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彬论文选粹
《文心雕龙·序志》辨疑
《序志》篇是《文心雕龙》全书的总序，按“古人之序皆在后”之例，作为第五十篇，置诸书末，对全书起着统帅作用。它开宗明义解释了书的名称，阐明了著作的动机和目的，论述了全书的组织结构和写作态度，揭示了全书的本体性质和理论体系。研读《序志》篇，不仅能够概览《文心雕龙》的总体状貌，且可以掌握《文心雕龙》研究的钥匙，进入其“体大而虑周”之门庭，是辨析其有关歧疑的重要资料和依据。
一
《文心雕龙》研究中，与《序志》篇相关的歧疑，主要是《文心雕龙》一书的本体性质，亦即《文心雕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对此，说法不一。综括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专著”。这是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一种通说，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当代龙学家刘永济、牟世金、周振甫、赵仲邑等多持此说。另一种认为“《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此说早在数十年前即由著名历史学家、龙学家范文澜先生提出，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又由王运熙、贺绥世等学者予以阐发，称之为“文章作法精义”“文章学”或“文章写作指导”，指出《文心雕龙》“不是文学概论一类的书籍”。
《文心雕龙》是不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专著？笔者以为，辨析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客观地依据原著来认识《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并且把它与其某些局部内容的价值和意义加以区别。王运熙先生曾说：“《文心雕龙》原来的核心何在，重点何在，与我们今天认为此书的价值何在，精华何在，二者不是一回事，应当区别开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什么是“本体性质”？曾有学者提出疑义。所谓“本体”，原是西方哲学家如康德等人所用的概念，意为“世界的本原或本性”，是“自在之物”。我们用以指事物原有的内在诸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所谓“性质”，则是指事物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它对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起着主宰作用。就《文心雕龙》而言，它的本体性质主要包括不可或缺的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其论述的对象范围，二是其作者的主观意图，三是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反映着《文心雕龙》全书特有的主旨，是其任何局部内容都不可以取代，也是任何外部条件所不能改变的。它是原生的、本来的、固有的、内在的，是特定历史时代所注定的。至若所谓“其某些局部内容的价值和意义”，则是指《文心雕龙》的有关部分在特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它是可以因时、因事、因人而异，见仁见智，各取所需，每有所变的。我国古代本没有专门的美学理论，而今之学者却以《文心雕龙》中的有关论述为据，称之为美学理论专著，即为明显之一例。
从《序志》篇来看，它所论述的不是《文心雕龙》某些局部内容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对其本体性质全部内涵的总概括。
首先，《序志》篇起笔即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这段话，被龙学家们一致认为是贯穿全书的宗旨。它不仅解释了《文心雕龙》一书的名称，而且明确界划了全书论述的对象范围：既讲“文章”，又讲“文心”；既有“文”的内容，又有“文”的形式。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这里所谓的“文心”之文、“为文”之文、“文章”之文，均不是特指今之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批评的狭义之文，而是泛指既包括文学作品又包括非文学作品在内的广义之文。《序志》篇中，共用二十三个“文”字，《文心雕龙》全书中约有数百个“文”字，均没有特指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批评。即使刘勰在“论文叙笔”中所论的“有韵之文”，也并不都是文学作品。有一位今之学者，指责刘勰“对‘文’的范围认识不够明确”，将“巩固封建政权的各类应用文”“滥竽在文学领域，毫不惭怍”。这实在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苛求。不过，照这位学者的逻辑推论，恰好说明刘勰所论并不只是文学理论批评。
其次，《序志》篇阐明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一书的动机和目的：一是他要凭借“智术”和“制作”来“树德建言”“拔萃出类”“腾声飞实”，扬名后世；二是他向往“敷赞圣旨”“注经”“论文”，以发挥“‘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的“文章之用”，力图实现其“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抱负；三是他面对当时“去圣久远，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文风，极欲“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改变文坛状貌；四是他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弥补前人论文“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之不足，以述“先哲之诰”，而有益“后生之虑”，从根本上全面、系统地解决文章写作中的问题。在这里，刘勰从其身世、信仰和人生价值观念出发，既言其写作《文心雕龙》一书的深刻的思想根源，又言其“乃始论文”的历史和现实动因，以及其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显然这都不是单从文学理论批评这一个方面着眼的。《文心雕龙》全书中，确实论述到了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但却并不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一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
第三，《序志》篇明确地揭示了《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表现了刘勰治学、为文力求“弥纶群言”“深极骨髓”“不屑古今”“唯务折衷”的科学态度。这一理论体系把《文心雕龙》全书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大组成部分。它们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是个“一动万随”的有机整体。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内容，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并不占有独立的、特定的、重要的地位。尽管今之某些学者特别强调刘勰把文学作品放在了“论文叙笔”之首；“剖情析采”中喜用文学作品为例；或论及了什么重要的文学问题，但它毕竟都只是《文心雕龙》完整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局部，从属于“言为文之用心”这一宗旨，是无由超越整体、凌驾于整体之上的。
综上所述，可分明看出，把《文心雕龙》视为一部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与《序志》篇所论之主旨，是难以吻合的。它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事实上是把《文心雕龙》的论述范围、写作目的、理论体系以及其本体性质扭曲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已有些学者改变或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如王运熙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探索》中说“人们一提到《文心雕龙》，总认为它是我国古代最有系统的一部文学理论书籍，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文学概论那样。我过去也是这样看的”；“但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来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来看，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书籍。”台湾学者王更生在其《文心雕龙读本》中则说：“不幸的是，若干学者太拘牵于西洋所用之名词，说它（《文心雕龙》）是中国最具系统的一部‘文学评论’专著，而刘勰就自然成了‘中国古典文论专家’。往年，我也不求甚解，跟着别人呐喊，可是近来因为朝于斯，夕于斯，反复揣摩，仔细商量，用力愈久，愈觉得《文心雕龙》乃‘子书中的文评，文评中的子书’，《文心雕龙》亦绝非‘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所能范围。”还有的学者对自己的观点也有所修正、补充，虽坚持认为《文心雕龙》“主要是文学理论”，却又说：“《文心雕龙》同时也可以说是一部文章学著作。”这种现象表明，近些年来有关《文心雕龙》本体性质的研究，似乎有了一些新的趋势，是很值得关注的。
二
《文心雕龙》是不是“作文的法则”“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呢？从《序志》篇来看，刘勰所论之“为文之用心”，就是今之学者所谓的“作文时的用心”，“写文章时的用心”，或“写作如何运用心思”。两者总体上是完全和谐一致的，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不过，从当今写作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面考虑，宜将“作文的法则”“写作指导”“文章作法”合三而为一，统称之为“写作理论”。这不仅是“名理相因”，有较强的概括性，符合《文心雕龙》的实际内容和学术层次的高度，而且也更便于古为今用，密切地与当代写作教学以及写作研究相衔接。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章大国，有着数千年的各种文体的写作实践，怎么可能设想没有在这种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写作理论呢？研究文体，可称为“文体理论”；研究美学，可称为“美学理论”；研究文学，可谓之“文学理论”；还有什么“电影理论”“戏剧理论”“新闻理论”“诗歌理论”“散文理论”“小说理论”等等，而综合地、全面地研究写作实践活动及其论著，为什么不可谓之“写作理论”呢？事实上，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在为之正名了。詹锳先生说：“通过几十年的摸索，我感到《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序志》篇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卢永璘先生则说：“《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应确定为美文的写作理论。”还有学者明确地说《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章写作理论巨著”。笔者同意这些观点，认为应当更坚定、更鲜明地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典型的写作理论专著。”这个判断和结论内涵，没有古今之分，也没有广义、狭义之别，一切类型的文章写作的体制、规格和源流，一切文章写作的规律、原则和方法，一切文章写作的风格、鉴赏和批评，都包容于“写作理论”之中，不再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之瑕了。
进一步说，刘勰在《序志》篇中，全面概括了《文心雕龙》全书的基本内容。它以“言为文之用心”为旨归，分为三大部分：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这实际上是他所提出的指导写作走向正规的总原则。具体是指《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旨在说明圣贤的著作是经典，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所以要写好文章必须宗经，为文能取法于圣人之经典，就会取得“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的思想和艺术效果。《正纬》《辨骚》两篇，意在说明纬书和《楚辞》的某些内容，虽然与经悖谬，但它们“事丰奇伟”“惊采绝艳”“有益文章”，写作时也应当吸取、借鉴。概括起来说，刘勰指导写作的总原则可以约之为“倚《雅》《颂》”“驭楚篇”，即倚靠经典著作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来提高写作的思想艺术水平。
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这是讲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的写作，自《明诗》至《书记》共二十篇，分别论述了三十多种体裁的文章，既有文学作品，又有非文学作品。它虽然叙述了各种文体的源流，解释了其名称性质，评述了有代表性的例文，但归根结底是要“敷理以举统”，即提出各种文体的写作规范和基本要求。因之，这一部分的内容，不单是论各种文体的名称、历史和例文的工拙，而且是讲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和方法。王运熙先生称其为“各体文章写作指导”，是很有道理的。
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
这一部分从《神思》至《序志》共二十五篇，前十九篇是综合“论文叙笔”中各种文体的基本写作要领，通论文章的写作过程、写作原理和写作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写作构思和谋篇布局问题；二是论写文章的体制、风格问题；三是论练字、修辞、造句和各种具体的手法技巧。所以有些学者把它看作文术论、写作论或写作方法统论。接下来从《时序》至《程器》五篇，则是基于刘勰在为文、治学中所产生的感慨，对前三部分的一些补充，论述了从事写作必须考虑到的一些主客观因素，即写作与时代、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作者的品德与才识的修养，文章鉴赏的态度和方法。有学者视之为“杂论”或“杂感”，而不把它当作独立的所谓“批评论”，似乎更符合刘勰的原意。《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序志》，则是刘勰对自己写作宗旨以及内容体系的概括说明，起着统领全书的作用。
上述《文心雕龙》的各个部分，各个篇章，都围绕着“为文之用心”这个宗旨，既提出了写作的指导思想，又论述了各体文章写作的规格要求、原则和方法；既总结了历代文家写作的实践经验，又征引例文以为证；既阐述了写作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又强调了写作的主观因素，它与今之写作理论体系是基因相同、血脉相承的。把这样一部著作称为写作理论专著，不是名副其实的吗？
当然，强调《文心雕龙》的本体性质，并不意味着轻视它的某些局部内容的价值和意义。任何一种与之相关的学科，包括文学理论批评，都可以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吸取、借鉴《文心雕龙》中的有关内容，甚或冠以什么什么著作之名称，但切不可混淆其本体性质与其局部内容的价值和意义。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史书，其中的某些篇章，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且反映着司马迁精辟的文学见解，已有学者把它作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重要的一家”，收入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中。但《史记》的本体性质仍是史学著作，而不是文学或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这在学术界并没有疑义。与此同理，为什么却无视《文心雕龙》作为写作理论的本体性质，执意说它“主要是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呢？
三
《文心雕龙》研究中，与《序志》篇相关的另一重要歧疑，是该书的理论体系问题，它具体表现为篇章次序的排列是否错乱有误。多年前，即有一些学者对此有所质疑，先后指出它“编次错乱”（周振甫语）；“上下颠倒，不合伦次”（郭晋稀语）；“乃浅人改编”（刘永济语）；“传写者谬其次第”（杨明照语）等。但都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实据。如这种现象出自哪些版本，有哪些“浅人”和“传写者”，是从什么时候“改编”“错乱”“谬其次第”的等等，都没有史料佐证。后有学者对此做了具体分析，指出：“如果无据可凭，又安能证明己说必是，今本必非？”近些年来，又有学者继续质疑《文心雕龙》的篇目次序问题，认为它“是有所倒乱的”，且主要以《序志》篇为据来论证。兹择引其三例。
其一曰：从《序志》所说“崇替于《时序》”四句来看，很明显，《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必然自成一个单元，自成一个系统，中间是决不会插进另外的文篇的。今却在《时序》与《才略》之间插进了一篇《物色》，以致不伦不类，这岂不是明显的倒乱？
这是说，《文心雕龙》所列篇目的《时序》（第四十五）与《才略》（第四十七）之间，不该有《物色》（第四十六），因为《序志》篇中没有把它安排在这个位置上。
其二曰：“摛《神》《性》”，这一句中没有什么问题。“图《风》《势》”，这一句中就有问题了。《风骨》与《定势》的次序是不相连接的，中间隔了一篇《通变》。
这是说，《文心雕龙》所列篇目的《神思》（第二十六），《体性》（第二十七）依次相连；而《风骨》（第二十八）与《定势》（第三十）之间，则不该有《通变》（第二十九），按《序志》篇所论，它也是被“插进”来的。
其三曰：“苞《会》《通》”，这一句中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附会》原来不在极远的后面，而是在此处；二是《通变》果然不是夹在《风骨》《定势》之间的。
这是说，《文心雕龙》所列篇目的《附会》（第四十三）原在《通变》（第二十九）前面，两者很近；《通变》（第二十九）的位置也是被“倒乱”了的。
以上三例说明，这位学者显然是以为《序志》篇所提到的篇目，其次序都是刘勰确定了的；它们紧挨着，其间不能多也不能少；而《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之编排次序，却与此不同，因而认为它“被搅乱”了，应当调整、改变。其实，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一则，《序志》篇中的“至于剖情析采”一段，确实提到了许多篇目，但它不是为了具体地编排其次序，而是为了概要地介绍“剖情析采”部分的内容框架。而且由于骈文写作的特殊需要，刘勰要做相应的艺术处理。他采取以点代面、以少总多的手法，只言其大概轮廓，因而与《文心雕龙》前面所列五十篇之篇目次序相比较，就有了或省略、或颠倒、或交叉的差异。这种情况在《文心雕龙》全书中不只一处。如《通变》篇中的“诗赋书记”，代指的就是“从《明诗》到《书记》所论的各种文体”，而《定势》篇所提到的“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史论序注”“铭箴碑诔”和“连珠七辞”等“论文叙笔”中的篇目，其次序与全书目录所列也大不一致。《封禅》《诏策》《谐
》《哀吊》等篇省略掉了；《檄移》与《书记》交叉；“章表奏议”在全书目录上分别列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此处却提到分别列第六至第八的“赋颂歌诗”前边了。显然，以《序志》《通变》《定势》等篇所论为据，来证明《文心雕龙》篇目次序的错乱，是难免要顾此失彼了。若以此来重排《文心雕龙》全书的篇目次序，那将会混乱到何等程度？
二则，今之学者意欲证明《文心雕龙》的篇目次序是错乱的，但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情况需要研究：《文心雕龙》全书的目录，从《原道》（第一）到《序志》（第五十）都是依次排列的。我们能见到的从古到今的多种版本，除极少数外，均一一标明了篇次序号，并且是完全一致的。这岂不正是《文心雕龙》篇次并未错乱的一个力证吗？更何况目录所列与篇章内文的编排也是一一对应的呢！这一点，清末民初之前的学者没有发现异常，提出疑义。但今之学者却执着地说：“今书的篇次，是错乱之后，后人加上篇第的。”“如果刘勰著书，篇目本来标明篇第，就不可能错乱了。”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学者是怎么得知刘勰著书本来没有“标明篇第”的呢？他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或哪一种史料呢？始终未能见其提出实证。
查中外龙学研究中，现存的最早版本乃是唐写本残卷。它虽只有从《征圣》（第二）到《杂文》（第十四）等十三篇，以及《原道》的篇尾与《谐
》的篇首，却也是一一标明了篇次序号的，并且与此后的多种版本所标之序号完全一致。从现代龙学大家范文澜、刘永济、王利器、杨明照等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来看，他们所占有和依据的《文心雕龙》版本的广泛性和权威性，他们治学态度和方法的严谨、精慎，都是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从现在能见到的唐写本，到清末的诸多版本，他们分别地一一审辨，逐字逐句、一笔一画地校正。他们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谁发现《文心雕龙》“编次错乱”的真凭实据了呢？如果有，早就该公之于世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学者力图证明《文心雕龙》篇目次序错乱的理据，显得太软弱无力了。有的学者引范老的有关意见为据，来证明“剖情析采”部分的“篇次明显地倒乱”。实则，范老只是就《丽辞》《比兴》《夸饰》《事类》和《练字》等篇的内在逻辑关系，说了一些自己的理解，而未详言其原因。在论及《物色》的篇次时，也只是说：“疑有误也。”如果我们把前人之“疑”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也作为判断《文心雕龙》篇次是否错乱的实证，那发展下去，我们的龙学研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文心雕龙》的篇次目录本是不错乱的，却也不得不错乱不堪了。
三则，今之龙学家中确实有人按照自己的理解，调整、改变了《文心雕龙》的篇目次序。仅只是“剖情析采”部分，即有范文澜改动了八篇，杨明照改动了二篇，刘永济改动了七篇，郭晋稀改动了十八篇，而李蓁非先生则改动二十篇，且各据一理，各持一解。其中《物色》一篇，范列第四十四，杨列第四十五，刘列第四十，郭、李列第四十二，谁也没有找准它的其他位置。本来都是想理顺《文心雕龙》的篇目顺序，贯通其理论体系，结果却事与愿违、得不偿失。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没有可靠的史料根据，而凭自己对某些片断说法的理解，以为应该如何如何，不仅很难做出定论，而且会节外生枝，相互纠缠、制约、否定，以致使原来并不混乱的问题越来越混乱了。笔者认为，《文心雕龙》全书的目录次序，乃是我们当今认识其理论体系的重要根据，无由被作为全书篇次错乱的对象而加以调整、改变。
早在二十多年前，牟世金先生曾说：“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充分的证据说明今本《文心雕龙》是错乱的、不是刘勰自定篇次的原貌，那就勿劳今人费神，按我们的理解去断定何者为创作论、何者为批评论，而应根据刘勰自己的意见来区分。”这实际上也是说篇目次序问题。笔者感到，重提这段旧话非常必要。那种靠着想象、推测、假设、怀疑来立论的情况，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应当珍视《文心雕龙》这一光辉的文化遗产，维护它的原姿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