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北京出版社印行《书话》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言，即这本书中《书话》部分的序，将我写这方面短文的前因后果，冷暖甘苦，从解放前直到解放后，一一作了说明。这回《晦庵书话》付印，以前的连同旧序在内，一并收入。关于书话本身，本来可以不必再说什么。但因书名和作者署名都已改变，为了感谢几位先辈和朋友的关怀，新的掌故又确有一记的价值，少不得再来饶舌几句，作为这一次改版的序文。
我用“晦庵”——这个曾经宋儒朱熹朱老夫子用过的名字，始于1944年。我还记得，柯灵同志主编《万象》到第四年第六期，也即1944年12月，上海的形势发生变化，刊物预告下一期将要革新的“新年号”，终于没有出版。半年之后，好像蜜蜂飞钻蜘网似的，又出了1945年的6月号——第四年第七期。我在这一期里发表了两篇杂文，十二段书话。杂文是为原来的“新年号”执笔的，写得较早，用的是“韦长”、“怀三”两个笔名；书话则系新作，署上了《帝城十日》用过的“晦庵”两个字。
这个署名留下一点时代的痕迹。那时柯灵同志虽然尚未被日本宪兵逮捕，我也还没有完全躲避起来，却已化名王晦庵，蛰居在沪西徐家汇一角，连和熟人的来往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晦庵”的署名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所以，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我的笔名，而是王晦庵先生的略称。至于以后凡写书话，便署“晦庵”，只是一直沿用下来，习惯成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含义了。不过很多人却以为这是阿英同志的化名，特别是当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书话》的时候。
我在这里不能不想起王伯祥先生。他是一位对文献掌故极有兴趣的前辈，生平收过许多笔记和史料。每次见面，总要谈到《书话》，还介绍一些刊物向我约稿；不知他从哪里听来晦庵是阿英的传闻，便力为辩说，指出弢同韬，别号晦庵，意义正可相通，不应另攀他人。我还必须提及侯金镜同志。196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同侯金镜同志和几个人在北京饭店门前树荫下散步，当着我的面，金镜同志向李希凡同志打听晦庵是谁，说自己原以为是阿英的文章，直到《“怎样研究”丛书》谈到阿英，才觉得作者另有其人。希凡同志哈哈大笑着答：“你猜吧，近在眼前哩。”他睁大极度近视的眼睛，恍然大悟地望定我说：“是你呵！我每次都将《书话》剪贴在本子上，赶快写下去吧。”我也还得谈到赵家璧同志。据《阿英文集》编者吴泰昌同志告诉我，家璧看到目录后提了个意见，说是别的都很齐全，可惜把《书话》给漏掉了。以上是我此刻能够列举的例子。站在《书话》作者的立场，我对这三位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且想补说一句：有人以为《书话》是阿英同志的作品，不仅由于阿英写过同类性质的文章，还因为他用过笔名魏如晦，抗战初期在上海办过风雨书屋，取“风雨如晦”的意思，看来人们又把“如晦”和“晦庵”联想在一起，认作一个人、一回事了。
至于这次改书名为《晦庵书话》，作者也直署本名，并非王麻子、张小泉似的，要挂出招牌，表示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倒是根据几位朋友的意见，将全书内容变动一下，稍加扩大，收入其他几个部分，因而有必要另取书名，以便和已经出版的《书话》区别开来。
变动的内容大致是这样：
《书话》初版40篇，其中第二篇为《科学小说》，谈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两部作品。到再版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都无法重印，《书话》也遭池鱼之殃，我应出版社之请，另用《闲话<呐喊>》替下《科学小说》，仍凑足40篇之数。现在气氛早已改变，决定两篇同时收入。在《书话》部分的最后，又附录了难明（周遐寿）、丁守和、方行（鹤亭）和我关于编印李大钊遗著的通信和文章，全部书影也重新调整、补充和铸版，使这一部分比原来的《书话》丰富一些。
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全国解放前为书报杂志包括《万象》在内而写的书话。那时的情形是：随手买到一本，随笔写上几句，兴之所至，根本谈不到什么预计和规划。因此有的作家一谈再谈，有的作家没有提及——这一点并不代表我的主观的好恶，正如将诗集和译本另立专栏——《诗海一勺》和《译书过眼录》，而把其余的称之为《读余书杂》，这三个部分并不代表我所涉猎的全部的书籍一样。这些只是我看过和谈及的极小的部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大都也加上了书影。《书城八记》写于1965年，那时我第一次心肌梗塞稍稍恢复，第二次心肌梗塞尚未发生，带病执笔，聊以自遣，曾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上陆续刊载，谈的是买书、藏书、借书、校书、刻书的掌故。此后两三年中，我的线装书籍遭受损失，荡焉无存，转借又极不易，虽然八篇短文留了下来，应当插入的书影，却只好付诸阙如了。
现在，书话和书话一类的文字多了起来，这是好现象。至于写法，乐水乐山，见仁见智，本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我又觉得，争鸣和齐放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在整个过程中，关键在于使某一形式的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淡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
我想从写作《书话》的经历中谈一谈个人的感想。记得《书话》在《文汇报》副刊《文化街》发表的时候，有一次在开明书店遇见叶圣陶先生，他说：“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从现在收录的《<子夜>翻印版》《饶了她》《玉君》《再记<玉君>》《<月夜>志异》等篇看来，我的确谈了不少版本的异同和优劣。但是，这并非出于我个人对版本的兴趣，而是透露了一个事实：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后来，当我谈到朱自清、刘半农、梁遇春的散文的时候，赵景深先生竭力支持我，曾经为我找寻材料，提供书籍，他说：“其实《书话》本身，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他指的是我较早写的片段，三言两语，一百几十个字。有的人认为写得太短，而他，还有周遐寿先生，都曾写信给我，对那些短文表示好感。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我个人认为：文章长短，不拘一格，应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因此，正如我在《书话》旧序里说的，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而当一位我所尊重的老朋友，对我说我在《科学小说》里谈到儒勒·凡尔纳的故事漏掉了许多材料的时候，我的吃惊，我的发呆，我的失声而叫，也就可想而知了。
唐弢
1979年10月5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