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杀么”

“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秦始皇）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对于秦始皇，毛泽东否定的少，肯定的多。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更是赞扬有加了。对于历史上一致否定的焚书坑儒，毛泽东也没有完全否定。他说：“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杀么。”[1]

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2]

秦始皇是怎样焚书坑儒的呢？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全兼并了六国，秦始皇接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为36郡，郡下置县。淳于越坚持实行分封制，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遂把他交给李斯处理，而李斯审查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他认为淳于越泥古不化、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等罪状全是由于读书尤其是读古书的缘故，竟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按照李斯的规定，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凡是博士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都要统统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人再敢谈论诗书，就在闹市区处死，并暴尸街头；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下令30日仍不烧书者，面上刺字，并征发修筑长城。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摧残。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对书生进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将咸阳的儒生460多人活埋，即为“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个事件，固然与秦始皇的暴政主张分不开，但李斯的借题发挥乃至无中生有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李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从精神到物质上彻底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秦却步，李斯也就可以独行秦廷了。李斯的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作为学者出身的李斯，竟能这样背叛文化，残害文化，他自己的下场也是悲惨的。

上面所说的叔孙通，不管是孟夫子一派的还是别的什么派的，只要是儒生，就还是希望建立礼乐制度的，尽管这种礼乐制度并不完全合理。

我们看看那个没有被坑杀的叔孙通都做了些什么。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当时著名的大学者叔孙通跑去投靠了刘邦，得到了刘邦的重视，跟随的学生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一个也没有向汉王举荐，专门把过去的一群盗贼和精壮的汉子推荐给汉王。

这样一来，他的学生就对他有意见了。弟子们都说：“跟随先生好几年，幸而得以跟随您投降了汉军，现在您不推荐我们这些人，专门举荐那些很奸滑的人，为什么？”叔孙通于是就对他们说：“汉王正在顶着箭镞和滚石去争夺天下，你们这些读书人能去打仗吗？所以首先去推荐那些能斩杀对方将领的脑袋和拔去敌方旗子的人。学生们姑且等待着我，我不会忘记的。”

汉王让叔孙通当了博士，封号为稷嗣君。

汉王兼并天下以后，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把汉王推尊为皇帝，叔孙通完成了汉朝的仪式和号令，但他没有立即实行。汉高祖把秦朝的仪式和法令全部去掉，变得简便易行。大臣们喝着酒争论功劳，有的喝醉后胡喊乱叫，拔出剑来往柱子上砍。

叔孙通知道皇上越来越讨厌这种事，劝皇上说：“读书人不能领兵打仗取得天下，但可以守住已成就的天下。如果没有礼仪，您将来怎样治理天下呢？我愿意征召鲁地的那些读书人，与我的弟子们一起搞出朝中的仪式。”

汉高祖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做到它很困难吗？”叔孙通说：“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制不同。礼制这个东西，是根据时代和世上人情而制定的，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夏朝、商朝、周朝的礼制内容有所增加删减也就可以理解了，这就是不相重复。我愿意采用古代的礼制和秦朝的仪式掺杂起来而制成新的礼仪。”汉高祖又说：“你可以试着干，让它容易掌握，揣摩着我能够施行并做到它。”

于是叔孙通被派去征召鲁地的读书人30多个。鲁地有两个读书人不肯来，说：“你给十个主子干事了，都是当面阿谀奉承而得以亲近尊贵起来。现今天下刚刚平定，死的人还没有埋葬呢，受伤的人也没有养好起床，又想要兴起礼制音乐。礼制音乐的生成，是需要百年的积累德政而后才能兴起的。我们不忍心去干您所干的事，您所干的不符合古代的做法，我不去。您走吧，别弄脏了我！”

叔孙通笑着说：“你真是个鄙陋的儒生，不知道时代已经变化了。”

于是便和征召来的30个人往西边进了函谷关，与皇上左右近臣和素有学问的人，以及叔孙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用茅草做人竖立在地上，作尊卑的区分，练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上可以去看看。”

皇上让他们施行礼仪，说：“我能做到这套礼仪。”于是便颁令大臣们学习，这时恰巧是十月朝会之时。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诸侯们和大臣们进行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

叔孙通制定的新的礼仪是：在天没亮之前，朝拜的人施礼，被人引导依次进入殿门，宫廷中排列着车马骑兵和守卫的士兵军官，设置兵器，插上旗帜，传声说“快走”。皇上听政的大殿下郎中们夹阶而站，每阶都有几百个人。有功之臣、诸侯们、将军们、军官依官阶大小依次站在西边，面向东；文官丞相以下的官员站在东面，面向西。接待宾客的官吏大行安排九卿的位置，上下传话顺序。于是皇帝坐着专用小车从房里出来，众官员们传声唱警，带领诸侯王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依次顺序向皇帝祝贺。从诸侯王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感到震惊恐怖肃然起敬的。到礼仪结束后，都趴在地上，摆上礼仪用的酒品。那些在大殿上朝拜的人都趴下身子低着头，以位置尊卑为序一个一个起来向皇上祝寿。礼仪酒喝过九杯，掌管宾客的谒者说“停止喝酒”。御史前去执行法令，凡不按仪式规定做的就给带走治罪。整个朝会过程都摆设有酒，没有敢喧哗失礼的人。

汉高祖在亲身经历了这套仪式以后，说了这样一句千古有名的话：“吾今知天子之贵矣！”

于是，他让叔孙通当了奉常，赏赐给他500斤金子。

叔孙通趁机推荐说：“我的那些弟子儒生跟随我很长时间了，和我一同做的这套礼仪，希望陛下赏他们做官。”汉高祖让他们都做了郎中。叔孙通出宫后，把500斤金子全赏给了他的弟子。那些书生们于是便高兴地说：“叔孙通先生是个圣人，懂得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

叔孙通果真是一位通权达变的“圣人”了。

叔孙通为刘邦如此制定礼仪，历来颇遭非议，因为他毕竟是完全为当时的政治统治着想的。在叔孙通那里，礼仪到底是什么呢？刘邦以为礼仪这东西不合时宜，鲁地的儒生也认为礼仪要几百年才能建立起来，他们才是真正懂得礼仪的人。礼仪是古人用来教化人的一种文化仪式，是要人懂得怎样做人，怎样才能与别的动物区别开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要有人的精神价值，不能与其他动物混为一体。所以，刘邦认为礼仪不合时宜，而鲁地的儒生认为礼仪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建立起来的。的确，如果按照礼仪的本意来理解，他们是对的。但为什么叔孙通反而成功了呢？道理十分简单，那就是他把礼仪当作了维护封建统治等级秩序的工具，去掉了它内在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东西，使之成为像军队纪律一样的东西，只是表面上似乎不加强制而已。所以，礼仪在叔孙通的手里变得既合时宜，又能够迅速实现了。

应该说，叔孙通果然很“通”，即使没有他，同样也会有别人来为统治者制定这样一套礼仪。这里要说的是，治世需要书生，尤其需要书生来建立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因此，书生大可不必为自己不能生逢乱世成为英雄而慨叹，毕竟，在人类历史上，治世多而乱世少！

注释

[1]毛泽东1964年8月30日关于黄河流域水利建设的谈话，引自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希望》1992年新总第l期。

[2]毛泽东1964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时的谈话，引自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