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人篱下的屈辱是我的生存原点
我出生于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年份。在我四岁那年，战争结束了。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我虽然出生在日本冈山县，却在六个月大时被带到了伪满洲国[1]。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前后，父亲被征兵，母亲便带着我暂时返回了日本。后来因为战况堪忧，母亲与我便留在了日本，以田岛家的媳妇和孙女的身份，先在父亲老家住了几个月，接着便去了母亲在新潟县的娘家。简而言之，我们在父亲老家和母亲老家都是寄人篱下的身份。
母亲当时是个普普通通的已婚妇女，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我们不得不靠着亲戚糊口。我和母亲就这样在疏散之地体验到了寄人篱下的屈辱。
住在父亲老家时，有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经历。我们跟许多亲戚住在一起，吃饭时每个人面前都有鱼，只有寄人篱下的我和母亲没有。当时我年幼不懂事，对母亲说：“妈妈，我也要鱼。”母亲则说：“闭嘴吃饭！”一巴掌打得我不敢抱怨了。类似的用餐事件，发生过好几次。
用餐歧视真的让人非常难受。母亲自己其实也很不甘心，后来对我提起过无数次。我觉得，那起“吃鱼事件”深深烙印在了我的性格之中。
人在两三岁时体验到的不得不向别人乞食、不得不寄人篱下的生活，是一种毕生难忘的屈辱。这种屈辱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原点。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能无须顾虑任何人，敞开肚子吃自己爱吃的东西。我想，正是这个愿望使我后来衍生出了自己赚钱的想法。
忍受责罚的是“反应迟钝的孩子”
疏散到母亲老家后，还有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经历。
当时正值战争中后期，各地都在频繁举办葬礼。因为总在“焚化场”附近见到和尚，我们这些小孩就学会了模仿和尚玩葬礼游戏。我跟同岁的表妹正子拿了姥姥的腰卷[2]斜挎在身上，嘴里念着“南无妙法莲华经”满村子走。可以想象，很快就有人找到大人告状，说我们不成体统，穿着腰卷学和尚岂有此理。我们两个人都被狠狠骂了一顿，还要遭受艾灸惩罚。
那时，表妹正子可能因为有经验，大人一点着火，她就飞快地拍掉身上的艾草跑了。姥姥和我的母亲竟然高兴地夸奖了正子。
她们说：“正子好灵巧啊！”
但我觉得自己在遭受责罚，必须咬牙忍耐。然而强忍着艾灸的滚烫的我，却听大人骂道：“你真是反应迟钝。”她们拿我跟正子做比较，然后说：“这孩子就是个傻大个，反应太迟钝了。”于是，这就成了姥姥和母亲对我的固定印象。
我很想辩解：“大人说要艾灸，我觉得应该听话，所以一直忍着。”可是三四岁的孩子说不出那样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正子不听话反而被夸了，而我努力忍耐却要被笑话。当时的不甘心，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无法逃离讨厌的事物的“奴性”
时至今日，我已经非常明白艾灸一事的内涵了。它意味着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被植入了“奴性”。正子这种没有在城市生活过，一直在乡间自由玩耍的孩子，能够更敏锐地察觉到逼近自己的危险，就算那是大人的责罚，她也能发挥出拒绝自身受到伤害的力量。
当时农村人都很忙，根本顾不上管教孩子。所以至少可以说，正子还没有受到与我同等的压抑，也没有被植入“奴性”。
母亲是个性子暴烈、心理洁癖严重的人，想必在我三岁之前已经用各种手段规训了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因此，我在那个时候很自然地放弃了抵抗，觉得妈妈说的话都要听。艾灸明明是对幼儿的虐待，但我还是认为应该听妈妈的话，只要听话就能得到夸奖。也就是说，我在年仅三岁时，已经被植入了那种性格。
每次妈妈打我，说：“这都是为了你好。”我都乖乖地撅起屁股说：“妈妈我错了，我是坏孩子，你打我吧。”我做不到像正子那样拔腿就跑。我想，这就是“奴性”的萌芽。
无法逃离疼痛，无法逃离痛苦的状况。一旦陷入痛苦的状况，就容易想象这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够好，一味地责备自己。这种心理倾向正是在那种管教中形成的。我一心以为，只要当好孩子就能得到爱，只要当好孩子那个人就会对我笑，会拥抱我，会给我做好吃的饭菜。
孩子处在最容易被植入“奴性”的环境中。首先，他们需要父母的养育。没有父母的关爱他们就活不下去，所以他们不得不听父母的话。如果不听话，就要被打上“小混混”“坏孩子”“不惹人爱”等烙印，内心备受煎熬。若不是内心特别坚强的孩子，绝不可能坦然接受那些指责。孩子注定无法逃离父母，所以父母只要有意，就能以这个事实为筹码对孩子为所欲为。
卧床不起的母亲用二尺长的尺子责罚我
父亲从军归来后，母亲罹患了脊柱骨疽，其后卧床六年，直到卡那霉素这种药问世。这种病是因为结核病菌侵入骨骼，导致骨头溶解化脓，引发身体障碍，治疗时医生需要用注射器吸出脓水。吸脓时身上会有个大洞，溶解的碎骨渣哗啦啦地往外流淌。可以说，母亲一直处在垂死的状态。
母亲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为了让我能够独立，她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我能有一技之长。她自己在疏散到乡间居住时也曾尝试学习裁缝手艺，可是按她的说法，不能留我一个人在敌阵之中，所以最终半途而废，无法自立谋生，并因此悔恨不已。她一心认定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无须忍受那样的屈辱，所以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好好学习，成为一个能够自立的人。
母亲当时已经卧床不起。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母亲什么都做不了，无法尽到为人母和为人妻的职责。不仅如此，她还面对着随时可能死去的威胁。她必须在那种情况下使我能够自立，想必内心是很焦急的。
她卧床时需要用石膏架固定身体，因此无法动弹。于是她在身旁放了一把二尺长的直尺，用它来责罚我。我必须待在那把直尺能够触及的范围之内，母亲打我时绝不能躲开。要是我躲开了，母亲就会大发雷霆、发起高烧，导致病情加重，所以我绝不能躲开。
有一次母亲气急了，甚至把我的教科书撕成两半扔出窗外。当时，教科书在我眼中就像基督徒的《圣经》那样神圣，因此这件事令我万分痛苦。也许我的心也随着教科书被撕成了两半。
后来母亲的病稍有好转，一家人偶尔会出门旅行。每次回家后，她都会总结我那一天的行动。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姿势走路了，用什么语气说话了，用什么动作吃饭了，在什么地方大声吵闹了……我的一举一动都成了母亲的批判对象。如此反复下来，我变得特别在意自己的行动，最终什么都不敢做了。因为一做点什么事，我就特别害怕母亲的批判。母亲总是说：“我是因为爱你，希望你将来成才，才这样训斥你。”但是她的话语对我而言，就像折断树枝一样一根一根折断了我的手脚。
我渐渐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只能把种种思绪拼命压抑在心中。我压抑了愤怒，压抑了悲伤（因为流泪会挨骂），也压抑了寂寞。即使放学了我也不想回家，经常独自呆立在操场中央。有时我也会去教学楼天台。我害怕回家，但又不知道能去哪里。这就是我每天的心情。
压抑的轮回，造就了家庭版“霸凌结构”
我弟弟长得像母亲，是个双眼亮晶晶的可爱的男孩子。母亲很喜欢可爱的弟弟，常给他试穿我的红色和服，还总说如果弟弟能跟我换一换就好了。我虽然遗传了父母不好看的地方，但是看我两三岁时的照片，也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子。然而上小学后，我渐渐变得乖戾，神情也越来越阴暗，母亲就说：“咱们家没有你这样的，我没生过你这么丑的孩子。”“长得丑就算了，还是个傻大个，整天不听话，太讨人厌了，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我一直沐浴在这些话语中，承受着三重、四重的苦楚，渐渐磨灭了自信。
所以我觉得，母亲对我的爱其实与“霸凌”只有一纸之隔——隐藏在管教之下的霸凌。当时的我没有能力以第三方的视角审视这一切，更没意识到那竟是霸凌。我只想得到母亲的爱，认为母亲的责罚都是因为我不够好。但是现在看来，我十分清楚母亲为何要霸凌我。
母亲对孩子以管教为名、以教育为名、以爱为名的霸凌，其实与母亲自己的人生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母亲的生活方式会折射到孩子身上。只能为孩子而活的人，其人生是极度压抑的。被压抑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把情绪发泄在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身上。
母亲处在无尽的压抑之中，找不到任何出口，肯定满怀无处发泄的怒气与怨气。她必须倾倒这些情绪，她想看到别人因此而痛苦。只有这样，她才能感到心情畅快。当然，这些心理活动都发生在潜意识之中。因为一旦变成表意识，那个人应该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旦用霸凌的结构去分析它，就会发现家庭中也出现了跟学校一样的现象——被压抑的人、被霸凌的人转而去霸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父亲在公司受了委屈，回到家中抱怨，或是殴打母亲，或是施以冷暴力。他还会对家中的开销和卫生情况挑三拣四。母亲遭到丈夫的霸凌，就会转头责骂孩子：“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还不快去学习！”接着，孩子就会去踹狗。如果家里没有狗，孩子就在学校挑个看起来不会反抗的同学欺负。这就是霸凌的结构。
小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母亲。如果不听母亲的话就要挨打。那么挨打后我会欺负谁呢？答案是弟弟。
我经常被母亲要求带弟弟。我背着弟弟出去玩，大家看到他穿着红色和服，都会交口称赞“好可爱”，于是我就把弟弟放下来。趁着大家跟弟弟玩，我偷偷躲起来。弟弟发现我不在了，就哭着喊“阳子”。我躲在暗处看弟弟哭，自己也会哭起来。我一走出去，弟弟就高兴地跑过来，然后我就会特别高兴。
被我欺负之后，弟弟半夜会做噩梦哭闹。这时父母就会叫醒我，斥责我“又欺负弟弟”，然后将我赶出家门。有时在下雨天，我看到外面有人路过，总会冲动地想跟上去。在某个时期，我每天都过着这样的日子。父亲白天不在家，不知道母亲跟我之间发生了什么，所以会帮着母亲训斥我。
其实弟弟也不好过。他上了初中后，就经常被母亲拿来跟我比较。弟弟不太爱学习，母亲就每天骂他：“你怎么不学学阳子姐姐呢，一个男子汉不好好学习怎么行！”
所以我从小就见惯了霸凌的结构，深深知晓弱小的人跟被压抑的人待在一起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
讨人喜欢的人，都为了迎合而扼杀“自我”
我认为，母亲培养我独立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她的管教方式对我而言就是纯粹的压迫。那时战争刚结束，根本买不到好吃的点心，所以不存在用点心“哄骗”的招数，我所接受的是这样的管教方式——“妈妈这么生气都是因为疼爱你”。很难说这究竟算不算“哄骗”，我可丝毫没有感到自己得到了疼爱。唯独“爱你所以打你”的矛盾组合，一直盘踞在我心中难以化解。
当然，年幼的我并不知道“压迫”这个词。我只是会经常做噩梦，每次梦到的内容都是地球重重地压在我的胸口。
那个时期，我还常常因为“生闷气”而遭到责骂。其实越是被压抑的人就越容易闹别扭、生闷气。当亲密关系中发生矛盾，一般都是立场更强的人主张自我，立场较弱的人哑口无言。立场弱的人即便有怨言也不敢说出口，这种时候就会生闷气、闹别扭，然后，还会哭泣。
我就是这样变得越来越乖戾了。因为在强大的母亲面前，我总是“祸从口出”，动辄得到一记耳光，或者被二尺长的尺子痛打一顿。一旦闹别扭，我的神情就特别阴暗。傻大个，长得丑，再总是闹别扭，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这种时候母亲就会说：“你学习好有什么用，如果不当个讨人喜欢的可爱女生，今后就嫁不出去了。”
就跟上文提到的艾灸一样，艾灸是为了让我变成乖孩子，可是我乖乖忍受责罚又会遭到批判。我无法抵抗过剩的责罚，只能闹别扭以示抗议，一闹别扭面容就会扭曲变丑，这时母亲就说“不会笑的人不讨人喜欢，以后嫁不出去”。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借用女性学研究者、生活艺术家驹尺喜美的话语，这种情况就像前方同时亮起了绿灯和红灯。
对年幼的我来说，讨人喜欢就是不想笑也得咧着嘴笑，心里说“不”，脸上也得说“是”，要不断看别人的脸色，尽量做可爱的行动，绝不能表露真实的自我，要极力讨好别人。
所以，他人的爱让我感到极度压抑，不得不把自己压缩得很小很小。换一种说法，就是唯有把自己缩进极小的牢笼里，才能得到那种爱。只要“爱”保持在被动状态，我就不得不压抑自己去讨好别人。真实的自我没有任何价值。可是这样一来，真实的自我就会被全盘否定，使我再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
我再也无法用心灵去感知事物，再也无法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无法逃离霸凌者的心理
我很想逃离母亲，所以考上大学，离开父母住进宿舍时，我觉得自己总算自由了。在此之前，我每日听到的话语都是“不准去那里，不准见那个人，做完家务去学习，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又不会帮店里做事，又不会做家务，长得不好看，不讨人喜欢的人就是不行”。因此，我特别想要属于自己的时间。我特别想尽快离开那个家，想一个人生活。
考上大学时我真的很高兴。可是母亲一打电话来，我就会哭出满满一桶眼泪。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哭成那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人一边想逃离霸凌自己的人，一边又想对那个人传达自己的心情。你为何不温柔地疼爱我？为何不理解我？为何在责骂之前不听我解释？我有那么多想说的话，父母却充耳不闻。“都是你的错”“是你不够好”“你太笨了”，每次都在重复同样的谩骂。希望父母理解我——这个渴望也会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爱。当自己从霸凌式的关心中解放出来，我除了有自由的感觉，还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这太令人费解了。即使面对自己最想逃离的人，在承受了将近二十年的霸凌后，我还是忍不住怀念她的支配。
对孩子来说，母亲是最重要的人。面对这个最重要的人，孩子渴望她的理解，因此拼尽了全力，但是孩子绝对得不到理解。母亲对孩子而言，就是上帝。
我十几岁时对基督教产生兴趣，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时还考虑过要不要成为基督教徒。当时我有一个观念，就是上帝绝不会回应我。因此，人们要研读《圣经》，努力领悟如何得到上帝的宠爱。遵守教义，努力改变自己，重新塑造自己，让自己成为不倒翁；不断地讨好上帝，疯狂地崇拜上帝，疯狂地渴望得到理解。然而，上帝始终沉默。于是，人们只能自发地去理解上帝。
基督教上帝与信徒之间的关系，不知为何竟有点像母亲与我的关系。母亲与我之间，似乎是那种关系的缩影。对我而言，母亲是绝对的存在。母亲的训斥、管教与霸凌都有着爱的名义，但是她绝对不会理解我的心情。一旦我试图解释，她就会骂：“不准顶嘴！”如果我不说话，她也要骂：“你有什么资格生闷气？”然而，人还是会认为斥责自己、殴打自己的人深爱着自己，并紧紧跟随，逃不掉、切不断这份依赖。孩子无法选择父母，只能紧紧跟随。
经常能看见有些母亲在路边声色俱厉地训斥年幼的孩子。孩子连哭泣都忘了，小脸没有一丝血色，拼命抓着母亲的裙摆。那种光景背后总是隐藏着什么。孩子害怕被抛弃，不惜扼杀自己，也要努力听父母的话。
一边洗碗，一边因身为女性而流泪的母亲
离开了家，与母亲拉开距离后，我终于能够深入思考自己与母亲的关系。然后我发现，那个借管教之名霸凌我的母亲，其实也承受着跟我一样的痛苦。
母亲也对她的母亲（我的姥姥）心怀憎恨。她更喜欢自己的父亲（我的姥爷）。问其理由，她说因为姥姥对她太严厉了。姥爷反倒很温柔，很疼爱她。
可是，母亲并没有把“我讨厌母亲是因为她太严厉”关联到她自己对孩子的严厉态度上。就算真的关联了，她可能也无法抑制内心涌出的那股巨大的力量。因为母亲自己身为女性，只能顺应并选择社会普遍认可的女性的生活方式，她为此悔恨不已。
战后，母亲因病长期卧床，为了挖苦父亲，经常炫耀自己在新潟县的娘家。她说娘家住的是当地最大、最气派的房子，别人都穿棉布衣服，自己却能穿真丝的铭仙和服。每次炫耀完娘家，她都要哀叹自己的不幸：“为什么我偏偏要过这样的日子？”她还很疑惑，娘家明明这么好，“为什么不让我接受教育”，并因此对她的父母怀恨在心。
我的父母是左邻右舍公认的好夫妻。母亲年轻时，家里给她谈了亲事，都已经走到收聘礼的阶段了，她却坚持不愿意嫁给农民，推掉了那桩亲事。她逃出来去了伪满洲国，并在那里结识了父亲，与他结为夫妻。战后，父亲一边经营酒馆，一边照顾发病的母亲，还要腾出手来养育我和弟弟。
母亲虽然卧病在床，但也像个女王一样作威作福。她一边念叨“明天就要死了”，一边盛气凌人。她在年幼的我眼中就是这种感觉。父亲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似乎觉得那样的母亲很有魅力。因为她真的很厉害，明明随时都有可能死掉，一天到晚都要依赖别人照顾，但绝不会委屈自己。我猜，母亲其实已经因为疾病耗尽了精力。她沉浸在延绵不断的痛苦和绝望中，也许对人生充满了狂热的愤怒。刚活到三十岁就要死了，她应该特别不甘心。
偶尔身体状态还算好的时候，母亲就会自己起床化妆，然后进厨房做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母亲曾经流着眼泪洗碗。她边哭边说：“为什么只有当妈的要从早到晚给碗擦屁股？”
看见母亲哭泣，对孩子来说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个总是严格管教我的母亲竟然哭了。同时我也想，她好不容易精神一点了，洗碗不就是妈妈的工作吗？因为她病了，本来不用洗碗的爸爸每天都要洗碗呀，可是母亲却说：“为什么只有当妈的要这样？”
女人只有枷锁之下的自由
只要身体稍微有所好转，母亲就闲不住想做事。她想盖一座更大的房子，想买下那块便宜的地皮做点生意。然而，就算母亲说了想做这个想做那个，父亲不同意就什么都做不了。父亲要照顾得了大病的母亲，很担心母亲哪天身体再垮掉还得花钱，所以一直都不答应。
从母亲的角度看，她虽然得到了精心的照顾，但是自己想要做点什么，需要用到家里的印戳时，得不到父亲的首肯就无法实现，这恐怕让她很不甘心。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三四十年前，办正事用的印戳是只属于父亲这个一家之主的。这就叫作父权制。
母亲得到了丈夫的精心照顾，但也只是比那些任劳任怨的妻子自由一些，项上枷锁松了一些。她肯定还是有着真切的感受，知道自己依旧是被豢养的人。母亲甚至说过：“只要盖个印就能弄死我。”这么说也许很夸张，可是拥有印戳的人确实能够左右女人的一生，能够彰显主人的身份。母亲亲身体会到了一个男人只要为人丈夫，就能靠一个印戳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
尽管如此，在父亲死后，母亲还是一直对他感恩戴德。父亲去世的头三年，她每天都清洗他的衬衫挂出去晾晒，每天都为他准备阴膳[3]合掌悼念。然而，我有一次开玩笑地问她：“你下辈子还跟爸爸结婚吗？”母亲却明确回答了“不”。父亲去世后，她的态度就变成了“男人？结婚？NO!”。看来她已经有了深入骨髓的感触：尽管丈夫如此珍爱她，她最终还是被一手掌控的存在。母亲是个非常自我、性子暴烈的人，肯定早就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她只不过是幸运地遇到了不会殴打她，反而会疼爱她的丈夫。
小时候听到的“为什么只有当妈的要从早到晚给碗擦屁股”“只要盖个印就能弄死我”这些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随着我慢慢长大，我终于接触到了这些话所揭示的世界，也体会到了母亲的那份痛苦。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母亲的那些话语。母亲与我虽是霸凌与被霸凌的关系，但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那些话会让我牢牢记住，我与母亲都站在同样的基准之上。当我对自己身为女性主义者感到迷茫、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默默咀嚼着那些话语，给自己鼓劲。
我在疏散地的“吃鱼事件”中体会到的屈辱，还有母亲说的那些话，都可以总结为迫不得已寄人篱下之人感觉到的屈辱。因为被豢养，所以不得不给碗擦屁股。女人只有枷锁之下的自由。女人只能通过婚姻存活下去。女人都是被豢养的，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她们没有选择权，没有自主决定权。母亲的话语在各种意义上成为我的人生警钟，还向我提供了研究的方向。
我是母亲在痛苦的生活中用作发泄的出口。我花了漫长的时间疗愈自己被伤害的心灵，同时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何被当作发泄的出口。也许可以说，这本书是对我思考过程的总结。
注释
[1]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所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因该政权不被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编者注）
[2]古代日本女性缠裹在腰间的内裙，是贴身的衣物。（编者注）
[3]日本习俗。每日用饭时，家属为长期在外的家人供奉食物，以祈祷他们能够安全归来。日本人也会在佛龛或神龛前供奉阴膳，同已故的家人一起用餐，这象征着家族团结。（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