就是改造资本主义，除了追逐利润之外，还要关注社会问题。他认为这样做并不违背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相反，这意味着回归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等思想家的观点。14这次研讨会的与会者讨论了应该如何命名这场新运动或者这种有关自由主义的新视角，以及将社会目标与市场制度予以整合的新方法。经过大量讨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人们决定使用“新自由主义”这一言简意赅的表述，因为它能够体现大多数与会者关心的问题，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于是，新自由主义运动在1938年的一个夏天诞生了（进一步的细节，请参见附录）。

很多年以来，“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学术讨论和著作。在二战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它经常指的是德国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或者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实施的政策所依据的思想。这些人是联邦德国的创建者，他们对德国的经济“奇迹”做出了莫大的贡献。1951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撰写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前景展望》的短文，但是，在我查找了各种文献，并与大多数研究弗里德曼的专家交流之后，就我所能做出的判断而言，弗里德曼在此后的写作中没有再用过这一术语。在上述短文中，弗里德曼认为，沿着沃尔特·李普曼的思路，有必要放弃19世纪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形成一些“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剥削”的制度。此外，国家“应当履行救助贫困和灾难的职能”。15

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义才被用来表示“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一种将市场和个人置于所有其他事物之上的教条，它基于下述理念：人类行为和社会交往是由贪欲、利润和经济考虑引导的。这种用法大多出现在大众媒体或非学术的政策文章中。到了90年代晚期，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一词倾向于和主要依靠市场而不是国家来实现改善社会状况等特定政策目标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新自由主义还与一些时髦用语相关，比如全球化、竞争、预算平衡、低通胀、放松管制、私有化和经济人。16

在写作本书时，我必须决定是要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就像现在的大众媒体经常使用的那样，还是要提供一个准确的狭窄定义，在避免价值判断的情况下描述其特征。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

我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组信念和政策建议，强调使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并满足社会需求，这包括提供和分配社会服务，如教育、老年人养老金、医疗、对艺术的扶持和公共交通等。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允许市场在大多数领域发挥作用的“更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要比各种混合型资本主义更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在后一种资本主义中，有一个在政府官员控制之下的受规制的市场。当然，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这种更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要比任何类型的计划制度都优越得多，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在强调这一点。17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制度中，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价格，不管是隐含的还是明确的，这些价格被认为给消费者、生产者、不同年龄的公民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严厉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理念。在将新自由主义与“所有事物的市场化”相联系时，他的批评几乎都是正确的。18之所以他并非完全正确，是因为在其2012年的著作《金钱不能买什么》（2012）中，他描述的滑稽场景使其很容易在讨伐加里·贝克尔时轻松获胜。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加里·贝克尔这位经济学家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人物。一个更好也更有用的定义应该是，“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几乎所有事物的市场化”。尽管只增加了“几乎”这个限定词，却造成天壤之别，因为这会使这场争论从对新自由主义概念的无情嘲讽转变为严肃的讨论。如果接受后面这种定义，我们立刻就要深入探究“几乎”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哪些决定不应交给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市场，不同的领域有差异吗？“几乎”这个词意味着市场机制有哪些道德局限？正如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在智利，市场的应用是极为广泛的。市场机制和原则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服务的配置，并引导日常生活。芝加哥小子并没有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来描述其经济模式。他们更喜欢使用“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一词，这是指政府只应该干预私人部门无法有效运转的领域，而私人部门的界定非常广泛，包括公民社会和非营利机构等领域。

2018年，桑德尔对新自由主义的后果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使上层人士受益，但是令普通民众感到倍受压制……对于那些落在后面的人，问题不仅在于工资停滞，失去工作，还在于他们丧失了社会尊严。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还让人们感觉受到了羞辱”。19这里强调的“羞辱”呼应了智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示威者对这类事物的要求，即要求获得尊重和尊严，它也呼应了安德森有关“关系平等”的概念。尽管智利取得了极大的物质进步，但是在这一领域表现很差，甚至直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仍是如此（相关内容，请参见第13章）。

本书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在某些方面与其他一些学者提出的定义有所重合，这些学者抵住了将这一术语的含义扩大化的诱惑，因为这会使它变得毫无用处。在2005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这位常被引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有关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增进人类福祉的最佳方法就是在一个以强大的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下，赋予个人创办企业的自由和技能”。20我的定义也符合杰弗里·格茨（Geoffrey Gertz）和霍米·哈拉斯（Homi Kharas）的定义，他们强调“只要有可能”，新自由主义者就会运用“市场竞争的逻辑来配置资源，包括在健康和医疗政策等领域”。21

当然，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市场是提供社会服务的最有效率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社会状况或者穷人的困境。相反，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正是由于关注自由市场和自由放任产生的社会后果，才促使沃尔特·李普曼撰写了《良好社会》，并使路易斯·鲁吉耶组织了1938年的李普曼研讨会。然而，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确实是以目标明确的项目而不是降低不平等，来减少和消除贫困。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收入分配都不是优先事项。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施蒂格勒在其著名的教科书《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中简明扼要地指出，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中，“良好的收入分配”是一个荒唐的政策目标。22

考虑一下我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一种更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中“更纯粹的”一词表述得不够有力，从而更倾向于将新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激进式资本主义形式”。尽管在本书中我尽量不使用这些术语，但是我并不反对使用这些词汇。再说一遍，我强烈反对在思想的汪洋大海中用一张极为宽阔的大网捕鱼，这会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的变体都贴上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却不去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在附录中，我更为细致地讨论了新自由主义的起源，以及从1938年李普曼研讨会至今这一术语的整个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