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们在芝加哥的往事

1955年9月，第一批的3位智利学生被芝加哥大学录取，这时两所大学甚至还没有签署协议。另外3位学生于1956年9—10月间抵达。还有2位学生在1957年冬季学期到校，另外1位则于1957年6月到校。在最初的9位学生中，有5位来自天主教大学，4位来自智利大学。17他们中间只有1位女生，即赫塔·卡斯特罗（Herta Castro）。这9位学生中有2位最终成为内阁成员，即皮诺切特执政时的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和民主制度恢复之后的卡洛斯·马萨德（Carlos Massad），他在帕特里西奥·艾尔文执政时期进入内阁。马萨德还担任过两次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分别是1967—1970年和1996—2003年。18

在芝加哥大学，这些智利学生很快发现自己在大学时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他们很难跟上研究生水平的课程。19刘易斯建议他们在开始的两个学期先学习本科生的课程，特别是在中级经济学理论方面下功夫，即经济学209这门课。20尽管这不是一门博士生课程，但是阅读资料很艰深，包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8章内容、雅各布·维纳1932年的文章《成本曲线与供给曲线》，以及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第2章。21除了经济学209这门课，这些智利学生还要学习弗兰克·奈特讲授的经济思想史，即经济学302。这门课列出了海量的阅读清单，包括几部德文专著和论文。奈特称这门课极为简要地概述了“‘古典学派’之前的经济思想，重点关注古典学派，特别是斯密、李嘉图、西尼尔（Senior）和穆勒的价格与分配理论”。22

考试时遇到的问题令这些智利学生感到震惊。很多考试都是以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方式进行的，即向学生展示一句话，学生必须对这句话进行评论或者评价。令这些问题变得极为困难的是，当时智利的大多数价格是由政府控制的，无法随意调整以反映市场状况的变化。因此，在这些学生抵达该校所在的芝加哥海德公园附近之前，他们并没有亲身体验过实际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在某场考试中遇到下面这个句子时他们会感到多么困惑：“据说一些石油公司将汽油卖给自己的加油站，然后加油站将这些汽油作为某种品牌汽油出售，其价格高于石油公司出售给独立加油站的同类非品牌汽油。这相当于石油公司收取的内部价格要高于外部价格。”在智利，汽油价格是由政府设定的，在每个省份、每个城市、每家加油站都是相同的。23

在研究生阶段，这些智利人学习的课程包括马丁·贝利的宏观经济学、劳埃德·梅茨勒（Lloyd Metzler）的国际贸易、格雷格·刘易斯的劳动经济学、“艾尔”·哈伯格的公共财政和西奥多·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学。早期的学生还学习了加里·贝克尔的货币理论，后者刚刚获得博士学位，还没有离开这里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贝克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至1968年，然后又回到了芝加哥大学。24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最大的学习收获还是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有关价格理论的一系列课程，即经济学301和302。尽管选修了这门课程的学生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都来到坐落于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大楼的那间教室，仔细倾听弗里德曼的授课。弗里德曼对各种难题深入浅出的剖析、他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倾情投入以及他的个人魅力都令人折服。在其回忆录中，出生于法国并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与家人移民至智利的芝加哥小子多米尼克·阿谢特（Dominique Hachette）回忆说，弗里德曼有力地反驳了凯恩斯主义以及任何与计划和干预有关的理论，让他们为之着迷。25埃内斯托·方丹回忆说，令他们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弗里德曼执着于货币规则的优越性。26阿谢特还曾提到，学生们很快就意识到，“哈伯格并不是弗里德曼那样的货币主义者。在我了解的教授中，他在思想方面是最为中庸的。由于他为各国政府做过很多的咨询工作，他看待经济学的方法更贴近我们这些人和智利经济”。27

前几年的学生与芝加哥大学的某些杰出人物失之交臂，比如1958年加入经济学系的乔治·施蒂格勒和1959年来到这里的哈里·约翰逊。但是第一批智利学生与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有过交流，他于1956—1957年在这里从事博士后研究。1965年，蒙代尔回到芝加哥大学，加入了教师团队。正如之前提到的，他们还遇到了加里·贝克尔，他当时是一名助理教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贝克尔讲授的是货币银行学，而不是他赖以成名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贝克尔的理论令左派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深深爱上了这种思维方式。28

就像德·卡斯特罗、方丹和阿谢特在回忆中承认的那样，在他们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期间，智利学生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不曾有过交流，他当时是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名教授。方丹回忆说，他们经常在社会科学大楼的电梯间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他看上去有些憔悴，有一双蓝色的小眼睛，胡须打理得很整洁，头发有些稀疏。他手上总是拿着几本书，有时与另外一个人相伴而行，两人用德语交谈。经济学系在四楼，但他并不在这一层下电梯，因此，学生们认为他是一名社会学家或者是一名政治学家。直到最后，他们才意识到他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后来，方丹很遗憾当时没有与哈耶克交流，令他同样遗憾的是，他也未能结识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后者当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那场军事政变之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对智利和智利的这场实验非常感兴趣。他数次访问这个国家，会晤了皮诺切特和其他政府官员，还担任了亲市场智库公共研究中心的名誉主席。291982年，哈耶克写信给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首相，建议英国效仿智利的做法，实施深入的市场取向改革。首相礼貌地给予回复，但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英国和智利之间的区别：“我相信您也同意，在英国，由于我们的民主制度并且需要达成高度一致的意见，智利采取的某些措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30

在这个项目的早期阶段，大多数智利学生都在芝加哥大学待了两年，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只有少数人再次回到这里，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比如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埃内斯托·方丹、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Ricardo Ffrench-Davis）和罗尔夫·吕德斯。很多芝加哥小子的批评者坚持认为，只在这里待两年，难以得到充分的训练，而且大多数训练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家阿尼瓦尔·平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芝加哥小子最猛烈的抨击者，他撰文说，这些毕业生秉持“晦涩难懂”和“教条主义”的理念，结论都“来自专家们臆想的前提条件或事实”。31哈伯格极不赞同认为获得硕士学位是不够的观点，他争辩说，与其他美国顶尖的大学不同，对于未来将在政府部门或者私人部门工作的职业经济学家来讲，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是物有所值的。这不是为没有通过第一学年核心考试的人准备的安慰奖。每名学生都是如此，不管他们是来自美国、拉美还是世界其他地区。哈伯格说：“（在芝加哥大学，）我们有点看不上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因为它们实际上会确保每名新生都能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我们认为这极为荒唐！另一方面，我认为在进入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二有能力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又有三分之二确实做到了这一点。”32

“艾尔”·哈伯格和格雷格·刘易斯定期为国际合作总署撰写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们要评价这些智利学生取得的进步。从1956年至1964年，他们一共撰写了14份报告。1957年，刘易斯写道，卡洛斯·马萨德“今天获得的优异成绩可以媲美我们系最优秀的学生。毫无疑问，马萨德是一名能力非凡的学生”。33马萨德未来将在智利经济政策实施方面发挥极具影响力的作用。作为一名基督教民主党党员，他反对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1990年，在民主制度恢复之后，他被帕特里西奥·艾尔文总统任命为内阁成员。在某些方面，他是为皮诺切特工作的芝加哥小子与在关键位置上替代芝加哥小子的那些经济学家之间的桥梁。“艾尔”·哈伯格对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也评价颇高。后者是一名智利天主教大学毕业生，在基督教民主党的极左派（left most）中非常活跃，他在芝加哥大学待得并不开心。五年之后，弗伦奇-戴维斯在纪录片《芝加哥小子》中曾经说过，他从很早的时候就认为这里的训练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2021年，他成为总统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任命的一个高级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协助后者起草发展计划，以取代芝加哥小子的新自由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