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就要升到四年级了。由于村上的学校是三年制，这时候要到马莲河对面的宫河小学去上学。看起来隔了一条河，由于那时候没有跨河桥，要去宫河小学，得翻两座山。山路一般都很窄，像羊肠子似的，在山梁与沟壑间弯弯曲曲来回绕。夏天的风从山梁上吹过，山崖呜呜作响，给人感觉像有只猛兽藏在暗处叫嚣。那个年代，村里经常有狐狸、野猪等野兽出没。为了安全，我们清晨走学校时，都是手拿木棍，一个喊上一个，三三两两的结伴而行。
夏天遇到阴雨天，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走，滑的动不动就一个狗吃屎，爬在了地上，直到进了学校，身上泥，手上泥，常常在教室屋檐的滴水下接水洗手。
不过，夏天咋说比冬天好一些。冬天天黑的早，亮得迟，鸡叫二遍，就得下炕出门。遇到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每当遇到这种天气，我们就提个煤油灯照路，宛若已故女作家冰心笔下的“小桔灯”。这次我提，下次他拿。家里缺少煤油的，就拿个火把前行。
遇到大雪了，虽然不用照明了，但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踏得脚下的雪咯吱咯吱的响。北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尽管妈妈给我做了棉手筒，但在小学的那几年，每到冬天，我的手就肿了，有的地方掉了皮，在红滋滋的地方可以挤出灰白的脓。奶奶说这是冻疮，一年冻坏，年年复发。
为了根治冻疮，有一年我家在杀猪的时候，奶奶将我带到杀猪场，当猪被一刀子捅倒，往出喷血的这个瞬间，奶奶赶紧把我拽到猪跟前，将我冻伤的手往血口里塞。
那时我年龄小，第一次见那血淋淋的场面，吓得不敢靠近，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伸手，硬是被奶奶拽过来塞了进去。之后就感到热乎乎的，拔出来时手成了个血疙瘩。由于猪血要做灌肠吃，别人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只能自己家杀猪时，才有这样的机会。
从那以后，第二年冬天，我手上的冻疮没有那么严重了，到了初中，基本就好了。由于去宫河小学的路况差，好多学生因此而辍学了，最后我们村上就剩下我和斌赦、俊辉、艾娃四个男生和三个女生了。那时候，我们四个男生有时候还叫上女生一同去学校；有时候，我们就故意躲开女生。
有一天，我们听见山下有人唱歌，仔细一听，是那三个女生，在唱《外婆的澎湖湾》。估计她们是害怕野物袭击，为了壮胆，就唱起了歌。远远看去，一盏灯在山坡上移动，那歌声在山风的干扰下一阵轻一阵重的，好像把音调也给吹歪了，不咋好听，因此我们就学狼叫，故意吓唬她们，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
虽然那个年代村里没电，但隔上几个月，还能看一次电影。记得有个叫《小花》的电影，在我们村里放映后，好多学生学唱《小花》插曲。
有一次，那三个女生见我们不理她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故意在我们后面唱《小花》的主题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四个不知道针对谁唱的，你猜来我推去，谁也不愿担当，只听她们在后面咯咯地笑，也不敢回头去看。
那个年代，农村早课时间比较早，一般夏天六点、冬天六点半上课。因此我们五点多就得到校。那时根本没有钟表，早晨把握时间，全靠看“北斗七星”，或者听鸡叫。
但每当遇到皓月当空之夜，我们就把握不来时间了，一是月亮一气照到天亮，掩盖了北斗星；二是鸡的生物钟也乱了，打鸣往往比无月之夜打得早。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比较难断时间，经常不是迟到就是早到。
有一天夜里，由于是月夜，斌赦大致在夜里两点多就来叫我了，我们四个男生刚走到沟底，碰见那三个女生在等我们。到了学校后，发现大家都来得太早了，我们就相互依偎大门旁，感觉睡了一觉，学校的大门才打开。
在等开校门期间，有个女生提出，以后早上去学校，男生把女生叫上，一起搭个伴。我立即说：“可以，咱们是男女两个队，你把你的队带好，我把的队带好，咱们每天早上五点准时在山口汇合，一起上山，谁磨蹭就拉下谁。”
从那天起，这几个女娃娃天天像影子一样遛在我们身后，既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又形影不离，那时候的男女总保持着距离，不像现在娃娃，有的在初中都交男朋友了。
有一天，下着雨，我们几个沿着蜿蜒而泥泞的山路往上走时，听见有人摔倒了，我回头一看，是个女生，她被滑的往下溜了一截。我突然心血来潮，大声说道：“我长大后，一定要挣好多好多的钱，把咱们铁李川所有难走的路都修好！”
斌赦当时即说道：“别吹了，小心门牙吹掉！”
估计那时候我就有点争强好胜，就说道：“真的，不信你们走着瞧！我将来一定要挣钱，要挣到好多好多的钱！”
没想到三十年后，我真的挣了钱，也践行了儿时的戏言，这是后话。
农村实行私营化之后，铁李川群聚的人少了，人人都在自家地里挖腾，都在推行着自己的日子。他们坚信勤劳能致富这个观点，认为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因而过起日子来，一家比一家有劲儿。就拿捞石子这个副业来说，尽管一吨石头只赚五块钱，但一天有几块钱的收入，就是好日子。所以，父母跟村里的人一样，热衷于这种微博的收入，每年只要河面消开，他们就下河了。那些年，我经常从学校回来，只要往院边一站，就看见父母像大虾似的扎在泛着白光的河里捞着石头。
如此一来，家家院头上，都堆积了石子。我经常听见不是这家嘣、嘣的在砸，就是哪家在铛、铛的敲打。有的人手多的家庭，为了运输石头，还买了奔奔车。
铁李川姓李的人多，心也比较齐。遇到事儿了，就齐上手。譬如一次运输石头时，由于土路凹凸不平，又窄，奔奔车在行驶中一个颠簸，翻车了，司机被甩到了地楞下，甩成了脑震荡。按辈分，是我的一个远房叔父。队长认为咱们铁李川有的是砂石，有卖的，怎么就没有路上铺的呢？就组织全村人义务修路。老年人说众心齐，泰山移。很快，我们铁李川村的路就修好了，并且每两年维护一次，成了方圆几十里路况最好的村庄。
由于马莲河里石子的铺垫，铁李川很快就有了万元户。那时候的万元户比较吃香，乡上表彰，村里广播，报纸刊登。一次，父亲从村委会拿回来了一份甘肃农民报，让我们看：“看人家齐志林是怎么致富的。人家同样有四个娃娃，看人家的娃有多争气，家里养了十几头猪，既做糖稀，还捞石头，过起日子来，一个人能顶几个人。咱家的呢？早上不叫不起床，闲了就往录像室跑。”
齐志林我知道，看样子比我父亲能老许多，就说道：“我们还小着着呢，等我长大了，我就能挣钱。”
父亲即呵斥道：“屁嘴少干，没让你说话。你小着呢，你哥不小了吧？解放前，十六七岁小伙都结婚了，你看你们现在，看电影看录像时，跑得比兔子都快，天天学霍元甲，闲了就打沙袋，练功，能把家里日子练好吗？”
哥哥见父亲数落起了自己，就二话不说出了门，没看放在炕头上的那张报纸。倒是母亲，算擀面的，见父亲发火，就从里面走到炕头前，拿起报纸，装作看了起来。父亲又骂道：“你不赶紧做饭，狗看星星，知道稀酬？”说着，父亲端起面前的茶缸喝了起来，我从他的咕咚咕咚的喝水中，我看出他心里充满了羡慕嫉妒恨的情绪。之后，他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咱们这娃娃，啥时候才能知道过日子，让咱们也当个万元户。”
父亲的羡慕、忧愁和叹息的这一幕，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里。从那以后，我在家里的话就少了。由于我年龄小，且比较瘦弱，虽干不了捡石头的活儿，但放羊喂猪割草的事儿还是能干的。因此，有空我就去放羊。那时，村里的放羊娃比较多，我们经常将羊混在一起放牧，为了便于区分辨认，我们给各自的羊背上都打了号。
我们每天把羊赶到山上后，就割草，捡羊粪，拍泥巴，戏水，掏鸟蛋，摔跤……饿了就吃点干粮，或者找点野果子吃，天不黑，不回家。
当然，我也有静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不想跟他们疯了，独坐在山坡上，望着沟对沟、山连山的铁李川，脑子想象着山外的世界，譬如爷爷口里的西安古城，妈妈口里常念叨的西峰街道，画张上看到的北京天安门……
那时候，尽管年龄小，但我的心里动辄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幻想，尤其待在山里时，我感到若隐若现的远山和天际边浮动的白云把我的心扯得很远，我的耳朵虽然听到的是清脆的鸟鸣声和哗哗的流水声，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心里反问自己：你啥时候才能长大？赶紧长大吧，长大后，我要给家里买好多好多的羊，剪好多好多的羊毛，把羊毛卖了后，我要另找一块地，给家里盖一院子砖瓦房……
有一次，我在上图画课时，老师让我们画两只草筐和一条扁担，意思是用来挑粪。因我经常看见父亲挑个粪担，在坡道里挑上挑下的，挑了大半辈子了，日子也就那样。我可不想挑粪，因而就没画扁担，而是画出了一座庄园。这个庄园就坐落在山脚下，里面有宽大的院子，有好多房间。我给每个房间都分了人，奶奶住一间，父亲和母亲住一间，哥哥和弟弟住一屋，给姐姐单独给个小房子，我的房子最大，里面有写字台，有台灯，有装书的柜子和抽屉……
老师嫌我背离主题，将我叫上去，问我为啥不画扁担，而是画了房子？我说：“因为我想有个房子。”同学轰的笑了，老师朝我额头上咣了一拳头，说你人小，心还不小。
反正，那时候，我的脑子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有时盯着天上的白云想，有时望着远处的山峦想，有时候，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手也在想。
由于经常爱联想和幻想，心里总涌动着一种朦胧的、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我的梦想吧。
也由于我爱独处，爱幻想，在家里人的心目中，我的话比较少。除了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一个人钻在窑洞里，翻看书本。那时的父母整天为“万元户”的梦想而忙碌着，对我们的学习不像现在家长这么重视，我在疏于监督的情况下，自然是一种信马由缰的学习方式，就像我把羊赶到山里，吃饱没吃饱都算溜了一趟山一样。因此，对于我发呆的举动，以及心里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父母几乎不问不理。他们对我唯一的要求是，按时上学，别在学校淘气捣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