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会了写日记，坚持日记变成我每天的行为习惯。
不管我学习有多么繁重，不短时间有紧张，但凡我受委屈了，更或者是挨批评了，我都会详细地记下事情的始末。在日记里，我尽情地倾述着我的不满与委屈；在日记里，我尽情地描写我的心里的不甘与心酸；在日记里，我大胆地表述我的心声与渴望；在日记里，我可以记录下父亲和姐姐对我的每一次毒打，大胆披露他们的无情，勇敢地控诉着他们的罪孽，表露出自己深深的委屈。
日记给了我最大的慰藉，也练就了我扎实的写作功底。
时隔多年，我依然保存着这本日记，可陈旧的日记本里散发出来的股股霉味，甚至还有老鼠的屎尿味儿，让我深感惊讶，更让我难以明晰自己此时的心境。我惊讶我自己的文采，也深深意识到自己心胸的狭隘和局促；我惊讶我自己内心深处藏着的渴望与希冀；我惊讶我是那么深切地爱着我家门前的那棵梨树。
那是一个初春的早晨，我按照惯例一大早就来到我家梨树下读书，突地发现枯干的树枝上布满了嫩绿的新芽。这棵老梨树发出的新芽是多么娇好啊！以至于我的记忆被无数次的更迭与重置，刷新与修复，竟然与我的日记本里的言语进行了无缝连接，它超越了尘封的记忆而自我更新了。那新芽的嫩绿替代了以往的恩怨，无比的崭新，我再次获得了新生而无比欣喜。
之后，我的渴望往往事与愿违。我在家里的人设几乎崩溃得很彻底，仅仅只因为一件无妄之灾的悄然临近，这事直接导致了我和家人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直至永远无法消除，使我不仅在家中甚至是在村里都臭名昭著，恶名远播，声名狼藉。
在葫芦坝里，村里人为争自留地的边边角角而破口大骂，甚至抡锄头打架是常有的事。漆家的稻田与我家的比邻，就只隔着一条狭促的田埂，漆姓两兄弟在村里是最强壮的，那时候漆家兄长已婚，最大的孩子年纪和我弟弟一般大，我已经记不清那次争吵的具体原因，只记得那天下午，我坐在屋前梨树下，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站在那里，和漆家七口人争执不休。我家势单力薄，单说声音就不比不过人家响亮，更别说是我那年幼的弟弟，说话都不怎么连成句，只会哇啦哇啦乱叫。村里的人几乎都站出来看热闹，偶尔还时不时的点评几句，偶尔也会有人会站出来规劝几句，都被他们双方凶猛的气势狠狠地挡了回去。吵到激烈的时候，他们居然动起了拳头，特别是我那父亲总经不起激将，气急败坏地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年老的父亲哪里是年轻力壮的漆国兵的对手，几个回合的拉扯之下，漆国兵瞅准时机一把封住父亲衣领，顺势一推就将我父亲推进了稻田里，溅起了父亲一头一脸一身的污泥。父亲像泼妇一样脏话连篇，骂爹日娘地浑身湿淋淋地想爬上田埂，漆国兵顺势踢出一脚又把父亲踢回到稻田里。父亲几次想爬上来，都反反复复地被踢倒在稻田里。母亲急了，嘶叫着撞向漆国兵，漆国兵顺手一推，母亲也摔进了稻田。我的父母就像是两只被扔进田里的秧鸡一样，狼狈不堪地做着挣扎。两人像斗败的公鸡一样挤在一起的难堪场景，至今都让我觉得脸红，倍感羞辱，无力抬头。
后来，姐姐象救世主一样急中生智地冲进田里，抓起田里的稀泥，箭一般地砸向漆国兵的脸上、身上，我弟弟也紧随其后，拿着瓜瓢舀起田里的稀泥泼向漆家两兄弟。姐姐和弟弟的泥阵箭一般的冲向漆家两兄弟的脸上身上，父母亲也瞬间得了启发如法炮制，瞬间就把他们弄得像两个泥人不辨眉眼。
战斗瞬间被扭转了，局势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刚才气焰还十分嚣张的漆家两兄弟，在我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的泥阵的猛烈攻击下，仓皇地往家中逃窜。我姐姐顺势爬上田埂，抓起地上的镰刀追到他们家门口时，漆家两兄弟冲进屋，顺便每人拿起一把扁担，凶狠地站在家门口，对准了我姐姐。我姐姐抡起手中的镰刀就扑将过去，兔子急了也咬人，这一点儿都不假。在不要命的姐姐面前，漆家兄弟终于丢盔弃甲，扔下扁担就逃。
弟弟在姐姐精神的鼓舞下，也举着镰刀哇哇大叫，吼声整天，英勇无比。
在这场争端里，由于我始终都端坐在屋前梨树下，静静地观望，形同路人。我当时只是好奇这些粗俗的举止为什么能演绎成英雄的壮举。村里不管是支持父亲的还是反对父亲的人，甚至是漆家的人，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我这么坏的人了，居然坐得住，沉得下，谁都不帮。在家中，我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无论家里家外，我都是过街老鼠。我的姐姐却演变成了能文能武的战神，众口皆碑的大英雄，前程不可限量。我无言以对，无论怎样言辞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总喜欢独自坐在屋前梨树下。
我喜欢看两个城里的孩子在家的游戏，王家两兄弟出来玩的时候并不多，他们走得最远的一次是来到村里的垭口，但马上又会折回去。一天上午，我看着他们从屋里出来，站在屋前的两棵树中间，用手指指点点谈论着什么，然后走到一棵树下，哥哥将一只左脚与弟弟的右脚绑在一起，两兄弟手挽着手，同手同脚步伐一致向另一棵树下走去，步伐一旦不同步两人都会摔倒在地，摔倒了也不生气，两人对视一眼，然后就仰头哈哈大笑，我也愉快地随之而笑。兄弟两人的笑声像一股温暖的清泉滋润了我的心扉，直击我内心的柔软，也让我无比缅怀伊宁的日子，让我十分向往儿时的友谊，让我十分渴望亲情的温暖，也更向往文明。
后来从城里来了三个泥瓦匠，拉来了两板车青砖。王家的屋前砌起了围墙，那两棵树也被围了进去，我就再也没能看到王家兄弟那令我感动不已的游戏。不过我经常听到来自围墙里的笑声，我知道他们的游戏仍在进行，而我只能静静地坐在门前梨树下贪婪地听着，感染着，享受着。
他们的父亲是乡镇医院的儿科医生。我经常看到这个皮肤白净、嗓音温润的医生，时常肩上背着一个印着红红的十字的医疗箱，从那条小路上从容不迫地走过。只有一次，医生没有走着回家，而是骑着一辆医院的自行车出现在那条路上。那时，我正背着满满的一筐猪草往家中走去。身后的铃声惊动了我，我猝然让路到路边，愕然回首，看到医生骑着自行车在车上大声地呼喊他的两个儿子。
一阵清脆的叮铃声过后，王家兄弟从屋里出来后，为眼前出现的情景欢呼雀跃。他们欢快地飞奔向自行车，他们的母亲站在围墙前，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家人。
医生一前一后地载着他的两个儿子，在田间小路上飞奔。坐在车上的两个城里孩子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喊叫声，那愉悦的尖叫声穿越过田野飘向蓝天，消失在天尽头。坐在前面的弟弟不停地按响车铃，叮铃叮铃的声音响彻整个村庄。那时，我觉得那铃声比喇叭里传出的郭兰英的歌声还悦耳。那情景比电影《甜蜜的事业》里唐招弟与田五宝的爱情还甜蜜，让村里的孩子羡慕不已。
我第一次试图去理解“家”这个字的真正含义，是在我十六岁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对自己在葫芦坝的家庭和在熊志刚的家庭两者之间犹豫了很久，徘徊权衡了许多个来来回回，最后终于确定下来的理解，便是对这一幕情景的回忆，亲情如是而已。
我和医生的第一次接触，是发生在那次自留地风波之前的事。那时候我回到葫芦坝才几个月，我的祖父还没有死去，他在我们家住满一个月以后，便去我叔叔家了。那次我持续高烧了两天，口干舌燥地躺在床上，脑袋昏昏沉沉的，几个弱小的畸形人在我蚊帐里飘来荡去，上下左右来回地摆来摆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咿咿呀呀的哼叫着。刚好我们家的母猪要下崽了，一家人围在猪圈里等着给猪娃接生。我独自一人无力的躺在屋内，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纷乱的声音，我兄弟的尖嗓音时刻在中间响起，堪比雏鸡打鸣。后来是母亲走到我床边，摸摸我滚烫的额头后，嘴里嘟嘟囔囔着什么而后又出屋去了。母亲再次进来时，身旁跟着一个人，我认出是王家的医生。医生用手掌在我额上放了一会，我听到他说：
“有３９度。”
他们出去以后，我感到猪圈那边的嘈杂声音又此起彼伏起来。医生的手掌刚才在我额上轻轻地一放，我真切地自私地以为那是亲切感人的抚摸。医生的手轻轻柔柔的、冰冰凉凉的，有一种干旱恰逢雨露降的喜悦。没过多久，我听到了王家两个孩子在屋外说话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给我送药来的。
病情好转以后，我内心潜藏的孩子对成年人的依恋，开始躁动起来。我六岁离开葫芦坝以前，我和父母之间是那么亲切，后来在伊宁的五年生活里，熊志刚和李桂英也给予了我成年人的关切与呵护，可是当我回到葫芦坝以后，我一下子又是孤助无援，变得无依无靠了。最初的日子，我经常守候在医生下班回家必经的路上，看着他从远外走来，想象着他走到跟前对我说的句句亲切的话语，并期待着他再次用宽大的手掌抚摸我的前额。
然而医生从来都没有注意到我，一直都是我迎泽止咳的一厢情愿，现在想来本就是他根本无暇顾及我，也不会留意我是谁，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他总是匆匆从我身旁走过，偶尔也会瞅上我一眼，可他那是用一个陌生人看另一个陌生人的眼神，那眼神很刺眼，让我犹如有刺哽于喉。医生的两个儿子，王宇和王衍，不久以后也加入到村里的孩子中间。那时我的兄弟在田埂上割草，我看着王家的两个孩子犹犹豫豫地走过去，他们边走边商量着什么。我的姐姐，当时感到自己可以指挥一切的姐姐，向他们挥着手中的镰刀，叫道：“喂，你们想割草吗？”
王宇在葫芦坝的生活时间很短，在我记忆里，只有一次走过来和我说过话。我至今记得他当初腼腆的神情，他的笑容带着明显的怯意，浅浅的笑颜带着浅浅的酒窝，犹如浅尝辄止地悦性陶情一样，明媚的脸颊总含着浅浅的胭脂色。他问我：“你是李勤艳的弟弟？”
王家在葫芦坝只住了短短的两年，我记得他们搬走的那天下午，天空有些阴沉，像要下雨挽留一样。最后一车家具是由医生拉着走的，两个孩子在车的左右推着。他们的母亲提着两篮零碎的东西紧紧地跟在车后。
王宇十九岁的时候，因脑血管破裂而死去。我得到他死讯时，已是第二天下午。那天我放学回家，路过以前的王家的小院时，心中涌上的悲哀使我潸然泪下。
在我记忆的长河里，姐姐进入高中以后，身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现在想来，我倒是十分怀念十四岁时的姐姐。那时的姐姐虽然霸道，身上的骄傲至今都令人难忘。我的兄弟坐在田埂上，指挥着王家兄妹为他割草，这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代表着姐姐的形象。我姐姐升入高中没多久，开始结交城里同学。与此同时，他对村中孩子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漠。随着姐姐的城里同学陆续不断地来到我家，我的父母觉得在村里很有面子，脸上有光。甚至村里的几个老人也四处断言，认为村中孩子里最有出息的是我的姐姐，认为姐姐应该前途无量。
那段时间里，经常有两个城里的打扮得很时髦的姑娘，在凌晨时分，跑到村旁来大喊小叫。她们的喊声很是悠扬，尤其是嗓子飚出高音的那一瞬间，听起来像郭兰英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里的美妙，村里人起初还以为是广播里的歌唱家在唱歌。
这事给我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神情黯然地说：“当我们想成为城里人时，城里人却在奋力地想成为歌唱家。”
姐姐显然是村里孩子中最早接受现实的鞭挞，她开始感到自己一生都将不如城里同学，这是她内心深处的自卑在作祟的最初感受。公正地说，我姐姐结交城里同学是她一惯骄傲的延伸。城里同学的来到无疑抬高了她在村中的价值，也带来了村里人想成为城里人的梦想。
我姐姐的坠落是因为她的初恋，初恋葬送了她的自信和骄傲。
我姐姐的初恋是在她升入高中二年级时出现的。她喜欢上一个英俊而多才多艺的男同学，他是城里一个教师的儿子。我几次看到姐姐在学校的某个角落，从书包里拿出一沓邮票偷偷塞给他，并豪爽的说“拿着，我好不容易集齐的”。姐姐经常出现在操场上，拿着自己省吃俭用而买下来的邮票，憨憨地痴痴地等在那少年喜欢出现的操场上，只因为姐姐听说那少年唯一的爱好是集邮。她一贯霸道而骄傲的放肆劲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忧伤与惆怅，酷似极了少年维特的烦恼。
那时候我姐姐和她的同学开始谈论男人了。我坐在屋前的梨树下，听着那些过去闻所未闻的话语与她们肆无忌惮的谈论而心惊胆战。一些赤裸裸的不堪的词语从后窗飘出，我听得心惊肉跳，我长大了也会这样？其实，所有生物（包括人）最原始的本能不就是繁衍后代吗？如果是，为什么这会是我们最原始的本能呢？生物生长是为了繁衍后代，繁衍后代是为了更好地生长，循环往复。只有繁衍才会产生物种，物种离开繁衍就没有生命的延续。后来她们开始谈论自己，姐姐起先闭口不谈，在她城里同学的怂恿之下，她激动不已地透露出了自己和那个男同学的隐私。她相信了她们绝不泄密的誓言，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是她内心深处对那男生的渴望。显然我的姐姐夸张了自己和那个男同学的关系。
不久之后，那个男同学站在操场的中央，他身边站着几个同样放肆而嚣张的男生。他向我姐姐挥着手啸叫，要她过那边去。
我看到姐姐忐忑不安地走过去，她大约是已经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她深深的恐惧。
他问：“你说我喜欢你？”
我的姐姐的脸瞬间涨得通红，那红色一直延续到脖颈里。那时我已经悄然走开了，我没有勇气去观望一惯自信的姐姐在不知所措之后的狼狈模样，我也没有勇气去观望，像在葫芦坝时观望他们打架一样观望她的失魂落魄。
那个男生在身旁男同学助威的哄笑里，将姐姐的送的邮票撕得粉粹并用力扔向了我姐姐，撕碎的纸屑散在姐姐的头发里，脸上和衣服上，像极了六月的雪。这天放学以后，我姐姐很晚才回到家中，没吃饭就躺到了床上。几乎整整一夜，我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到她在床上嘤嘤地哭泣。第二天她还是强忍住耻辱，走上了上学之路。
姐姐知道是城里同学出卖了她，她也并不因此表现出一丝愤怒，甚至连责怪的意思都没有，那些怂恿姐姐泄密的好朋友也认为她们理所应当，丝毫都不理会姐姐的难过。她继续维持着与她们的亲密交往，我知道她这样做是不愿让村里人看到城里同学一下子都不来家里了。然而姐姐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当她们高中毕业以后，一个个陆陆续续参加了工作，一个个陆陆续续地成家立业，成为人妻成为人母，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轻松自由，所以姐姐也到了被她们彻底抛弃的时候了。
当姐姐的城里同学不再来我家的时候，这天临近傍晚的时候王宇意外地来到了。自从他家搬走以后，王宇还是第一次来到葫芦坝。当时我和姐姐正在菜地里摘菜。正在做饭的母亲看到王宇来到后，误以为他是来找我姐姐的。我母亲站在村口激动无比呼喊着姐姐的情景，多年后回想时令我感慨万分。
当姐姐跳上田埂回到家中时，王宇的第一句话却是问他：
“李勤林呢？”于是母亲在惊愕中明白了王宇是来找我的。姐姐则冷静得多，她神态自若地告诉王宇：
“他在菜地里。”王宇没想到那时应该和她们说上几句话，他没有打招呼就离开了她们，走向菜地里的我。
王宇来找我，是为了告诉我他参加工作的事，他去的地方是化肥厂。我们两人在田埂上坐了很久，在晚风里共同望着那幢王家昔日的小院。王宇问我：
“我家现在是谁在住？”在我看来，他很在意以前的家。我摇摇头表示不清楚状况。只是看到有一个小女孩经常从那里走进走出，也能经常看到她的父母，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重来都是漠不关心。
我与王宇聊天直到天黑才回去。我看着王宇躬着背消失在那条通往城里的路上。
当我考上大学后，却没有像当初那样兴奋，而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无法像王宇参加工作时那样来告诉我，我无法告诉王宇。我曾经在城里的一条街道上看到过王衍，王衍骑着自行车和几个朋友兴高采烈地从我身旁急驶而过。
我参加高考并没有知会家里人，报名费也是向城里一个同学借的。一个月后我有了钱去还给那位同学时，她说：
“你姐姐已经替你还了。”
这使我大吃了一惊。我接到录取通知后，姐姐为我准备了些必需品。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和斜对门的寡妇勾搭上了，父亲常常在半夜里钻出寡妇的被窝，再钻进我母亲的被窝。他对家中的事已经无暇顾及，更别说会关心我考不考得上大学。当姐姐将我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听后只是马马虎虎地大叫一声：
“怎么？还想要让那小子继续念书，太花钱了嘛。”
当时，能考上大学是一种荣耀。当父亲明白过来，更让他值得高兴的是我将永久地从家里滚蛋，他就显得十分高兴了。我母亲要比父亲明白一些事理，在我临走的那些日子，母亲总是不安地看着我姐姐，她更希望的是我姐姐去上大学。她知道一旦大学毕业就能够成为城里人了。
考上大学是全村的荣光。
我如愿以偿。戴上了让我倾慕已久的红绸大花，也迎来了掀天的锣鼓，让村里人的眼神改变成了惊喜与祝福，更收获了许多羡慕的目光，擒获了一摞又一摞的礼物。村里依据惯例为我专门放了一场电影，全葫芦坝的人都来到晒坝观看为数不多的放映，热烈地祝贺我即将的大学生涯，也祝福我即将成为城里人。临近半夜，为了让我尽快成人，放映员还为留下的大人们放了成人影片，那些性生活的教育片让这些大人们骂骂咧咧地，但眼睛却时刻都不得闲地盯着荧幕上那些缱绻的画面，眼睛瞪得老大却不舍得放过任何一个瞬间，也让我对成人世界与育人工程了解了个七七八八。
出发的时候只有姐姐一人送我。她挑着我的行李走在前面，我紧跟其后。一路上两人都一言不发。这些日子来姐姐的举动让我感动，我一直想寻找一个机会向她表达自己的感激，可是笼罩着我们的沉默使我难以启齿。直到汽车启动时，我才突然对他说：“我还欠了你一元钱。”
姐姐不解地看着我。我提醒她：“就是报考费。”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看到她眼睛里早已储满了泪水“好好上学！你完成了我不能完成的梦想”。
我继续说：“我会还给你的。”
汽车开动以后，我把头探出车窗去跟姐姐告别。她站在车站外面的树下，茫然地看着我乘坐的汽车渐渐远去，很是失落。
时隔不久，葫芦坝的土地被县里征用建起了棉纺厂，村里的人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城镇居民。虽然我远在BJ，依然可以想象出他们那时的兴奋和激动。尽管有些人搬走前哭哭啼啼的，我想他们大概是乐极生悲了。管仓库的罗老头四处灌输他的真理：“工厂再好迟早也要倒闭的，种田的永远不会没有饭吃。”
然而多年以后我衣锦还乡时，在城里的一条胡同口见到罗老头时，这个穿着又黑又脏的棉衣的老头得意洋洋地告诉我：
“我退休了，现在已经拿退休工资了。”
葫芦坝如果还有值得我怀念的地方，显然是屋前那棵开满白雪般的梨花的梨树。当我得知葫芦坝被征用，第一反应就是对那棵梨树命运的关心。那个使我唯一感到温暖的地方，唯一有着心灵寄托的梨树，我觉得已被人们像埋葬王宇那样埋葬掉了。
十多年后我重返故乡时，在一个春天的上午独自来到葫芦坝。那时已经成为棉纺厂的葫芦坝，已使我无法闻到微风里挟带的那股淡淡的大粪味儿，我也听不到庄稼在微风吹拂下的轻微的摇晃声儿，也不会听到在清晨里那声声清脆的鸟叫声儿。尽管一切都改变得那么彻底，我还是准确地判断出了过去的家址和那棵梨树所在的方位。当我走到梨树身边时，心不由得猛烈地跳动，我目光瞬间凝固了。
在裹着芬芳的梨花香味儿的春光里，那棵盛开着雪白的梨花的梨树依然矗立在那里，她宛如白衣仙子般鹤立鸡群似的屹立在一堆废墟的旁边。梨树的突然出现，使我面临了另一种情感的入侵，我激动地扔掉肩上的背包，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到梨树下，紧紧地拥抱着它已经很粗壮的树干，那梨树身躯上的坑坑洼洼使我倍感真实，我抱着它久久不肯撒手。
回忆中的梨树总是给我以温暖，我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总是第一个与它分享，我的一次一次的情感经历也是第一个与它述说。这一次真实的出现则唤醒了我过去的现实。看着地面上堆满的雪白的梨花花瓣的时候，我知道了梨树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而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作为过去的一个标记，不仅没有从我记忆里消褪去，而且依然坚守在葫芦坝的土地上，为的是给予我永远的提醒。
我远离葫芦坝之后，作为故乡的葫芦坝一直无法令我感到亲切。长期以来，我固守着自己的想法，因为她的酸甜苦辣，尝尽人间百味；因为她的春夏秋冬，历经世态炎凉。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终究只是身处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即便有某种情愫随之出现，也不过仅仅是装饰而已，更确切一点说，那是我不忍直视的内心深处的渴望，不需要做任何掩饰。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子想套话询问我的童年和故乡时，我竟然勃然大怒：
“你管我是哪里人！”
我想逃离曾经被舍弃的孤独，我想逃离那些愚昧无知，更想逃离我成长中的种种不愉快。
记得仓央嘉措《见与不见》更能够印证我的得失与悲喜。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
不舍不弃
来我的怀里
或者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默然相爱
寂静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