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争

突然之间，智利出现了两个泾渭分明的经济学阵营，一场思想之争初次登场，它们对影响力的争夺将逐渐扩展到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一个阵营以智利大学秉持结构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为代表，并且大多数人属于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另一个阵营则以天主教大学及其新近到来的芝加哥小子为代表。

新近到来的芝加哥小子在天主教大学教授的所有内容，都挑战了在智利大学占主导地位的“计划方法”的模式和信念。年轻的教授们遵循西奥多·“泰德”·舒尔茨的指导，认为包括智利在内的全世界农民的行为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学生们阅读《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Penny Capitalism），这部由索尔·塔克斯（Sol Tax）撰写的著作表明危地马拉的农民是极为理性的，就像在更发达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会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7至于智利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他们争辩说，就像哈伯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的那篇极有影响力的论文证明的那样，如果得到正确度量的话，贸易弹性是相当高的。8因此，货币贬值，或者更一般的汇率浮动，是解决贸易失衡问题非常有效的工具。9与该地区将通货膨胀归因于供给僵化、缺乏竞争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的传统认识不同，天主教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教导学生，通货膨胀是货币过剩的结果，而这通常又是因为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他们指出，弗里德曼和哈伯格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的货币需求都是稳定的。10与阿尼瓦尔·平托和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思想不同，芝加哥小子认为保护主义会导致效率极为低下，而以大幅削减进口关税为特征的贸易自由化则会极大地造福较为贫困的国家。他们还指出，有大量证据证明，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在内的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会导致经济扭曲，通常会对社会状况、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在这方面，格雷格·刘易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对这个议题特别感兴趣，正是他领导了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的芝加哥小子革命；他花了很长时间撰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讨论智利不同产业之间的工资率差异。在当时的智利，芝加哥小子鼓吹的大部分理念都被认为是“晦涩难懂的”。11他们极力推广这些思想，却没有充分考虑当时被广泛接受的观念，这令那些批评者认为这些人都生活在象牙塔中。

两类经济学家的派别之争还受到了个性差异的影响。简而言之，一些参与政策争论的人相互厌弃。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埃内斯托·方丹与阿尼瓦尔·平托之间尤其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50年代智利名为“克莱因-萨克斯任务”（Klein-Saks Mission）的稳定化计划中的一个项目，我在平托位于圣地亚哥的家中采访了他。我们最后谈到了智利和拉美经济学的历史。他个人对芝加哥小子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他不喜欢塞尔希奥·德·卡斯特罗，并且发自内心地厌恶西蒙·罗滕伯格。在《经济全貌》（Panorama económico）杂志上，平托曾经与后者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另一方也同样如此。埃内斯托·方丹个性鲜明，富有魅力，笑声很有感染力。他经常说，包括阿尼瓦尔·平托和奥斯瓦尔多·桑克尔（Osvaldo Sunkel）在内的结构主义者“愚昧无知”，带有“民粹主义”风格，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谁造出了“芝加哥小子”这个词。最初使用这个词有些嘲讽意味。“小子”这个词有两层含义：首先，这些人都非常年轻，对现实中的经济学了解甚少；其次，他们都被灌输了国外的意识形态。人们总是用英文中的小子（boys）来称呼他们，而不是用西班牙语的“少年”（niños）一词。更糟糕的是，他们来自芝加哥，那里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极端资本主义”卫士的地盘。12

1958年4月，芝加哥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之间的协议续签了三年到1961年。现在，天主教大学承诺为研究助手们提供资助，挑选高年级的本科生和有潜力的候选者前往芝加哥。续签后的协议重申，智利天主教大学将提供至少4个名额的全职经济学奖学金，并雇用在这个项目下培养的学生。13新智利协议暗示，等到1961年协议到期后，智利天主教大学将利用各种基金会的资金，继续致力于这场思想之争，并将学生派往芝加哥大学。甚至在第一批芝加哥小子回到智利之前，阿尔比恩·帕特森就确保天主教大学能获得足够的资金，以为几个研究项目提供资助。这些年来，阿特拉斯（Atlas）、布莱德利（Bradley）、福特（Ford）、古根汉姆（Guggenheim）、洛克菲勒等基金会和美国外事局（US Foreign Office Administration）提供了资金。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和世界银行资助了农业和国际贸易领域的项目。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