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之根三万年
2003年春，一位毕业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却没有考过一天古的香港商人黄虎，在海边垂钓时，意外地钓到了深圳香港地区人类活动史的“根”。
那一天，酷爱野钓的黄虎翻山越岭来到深圳东部大鹏湾西岸、香港西贡企岭下海的一个无名海滩钓鱼。钓鱼的过程，就是等待的过程。就在等待鱼儿上钩之时，黄虎偶然抬头，看到不远处沙滩上的几块石头有点奇特。好奇的黄虎放下鱼竿，走近细看：这些石头既不像被海水冲刷得光滑溜圆的卵石，也不像形态各异的山崖滚石。
黄虎毕竟是考古学专业毕业的，凭着他的敏感，立即拍了几张石头照片发给他的大学学弟、香港考古学会副主席吴伟鸿鉴别。
第二天，吴伟鸿就跟着黄虎重返现场，稍作观察，就知道黄虎发现宝了。“我和黄虎回到这个小海滩，正是退潮的时候。一看，整个海滩上布满相似的、‘有规律’的石头。”多年之后在媒体镜头前回忆当时的场景时，吴伟鸿兴奋之情丝毫不减当年。
细细搜索一番后，在海滩旁山崖土层断面上，吴伟鸿又发现了与海滩上石头形制差不多的“锛形器”。
吴伟鸿立即带着这些奇怪的石头赶赴广州，向他研究生时期的老师、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镇洪教授求证。
仔细观察样本后，张镇洪大喜过望，抓着吴伟鸿的手说，这应该是香港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都从没发现过的原始打击石器。
很快，香港考古学会与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在获得香港特区政府部门批准和资助后，于2004年底对无名海滩上的叫黄地峒的缓坡进行试掘。这一试就掘出了大新闻。考古队才试掘10平方米，就出土了3000多件石器。现场考古人员凭经验判断，这些石器应该是超过1万年的遗存。
听闻消息，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半个世纪的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水教授急忙奔赴香港。在仔细观察了发掘现场和出土石器后，他初步判断，这个黄地峒缓坡是一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制造场。“旧石器时代”是考古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时间区段概念，从距今约30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
2005年3月，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通过光释光测年技术测定，依据地层堆积的岩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黄地峒遗址出土的地层分为两层，下层是更新世晚期的最后阶段，距今3.9万至3.5万年，上层距今7000至6000年。
拿到科学测定结果后，张镇洪欣喜若狂，立即给吴伟鸿打电话说，我们的先人在距今3万多年前就已经在香港这片土地上活动了。
2005年底至2006年初，考古人员对黄地峒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两次发掘现场一共清理出了6000多件石器。
张森水提出，黄地峒石器在加工工艺和石器组合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是一个全新的组合，不仅在香港首次发现，在珠江三角洲甚至东南沿海都是没有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场黄地峒遗址的重见天日，一举把深港地区乃至珠江三角洲的人类活动史向前推进了3万多年。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东南沿海地区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张森水认为，这样的石器和加工工艺组合不可能仅在香港地区孤立存在，在周边地区寻找它们的“前辈”或“兄弟”“堂兄弟”，将是考古工作者的长期任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黄地峒遗址下层石器和加工工艺组合的考古“寻亲”工作没有任何进展。不但“前辈”“兄弟”“堂兄弟”遍寻不见，就连它们的直系“后辈”也留下了巨大的断层。
黄地峒遗址的下层是距今3.9万至3.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上层则直接跳升至距今7000至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中间断层的长达3万年左右的时间黑洞，吞噬了所有的历史线索。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小儿时节的古人类，在这片海湾里跣足奔走了莽莽苍苍数千年，却突然“消失”了3万年。黄地峒遗址的地层信息，就像一道来自远古先民的“香港密电”，中间长长一段却已缺失。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情此景，不免让此时此地上的后人们浮想联翩、唏嘘万千：在史前的漫漫长夜里，这群远古先民究竟在深港地区经历了怎样漫长而剧烈的沧桑变迁？
距今7000至6000年的黄地峒遗址上层、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则“兄弟”“堂兄弟”众多。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在环珠江口地区发现了20多处距今7000至6000年的同时期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带是深港两地合围的大鹏湾沿岸。
大鹏湾是个典型的U形海湾，东岸的大鹏半岛和西岸的九龙半岛丘陵起伏，就像一双大手把海湾紧紧地拥在怀里。在台风、海啸频繁造访的南海之畔，这类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风平浪静的亚热带浅海湾，无疑是人类生存的风水宝地。大鹏湾内的东、北、西沿岸又散布着众多小U形湾。这些小U形湾的尽头都是背靠山岭、有溪流下切的台地或斜坡。这样的地形条件，既解决了水源问题，又便于日常的渔猎，也利于躲避恶劣天气、台风海浪的侵袭，自然成了与大自然对抗时，手无寸铁的远古先民的伊甸园。
深港两地在大鹏湾沿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遗址，无一不在小U形湾之内。
早在1933年，在香港大学地理系任教的芬戴礼神父等考古爱好者就在港英政府的资助下，对南丫岛大湾遗址进行了香港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在其试掘调查报告里，罗列了一批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出土陶器。
1997年，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启动东湾仔北遗址考古发掘。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一个考古发掘项目，也是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首次合作。
经专家确认，东湾仔北遗址是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区，呈现出中国南方百越族的墓葬特点。出土的20座古墓葬中，有15座保存了古代人体遗骸。在湿热多雨的酸性土壤中，这些距今约4000年前的人骨何以保存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人类学家韩康信教授根据解剖学原理，对照人骨比例，将一男一女的头骨进行了复原，让外界首次看到了4000年前香港先民的“真容”：这些人骨属亚洲蒙古人种，同时呈现热带人种特征，昭示了香港和内地文化交流的悠久渊源。
深圳地区则于1980—1981年间在大鹏湾东岸和北岸先后发现了咸头岭、大梅沙、小梅沙、大黄沙等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大鹏湾东岸发现的咸头岭遗址。1992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在系统考察、研究了咸头岭遗址、出土文物后撰文提出，“咸头岭这类遗存有自己的存在时限，有自己的分布地域，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征”。
他开拓性地提出，应以咸头岭遗址的文化遗存为代表，将此前已发掘、研究的环珠江口20多处同时期古文明遗存，包括深圳地区的大梅沙、小梅沙、大黄沙遗址，香港地区的舂坎湾、大湾、蟹地湾，珠海的后沙湾等遗址，命名为“咸头岭文化”。
咸头岭遗址
咸头岭遗址距深圳福田区约50公里，位于距大鹏湾东岸约350米处的迭福山山脚，坐落于背倚潟湖平原的海湾第二、三级沙丘上。东南曾有几条东西流向的淡水小溪，是古船只系缆停泊之处。
咸头岭遗址体量庞大，初步估算遗址范围自东南至西北长200米，西南至东北长150米，面积约30000平方米；埋藏深、构造复杂；地处偏远，暂时没有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威胁。这些客观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遗址的出土过程长达25年，前前后后经历了五次发掘。
1985年、1989年，深圳博物馆考古队对咸头岭遗址进行了两次正式发掘，出土了一批石器和白、彩陶器。随后发表《深圳市大鹏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认为这是一处距今大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1997年、2004年，深圳博物馆文物考古鉴定所对咸头岭遗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在对近20年来四次发掘的文化遗存进行系统分析后，李伯谦在2005年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咸头岭遗址的年代、分期和文化源流等发表了自己的结论，断定咸头岭遗址距今约7000年。
李伯谦的观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业界的一致认可。原因在于，年代久远、叠压极深的咸头岭遗址的考古“取证”过程，有一道难以克服的硬伤：咸头岭遗址属于典型的沙丘遗址，地下沙层极富流动性，发掘时经常发生探方的坍塌，难以保证遗物出土层的准确性，扰乱地层断代。
2006年，咸头岭遗址迎来了备受中外考古界瞩目的第五次发掘。这一次，于2004年5月成立的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开创性地使用了一套针对沙丘地层的发掘流程：首先将探方挖成下窄上宽的斗形，以增加地层的稳固性；然后在沙土上喷水增强沙子的凝聚力，在所有要踩踏的地方铺上木板分散单点承受的压力；再在剖面上喷洒建筑喷胶加固表面。
这套“固沙发掘法”，完整、精确地提取了咸头岭遗址层位清晰的遗物和地层信息。后来，广东深圳咸头岭遗址荣获“2006—2007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二等奖。北京大学考古年代学实验室加速器质谱碳14测定，遗址最早期的下层数据为5965±40BP，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4940年；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放射性碳测年实验室测定为5973±47BP，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4990年。
中外两大权威测年机构证明了李伯谦此前的“目测”论断：咸头岭遗址的地层深处，果然沉睡着与伟大的仰韶文化同龄，距今7000年左右的深港地区史前文明。
专家鉴定认为，在环珠江口地区发现的20多处新石器时代中期同类型遗存中，咸头岭遗址年代最早、发掘面积最大，也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前后五次发掘出土的200多件石器、100多件可修复的陶器等新石器中期遗物，时间跨度近千年，可划分为三期五段。每一阶段器物丰富、特点鲜明，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唯一一处可以比较全面反映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中心聚落遗址。其为本地区距今7000至6000年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断代树立了标尺，为探索本地区古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咸头岭遗址被评选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深圳博物馆馆藏着一件大鹏湾北岸小梅沙遗址出土、距今6000多年的浪花纹彩陶盘，是咸头岭文化的代表作之一。这件藏品口径23.7厘米、底径20.2厘米、高8.3厘米，被权威文物专家鉴定为“广东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的精品”。直口、圜底，下附宽大的圈足，里表均经打磨，涂暗红色陶衣后，再用赭红色颜料彩绘，腹表、足表和足里处各饰有一组两周方向相反的浪花纹，每组花纹上下均施条彩。足表两周浪花纹之间，还用一周海浪相隔，每个浪峰上下各穿一个圆孔。
它既是一件实用的生活用品，也是一件原始艺术品。凝望着它，让人油然生出“逝者如斯夫”的喟叹，眼前莫名地浮现出一幕幕漫长历史深处的人类光影。
深圳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咸头岭文化遗址共有六处。大鹏湾沿岸有五处，自东向西分别是咸头岭遗址、大黄沙遗址、下洞遗址、小梅沙遗址、大梅沙遗址，均属于典型的沙丘遗址。另一处是位于南山区月亮湾荔枝园内的月亮湾遗址，这是一处同时期遗址中仅见的山冈遗址，证明了在距今7000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们已经开始沿着深圳北部梧桐山—银湖山—塘朗山一线，从易于原始渔猎的大鹏湾沿岸，迁居至便于原始农耕的珠江口东岸、深圳湾畔一带的山地上，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拓荒生涯。
令人惊讶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深圳地区先民的“西进运动”，与改革开放后深圳城市建设沿着深圳河、深圳湾一路向西，直抵珠江口东岸的轨迹不谋而合。
深圳地区目前已发现的57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山冈遗址占了绝大多数，且集中分布在今天深圳西部的南山、宝安、龙华、光明等区的大陂河、铁岗河、西乡河、观澜河和大沙河两岸。东部的盐田、坪山、大鹏等区（新区）仅有10处同类遗址，也多为山冈遗址。
青铜器时代的遗址、遗存同样集中在珠江口和深圳南山、宝安一带。
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期间发掘的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福光村屋背岭遗址，在1400平方米的面积内共清理出商时期墓葬94座，是当时广东地区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早期墓葬群。根据调查和勘探的情况推断，这个遗址的墓葬总数应当在200—300座之间。出土的300多件文物多为商时期遗物，有石锛、石斧、陶豆、陶罐、玉矛、水晶。有的灰坑还出土了米字纹陶片、方格纹陶片等。另有东周墓葬两座，出土了铜矛、铜斧、铜剑等多件青铜器物。
与黄地峒遗址、咸头岭遗址如出一辙，屋背岭遗址的发掘成果惊动了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邹衡教授。他一开始深表怀疑，因为在此之前整个广东地区只挖出过零星的殷商时期陶器碎片，如此大规模的出土闻所未闻。为此，他专门飞赴深圳，实地考察屋背岭遗址发掘工地。在仔细看过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后，“石破天惊，感受震撼”。他十分肯定地判断，“屋背岭遗址是商时期偏早的墓葬群，这在广东、在南方实为可喜的发现”。
屋背岭商代古墓群的重见天日，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陶器编年的一段空白。《深圳博物馆基本陈列·古代深圳》一书提出，屋背岭遗址“对岭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岭南古代文明的进程、珠江三角洲地区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沿海小地理单元考古学文化乃至中国边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屋背岭遗址众望所归地被评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随后又被评为“‘十五’期间全国夏商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
屋背岭遗址的考古发现，以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补足、补强了深港地区距今4000至3000年来，在远离中原文化的岭南以南，生生不息、丰满立体的史前文明史。
南头千年筑城史
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三郡。这是岭南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设立行政区划。今天的深港地区属南海郡番禺县，首次进入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版图。
日后长期作为深港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南头（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一带）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首次出现。清阮元等学者修纂的《广东通志》记载，这一年，汉武帝在28郡分别设置盐官，岭南的“南海番禺，苍梧高要”名列其中，番禺盐官的驻地就设在南头。
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吴国继在吴郡设立司盐校尉之后，又在南海郡设置司盐都尉，统辖一郡食盐生产、运销。并在南头设立司盐都尉官署，修筑城池，称“司盐都尉垒”，后城池荒芜，故又被记为“芜城”。北宋《太平寰宇记》有记“《郡国志》云：东官郡有芜城，即吴时司盐都尉垒”。这是现存文献资料中关于深港地区建城的最早记录。
东晋十六国期间，中原鼎沸，士族蜂拥南逃，衣冠南渡。大量北方人口的南下开拓，促使疆域广阔的岭南地区不断分置郡县。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南海郡一分为二，新置东官郡，辖宝安等六县。
331年，成为深圳市的前身、千年古县“宝安”的原点。
宝安一名的由来说法不一。一说宝安之称源于域内一座有银矿的宝山，位于县城以北80里处，旧时也叫百花林，今属东莞市黄江镇和樟木头镇。明代王希文认为“言宝，得其宝者安，凡以康民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法是，“又东十里为宝山，昔尝置场煎银于此，名石瓮场，久废”。清康熙本《新安县志》则认为，“邑地枕山面海，周围二百余里，奇形胜迹不一而足，而山辉泽媚，珍宝之气萃焉，故旧郡名以宝安”。
值得一提的是，“周围二百余里”绝非古人夸大其词。彼时的宝安县管辖范围横跨珠江口，不仅包括今天的深圳市、东莞市和港澳地区，连今天的中山和珠海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其所辖之地。
东官郡郡治和宝安县县治都设置在南头。
关于东官郡郡治，明代吴中、王文凤修纂的《广州志》记载了其具体位置，“其地在东筦（莞）场公宇东二百步，颓垣断堑，犹有存者”。清康熙本《新安县志》称，“城南七里曰南山，则旧郡朝山也”。
南头城作为地区行政中心的地位持续了259年。此后的1000多年里，历史似乎突然加大了油门，南头城的中心地位，在频繁的王朝更迭和时代大潮的跌宕起伏中，忽明忽暗。
隋开皇十年（590年），废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南海郡。南海郡的郡治一直在广州，南头城自然失去了一郡行政管理中心的地位。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突然被更名为东莞县，辖区范围不变。县治则由南头迁往到涌（今东莞市莞城街道）。这样一来，南头城的县治身份也丢了。
大唐盛世，物华天宝，海纳百川。当时城外珠江河段依然是海湾的广州城得天独厚，当仁不让地成了帝国对外贸易的“擎天一柱”，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之一。朝廷在广州城设置了总管对外贸易的市舶使，来自波斯、天竺、大食、中南半岛和南洋诸岛的商船，每年夏季都会乘东南风沿珠江口北上，聚集在广州城，万商会集，兴盛无伦。
为拱卫珠江口这条黄金贸易水道，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宝安县设置屯门镇，驻扎镇军2000人，指挥所就设在南头。《唐会要》载：“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广州宝安县新置屯门镇，领兵二千人，以防海口。”
屯门镇驻军2000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据《新唐书》记载，广州“有府二：曰绥南、番禺，有经略军、屯门镇兵”。唐天宝二年（743年）冬，吴令光发动起义，一举攻陷浙江的永嘉郡，并横扫了台州、明州等地。朝廷命河南尹裴敦复、晋陵太守刘同升及南海太守刘巨鳞前往弹压。刘巨鳞远征浙江时，没有动用南海郡的经略军，统率前往的是屯门镇士卒，并在次年会同其他几路兵马，将吴令光起义军镇压下去。
从此次出兵浙江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屯门镇军应该不是仅受地方节制的泛泛之辈，而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悍的精锐野战部队。
“屯门”之名在唐代有极高的知名度，以至于有两位当时的文学大家，虽不曾身临其境、亲眼见证，却通过口耳相传和飞逸神思，就寄情于深港山海，一抒胸中块垒。
唐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被贬广东连州。这一年的农历五月，有可能身在广州城的诗人，目睹城南的珠江上“终风驾涛，南海羡溢”，于是脑洞大开，用极其瑰丽的辞藻，挥笔写就一首描述屯门一带大海潮的《踏潮歌》，开篇就是“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被贬官潮州，路过广州与好友元集虚分手时，写下《赠别元十八协律》组诗，其中第六首诗中有句：“屯门虽云高，亦映波浪没。”
小小南头城变身为边防军事重镇，不便也不能承载军、政驻地的叠加，县治北迁于是势在必行。
大唐终结后，东莞县为南汉政权所据，屯门镇沿袭唐代旧制，以检点一员率兵驻守，但治所从南头转移到了今香港屯门的杯渡山麓。
宋时，“镇”改为“寨”，增设望舶巡检司。在扶胥都监统领下，珠江口水道自南往北密布着广惠州、广恩州、固戍角、屯门、溽洲、崖山、香山诸寨或巡检司，统兵2792人。
至明代，朱元璋采纳辅臣刘基的建议，于洪武元年（1368年）定卫所官军，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卫的最高长官称指挥使，统兵5600人。至洪武十七年（1384年），广东沿海前后共设立了15个卫、100多个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再增置东莞、大鹏等卫所。
大鹏守御千户所坐落于今天深圳大鹏新区的大鹏半岛中部，东莞守御千户所设立于南头城，东西遥望，互为掎角。
关于南头城的东莞守御千户所，《读史方舆纪要》的定位是，“其废县亦曰城子冈，地平旷，千户所置于此”。所城与子城总周长五百七十八丈五尺，城墙高二丈，顶部宽一丈，底座宽二丈。所城周边还建有六座墩台，每墩有瞭守旗军五人。其后数百年，所城又屡经扩建、重修，终成今日南头古城模样。
明正德五年（1510年），在东莞、大鹏两个守御千户所之外，又设立一个地位在千户所之上的备倭总兵署（府）。其衙署位于东莞所城内东南，总兵由朝廷调派，统辖广东都司所属水军，广东各卫所官军亦受其节制。
总兵“备倭”南头城，足见深港地区在广东海防中的重要地位。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抗倭名将、两广提督侍郎吴桂芳奏请在南头城设立参将，“当此镇而设大将、屯重兵，甲士连云，楼船碍日，则内可以固省城之樊屏，外可以为诸郡之声援，近可以杜里海小艇劫夺之奸，远可以防澳中番夷跳梁之渐”。
朝廷准奏。同年，备倭总兵署（府）裁撤，改为参将署，下辖3000士兵、主力战船60艘，“督兵三千，足称巨镇”。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在吴桂芳的建议下，广东沿海新设六处水寨，每寨各有1200—1800名水兵、40—60艘战船不等。南头水寨由海防参将直接指挥，其余五处水寨也由其总辖，牵制范围东到大鹏鹿角洲（今属深圳市大鹏新区），西至广海三洲山（今属广东省台山市），人称“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
一时间，南头城寨内水、陆两军交驰，城头龙旗、日月旗猎猎，极一时之盛。
宝安县名漂流记
明万历元年（1573年），阔别了800余年的县治重新回归南头城，分东莞县，立新安县。
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曾改名东莞县，县治从南头北迁至到涌。那时，以丘陵、山地为主的深港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人丁稀少，物产不丰。但时至800年后的明朝中后期，在多种客观因素的合力刺激下，当地人恢复南头县治的心思一天天地活泛了起来。
大环境是时代潮流如此。有明一代热衷于中央集权，在朝堂，弃丞相制度、设六部分理朝政；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同时将大县化小。一番折腾下来，广东一地就增加了22个县级行政单位，达到8州77县。
根本原因是现实需要。随着时光流逝，珠江口沿岸潮退滩露，基于河海物产的原始商品经济崭露头角。以“沙井蚝”为代表的人工养殖业逐渐兴盛，声名远播；至于古已有之的制盐业更是蒸蒸日上。但深港地区多山，耕地不足且多为下等田，种植薯、芋、蔬、菽居多，本地生产的粮食只够维持数月。不足之数全赖当时的东莞县城到涌调配、供应，一旦运输不畅，粮价便会暴涨。
深港地区的盐、水产品输出和粮食输入，急需一个快捷的流通渠道和一个就近的指挥控制枢纽。
宝安县改名东莞县、县治北迁到涌之后，深港地区顿成“僻壤”。区内的两个中心点，东莞所城距县城50多公里，大鹏所城距县城更是超过100公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不但极大地制约了重要商品的流通，也让本地民众因为必须长途跋涉去处理徭役、赋税、诉讼等民政事务而倍感艰辛，怨声载道。
一场未遂民变点燃了深港地区独立建县、县治重归南头城的导火索。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夏，东莞县一带发生大饥荒，有饥民在南头一带“啸聚掠米，将生变”，一时群情汹汹，人心惶惶。面对如此危局，吴祚等几个乡绅挺身而出，出言斥责：“若属倡乱乎？果尔，首刃我。”乡绅们的一番劝教，堪堪灭止了熊熊欲烧的暴乱火头。之后，部分乡绅、地主主动捐献钱粮赈灾，终于帮助饥民撑过了这场饥荒。
抢米事件让当地民众尤其是地方士绅们，深切地意识到了重新建县、在南头城恢复县治的紧迫性。
明隆庆六年（1572年），广东参政、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在南头一带视察海情，吴祚等几个乡绅泣血进言，“号吁伏地，请建县治，以图保障”。在士民“万口同词，唯愿建县”的民意推动下，建县申请在几经反复后终于上达天听。
明万历元年（1573年），包括今天深圳市大部、香港全境及东莞市南面的部分地区从东莞县划出，新设新安县，县治在南头城。
寓意“革故鼎新，去危为安”的新安县，为千年古县宝安接续了香火，千年古县治南头城的城墙得以继续加高。
明终清继，新安县又逢剧变。
顺治、康熙年间，清廷先后颁布、实行“禁海令”“迁海令”，严禁沿海商民船只出海，违者正法，知而不报者“皆论死”；同时禁止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不许片帆入口”；又勒令江南、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四地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不等，广东一律内迁50里，限期执行。之后，又有“再迁”“三迁”，一次比一次严厉。
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详细记录了清政府为维护专制统治制造的这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岁壬寅（康熙元年）二月……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遭此飞来横祸，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新安县元气大伤。此前，新安全县共有约7000人，经历数次迁海后仅存两千余人，“死亡载道者”数不胜数。连清康熙本《新安县志》都有记载，“及复归，死丧已过半”。
康熙六年（1667年），人口锐减三分之二，田土、赋税所剩无几的新安县，再次被并入东莞县。宝安县名、南头城县治的历史又被拦腰切断。
康熙七年（1668年），重病缠身的广东巡抚王来任痛定思痛，上《展界复乡疏》，痛陈迁海之弊：迁海之举造成广东一省数十万民众流离失所，“各无栖址，死丧频闻”，每年损失地丁钱粮30余万两；被迫迁出的民众大多数倾家荡产，因生活无着而“相聚为盗”……
也许是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刺痛了最高统治者，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展界，允许部分北迁居民重返家园。同年，新安复县。
至此，深港地区上演了二进二出东莞县的历史戏码。两百多年后，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在新安县的统治，迎来了1912年的民国肇始。
历史的天空就是这样阴晴不定，谁也没有想到，深港地区会在新朝伊始之际，一头撞上了自己的复名之路。
1913年，民国政府搞了一个“废府存县”运动，废除清朝实行的省、府、县三级管理体制，改为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这本来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行政体制调整，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意外地发现了这样一个惊人事实：在当时全国所有县中，竟然有221个、94组存在重名现象，其中两县重名的多达148个，三县重名的36个，四县重名的16个，五县重名的15个。
最夸张的是，有一个名字居然被分别位于直隶、山东、吉林、江西、浙江、贵州的6个县共同使用。让人捧腹的是，在一大堆信达雅的县名中，这个使用率奇高的名字居然是毫无新意的“新城县”。
1914年，我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地名规整运动正式实施。全国同名之县，只保留一个，其余全部改名。保留县名的原则是“先到先得”。查查档案、典籍，谁先用的就保留，后来的通通改名。但原则之外还留有一个“特殊优待”的门缝，即在对外条约中提到的县名，考虑到后续影响，即便是后来者，也可以挤掉先到的前辈。比如“三水县”，当时广东、陕西各有一个。陕西的三水县设置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广东的三水县设置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相比之下，后者晚了49年。但广东的三水县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里被辟为对外商埠，并设有三水海关税务司公署，改名对外影响较大，于是只好委屈陕西的三水县拱手相让，改用秦汉时期的旧称栒邑县（今陕西省旬邑县）了。
新安县也在因重名而需要改名的行列里。河南省也有一个新安县，设置时间早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荡平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那一年。于是深港地区欣然迎回了自己被动失去的、已经在历史的烟尘中漂泊了1100多年的古县名：宝安。
“罗溪”“滘水”“深圳河”
自唐至今，古县名“宝安”在历史长河里漂流、浮沉。深圳河与之相伴随，在历史的角落里默默成长。
遥想7000至6000年前的某一天，天气晴好，小梅沙海边聚落里的某个远古先民，狩猎时一时兴起攀爬上了今天深圳最高峰、海拔943.7米的梧桐山。他看到的古深圳湾是什么模样呢？
答案是：一片汪洋。
南海之水自西向东奔涌而来，直抵他所站立的山峰脚下。因为北、东、南三面群山的围挡，海水入口又在西面与北向广州的海潮交叉，故而脚下的水面显得波澜不惊。
这个想象中的远古先民站在梧桐山顶向西远眺古深圳湾看到的景象，绝非历史的虚幻梦境。现代科考证明，古南海水曾两次大规模海侵、海退，包括今天深圳河两岸的香港新界北端全部，深圳市罗湖区、福田区大部分，南山区、宝安区的低地、台地区域，在距今7000至6000年前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确曾是暗无天日的海底世界。
21世纪初，广东省地质局和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专项科考，根据广州市沉积记录和新构造运动的历史记载，研究出了广州地区距今1万年来的海陆变迁史。
约1万年前，地球进入冰后期，世界气候转暖，冰川大量融化，亚欧和北美大陆冰盖退出。约在7000年前，一次大规模的海侵席卷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地史上称之为“中全新世海侵”，今广州城内低地多为海水覆盖。
约在5000至3000年前，此次海侵的能量耗尽，海水慢慢退出了今天的广州城区。
约在3000至2500年前，“晚全新世海侵”卷土重来。由于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生剧烈的地质构造沉降，滔滔海浪再度长驱北进，而且比上一次来得更加猛烈，淹没了今天的整个广州地区。越秀山下，浪涛滚滚。
千百年来，南海涌浪猛力拍击岛岸，最终刻画出了距今6000多年的七星岗海蚀崖、长洲海蚀崖等海蚀遗址，如同古南海水留在广州城的亲笔签名。
约在2500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质构造沉降暂停，海水再次后退。年径流量高达3300多亿立方米、在国内仅次于长江径流量的珠江水系乘机展开反击，开启了它延续至今的环珠江口地区沉积、造陆运动。在地球自转作用的助阵下，珠江水系的北岸淤积加快，逼迫海水加速南退。
通过对秦以来广州古城、船台、水闸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学术界对秦末汉初以来流经广州古城区段珠江岸线及宽度，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秦末大将任嚣在珠江北岸筑“任嚣城”，城南就是南海。彼时“江”面宽约2020米，为现在同一江段宽度的10倍多，是不折不扣的“海”面。
接下来的西汉、东汉、三国时期，这段江面宽度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缩小到约1960米、1890米、1790米。
白云苍狗，又是悠悠近500年，大唐盛世之际的这段珠江江面依然宽约1400米。唐高适《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有句“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边塞诗人高适是北方渤海郡人，一生不曾驻足岭南，他不说“江”对羊城阔而称“海”对羊城阔，实在是因为此前本地人皆称城外的珠江为“海”，前朝的史书和名人也多持此说。如《汉书》称番禺为“近海”；东汉末年交州刺史步骘在番禺修“越城”，著文说广州“负山带海”，是“海岛膏腴之地”；三国东吴中书丞华覈也称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
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二称“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到了宋代末年，此段江面宽约1100米，比秦时窄了几乎一半，但开阔处仍被人们称作“海”。
从明代开始，海退加速，海水以每年70—130米的速度退出，珠江急剧收缩，不到300年时间里，此段江面宽度缩至约650米，比宋代缩窄了450米之多。及至清代，江面只剩下了550米。至近代，珠江平均宽度已不到400米。到了当代，平均宽度又降至264米，最窄处仅有180米。
多项地质信息数据和历史文献显示，迟至明清，流经广州古城区的珠江才慢慢卸下了“海”的妆容，换回了“江”的面貌。
在此期间，距广州60公里的虎门成了珠江出海口。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番禺县志》在分述东江、北江、西江之后，写道：“粤故海国也，支流为多，而皆源于三江，即西、北、东三江，出虎门入海。”
“珠江”这一名字，最早形诸文字也是在明代，即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佐所作《海珠》一诗的首句“珠江烟水碧濛濛，锦石琪花不易逢”。清道光二年（1822年）由阮元等学者修纂的《广东通志》称“珠江，源于三江，合流于城南，中有海珠石，是谓珠江，一名沉珠浦”，则是记载“珠江”一名的正式史志。
深圳河属珠江水系，它的形成过程基本上是珠江的缩小版。
比照珠江流经广州古城区河段的“露出史”和目前深圳地区已有的考古发现，可以肯定深圳河是一条非常年轻的河。距今约2500年前，海水直逼梧桐山等山峦脚下，今天深圳河干流段尚在水底沉睡，就是其主要支流沙湾河、莲塘河、梧桐河等山谷水流，也是下山即入海，最多只能称为山间溪流。
直面南海大潮的大鹏湾海岸边密布的海蚀崖、海蚀岩、海蚀洞、海蚀柱，是古南海水两次海侵留下的永久印记。其中，大鹏半岛最南端的国家级地质遗迹鹿咀海蚀崖近乎直立，高度在10至50米之间，深入其间的海蚀洞高12米、宽6至7米、深约20米，让人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海蚀洞是高潮海水千百年来拍击山崖砂岩冲蚀而成的。这意味着海侵期间，深港地区的海平面至少高出现在12米。难以想象，把这个海侵高潮期间最低值的海平面放在今天的深圳湾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千百年来海水缓缓后退，古深圳湾内的山冈、高地、台地、低地渐次露出水面。不过，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晚至北宋末年，今天深圳河干流北岸已成钢铁丛林的罗湖、福田两区的大片低地仍在海水之下，或者是潮来潮往的浅海滩涂。
证据就是，经过深圳市文物考古人员40多年孜孜不倦地仔细翻找，这片区域内不但没有发现过任何先秦遗址、遗存，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墓葬，还是位于市中心莲花山西北角山坡、建于南宋淳祐八年（1248年）的下沙村黄氏一世祖黄默堂墓。这一年，距北宋终结已有121年之久。
按照南海海水以每年70—130米退出珠江江面的速度计算，此时深圳河的大模样应该已经出来了，高地、台地上已有零星垦殖，只是海滩开阔，河水恣意流窜。南宋、元两代，连年战乱导致的南下移民蜂拥而至，大规模束塘筑田之下，深圳河河岸线急剧收缩。
明清时期，海退加速，吸引了更多拓荒者进入，形成了一个水退人进的正循环。
时间和空间联手，自然和人工合力，终于将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深圳河推进了蜿蜒史册。
据目前可考史料，深圳河首次“出镜”在明初。
研究者的依据是深圳河畔、深圳火车站东侧的罗湖村族谱《袁氏家谱》。罗湖村袁氏发源于河南汝南，六百多年前迁至东莞温塘定居。明洪武元年（1368年），先祖袁彦安屡试不第，遂举家迁至此地，拓田1700亩，闭门耕读，成为罗湖村开基之祖。
《袁氏家谱》记录了多位明初先人的诗词歌赋，其中“罗溪”一词反复出现。把他们诗中的细节描述与现实地貌结合起来观照，可以确定，罗溪就是当时深圳河畔人家给这条年轻河流取的“小名”。
罗湖村袁氏二世祖袁百良的《卜居》有句“罗溪水长渔歌晚，梧岭峰高月吐迟”，诗中的“梧岭”即梧桐山，“罗溪”就是梧桐山脚下的深圳河。三世祖袁渔隐的《携客游罗溪作脍》有句“罗溪水长鳜鱼肥，同客观潮坐石矶”；他另一首诗的标题直接就是《游罗溪》，有句“罗溪峻岭水还深，上有乔松百尺阴”。后世族人袁皓作《晚兴》一诗，一句“梧峰吐月映罗溪，缟带飘飘赤墈西”，更是带出了三个当地地名，其中的“赤墈”就是今天金融机构云集的罗湖区蔡屋围一带。
迟至清康熙年间，袁居易撰写《袁氏家谱序》，仍将深圳河称为“罗溪”。
明代中后期，深圳河的官方称谓“滘水”始见于文献。清康熙本《新安县志》称：“滘水，在城东四十里，发源于梧桐、莆隔、龙跃头诸山，西流曰钊日河，北出曰大沙河，二支分流至滘山合流而西曰滘水，经横岗山，逶迤四十余里入后海。”
这里的“城”，就是新安县治所在南头城。西流的“钊日河”、北出的“大沙河”即深圳河的两条主要支流莲塘河和沙湾河。“滘山”则是50米高的罗湖山，今已不存。1979年深圳市设立的那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来袭，东门老街至火车站一带低洼城区全部被淹没。第二年，深圳市政府决定“愚公移山”，耙平罗湖山，用所得的130万立方米土石方填平这片低洼地。罗湖区地势因此增高了1.07米。
原罗湖山地块上，后来矗立起了一座声名远扬的“楼山”，即1985年竣工、高160米的当时“中华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
“深圳”之名源考
“罗溪水长鳜鱼肥，同客观潮坐石矶”“罗溪峻岭水还深，上有乔松百尺阴”。在深圳河畔人家袁渔隐的眼里，明代早期原生态的深圳河俨然一条“水长”“水还深”的大河，海潮顺着宽阔的河滩直奔上游，徐徐展现渔歌唱晚的罗溪风情。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广东通志》记载，彼时深圳河上游至深圳湾后海之间，舟楫纵横，自东向西密布麻雀岭渡、罗湖渡、黄岗渡、下埗渡、白石渡、南头渡等渡口。这些渡口各有分工，横水渡以小舟摆渡深港两岸，长河渡则供货运大船扬帆出海，远航环珠江口地区。
意大利传教士西蒙·佛伦特里经过四年实地勘查，于1866年绘制的《新安县全图》，是深港地区第一幅使用近代科学测绘技术绘制的地图。远比之前以抽象的山水画形式绘制的疆域图、地形图更具科学性、准确性，曾在1894年米兰地图博览会等多个欧洲展会上获奖。
在这份地图上，深圳河是用双线勾画法描绘的宽阔河道，并在上游的“螺湖”渡旁画了一艘单桅大帆船，示意可在此乘大帆船出珠江口。在深圳河汇入深圳湾的河口处，标注着英文“high water”（水很深），证明当时的深圳河干流深受海潮影响，涨潮时海水依然直逼今天的深圳河三岔河口，足以靠泊单桅大帆船。
近现代以来，海水继续后退，农田鱼塘蚕食河滩，大小水库截断上游来水，深圳河干流慢慢变小、变浅、变缓，终成“小河弯弯”，不复旧时模样。
沿河北望，“深圳”的旧时模样又如何呢？
“圳”，是“甽”的通用规范汉字，客家语，意为“田间水沟”。依照字面意思，“深圳”就是一条深浚河沟。
深圳河的民间叫法曰罗溪，史志中的官方名称是滘水，但从来没有被标注在古地图上。晚于1899年才因“深圳”这个地名而得名，并出现在正式文件和地图上。
这条“深浚河沟”在哪里呢？
清康熙本《新安县志》有这么一段记载：“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巡检廖膺宠建造石桥，名曰‘惠民’。”
惠民桥是今天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桥的前身，横跨的是布吉河，也被称为清水河。那时的布吉还叫“莆隔”，因两百多年后广九铁路在此设站“布吉”而改名。显然，“深圳”之“圳”，指的是深圳河的支流之一布吉河。当然，从这个因果关系来看，称深圳河为深圳的“母亲河”也名正言顺。
作为地名的“深圳”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明万历元年（1573年），深港地区新设新安县，依例每隔数十年会编修一次县志。不幸的是，明万历以降至明亡的新安地方志书均已散佚。目前存世的最早记载“深圳”二字的史籍，是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编修的《新安县志》。
清康熙本《新安县志》中三处涉及“深圳”：一是《地理志·墟市》中记有“深圳墟”；二是《兵刑志·墩堡》中记有“深圳墩台”；三是《地理志·梁》中记有“惠民桥，在深圳”。
“惠民桥，在深圳”的定位，明确了今天的布吉河是作为河流的“深圳”；“深圳墩台”“深圳墟”则落实了作为军事哨所和地名的“深圳”。
墩台是明初卫所军制下的基层哨所，每墩驻有瞭守旗军五名。清康熙本《新安县志》明确记载，康熙七年（1668年），新安营计划营造墩台21座，后实际建造12座，其中就有深圳墩台。康熙十年（1671年），深圳墩台和五通岭、大梅沙、小梅沙三座墩台被台风摧毁，后“俱改作瞭望台，每台设兵十名”。
清嘉庆本《新安县志·经政略四》的“汛房”一节，载有“深圳汛，把总一员”，而“墩台”一节中，则不再记“深圳墩台”，应该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深圳墩台”又升格为“深圳汛”了。
县志记载，当时兵员达千人的新安营“设游击一员，中军守备一员，左、右哨千总二员，左、右哨把总四员，外委五员”。把总在明代是个正七品的中层军官，可统兵440人。而在新安营当时下设的六座汛房中，只有深圳汛配备了一名把总。三年后的清道光版《广东通志》提及深圳汛有把总一员、外委一员、防兵十名、拨兵三十名，俨然是个军事堡垒了。
史志以外，古地图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佐证。
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标注出“深圳”和“深圳墟”的地图，是制作年代考证为清乾隆年间的《广东沿海图》。从图示来看，此时的“深圳墟”已颇具规模：上面画了8间房子，是图中新安县地界房子画得最多的地方。
目前存世的最早绘有“深圳汛”的地图，则是浙江黄岩人陈蓥绘制于清嘉庆年间的《广东通省水道图》。该地图在新安县城东醒目地标注出了“深圳汛”。清咸丰十年（1860年）绘制的《新安县水陆塘汛舆图》，对“深圳墟陆汛”和“深圳墟”的位置做了细致标注：两地被布吉河分隔，上有一座拱形桥梁相通，正是清康熙本《新安县志》中提及的“惠民桥”。结合清同治三年（1864年）《广东全图》中的标注，“深圳汛”应该坐落于今天深圳市的笔架山、银湖山一带。
墟，从虚，是为乡间集市。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载：“岭南谓村市为虚……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粤谓野市曰虚”。时至今日，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乡村集市还多称“墟”。
在小农经济时代，从一个聚落，发展成一个有名有姓的自然村落，再进阶为辐射周边的一个墟市，其过程必然漫长。
“深圳墟”及其所依托的“深圳”，这个地方最早什么时候浮现在历史长河里？
清康熙本《新安县志》收录的古人文章中曾提及“深圳之名，史籍最早见于永乐八年”。可惜的是，至今为止没有人找到这本“史籍”，也就无法成为深圳“前世”的证据。
虽然白纸黑字的史籍记载找不到，但结合今天罗湖区老村落的形成历史，“深圳”这个地名的形成时期上溯至1410年前后的可能性很大。
从北宋末年至元代，战乱频仍、全国经济发展重心南移等多种因素共振，岭南地区再一次迎来了移民大潮。深圳河两岸渐次裸露出来的肥沃“生土”成为垦殖热点。罗湖村袁氏一世祖袁彦安，就是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随着这股移民大军，在深圳河畔置田、筑室，落地生根。
明代实行卫所军制，与之配套的还有军、民、商三结合的屯田制度，东莞守御千户所在今天深圳市罗湖区蔡屋围一带设有月岗屯。随着田亩拓垦的日积月累，明代中期，今深圳市罗湖区深圳河及其支流沿岸陆续形成了有谱可考的罗湖、湖贝、向西、黄贝岭、南塘等十几个村落。为便于各村庄之间的物资交易，由湖贝村、向西村、黄贝岭村、水贝村的张姓族人，在一片名为“深圳”的空地上建起店铺，周边的罗湖村袁氏，蔡屋围蔡氏，福田沙头石厦欧氏、赵氏、潘氏也在这些商铺周围聚集贸易，明朝晚期逐渐形成中心墟市“深圳墟”。
深圳墟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从香港元朗至惠州、从南头至沙头角、从布吉至九龙的三条交通要道在这里交会。清乾隆、嘉庆年间，深圳墟已是新安县36墟市之首。
《康熙新安县志校注》中提出，深圳墟位于今东门老街，旧城改造后已毁。深圳墟规制不小，设有四门：东门的位置在今天的解放路和东门中路的交会点，西门的位置大致在新园路与永新路交会处，南门在南庆街尾，北门在深圳中学南边的沼泽地。
每到农历二、五、八日的深圳墟墟日，谷行街的农产品交易，鸭仔街的家禽买卖，维新路的小吃杂货，民缝街的布匹、针线活计，一应俱全，热闹非凡。
从宝安县到深圳市
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建市之前属惠阳地区管理。1978年8月22日，中共惠阳地委向中共广东省委报送了一份《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请示报告》，提出“宝安这个地方将要建成为外贸基地，深圳将建为旅游区。为了进一步搞好边防，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经地委常委讨论，我们建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这个市的建制相当于地区级，即低于地委半级，高于县半级的建制，仍受地委领导”。
官方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深圳市”这个名称。
10月18日，广东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讨论惠阳地委的这份请示报告和省计委起草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
省委常委会会议的决定是，“宝安县建立相当于地区级的中等城市，称为宝安市”。
宝安县委一班人面对这个结果，提出了自己的考量。
11月25日、12月22日和12月29日，宝安县委向惠阳地委和广东省委分别呈交《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建制的报告》的初步稿、修改稿、再修改稿，连续三次，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宝安县的基本情况，并根据广东省对建市的区域的指示精神，建议“名称叫深圳市”。
在11月25日的报告初稿中，宝安县委就郑重地写道：经研究，我们认为必须把全县所辖范围改为市，名称叫深圳为好，因为深圳口岸全世界闻名，而宝安县则很少人知道。
古地名“纳以山水，辅以方位，寄予愿望，传于千年”，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承载着鲜活的家园记忆。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地名宜古不宜今，若非重大历史变迁，不会轻易更改。何况，按字面说文解字，“宝安”二字，其意也是至吉至祥。
萧规曹随沿用“宝安市”，功在赓续历史；与时代潮流共进退改为“深圳市”，胜在紧扣现实。
当时内地封闭日久，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却已是世界级的自由港，亚洲地区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是内地眺望西方世界的唯一一片开阔地。1911年开通运行、日夜穿梭于深圳河罗湖桥上的广九铁路列车，是这个内敛的古老国度与世界串联的最大“窗口”；深圳河畔的深圳口岸，也因此成了中国举足轻重的南大门。
20世纪前叶，中国局势瞬息多变，经深圳口岸南来北往、各怀心事的中外人士不知凡几。蒸汽笼罩处，“深圳”这个略显生僻的名字，成了南下内地人对祖国最后的记忆和北上淘金客对这个国度最初的印象。
伴随着列车轰鸣，1931年，驻有深圳火车站和深圳口岸的深圳墟，被设立为深圳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九铁路广州至深圳段改名为广深铁路，深圳镇内的火车站和深圳口岸成了中国接触资本主义世界最敏感的前哨。人们可能对实力弱小的农业县宝安县知之甚少，地处两种制度桥头堡的“深圳”一名却如雷贯耳。
1953年，鉴于深圳镇的区位优势，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相对发达，宝安县政府由南头迁至深圳镇。1978年时，宝安县人口约30万，深圳一镇独占约3万，是宝安一县政治、交通、经贸中心。
宝安县委喊出的这一句“深圳口岸全世界闻名”，绝非虚言。
宝安县委希望以“深圳”为市名，深圳河南侧“香港元素”的分量也相当吃重。
在当时宝安县委一班人的认知里，县改市的终极目标无非就是“搞活经济”，有工做、吃饱饭。深港两地自古以来就是一家亲，山高水长、割不断的兄弟情。办外贸基地、出口加工区也好，建旅游区也罢，态度最热切、出手最早的“金主”必定是一衣带水的香港同胞。把市名改为香港工商界人士熟知的深圳市，把市政府设在宜商宜行的深圳镇，就是对香港同胞最真诚、最隆重的邀约！
与香港背靠背一起串联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殊地缘关系、朴素的市场意识和硬邦邦的现实考量，让宝安县委坚信：叫“深圳市”比“宝安市”更有前途。
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张勋甫晚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道：“新市的名字为什么不用现成的‘宝安’而要用‘深圳’呢？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深圳比宝安更具世界知名度；二是深圳紧靠香港，处于罗湖口岸所在的地方；三是深圳有深水的意思，水为财，意头好。”
1979年1月13日，惠阳地委向广东省委上报《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建制的报告》，明确提出，“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建制问题，我们认为，为有利于对外贸易和对外加工工业，同意把深圳镇改为深圳市”。
惠阳地委态度鲜明，广东省委乐得从善如流。1月23日，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设立深圳市和珠海市的决定》，最终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这两个市均为省辖地级市，分别由广东省和惠阳地区、佛山地区双重领导。
3月5日，国务院下文批复同意广东省委的这个《决定》。
“深圳”这个市名终于被“争”回来了。
宝安县县改市最后定名为“深圳市”而非“宝安市”，除了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周密考量，恐怕也与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不无关系。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一书中提及，会上邓小平“谈到主张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时列举了深圳等10来个城市的名字。这样，深圳市的名称也得到与会广东省委领导人的认可”。
从发展的眼光看，宝安县委一班人认定“深圳”这个名字更有前途，后来的主政者也明白“宝安”一名的历史价值。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范围试办经济特区。1981年10月，宝安县建制恢复，属深圳市领导。1992年12月，撤销宝安县建制，建立深圳市两个新的市辖区：宝安区、龙岗区。
2001年9月18日，深圳黄田国际机场正式更名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宝安”这两个至吉至祥的汉字，与通达全球的国际机场联姻，也算是一个“名”尽其用的绝配。
千年古县名“宝安”的得失、去留，演绎着自331年以来中国历史风云激荡的时代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