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如实传达唐朝诗人的喜怒哀乐

本书是我所写《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以下称前书）的续集，也是我为《文史知识》所写专栏文章结集的第三本书（最初专栏讲唐人佚诗，结集为《唐人佚诗解读》，中华书局，2021）。前书自序以“每个诗人都有活生生的人生”为题，表达专栏写作的追求。最近十多年的工作以纂辑《唐五代诗全编》为中心，所有与唐诗有关的典籍，这些典籍的存世善本，前人有关唐代诗人生平交往的论著，大体上都读过，所有存世唐诗都经过反复多次的校核推证，有关事实皆能烂熟于心。有这些积累，我可以不无自夸地宣称，我的写作追求，一是“全面占有并仔细阅读文本”，二是“坚持文史融通的立场”，三是“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所幸前书能够得到学者和读者的喜爱。本书仍然坚持以上原则，除讲韩益佚诗一篇以外，都能有所新意，表达独见，与前书有接续，也有开拓。

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如果眼前有一大堆瓜果，肯定挑其中最鲜美可口的品尝。前书与本书每一篇选题，都是从正在编次的四千名唐代诗人中，挑选最能写出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故事者，还原事实，求深求新，还要讲些读者熟悉或不太熟悉的诗歌。虽有难度，写的过程则很顺达，感受诗人的喜怒哀乐，自己的感情也多少次跟随着高起低落。前面已经写了三十篇，再写是否能保持既有的水平和趣味，其实我也始终没有信心。不过当读透文本，确认选题，一路写来，似乎还能一直保持上述的风神与情调。古人说文章老成，又说七十为老，年纪确实过了，但我更愿意用顽童的心情来看待一切，体会一切，老成只能说是手熟，文章总希望新警。责编将校样交我，如遇老友般再读一遍，似乎还有一些新鲜的感触，可以传达给读者。

续集收文二十二篇，杜甫和韩愈在前书中曾写到，新见则有唐玄宗李隆基、孟浩然、张九龄、郑虔、高适、贾至、元结、任华、刘长卿、陆羽、卢纶、张籍、白居易、朱庆余、黄滔、杜荀鹤、冯道、和凝，以及成组写出的五窦、二詹和南唐三主，总为三十人。这里没有说到韩益，因为写他的这篇时，疫情居家，无书可检，主要是揭示他的佚诗。上述诸人中，有四位君主（南唐贬损制度后也还算是人主），三位宰相；从时代说，盛唐九人，中唐十二人，唐末五代九人，初唐居然没有，晚唐可算者仅黄滔、杜荀鹤二人。似乎不如前集之能照顾到各个时期。因为写前并无规划，结果当然参差不齐。

不过，我还是可以介绍一些自己认为有独到心得的例子。

孟浩然晚年进入张九龄荆州幕府，可能出于王维介绍，也留下不少诗歌，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尤负盛名。仔细讽味，不难发现，孟有大量陪游诗，随祭、游猎、行春，写来稳重而得体，张九龄那边存诗也不少，全然没有提到孟浩然。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往史书说张九龄以直道辅佐君主，被奸臣李林甫排挤而罢相出守，张九龄有委曲，可以与幕僚谈谈为政之道啊！现在学者精密排比史实，知道张之罢相，一是因其门人周子谅弹劾宰相牛仙客，引谶言妄言国家休咎，二是谏阻废太子，此皆触犯了玄宗的逆鳞。结果是玄宗怒而杖死周子谅于朝堂，诛杀太子等三王。张九龄素有清名，得保首级，贬官已为幸事。他所经历的真相和痛苦，实在没有办法与任何人交谈，只能在《感遇》一类诗中作曲折迷离的表达。孟浩然是全无官场历练的天才诗人，他在诗中不断称颂张相公得信于天子，还有机会大展宏图，你说让张九龄怎么回应。在幕可能有半年多，彼此实在无法交心，最后怎么分手也没有留下记录。

杜甫的两篇，很用心地传达杜甫的交友之道。郑虔墓志二十多年前出土于洛阳，我当时曾撰《〈郑虔墓志〉考释》（刊《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据以理清郑虔生平，也对相关杜诗有全新的解读。《杜甫与郑虔的忘年交》是前文的通俗版。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不仅印证了杜甫“结交皆老苍”（《壮游》）的自叙，还可以看到同样沦落不偶的两人，无所顾忌地发牢骚，痛饮酒，吐槽古今，互相温暖。世乱改变了一切。郑虔名气更大，两人同陷叛军占领的长安，杜甫无人理睬，郑虔迫受伪官。郑虔贬官台州，杜甫连送别的机会都没有。“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伤心之极，道尽大时代荣衰之间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杜甫与高适的友谊》一篇，有意于纠正流行时剧的偏颇，还原两位大诗人的交谊变化。天宝初两人与李白之同游梁宋，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如细心体会，杜甫比二人年轻许多，加上李白的天才纵横，高适之英雄情结，杜甫不免成为陪衬。乱后高适仕途显赫，杜甫弃官行走人间，将两人交往诗逐一比读，性格、地位都不能撼动友谊。主动关心的多在杜甫这边，高适的性格和对杜甫的真情，也有了根本的变化。

元结是盛唐诗坛的异数。研治文学者多关心他的复古思想，台湾前辈学者杨承祖先生特别注意到他对古今治乱原因的深刻反思。在安史乱后，他曾结聚力量，守护地方，更想远离是非，躲避南方。经过避乱、入幕，获任道州刺史，更看到地方凋敝，民生艰难。作为地方官，他有责任守土安民，完赋纳税，民间艰困如此，怎能再强索贡献？爱民与守官两难之间，他将民为邦本的理念放在首位，坚持要求朝廷减免地方的债负。他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表达不计个人得失、护民守郡的态度。他与杜甫天宝间都曾在长安，看不到交往的痕迹。他的两首诗，总怀疑是孟云卿从荆州寄抄给杜甫，杜甫所写“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给以高度礼赞。序中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包含着欲言又止的犹豫。我在此读到，即便两人以前不认识，甚至曾有交恶，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认识上，不必沟通而能心照意明。二人皆可称醇儒，故所感所喊皆为国而不计私情。

我读到傅璇琮先生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号所载《刘长卿事迹考辨》。此文努力廓清有关唐朝诗人传闻的不实记载，坚持作者本人诗文更为可靠，文史互参可以还原诗人真实的人生经历，从而重新准确地解读诗歌的寄意。《诗人刘长卿的两次迁谪》是据傅文所作的通俗化叙述。第一段入狱在长洲尉任上，时间在安史乱后两年。他自己当然反复说受冤入狱，同官间何人冤枉了他，似乎也理不清线索。我更愿意相信独孤及送他贬官序中所述，他为人刚猛疏傲，与俗吏关系紧张，被宵小之徒抓到有力证据，确曾违法而难以自解。他贬谪途中的两句诗：“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说尽委曲与幸运。第二次狱事在此后十五年，刘被诬的事实大致清楚，诬陷他的人有强大的后台。所幸断狱的御史是苗伾，故相苗晋卿子，老于官场且怀有正义感，不得罪权贵的同时为刘脱狱，给一贬官睦州司马的处分。刘在睦州写下大批好诗，实属幸运。

卢纶一篇发表后不久，卢纶墓志在陕西出土，有关卢纶早年经历与生卒年，都可得到确认。其中最重要的，是确认卢纶卒于贞元十五年岁末（公元已入800年），时在河中，他始终没有放弃河中幕职；二是知他出生在天宝二年（743），母早卒，鞠养于外婆家。天宝末，随父避乱嵩山。次年父卒，从外家客居鄱阳。他的入仕，先后得到元载、严郢、王缙的有力支持。细节对拙文有些补充，但也更有力地支持拙文所考大历十才子的说法，与卢纶有莫大关系，其人员组成，主要是京城以宰相元载、王缙门客为主的这群诗人。经过时代波澜，由晚死的卢纶加以确定。

与大历诗人相比较，陆羽名气更大，存诗又少，写起来难度很大。广泛阅读文献，特别是今人之相关研究，同时人诗文中散落的记载，写起来感到很酣畅。陆羽是弃儿，为老僧智积所抚养。为僧为儒的选择上，他与老僧发生激烈冲突，为此而历试贱役，遭到拘禁，并曾两次受到鞭打。他逃出寺庙，投奔伶党，即下层演出团体，是最卑贱的身份。其间他遇到贵人，其一为太守李齐物，其二为诗人崔国辅，为他脱离贱籍，且授以诗学。说到陆羽能称为“茶圣”，不仅是善于品茶，更在茶的煎煮和茶具销售方面，都有建树。从与耿唱和诗分析，他不到五十岁已获“茶仙”之称，民间则可尊可贱，尊则以其茶书为经，贱则称泼茶渣之瓯器为鸿渐（陆羽字鸿渐）。最感动的是他在听闻老僧智积去世后，写过许多怀念的诗篇，今存大同小异的两篇，前面几句讲自己的志向绝不求富贵高官，后二句说“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是否全篇也难确定。我写此文时突然感悟，前几句是回应当年老僧骂他不肯为僧的话，养父子之间曾有如此剧烈的冲突，但老僧养育之恩，他一直萦怀在抱，以无从回报而痛惜。

本书继前书《韩愈在潮州》以后，又写了两篇韩愈。《韩愈在汴州》所述是韩愈第一次从官经历的始末。因为读韩愈《董公行状》后，有感于董晋的预知身后事而确定写此。其间看到韩愈经历之个人生死与家人陷贼，既写董晋之老成谋国，也写韩愈、张籍订交之初的道义互勉，更希望说明董死而汴州兵乱，责任未必在陆长源，而朝廷诿过于陆，更让韩愈体会到国家危机存在的根本症结。陈寅恪先生《论韩愈》讲到韩愈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六点贡献，核心表达是《原道》一文，基本看法即形成于汴州期间的亲身经历。韩愈享年五十七岁，属于中寿，其死因，同时人有服食硫黄的传说。《韩愈的最后时光》一篇，从考察韩愈的多病与早衰出发，理解他曾求过医，问过道，接触过一些偏方，也在情理之中，不必硬要讲他有多么不堪。本文相信张籍《祭退之》长诗的叙述，不仅因为二人友谊够铁，更在于张籍为人老实，不那么自尊，用现在通俗的讲法是“有些二”。韩愈了解他，可以与他开各种玩笑。他写韩愈病重，将所有探望者皆拒之门外，就让自己进去，也不在意别人如何想。因此我相信他的记述，更因此而看到韩愈的临终不乱，人格庄严博伟。

另两篇写白居易与朱庆余，中间也都有张籍在。白居易比张籍年轻，贞元末已暴得大名，俨然居于领袖地位。算起来张籍登第还较他早一年，但到五十岁仍“官小身贱贫”，彼此落差太大。白居易作《读张籍古乐府》，特别赞誉张诗“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罗列了张的一系列好诗，加以点赞。张籍最后两年，二人仍有交往，张称白“赫赫声名三十春”，白也邀张“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亲切有味。拙文刊出，淡江大学吕正惠教授见题，即问张去世后，白居易为何没有任何哀悼文字，我即以本文结束语告知：“原因不明。”最近看到新出土的独孤霖撰《韦绚墓志》，韦绚是《刘宾客嘉话录》的作者，以刘禹锡为师。墓志说韦作《节妇诗》，刘禹锡驰书，“言白少傅叹此作若与张籍同时，未知《勤思齐诗》孰为优劣”。白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现在说如果早些看到韦诗，就不让张专美于前了，语含对张以前赞美的否定。说二人隙终，可能有些夸大，白有些不快，应属可能。拙文举到张赠刘诗，说我以前落魄时，阁下已是郎官，没想二十多年后，你来接我留下的主客郎中之位。以刘的性格，肯定不高兴。在谈朱庆余这篇时，张籍是高官，是名家，因此对孤寒出身的朱庆余关心备至，留下朱赠张诗“画眉深浅入时无”的试探，张以“一曲菱歌抵万金”来回答，是进士寻求有力者支持的传诵故事。不过也可肯定，张籍的推荐并没有起到作用。

晚唐杜荀鹤的诗对乱世民生艰难的揭发，可以说是空前的，也很深刻。此文理清了他不可能是杜牧的遗腹子，写出他求仕之艰难，也揭出他进士登第，得益于昭宗即位后有意于招纳“润国风，广王泽”文士的机缘。杜荀鹤入仕以后，行径大变，通过敬翔，投靠在军阀朱全忠门下，获任翰林学士，仅五天即去世。何光远写《鉴诫录》，见过他投给朱全忠的《颂德诗》三十章，感慨他一世“壮志清名”，“中道而废”，我也以“清誉尽失”来作总结。偶读1946年《论语》杂志，见戏曲史家黄芝冈撰《论杜荀鹤》一文，说到杜之“热中名利”，多作“低首下心，屏气敛容之作”，他依附朱全忠后，参与军阀之间的密议，且直斥“这小人一旦得志，想尽杀前曾冷待、薄待过他的那些过时显人以快己私”，所见深刻，有拙文所未及处。

写唐玄宗，起因于拙纂《唐五代诗全编》据他壮年所书《纪泰山铭》集字为题签。玄宗还有《鹡鸰颂》真迹，庄重而妩媚，不逊色于唐一流书家。他喜欢写诗，经常带领满朝文武一起写作，对盛唐诗歌繁荣也有很大贡献。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国祸家痛，在一系列政变后控制了政权，面临的国家危机是显而易见的。我特别引出托名吴兢的《开元升平源》，司马光认为不足凭据，仍几乎全篇抄入《资治通鉴考异》，事虽虚构，而概括玄宗即位后面对的危局，则是真实的。开元之治，在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方面达到的成就，肯定超过贞观时期。我列举了玄宗一系列的举措，见其为治的英明果决。不过早年的行走人间，结交豪杰，使他取得成功、自己成为皇帝后，担心诸子也会效仿自己，居然想出十王宅、百孙院的高招，让自己的子孙全部与社会隔绝，也扩大了宦官的权势。他怯于武后时外戚之凶猛，王皇后废后，三十多年不立皇后，也够狠够忍，最后仍迷失在杨氏一门的蛊惑中。后人喜欢说姚宋为政，不赏边功，李杨为政，边衅大开，所见其实很浅。国家安全当然最重要，不使边将权力过大，朝中宰相要能镇得住边将，方是关键。治也玄宗，乱也玄宗，都有轨辙可见。玄宗毕竟有卓识。马嵬变乱间处死杨妃，同意太子领军西上，又在太子擅自即位后接受现实。李唐国脉后来还得延续一百五十年，此事关涉极大。当然，藩镇叛乱，宦官专政，也是玄宗埋下的祸根。写贾至的那篇，也涉及玄宗退位，派宰相重臣送国玺往灵武的细节。国乱而朝中仍有具识见之人，玄宗也能接受现实而引退，是大唐虽乱而不亡之根本。

今人谈词，喜说南唐二主，当然很妥当。不过先主李昪也能诗，中主、后主的存诗也各有姿彩，要特别给以介绍。先主本只是一不知家世的流浪儿，被杨吴权臣徐温收养，得以逐渐坐大，最终取吴帝而自立。五代十国之君主多出身草莽，一旦尊富后对士族文化皆倾慕至极，李唐三主是最成功的典范。表彰三主，我也不想掩其恶。江南这块土地上，最初政权是杨家的，无奈杨行密子孙暗弱，权归徐温，徐家诸子也不行，养子徐知诰坐大。徐知诰篡夺杨氏政权，托称李唐远裔，建立南唐。先主时将杨家子孙数百人，囚禁于泰州，甚为过分。那位文质彬彬的中主当政时，后周来侵，他将在泰州困居的杨氏家族全部杀绝，实在太不像话了。南唐子孙后世不昌，不能不说是种报应。我在此特别要提到后主的《题金楼子后》，有自序说有感于王粲、梁元帝之江陵焚书，感慨“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看到他的郑重和思考。南唐文化其时称甲海内，面临家国沦亡，他决然不赞同王粲、梁元帝的行为。后来南唐书归汴京，他也陪宋太宗到崇文院观南唐旧籍。这是后主对保存中国文化的贡献。至于后主之死，我不太赞成毒死的传说。

最后还想说到冯道，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其评价之两极化，在宋太祖初期所修《周世宗实录》和末年所修《旧五代史》中已初露端倪，到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资治通鉴》，贬斥更为激烈。我始终觉得，从后代统一王朝对大臣务守臣节的要求，评价身处乱世的冯道，有失公允。我曾完整梳理过五代史实，确定五代中原王朝的多数时间，是武人政权与文人政府共治的时期，引到冯道对晋高祖问，表示涉及军事部分自己决不参与意见，是他对权力边际有清醒认识。冯道出身农儒，乱世中始终坚守的信条，是“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相信“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他知道周遭环境险恶，尽最大可能地为民发声，甚至在契丹占据东京的时候，挺身向耶律德光为一城军民求情。冯道之历相四朝，偶有蹉跌，大端并未作恶，以一女不可事二夫的立场加以批评，据道德高点而不顾及当时特定处境，实在是很迂腐的见解。

回到本文开始所述我的写作追求，所幸大端还能达到。我还想说到，所谓“全面占有并仔细阅读文本”，其实是建立在我最近十多年编纂中的《唐五代诗全编》基础之上。本书出版的同时，这部一千五百万字的大书也将问世，希望与所有唐诗爱好者与研究者，分享我的秘密宝藏。《唐五代诗全编》坚持的原则是“让唐诗回到唐朝”，我希望告诉读者，唐诗原貌是怎样的，唐诗通过哪些途径保存到现在，为什么唐诗有那么多的误收误传，怎样来加以区分甄别。现在学者喜欢谈文学经典化，喜欢谈文学的传播与变形，我都不尽赞同。我认为唐诗文本整理还原，首先应最大可能地还原到作者本人的最初面貌，再来记录从作者开始一直到明清坊间的不断修改，从而立体式地展示唐诗的变化轨迹。通过传说与摘录保存下来的唐诗，不仅显得凌乱走形，破碎零残，更因传播中的一再改变而面目全非。唐代也与当今一样，社会上有许多八卦爱好者与传播者，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要在全面占有文献基础上对此作出妥当的判断。在此略作预告，希望与读者分享。

其次，我仍“坚持文史融通的立场”。本文前面谈了许多，涉及面很广。每个诗人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因为其出身而居于社会特定的一隅，通过他的努力不断提升，也会遭遇许多挫折，这些提升和挫折都投射在他的诗篇中。诗歌既是文人交往的载具，也是其情感的真实记录。仅从诗歌阅读来加以体会，可以看到诗人驾驭诗篇的技巧，表达情感的能力，还有面对挫折的哀叹和勇气。如果我们将许多同时代人的诗放在一起阅读，可以体会他们彼此交往的态度，人生进退的选择，以及彼此情感和认知的契合程度。如果我们熟读唐代的史书，可以知道诗人经历了什么遭遇，他如何适应时代，也可能在时代剧变中沉浮，搏浪者有之，随流者更多。唐代文史研究已经达到极度完整周密的程度，无论人事、制度、地理、典籍，都已可说达到了无剩意的程度，需要学者综合总体，透达一层，解读作品，也臧否人物。我在所有这些文章中，赞赏某人绝不任意拔高，更不掩饰他的局促与恶行；同样，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人刻意就是反面人物，历史的褒贬只是说明史家曾经有过的态度，根据文本与事实对历史人物作立体观照和多元考察，在此基础上给以评述，方是写作者的责任。

我追求的第三点是“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主要指欧洲特别是英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此一点，我听闻于本师朱东润先生，并通过最近二三十年对西方传记的广泛阅读而加深认识。传记记载的对象可以是伟大人物，也可以是普通民众；他可能做出过改变人类进程的贡献，也可能只是平凡人家的普通一员。传记最重要的追求是真实，即如实还原传主一生的人生轨迹。站在传记作者的立场，既可以是旁观者，也可以是远距离的考察者。传记作者应该重视传主的日记、书信、同时代人的观察与叙述、对传主揄扬或诋毁的各种记录，更要综合利用这些文献，透过表象来进入传主的内心，写出他的所虑所想，揭示他在决断过程中的谨慎或武断，当然更要分析他成功和失败的内在原因。读者当可理解，这与中国传统史书的存褒贬、载大节是不同的，与此间经常见到的或通篇歌颂、或彻底否定的写法也完全不同。我希望尝试达到这些目标，能否达到当然还要由读者来评判。

本书各篇，皆首发于《文史知识》，承责编孙永娟女士做过认真校订。此次改由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出版，谢谢贾雪飞女士的支持，更谢谢责编吴艳红女士、刘堃女士仔细审读，研究生谢闻悦、文字编辑陈思月协助核查文本。

陈尚君

2024年7月2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