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沈俊峰回去了，钱永虎给我又派了一个人接替沈俊峰。此人叫柴之春。他曾是南区采油队队长。当年我毕业分配工作时，他建议我去环县。说环县条件稍微好一点，对我发展有利。当时我已经把表都填了，他帮我做了调整。经他安排，我去了环县位于樊家川的采油C厂环北大队第12分队。后来，在工作期间，由于个性等原因，他有点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我俩在某些观点和做事方法上有点出入，因而我俩总是面和心不合。
石料厂刚刚办起的时候，我雄心勃勃，打算一年生产一万方石料，争取赚个三五十万。结果在实际生产中，问题出来了，最要命的是矿石质量不一。由于矿石是从当地供货商手里买过来的，虽然在合同中有质量保证，但在那个假货横行的年代，合同在某些时候就是一张废纸。况且，能囤积矿石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因此，在生意中，亦邪亦正的合作经常发生。我的供货商也不例外。他供的石头时而好，时而差。质量过差的石头，我们只能进行人工筛选，这中间就产生了费用，增加了成本。难怪杨喜久海南办石料厂办亏了，问题就出在了石头上。当初我做预算时，从产量到运费都做了精密的预算，怎么算下来利润都不错。没想到问题出在了原料上。就这一块，就占据了总开支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加上在销售上，又遇到在路途运输中所产生的费用，所以导致每月算下来，产值不错，但利润很薄。为此，我提出一个减负方案：就是减少人工投资，加大全自动生产线。这样虽然投资大一些，效益绝对好，因为对于石头来说，人工和自动生产肯定是两码事。但是，劳司主张维持现状，稳步发展。
在我经营石料厂的时候，钱永虎的生意就做得风生水起，给采油C厂开了家汽车修理厂，在庆阳开了一家规模和档次都挺高的饭店，还在西安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加上他管辖的这个石料厂，统称四大公司，钱永虎就是这四个公司的总管。我负责的这个石料厂，和钱永虎任何一个企业比起来，差距很大。加上钱永虎派来的柴之春，与他私人关系较好，厂里的情况如何，柴之春看在眼里，肯定会向钱永虎说些对我不利的话，这样，钱永虎对我慢慢就有看法了，给石料厂也不好好投钱了，对经营状况也是不闻不理。
石料厂失去后盾支援，越发艰难了。但出于一种责任，我还是硬往前维持着，资金周转不过来，那我们就小打小闹。工人工资发不下去，我们就东凑西借。为了稳定工人的积极性，我主张即使砸锅卖铁，都要按时给工人把工资发了。有时候，为了发工资，我连自己的生活费都垫了进去。石料厂在表面看是油田企业，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实际上是举步艰难，捉襟见肘。
后来，实在发不下去工资了，我就裁员，先把我从铁李川带来额碎石工都支回去了。在打发他们之前，我已经把我的几个主要亲属的工资欠下了，其中有我哥俩口子的工资，大致是三五千元。为这点钱，我嫂子多次在我奶奶跟前唠叨。过年我回到家时，奶奶就提到了钱的事，说你有钱了，就给你嫂子把钱还了，那日子也魍魉得很。我看出奶奶为这个事有些为难，可能也受了点气，但是，我真的拿不出这笔钱，就给奶奶说：“你告诉我嫂子，让她放心，这辈子我肯定能还上这笔钱的！”
石料厂的运营情况不好，与齐东旺的官司还没了结，我本来心理压力就很大，老丈人这边还一直催款，虽然厂里的账户上有点钱，但那是公家的，咱不敢动，也动不成。可能老丈人看到我一手负责的这个石料厂的前景也是岌岌可危吧，他心里发急了，有一天晚上，老人喝醉了，又向我要钱。我说：“齐东旺跑了，还没找回来，官司还悬在空中，没钱啊。”
丈人就破口大骂了，说我把钱骗去都两三年了，到底安的什么心？他骂得整个院子的人都听见了。
老人骂我，加上他喝醉了，我又不能解释，就任他骂着。他骂一会，出去撒泡尿，进来继续骂。第四次出去撒尿时，我小舅子刘健实在看不下去了，让我出去躲一躲，说他看不见你，就不骂了。
我一想，这是个办法，于是就乘机赶紧溜走了。
那时候，天都黑了，没有地方去，我就在厂子附近的村庄转来转去，夜深之后，村庄万籁俱寂，连狗进入了睡眠的状态。而我为了躲避丈人的怒骂，在婆娑的树影下，在沙沙作响的田地边，遛跶，徘徊，想起厂子不景气，想起官司还悬在空中，想到自己胸怀一腔梦想，奔波了好多年，至今还是一败涂地，我伤感，忧虑，有种想哭的感觉。
我仰望深邃的夜空，反问自己：人家干啥，成啥，为什么我做起事来，这么艰难？难道这是命吗？难道我命中注定经不了商，搞不了企业？我一心想做生意赚钱，难道我这辈子没有赚钱的命？
那一夜，我靠在一棵大树下，脑子想着，不知不觉的，村庄里响起了鸡鸣声，我才意识到天要亮了。看看发白的东方，我知道，新的一天要来临了，这时候，一种希望又倔强地从我的心中诞生了，我的信念告诉我：挺住，李小峰，再大的痛，再难的事，一定会过去的！
我又回到了厂里，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在工作间隙，我始终没有放弃对齐东旺的寻找。因为我坚信，上天迟早会把齐东旺送到我面前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96年的腊月，从农历25日起，我就在采十二厂的家属院附近，像特务似的盯梢齐东旺。冷得实在受不了时，我就进到门房，拿出烟，谄媚地冲门房老头笑一笑，然后在这里待一待，取取暖。感到身子暖和点了，就出去巡逻。三天之后，也就是大年28，齐东旺回来了。
看着齐东旺穿着黑呢子大衣，脖子穿着一条灰色条形围巾，戴着口罩，像个归国华侨似的从我前面走过。我心里瞬间发酸，心里不由得骂道：齐东旺，你这个瞎怂，自从前年7月我跟上你干之后，你摔了我的饭碗，骗了我的钱，害得老子定了媳妇娶不到手，有家不能回，为讨回这笔钱，我跑了多少路，花费了多少钱？你倒好，趾高气扬地回来过年了，老子让你过个好年吧！
我赶紧给赵炳打了电话。
赵炳让我看着，别让他再跑了。我就一直守在他家楼下，确定他没有出家门。很快，赵炳等人来了，我看着他们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没有会儿，我看见齐东旺被戴着一副铐，在法院人的簇拥下，下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他的老爸老妈，他老妈在后面哭着，说她好不容易到儿子家里来过年，儿子又没有杀人放火，干嘛拉走？她想从法院人手中把人拦住。齐东旺故意给他父母亮耳朵，说是个经济纠纷，没事，过一会就回来了，叮咛他爸他妈别操心他的事。
我看着齐东旺上了法院人的车，心放了一截，心里想：这次，你齐东旺不还钱，就插翅难逃了。
结果法院拉齐东旺的车刚出了家属院不远，就停下了，我准备回家，见状，走了过去。
原来齐东旺懂法院的程序，他知道自己即使法院被拉去，一时半会也不会拘留他。为此，他对办案的人说道：“你们把我拉去，无非就是让我还钱吗？马上过年了，你们这么一来，打算把我放在哪里？我回家还没站稳，你们就来了，你们怎么知道我这次回来，不给李小峰还钱？”
法院人一听齐东旺有处理这个事情的意思，就停了下来。我到了车跟前后，还没等赵炳跟我说，他就直接对我说道：“李小峰，我这次回来，正打算和你见个面呢，不信你问我妈，看我啥时候回来的？”
事实齐东旺一进家属院，我就告诉了法院。现在见他这么说，我问道：“你说的意思，你要主动给我还钱？”
齐东旺说：“肯定嘛，你先让法院人走，咱俩找个地方，先商量一下。”
我不敢确定齐东旺这次是不是又骗我，看了看赵炳，不知怎么办。赵炳说道：“那也行，怎么还，你俩先商量商量吧。”之后，就走了。
看着法院人的车远去，我等齐东旺开口，坐在那里说这个事，结果齐东旺只是眯着眼睛抽着烟，像思考什么，大半天不吭声。因是寒冬腊月，站在街边的感觉就可想而知了。我望了望街道两边，看附近有没有饭馆什么的，眼睛扫视了一圈，看见了一个饭馆，就叫齐东旺到斜对面饭馆坐坐。结果齐东旺将烟一扔，说道：“我刚回来，趁有的单位还没放假，我还要找人办事呢，咱俩的事年过了再说吧。”话说完，他将呢子大衣一紧，就走了，没看我一眼，没容我说话。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了，看着他的背影，那大衣裹住了整个身子，脑顶猪鬃似的头发被风撩起了一撮，在左右摆动。论年龄，他比我大十几岁，论职位，他是我的上司。就算吃屎，他都比我多吃了几年。但是，就这样一个人，如此对待我这个年轻人。我看着他，浑身瑟瑟颤动，恨不得扑上一脚放倒他，让他来个狗吃屎，然后往死里打，来个碎尸万段……
但是，我僵在那里没动，我感觉一种力量攫住了我，这股力量不知是我未婚妻蔡霞，还是即将到来的春节，反正，将过春节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呀，还有我的家人。如果我要了这个无赖的命，或者把这个无赖打得血滋滋的，那我的家人是什么感受？怎么过这个年？这么一想，我克制了，将自己狠狠的摁在原地，任凭那股恨意，像猛兽似的在我的内心恣意冲撞。
临近大年三十的这两天，虽然天气奇冷，但街上的鞭炮声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卖肉的、卖菜的、卖年画灯笼的，到处是一片喜迎春节的景象。
而我依旧像只流浪的野狗，在马岭这个小镇上，晃晃悠悠地走动着。我虽然有两个家——一个是乡下铁李川的家，一个是城里我未婚妻蔡霞的家，但不知道该回去还是不该回去。如果回到铁李川，我满身不到一千元了，为家里买不买东西？给年迈的奶奶和父亲给不给钱？如果我回到蔡霞的家，老丈人为要钱跟我闹事怎么办？考虑再三，这两个家都不能回去。为此，我就在路边的旅馆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这家旅社因为在公路边，所以过年这几天，还有旅客。老板见我不回家，问要不要女的？我心里想，去你妈的，即使有钱，我也不会在这个破地方找女人。况且，我连我的未婚妻都没心情见，哪有心情找女人？店老板给我推销了女人后，又敲门进来一个人，主动与我搭讪，没聊几句，他就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小包包，问我要不要？我知道那是毒品，说了声：“去去去，快拿走！”我不知哪来的火气，一把将他推了出去，砰的关住了门。
大年三十晚上，我买了一袋豆腐干，一袋花生，一瓶比较便宜的酒，看着黑白电视，打算自己过个年。这时，我听见隔壁有打闹声，哭叫声，还有声嘶力竭的喊声，各种叫声，持续了大半夜。
通过这些事，我发现年关留在这个旅社的，除过“鸡”，就是瘾君子和毒贩子，想到自己多少是个知识青年，被齐东旺推到这种环境里，我的心情本来就很灰暗，焦虑，现在看到这些人，更感觉自己像掉入了人间的臭粪坑，过来过去都是屎和尿。
人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除过被衣服遮掩起来的一点尊严之外，还能有什么？这时候，除了廉价的眼泪，尝能安慰和麻木自己的，只有酒精。于是，我一个人干了一瓶酒，然后，就倒在了床上，打算以这种方式过年。
在倒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提醒最好别过早早醒来，让我大睡几天，让年味在我的沉睡中快快地过去。
正月初八上班之后，我又去催法院，法院一打听，齐东旺又跑了。
齐东旺出尔反尔的举动让我彻底死心了。这次，我决心把他告进监狱。为此我四处找人，寻求上告的捷径。我的事圈子的朋友基本都知道。一个叫姚平的朋友听我准备告齐东旺，说市检察院，有他的一个同学，是个检察长，叫郑庆丰，要不要他去给郑察长说一下？这对我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
我俩就去了检察院，见到郑察长时，姚平有意提到了我的父亲。郑察长一听，表示与我父亲很熟悉，因为他们曾在一起念过书。鉴于这层关系，我就把自己与齐东旺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郑庆丰。
郑察长听了之后，认为涉嫌侵犯个人财产，就把刑捕科长叫了过来，当着我们的面让批捕科去了解一下。
我知道检察院没有拘留的权利，但是检察院具备批捕的权利。批捕科接了我这个案子后，认为我说的不算证据，要有证人。我就把检察院人带到了西安的那家给我加工过泵部件的机械厂，找到了几个经手人，让他们把我加工部件和支付钱的事证明一下，他们都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作了证。
把证据做实之后，检察院就叮咛我注意齐东旺的动向，说如果发现，立即通知他们。对此，我又对齐东旺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