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对现实情况

在我们看来，地图比土地

更加真实。[1]

——D.H劳伦斯

反映现实的地图并非现实本身。即便是极其精细的地图也绝不完美，因为它们只是现实世界的缩影。如果一幅地图以最高的保真度来刻画疆域，它就不再是缩影，也因此失去了用途。地图也可能是在某个时间点的抓拍，其所代表的事物或许早已不复存在。在我们思考问题、做出决策时，记住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们每天都会使用地图，地图帮助我们从一座城市去往另一座城市，帮助我们将复杂的事物简化。类似的例子还有财务报表（旨在简化处理一家公司成千上万笔复杂的交易）、关于办公流程的政策文件、关于如何养育幼儿的指导手册，抑或是你的绩效评估表。上述均为简化某些复杂领域的模型或“地图”，以便在过程中予以引导。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地图和模型带有瑕疵就忽略它们的重要性。地图的用处在于其具有解释性和预测性。

地图的要素

1931年，数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2]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发表了一篇关于数学语义学的论文。如今看来，这篇论文的大部分内容晦涩难懂，充满技术性细节，论证的是数学与人类语言，以及这两者与物质现实之间的关系。

然而，正是在这篇论文中，科日布斯基开创性地引入了“地图不等于疆域本身”这一概念，随后逐渐被普及。换句话说，对事物的描述并非事物本身，模型不是现实，抽象出的概念并非被抽象的对象本身。具体而言，以下引用的是科日布斯基的原文。[3]

1. 地图与疆域的结构可能相似，也可能不同。对旅客来说，伦敦地铁线路图实用性很强，但列车司机根本用不着它。地图十分有用，是对某片疆域的描述，但它具有一个特定的目的，不可能对所有人来说都有用。

2. 两个相似的结构具有相似的“逻辑”特征。如果地图显示德累斯顿位于巴黎和华沙之间且地图没错的话，那么在现实中一定也是如此。如果你手中的地图描述了德累斯顿的具体位置，那你应该也可以借助这张地图去往那座城市。

3. 地图不等于实际的疆域。伦敦地铁线路图并没有描述站在考文特花园站里的感觉，你也不会用线路图来寻找地铁站的出口。

4. 一张理想的地图，其内容应该包括地图的地图、地图的地图的地图，等等，无限循环。我们可以把这种特征称为“反身性”。想象一下，你去法国旅行，但手头的《巴黎指南》过于复杂，因此不得不再买一本《〈巴黎指南〉指南》……以此类推。理想情况下，这么做也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但最终过于繁杂的细枝末节会让人应接不暇。

事实上，我们应对复杂现实的唯一方法就是对其抽象化。阅读新闻就是汲取他人抽象化之后的产物。作者首先吸收了大量的信息，再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抽象，最后归纳出结论，与读者分享。但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会有所减损，我们可能会丢失那些被提炼成抽象概念的具体细节。此外，由于我们总把抽象概念奉为圭臬，却没有亲身经历艰苦繁重的脑力劳动，因此很难看出地图与实际疆域的区别。我们无意中忽略了地图并不是现实。

但我的全球定位系统没显示前方是悬崖

我们需要地图和模型作为向导，但我们常常忘记地图和模型都是抽象化之后的产物，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它们的局限性。我们忘记了其实还有一片独立于地图之外的疆域，这片疆域涵盖了地图从未描述的细节。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地图本身，而不是地图所描述的实际疆域，我们就会自讨苦吃。

一旦误把地图当作现实，我们就会自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会针对地图制定静态的规则或者政策，却忘记了我们身处的世界其实日新月异。一旦开始闭门造车，或者忽略反馈循环，我们就会对地形的变化熟视无睹，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随之降低。现实世界复杂混乱，想要简化一切的倾向情有可原。然而，如果目标只是进行简化，而非真正理解，我们就不免屡屡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们不能把地图视作教条，地图和模型的意义并不在于作为静止的参照物永恒存在。世界是动态的。随着疆域的变化，我们的导航工具必须能够灵活地应对各种情况，或者适应云谲波诡的时代。如果地图或模型的价值与其预测或解释事物的能力挂钩，那它就需要具备现实的代表性。地图必须随现实的变化而变化。

以牛顿[4]物理学为例，数百年来，牛顿物理学一直是理解世界运作原理的有效模型。从重力到天体运动，牛顿物理学就是一张无所不包的“地图”。

直到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5]提出狭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取代了几百年前艾萨克·牛顿创立的理论。爱因斯坦打造了一张全新的地图。

牛顿物理学依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模型，可以针对大大小小的物体预测运动的轨迹，尽管其存在爱因斯坦指出的某些局限性。另外，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也不够完善：时移世易，物理学家越来越感到挫败，因为他们无法将这一理论与小规模量子物理学联系起来。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地图。

物理学家做得很好而大多数常人做得很差的一件事是，他们仔细地界定了牛顿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物理学所能解释的事物。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地图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有力地指导现实，又在何种情形下百无一用。进入量子力学等未知领域后，物理学家会仔细探索，而非假定现有的地图依然可以解释一切。

地图不是万能的

地图/疆域的最大问题在于，疆域的某些风险没有显示在地图上。如果我们不看路，一味地闷头参考地图行进，就会落入这些风险的陷阱。每个使用者都必须意识到，只有理解并尊重地图、模型或者任何抽象事物的局限性，才能真正理解它们本身。如果我们不明白地图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不能告诉我们哪些信息，那地图就毫无用处，甚至会带来危险。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思路。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6]写道，在研究共同资源的不同治理结构时，要谨慎使用地图和模型。比如“公地悲剧”模型，它描述了某个共享的资源是如何被不当激励破坏的。奥斯特罗姆担心，“公地悲剧”模型过于宽泛，没有考虑到人们在现实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她解释了使用模型指导公共政策的局限性，即模型往往变成隐喻。

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是一则寓言，解释了为什么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而言，公共资源的使用量会超出合理预期。加勒特·哈丁针对这个概念著述颇丰。

“想象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牧场。可以想见，每个牧民都希望将自己在公共用地上养牛的数量最大化。受部落战争、偷猎和疾病的影响，人类和牲畜的数量远远低于这片土地的最大承载量，这个牧场或许在几个世纪内都可安然无恙。然而，报应终将到来。这一天，社会稳定从渴望已久的目标变成了现实。此时此刻，公地的内在逻辑便无情地催生出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个牧民都希望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牧民会有意识地扪心自问：‘多养一头牛对我的效用有多大？’这个效用有一正一反两个结果。

1. 正面的结果是多获得一头牛的收入。由于多卖一头牛的全部收益都归这个牧民，正效用接近+1。

2. 负面的结果是增加草地的负担，加剧过度放牧。然而，过度放牧的影响是由所有牧民共同承担的，因此对做决策的特定牧民来说，负效用小于1。

“正负效用相加，理性的牧民会得出结论：对他来说，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再增加一头牛、两头牛、三头牛……但这是每个理性的牧民都会得出的结论。于是，最终酿成了悲剧。

“每个人都被困在一个系统里，这个系统迫使他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牛群规模，但这个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一个崇尚公共资源自由的社会，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所有人齐齐奔向的终点就是毁灭。公地自由会使所有人共同走向灭亡。”[7]

共同的资源最不受重视，因为所有人都更珍视属于他们自己的物品，胜过他们与别人共有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

这些模型的危险之处在于，

那些为便于分析而假设恒定的约束条件，

在实证中竟也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固定不变的。[8]

这是一个双重问题。首先，拿着一张通用地图，我们或许会假定，只要某一疆域的几个区域与地图吻合，它就与地图完全匹配。其次，我们可能认为遵循地图的重要性大于获取关于某一疆域的最新信息。奥斯特罗姆断言，在公共政策讨论中使用模型作为地图的主要价值就在于由此引发的思考。模型是探索的工具，而非强迫他人服从的教条。模型是指南，而非法律。

请记住，

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

实际问题是，

它们到底要错到何种程度才会彻底丧失用途。

——乔治·博克斯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使用地图或模型，我们应当考虑以下三个重要因素：

1. 最终仍以现实为准；

2. 考虑制图师的因素；

3. 地图可以影响疆域。

最终仍以现实为准：当我们进入一个此前不甚熟悉的全新领域时，最好有一张地图在手。不管是第一次去往某座城市旅行，还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我们都可以使用地图来提高应对能力。但疆域会发生变化，并且变化的速度有时会超过地图或模型的更新速度。我们可以且应该根据自己处在这一疆域的亲身经历来更新地图，这就是完善的地图构建方式：由探索者创造的反馈循环。

我们可以试着用地图的思路来分析刻板印象。有时，刻板印象行之有效，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信息，而像刻板印象这样经过简化的知识块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分类整理信息。但危险就在于我们时常忘记疆域本身远比地图复杂，人类的复杂性、多面性也远超刻板印象所能代表的范畴。

20世纪初，欧洲人在巴勒斯坦各地拍摄照片，留下的记录可能反映了他们的人种学视角，但卡里梅·阿巴德[9]认为这一视角无法代表她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看法，于是她开始为自己身边的人拍照，成为在巴勒斯坦创办照相馆的第一位阿拉伯女性。她的摄影作品基于这片疆域的不同视角：拒绝欧式风格，旨在捕捉中产阶级的真实面貌。她试着用照相机记录下她眼里的土地，而不是刻意操纵图像只为遵循既定的叙事。

她非正式的风格，及其坚持拍摄从风景照到私房照等各类照片，给世人留下了远超照片本身的宝贵财富。[10][11]她为探索巴勒斯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一张崭新的地图。

但我们必须记住，地图记录的只是某一特定时刻的疆域情况。即便地图准确地描绘了过去的模样，也不能保证它一定可以精准描述现状或者将来的情况。疆域的变化速度越快，地图就越难与时俱进。

从发展历程来看，

地图详细地描述了人类思想的变化，

很少有作品能像地图这样出色地反映

人类的文化和文明。[12]

——诺曼·思罗尔

考虑制图师的因素：地图并非纯粹客观的产物，它还反映了创作者的标准、价值观及局限性。世界地图上不断变化的国界就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治、文化敏感性的变化。在看待今天的世界地图时，我们会倾向于把社会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总以为国界反映了一个国家内所有人的共同身份。

作为人类努力发展出的一门学科，

制图学拥有生动而悠久的历史，

它很好地反映了不同时期文化活动的状态，

以及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虽然制图学本质上是门技术，但就像建筑一样，

它也具备科学和艺术追求的属性。

艺术与科学的二元划分

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非黑即白的。[13]

——诺曼·思罗尔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所言，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可以说，民族主义是随着（而不是先于）设定国界的地图发展起来的。[14]所以，我们不应笃定地图一定是对地理疆域的客观描绘。比如，历史学家指出，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的现代边界反映了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持其在中东影响力的决心。[15]因此，地图更多地体现的是西方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当地的风俗和组织架构。也正因此，只有将模型置于其诞生的背景下，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制图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其目的又能如何影响地图所描述的内容？

一般而言，在建立统计模型时，

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了解真实的世界，

或者进行预测、选择行动、做出决策、总结证据等等，

切记一定是关于现实世界的，

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学世界：

我们的模型毕竟不是现实本身。[16]

——戴维·汉德

地图可以影响疆域：这是简·雅各布斯[17]在其开创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的核心论点之一。她记录了城市规划者的努力，他们就城市设计和组织提出了精确的模型，却对城市的实际运作方式熟视无睹，试图将城市纳入他们的模型。她描述了城市如何按照模式进行改造，以及改造通常带来的后果。“人们开始为统计学意义上的城市制定总体规划，而且态度反而更加认真，因为我们都习惯于相信地图和现实不一定相关；如果不相关，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现实最终使得二者相关。”[18]

管理模型

以管理模型为例，我们有成百上千种管理模型，最早至少可以追溯至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他提出工厂管理人员要将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迫使工人进行专业化分工，并通过财务激励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这种方法看似简单粗暴，实际效果很好。

物换星移，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再以制造业为核心，其他管理理论流行起来，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型逐渐沦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此就一无是处了：它曾一度发挥很大的作用，只是现实远比泰勒的模型复杂。在现实中，一个模型至少需要经受下列因素的考验：

1.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你在用什么模型操纵他们，他们可能会决定不再回应你的激励措施。

2. 你的竞争对手在了解到你所运用的模型后，也会采用同样的模型，从而抵消了你的竞争优势。

3. 这个模型最适用的场景可能是工厂环境，而不是办公室或者技术环境。

4. 人类不像机器人那么简单：一个更完整的模型应该专注于除财务动机之外可能的其他动机。

显然，尽管泰勒的模型在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但依然有其局限性。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让牛顿相形见绌，更好的模型总会应运而生。

可以说，雅各布斯的这本书就是一个警世故事。它告诉我们，倘若对模型的信任影响到我们在疆域内所做的决策，倘若我们强行将复杂的现实融入简化的模型，那么究竟会在现实中酿成何种后果。

结论

地图历来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它们是传递知识的宝贵工具。然而，在使用地图、模型和抽象概念时，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局限性。顾名思义，以上这些工具都是复杂事物的简化版，其中至少有一个主观因素。我们还需要记住，它们只是诞生于某个特定的时刻。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不能再使用地图和模型。我们总得使用某种模型来简化这个世界，从而更好地与世界相处。我们不可能亲自丈量每寸土地。我们可以将地图作为指引，但不能让地图成为阻碍，影响我们发现新的疆域或者更新现有的地图。

虽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地形来探路，但这种方法并不总能行得通。地图和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的世界，学会感同身受。缺陷并不妨碍它们成为有效的工具，为我们所用。要想提前布局，我们的思维就必须超越地图本身。

地图必然有缺陷

地图或模型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必然存在缺陷。刘易斯·卡罗尔[19]曾经在一个叫作“西尔维娅和布鲁诺”的故事中对此进行了讽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认为，国家应该以1∶1的比例绘制一张地图。显然，这样一张地图可以避免普通地图的局限性，但它同时也失去了地图的作用。你没法用它指路，这张地图装不进口袋，也放不进车里。我们之所以需要地图，就是需要它把实际的疆域按比例缩小。

[1] Lawrence, D.H. Study of Thomas Hardy. Phoenix: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H. Lawrence, Edward McDonald, ed.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36.

[2] 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1879—1950），波兰裔美国独立学者，他提出了系统的普通语义学理论，认为知识的边界在于我们的身体和语言能力。

[3] Korzybski, Alfred. Science and Sanity. New York: Institute of General Semantics, 1933.

[4]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英国博学家，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他把地球的运转和宇宙的奇迹联系起来。他还担任过英国皇家造币厂厂长，任期长达27年。

[5]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创造了相对论，打开了通往宇宙世界的大门。他有很多广为人知的事情，包括他的天赋、善良及他的发型。

[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33—2012），美国政治经济学家。2009年，她因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与公地有关的问题，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7]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3 December 1968, vol. 162, pp. 1243-48.

[8]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 卡里梅·阿巴德（Karimeh Abbud，1893—1955），巴勒斯坦专业摄影师，也被称为“淑女摄影师”，是一位生活和工作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艺术家。

[10] Nassar, Issam. Early Local Photography in Palestine: The Legacy of Karimeh Abbud. Jerusalem Quarterly. Issue 46, Summer 2011.

[11] Mrowat, Ahmed. Karimeh Abbud: Early Woman Photographer. Jerusalem Quarterly. Issue 31, Summer 2007.

[12] Thrower, Norman J.W. Maps and Civilization: Cartography in Culture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3] Thrower, Norman J.W. Maps and Civilization: Cartography in Culture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4] MacMillan, Margaret.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Toronto: Penguin, 2008.

[15]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的分裂，以下分析值得借鉴：MacMillan, Margaret.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16] Hand, David J. Wonderful Examples, but Let’s not Close Our Eyes. Statist. Sci. 29 (2014), no. 1, 98-100. doi:10.1214/13-STS446.

[17]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美裔加拿大籍记者、作家和活动家，她对城市研究、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的工作极大地影响了北美城市的发展。

[18] Jacobs, Jane.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Original published 1961）. Page 438.

[19]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童话作家、牧师、摄影师，代表作有《爱丽丝梦游仙境》（1865）。——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