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问题和村庄

谈到中国村庄的功能和农民生活的基本范围，有三位学者的研究是不能不提及的，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和黄宗智先生对“村庄共同体”的研究，5以及施坚雅（G. W. Skinner）先生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研究。6费和黄视村庄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功能单位，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层面都属功能完整的单位；施坚雅则断定，中国农民生活最基本的功能单位不是村庄而是包括数个村庄在内的市场共同体。两种研究的共同之处是，都涉及了中国农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范围和组织。施氏的研究走出了村庄，关注到基层市场对农民生活的重要性，涉及了村庄经济和社会生活开放的一面，令人耳目一新，但其否定村庄对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意义却有待商榷；费和黄的研究则重视外来力量与村庄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研究中国村庄的基本的出发点。但是，以上两种研究各自概括的都只是中国农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生活的一部分事实，而目前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涌现出的相当数量的超级村庄，则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村庄边界”的概念和村庄边界多元化的分析框架，对超级村庄中出现的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同时存在，二者既相互冲突、又共生共荣的现象进行讨论，进而探讨中国基层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文是在如下两个意义上使用“村庄边界”这个概念的：一是村庄与外界之间的疆域性界线，如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域共同体的范围，以土地所属为依据的村界，以及行政关系制约下的村组织行政的界限等；二是村庄主要事物和活动的非疆域性边缘，如村庄的经济组织、市场经济网络、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生活圈子所涉及的范围等。边界的多元化，则指村庄由多种独立的、不完全互相依存的边界构成，它们反映出村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范围分化的程度。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不同定义的边界内，“村庄”代表着不同的事物，7根据不同的目的执行着不同的任务，并且受到不同社会规范的制约。在进行分析时，本文将说明市场环境、村社区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并提供事实的例子。

本文研究的是那些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率先发展的“超级村庄”，它们大都是近十余年在原来贫困的、传统的，甚至闭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经具有与传统村庄完全不同的特征8。根据一项关于“中国亿元村”的研究，9这类村庄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本文涉及的八个村庄10也主要分布在这两个地区。选择这两个地区，除去“超级村庄”多集中于此而外，还考虑到它们恰恰代表着中国农村发展的两种不同模式——东部长江三角洲的村庄始终“坚持集体经济”，保留着集体组织的完整性；而南部珠江三角洲的村庄，则大都经历了集体经济彻底分散化、村组织解体而后又重新组织起来的过程。并且，这些村庄的自然结构也大致代表了东部村庄多以杂姓聚居，而南部村庄则多以单姓为主聚居的社会状况。此外，中国目前的村庄一般具有双层结构，即由数个较小的自然村或单个的大自然村组成行政村。本文涉及的“超级村庄”发生在行政村这个层级上。

这些村庄的资料是笔者在1993和1995年经过实地调查取得的。调查主要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收集档案资料（村史、经济统计报表、工作总结、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村规民约、制度章程等）、实地观察和访问完成。访谈的对象有村组织和村企业负责人、会计、文秘、村民和外来人等。作为观察者深入其中的个案研究，本文所提供的资料对定性的理论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并不能够成为推论超级村庄总体的依据。在言及超级村庄总体时，还应注意到中国区域和发展模式之间的巨大差异，特别是注意到中部和西部，虽然乡镇企业并不发达，但是也造就了数量不多却实力强大的超级村庄的事实；注意到一些经济发达地方的村庄，虽然企业私营化和分散经营的程度很高，但是村庄作为整体仍然有可能聚集“村财”，发展村政事业，成为超级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