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成长与动机

第三章　匮乏性动机与成长

“基本需要”这个概念可以根据其所回答的问题和它的操作来定义。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精神病病因，即“神经官能症是由什么导致的？”我的回答（我认为是对心理分析法的修改和完善）可以概括为：神经官能症从其核心和起源来看，似乎是一种匮乏性疾病。这是因为我所说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无法被满足。这就好比我们需要水、氨基酸和钙，一旦缺乏，人就会生病。除了其他复杂的诱因外，大多数神经官能症都与无法满足下面这些愿望相关，包括：安全、归属感和认同、亲密的爱情关系、尊重和威望。我的“数据”是通过12年的心理治疗工作与研究以及经过20年的人格研究收集而来的。有一项明显的对照研究（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手术中完成）是关于替代疗法的效果的，该研究显示，尽管有很多复杂情况，但当不再出现此类匮乏时，疾病往往就会消失。还有另一项关键的长期对照研究是关于神经官能症患者和健康人群的家庭背景的，也许其他很多人也做过此类研究。该研究显示，那些后来变得健康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再缺乏满足必要基本需要这一条件，比如说不再压抑其性需求。

其实，现在大多数临床医师、治疗专家和儿童心理学家都认同这类结论，（虽然他们很多人和我的措辞不同），这就使得在定义“需要”这个概念时，逐年变得更加自然、流畅、自发性强，并且这是对实际经验数据的概括（而不是仅仅为了让自己的结论显得客观，就武断地得出结论，跳过了知识积累的过程）。

如果符合下面这些长期匮乏的特征，那就是基本需要或类本能需要：

1.它的缺乏会引发疾病；

2.它的存在会避免疾病；

3.它的恢复会治愈疾病；

4.在某些（非常复杂的）自由选择的情况下，被剥夺的人更想满足它，而非其他需要；

5.在健康的人身上，它并不活跃，处在低谷或者是不起作用。

基本需要或类本能需要的另外两种特征是主观的，第一种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渴望和欲望；另一种是匮乏感或不足感。这就好像一方面感到丢了什么，而另一方面又感到满足（“这种滋味还不错”）。

关于定义，还有最后一点。本领域的一些作者试图定义或者界定动机时，困扰他们的诸多问题源自他们只追求外部可见的行为标准。动机最初的标准，并且除了行为心理学家，所有人使用的标准都是主观的。当我产生欲望、需求、渴望、愿望或者是缺乏时，我就会产生动机。目前，仍未找到哪种客观可见的状态与这种主观报告相关。也就是说，对于动机，还没有合适的行为定义。

当然，现在我们应该继续寻找主观状态的客观关联物或指标。有朝一日，当我们发现愉悦、焦虑、愿望的公开的外部指标时，心理学将跃进新的世纪。但是在我们找到它之前，我们不能假装已经找到了它。也不能忽视我们所拥有的主观数据。很遗憾，我们不能问老鼠要主观报告；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问人类要，在我们拿到更好的数据来源之前，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这些需要实质上是有机体的缺失，换而言之，为了健康这些空洞必须填满。同时，必须让其他人从外部填充这些空洞，而不是靠自己去填。我将这种需要称作缺失性需要或者匮乏性需要，这么叫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并将它们与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动机对比。

没有人会质疑我们“需要”碘或者维生素这种说法。我想提醒你们，我们对爱的“需要”也是一样的。

近今年，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发现自己不得已假定某种成长或自我完善的趋向，这样才能补充平衡、稳态、减少紧张、防御和其他保护性动机的概念。这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1.心理治疗。趋向健康的压力使得治疗变得可能。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若没有这种追求健康的趋向，一旦治疗超出了防御痛苦和焦虑的范畴，就无法解释了。

2.脑损伤的士兵。戈德斯坦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他发现，只有发明自我实现这个概念，才能阐释脑损伤的人是如何重新整合个人能力的。

3.心理分析。包括弗洛姆和霍妮在内的著名心理分析家发现：若不假定精神官能症是对成长、发展完善、实现人生可能性等冲动的扭曲，则不可能理解它。

4.创造性。通过研究那些正在健康成长和已经健康长成的人，特别是将其与病态的人对比时，创造性这个问题就显现了。尤其是艺术理论和艺术教育都需要成长和自发性的概念。

5.儿童心理学。通过观察儿童，越来清楚地证明，健康的儿童享受成长和进步，收获新的技能、能力和力量。这恰恰与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相左。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每个孩子都会拼命地依赖他们已经适应的东西，也会依赖他们每次已经达到的静止或平衡状态。

6.根据他的理论，对于心生不愿或者是内向的儿童，应该不断地迫使他们进步以及走出舒适圈，进入充满危机的新环境。

虽然弗洛伊德的这一观念不断被临床医生证实，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那些缺乏安全感、易受到惊吓的儿童。同时，对于全人类而言，这一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健康、快乐、有安全感的儿童，这并不适用。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渴望成长、长大并渴望丢掉过时的适应，就像是扔掉一双旧鞋子一样。我们从他们身上清楚地看到，这不仅是对新技能的渴望，而且是在反复享受其过程中最明显的喜悦，也就是卡尔·布勒所谓的“功能渴望”。

各种学派的作者们，包括著名的弗罗姆、霍妮、荣格、布勒、安吉尔、罗杰斯、奥尔波特、沙赫特和林德以及最近新出现的一些天主教心理学家。对于他们来说，成长、个性化、自主、自我实现这些概念都是同义的，指的是一个模糊的感知区域，而不是一个明确定义的概念。在我看来，目前还不可能对这个领域明确定义。并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需要。因为，如果一个定义不能自然、轻松地从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得以体现，那它很有可能不仅无用，而且会带来阻碍和歪曲。这是因为仅凭个人意愿就随意根据先验下定义是很容易混淆或被误导的。我们对成长的了解仍然不够，尚无法给出恰当的定义。

成长的意义无法定义，只能部分通过正面指代来表示它像什么，部分根据反面对比来展现它不是什么。比如，成长与平衡、稳定、减少紧张等不同。

支持者认为，有必要提出这一概念，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不满（现存的理论没有涵盖某些新发现的现象）；另一方面，旧的价值体系瓦解后，也的确需要这些理论和概念来更好地配合正在发展中的新的人道主义价值体系。然而，目前的做法主要是直接研究心理健康的个人。这种做法不仅出于内在的个人兴趣，也是为了给治疗理论、病理学及价值理论打下相对坚实的基础。我认为，要想揭示教育、家庭培养、心理治疗和自我发现的真正目标，似乎必须采用这种直接接触的方式。成长的最终产物能够很大程度上向我们解释成长过程。

在最近的一本书里，我描述了在这项研究中的发现，同时我也坦率地理论概括了这种研究在样本选择上对一般心理学的各种可能后果，因为它直接研究了那些健康积极的好人，而没有考虑那些病态消极的坏人。（我必须提醒你，在其他人重复这项研究之前，这些数据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该研究中有可能产生主观推测，然而研究者本人不可能察觉。）现在我想讨论一下我观察到的健康人士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即对比由成长需要驱动的人和被基本需要驱动的人。

就动机状态而言，健康人群已经充分满足了安全感、归属感、爱、尊重以及自我尊重这些基本需要，所以他们的动机主要来自于自我实现这种趋向（自我实现的定义：通过不断实现潜能、能力和天赋；完成使命、召唤、命运、天命或天职）；更全面地认识并接纳自身内在本性；个人内心不断趋向统一、完整和协同）。

相较这个笼统的定义，我之前提出的定义具备描述性和实操性，更为可取。通过描述临床中观察到的特征，我才对健康的人下了定义。这些特征是：

1.能够很好地感知现实；

2.更能接受自我、他人和自然；

3.自发性较强；

4.以问题为中心的意识较强；

5.更加超然并且更追求独处；

6.自主性较强，抗拒文化适应；

7.鉴赏力更新颖，情绪反应更丰富；

8.高峰体验的频率更高；

9.对人类这一物种的认同感更强；

10.人际关系发生变化（临床医师会用“改善”这个表达）；

11.性格上更追求民主；

12.更具创造性；

13.价值体系发生某些变化。

另外，这本书也描述了上述定义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在抽样和数据有效性上的不足是不可避免的。

迄今为止，在描述健康的人这一概念时，其略显静态的特征是一个主要难题。我只在老年人中发现了自我实现，所以人们往往将其视为一种最终或者终极状态，一种遥远的目标，而非将自我实现当做贯穿人生的动态过程。它被视作是现在的状态而非形成的过程。

如果我们把成长定义为使一个人走向最终自我实现的种种过程，那么这与观察到的它在生命历程中一直在进行的事实更加一致。这也就否认了对于自我实现的动机顺序中的错误概念，即要么全部按次序发展，要么全部毫无次序地跳跃发展。这类想法认为必须按照顺序，逐步地满足其基本需要，这样下一个更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因此，成长不仅被视为基本需要的逐步满足，直至它们“消失”，而且还被视为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的特定成长动机，例如，天赋、能力、创造倾向、本质潜能等。因而帮助我们认清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就像童年与成年一样，并没有什么矛盾。基本需要会逐渐转变为自我实现，而且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

我们将在这里研究这些成长需要和基本需要之间的区别，通过临床观察得出自我实现者与其他人动机生活的差异。虽不完善，但匮乏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已经可以很好地描述出下面这些差异。例如，并不是所有的生理需要都是匮乏性需要，例如性、排泄、睡觉和休息。

在更高层次上，对安全、归属感、爱和尊重的需要都是明显的匮乏性需要。但不确定自尊是否也是匮乏性需要。诸如满足好奇心、系统性的解释和满足对美的遐想这类认知需要一般都会被简单地当成是匮乏性需要，对创造和表达的需要则是其他的。显然，不是所有的基本需要都是因为匮乏，而那些如无法满足就会致病的需要都是匮乏。显然，墨菲所强调的感官满足并不能当成是匮乏性需要，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需要。

总之，当一个人屈服于满足匮乏性需要或当他被成长支配、受到超越、成长、自我实现的激励时，这两种状态对于人的心理生活的很多方面都不同。

1.对冲动的态度：抵制冲动和认可冲动

事实上，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前所有的动机理论，都对需要、动力、激励有着相同的描述：讨厌的、恼人的、令人不悦的、不受欢迎的、需要摆脱的东西。动机行为，目标寻求，完成性反应都是未来减少这些不适的方法。这种对于动机理论的广泛描述都清晰地呈现了这种态度，即缩小需要、减少紧张、降低动力、缓解忧虑。

在动物心理学以及基于大量对于动物研究工作的行为主义中存在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可能是因为动物只有匮乏性需要。无论事实是否如此，为了客观，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都是如此。目标对象必须是动物机体之外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衡量动物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付出的努力。

弗洛伊德心理学也是建立在这种对动机的态度之上，即冲动是危险的，必须与之抗争，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整个弗洛伊德心理学都是基于病态的人的体验，而这些病态的人都在需要和满足上有不好的体验或者受挫。这也难怪这些人会惧怕甚至憎恨他们的冲动，因为这些冲动给他们制造了那么多麻烦，没完没了地操纵着这些人并时常压抑他们。

当然，这种对欲望和需要的贬低是贯穿整个哲学、神学和心理学历史的永恒主题。禁欲主义者，大多数享乐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神学家，许多政治哲学家和大多数经济理论家都有着一致的论断，即好、幸福或快乐本质来自满足渴望、欲望和需要。

简单地说，这些人都认为欲望和冲动是种令人讨厌的或者甚至将它视作一种威胁，因此通常会努力摆脱它、否认它或避免它。

这样的论点有时确实是实际情况的反映。生理上的需要，对安全的需要，对爱的需要，对尊重的需要，对信息的需要，这些需要事实上常常是许多人的烦恼，带给人精神上的麻烦和层出不穷的问题，对于那些在满足需要时有过失败体验的人和那些自知难以获得满足的人尤为突出。

即便存在这些匮乏性需要，情况也未免描述得过分夸张了。以下是一个人可以接受和享受自己的需要，并欢迎它们进入意识的条件：（a）过去的匮乏性需要得到了满足；（b）现在或将来的匮乏性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比如，一个人一般都能享有食物，并且现在就有美食，那么此时他的意识会欢迎这种食欲，而不是惧怕这种食欲（“吃这个动作会扼杀我的食欲”）。与饥饿情况相同的还有口渴、瞌睡、性和爱等等这些需要。然而，在最近纳入进来成长（自我实现）动机的意识和考量后，这对“需要就是麻烦”理论有了更有力的反驳。

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能力和潜力，所以很难列出属于“自我实现”范畴的众多特殊动机。但对他们来说，有些特点是普遍的。一种是，这些冲动是被渴望和欢迎的，是令人开心和愉快的，人们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如果它们构成紧张，那也是愉快的紧张。创造者通常欢迎他的创造冲动，有才能的人享受使用并扩展他的才能。

在这种情况下，说“减轻紧张”是不准确的，这意味着摆脱了一种烦人的状态，然而这些状态并不烦人。

2.满足的不同效应

对需要的消极态度总是与同这样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即认为有机体的主要目的是摆脱让人烦恼的需要，从而终止紧张，达到没有痛苦的平衡、内稳、平静、静止的状态。

这种动力或需要要求其自身完成消除。它唯一的目标就是走向休止，消除自身，变成不需要的状态。把这一点推到逻辑极端，我们就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纠缠在一起了。

安吉亚尔、戈德斯坦、奥尔波特、布勒、沙赫特尔及其他学者都有力地批判了这种实质为死循环的观点。如果动机的生活本质来自防御性地摆脱令人恼怒，又如果降低紧张感的唯一最终结果就是消极地等待更多不受欢迎、令人烦恼的事情岀现，再将其摆脱，这样的话，变化、发展、运动或方向是如何产生的呢？人为什么还要改善自己？为什么要更聪明？生活的兴趣又是什么？

夏洛特·布勒指出，稳态论不同于休止论。休止论只是单纯谈论消除紧张，暗指“零紧张”是最好的。稳态论意指紧张不为零，而是达到一个最佳水平。这意味着有时减轻压力，有时增加压力，例如，血压可能过高或过低。

以上理论都明显缺乏贯穿终生的恒定方向。人格的成长、智慧的增长、自我实现、性格的强化、人生的规划这些问题在这两种理论中都没有得到解释，也无法用其解释。为了使贯穿终生的发展具有某种意义，必须借助于长期的矢量或定向趋势等。

甚至是在匮乏性动机这点上，上述理论也最多可以算是一种不充分的描述。这里缺乏动态原则将所有这些单独的动机事件联系在一起。不同的基本需要以等级的顺序相互关联，在满足某个需要后，它不再占据中心地位，这不会带来静止状态或者禁欲主义的冷漠，而会让位给另一个“更高层次”需要。渴望和欲望会继续存在，但是他们的层次会更高。因此，这种终将归于静止状态的理论是不充分的，即便是对于匮乏性动机，亦是如此。

然而在我们调研那些主要因成长动机驱动的人时，这种归于静止的观点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对于这类人，满足带来的是动机、兴奋和欲望的增强而非削弱。他们追求自我成长，要求不减反增，比如他们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多。他们并没有归于静止，反而变得更加积极。成长对于他们的欲望起到的是刺激作用，而非减弱作用。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实现满足并令人激动的过程，例如，实现追求和抱负，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习得一直钦羡的技能比如演奏小提琴或者做一个好木匠；不断增长对人、宇宙或自己的理解；在任何领域发挥你的创造性，或者，最重要的一点：想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早在之前，韦特海默就用一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强调过同一差别的另一个方面：这种真正用来追求目标的活动只占用了他不到10%的时间。活动受到人们的欢迎或许是因为其内在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它可以作为满足某种渴望的工具，这就赋予其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当它不再成功或有效时，它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也不再令人愉快。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根本不享受这个活动，只是享受通过活动能达到的目的。这类似于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所看重的并非人生本身，而是在人生终点进入天堂。这样的概括是观察后所得出的，可以看到自我实现者享受人生，且享受人生的方方面面，而其他大多数人只是享受那些胜利、成就或高潮或高峰体验的瞬间。

一定程度上，生活的这种内在效力源自成长和成熟的固有乐趣。但是这也取决于健康的人将这种工具性活动转变为目的性体验的能力。如此一来，作为工具的活动也会像目的活动一样为人享受。成长性动机可能是长期性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或艺术家，可能需要倾尽毕生时间。所有平衡论、稳态论或静止理论仅涉及短期事件并且事件之间并无关联。奥尔波特曾特别强调这一点，健康的人的特征或者本性中的核心在于周密计划和对未来的展望。他承认，“事实上，匮乏性动机确实要求缓和紧张，恢复平衡。另一方面，成长性动机为了遥远且往往无法实现的目标而维持紧张关系。因此，它们区分了人类和动物的进化，成人和婴儿的进化。”

3.满足在临床和人格上的影响

满足匮乏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对人格的主观和客观影响都是不同的。概括来说，我目前所做的探究就是：满足匮乏性需要能避免疾病；满足成长性需要能积极促进健康。我必须承认，当前很难通过研究来证明这一观点。但是，在临床上，抵御威胁或攻击和积极的胜利及成就之间，自我保护、抵御、防护和追求实现、刺激和扩张之间的确存在差异。我曾尝试用充实地生活和准备过上充实生活以及成长和成熟来对比其差异。我还将（为了减少痛苦）采取的防御机制和（为了实现成功并战胜困难）应对机制拿来比较。

4.不同类型的快乐

像许多前辈一样，埃里希·弗洛姆曾经为区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作出过有趣且重要的努力。这对于突破主观伦理相对性至关重要，也是科学价值理论的先决条件。

他区分了匮乏性快乐与富足性快乐，满足需要的“低级快乐”和生产、创造以及发展洞察力的“高级”快乐。随着匮乏性满足而产生的过分满足、放松、紧张消失后，与人轻松且完美地作为、处于能力高峰时可以说是在超速状态时（见第六章）——感受到的功能渴望、狂喜、宁静相比，至多可算作“宽慰”。

“宽慰”如此依赖于会消失的东西，所以它更容易消失；而成长带来的快乐必定更稳定、更持久、更连续，可以永远存在。

5.可达成的目标状态（针对某一事件）和不可达成的目标状态

匮乏性需要的满足往往针对某一事件并且有其顶点。最常见的模式开始于一种激发、激励的状态，这种状态会引发对于目标的动机行为。它会在欲望和兴奋中逐渐稳步上升，最终在成功和完成的时刻达到顶峰。随后，从欲望、兴奋和快乐的曲线最高处急剧下降到一种毫不紧张、缺少动机的平稳状态。

虽然，这种模式并非普遍适用，但在所有情况下，它都与成长性动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成长性动机的特点是没有顶点或完成，没有高峰时刻也没有终止状态，在极端定义下，它甚至没有目的。相反，成长是一种持续的、相对稳定的向上或向前发展。一个人得到的越多，那么他需要的也就越多，所以，这种需要是绵绵不断，永远没有终止也无法满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平常无法将激励、目标探索、目标对象与附带影响四者分开。行为本身就是目标，不可能区分成长的目标和对成长的激励。它们也是相同的。

6.物种共有的普遍目标和特质目标

匮乏性需要是全人类共有的，其他物种也或多或少拥有。自我实现是特质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匮乏，也就是每个物种的需要，应当充分满足才能让真正的个体得以充足发展。

正如所有的树木都需要环境给予其阳光、水和养分，人类也需要从环境中得到安全、爱和地位。然而，两种情况下，这些都是个体真正开始发展的地方。一旦满足了这些基本的、物种所必须的需要，每棵树和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继续发展，利用这些需要达到自身目的。从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度上说，实现发展将变得更加取决于内部而非外部。

7.对环境的依赖性和独立性

对安全、归属感、爱的关系和尊重的需要只能由他人来满足，也就是只能依靠外在。这意味着，这些需要非常依赖环境。一个依赖外部条件的人，的确不能算是能够管理自己或者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必须感恩满足其需要的来源。他人的愿望、奇想、规则和法律支配着他，为了避免损害满足其需要的来源，他必须作出让步。在一定程度上，他必须是“由他人主导的”。

在某种程度上，而且必须敏感关注他人的认可、喜爱和善意。也就是说，他必须通过灵活调整、快速反应、改变自己从而适应外部环境。他是因变量，而环境是固定的自变量。

正因如此，由匮乏性动机驱使的人必然会更加畏惧环境，因为环境总是有让他失败或失望的可能性。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焦虑的依赖性也会滋生敌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导致了自由的丧失，这或多或少取决于个人的运气好坏。

相反，自我实现的个体，也就是定义为已经满足基本需要的人，他们更加独立、不受牵绊、自主且以自我为导向。由成长动机驱动的人，不仅不需要他人，而且他人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阻碍。我已经在之前的研究中写到过，这些人特别追求独处、超然和深思的状态。

这样的人会变得更加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满足以及更加独立。现在，支配他们的决定因素主要来自内在，而非社会或环境。这些内在决定因素包括他们内在本性的规律、他们的潜能和能力、他们的天赋、他们的潜在资源和他们的创造性冲动，他们对自我更真切的认知以及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还有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天职和命运。

由于自我实现者很少依赖他人，所以他们很少对他人产生矛盾感，很少会有忧虑、敌意也不太需要他人的褒奖或是喜爱。他们很少对荣誉、名望和奖赏感到渴望。

自主性或是对环境的相对独立性，也意味着相对独立于不利的外部条件，例如厄运、重创、不幸、压抑和剥夺。正如奥尔波特所强调的，人类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刺激——反应的人。他认为，人是由外部刺激推动的。对于自我实现者来说，这种观点完全是荒谬且不成立的，因为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来自内部动力而非对外在的反应。这种相对独立于外部世界及其带来的命令和压力，当然并不意味着缺少与外部世界交流或者不尊重它的“要求特性”。这仅仅意味着在接触外部世界时，让自我实现者能做决定的因素在于其自身的愿望和计划，而非来自环境的压力。我将其称为心理自由，与地理自由形成了对比。

奥尔波特描述了“机会主义”和“个人自身”这两个因素在行为决定上的对比。这与我们所说的由外在还是内在决定的这套理论非常相似。这也提醒我们，生物学理论学者一致同意，个人在环境刺激中不断增长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应当被视作完整的个性、真正的自由和整个进化过程的决定性特征。

8.与利益相关或无关者的人际关系

事实上，相较于由成长性动机驱动的人，受匮乏性动机驱动的人更加依赖他人。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更加与利益相关，并对他人更加需要、依恋和渴望。

这种依赖性歪曲并限制了人际关系。这种把他人看成是用来满足其需要的供应来源的行为是抽象的，因为看待他人时的出发点是实用主义，而非将他人当成完整、复杂、独特的个体。对于采取这种看法的人，他人的身上与需要无关的地方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令他们感到厌烦、恼怒或者威胁。这就类似于我们与牛、马、羊的关系，以及与为我们所用的侍者、出租车司机、搬运工、警察等的关系。

只有当他对他人无所求或者自身没有任何需要时，他才可能在感知他人时做到完全不从私利考虑、没有欲望并且客观全面。自我实现者（或者是处在自我实现状态的人），他们更有可能从美学角度出发全面地审视他人。除此之外，自我实现者对他人的赞许、仰慕和爱并不是因为他人对其有用，而是基于他人客观存在的自身品质。受到他人仰慕是因为其拥有值得令人仰慕的品质，而不是因为他会拍马奉承；被他人所爱是因为他值得被爱，不是因为他付出了爱。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亚伯罕姆·林肯所说的无所求的爱。

与他人产生“利益相关”和可以满足需要的人际关系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些可以满足其需要的人是可以替换的。比如，青春期的少女需要的是爱慕这种感受本身，因此，由谁来爱慕他们就无可厚非了。提供爱慕的人在她们眼里都是一样的。对于爱和安全的提供者也是如此。

感知者越是渴望满足其匮乏性需要，就越难以用一种不掺杂利益、不图回报、不从实用角度且无所求的角度去看待他人，并把他人视作一个独特、独立且自主的个体来了解。“高上限”人际心理学，即对人际关系可以发展到的最高水平的理解，不能建立在匮乏性动机理论的基础上来研究。

9.自我中心和自我超越

以成长为导向、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对于自身或自我有着复杂的态度。当我们描述这种态度时，就面临一个困难的悖论。这个自我力量处在高峰的人，恰恰最容易忘记自我或超越自我，他也最能够以问题为中心，最能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活动中出于其最本能。安吉亚尔用一个术语对其描述：最具有同律性。这样的人对于认知、笃行、欣赏和创造活动能做到全神贯注、和谐、单纯。

一个人的匮乏性需要越多，就越难具有以世界为中心的能力，他们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满足需要为导向。一个人越有成长动力，就越能以问题为中心，从而在处理客观世界的问题时越发能够抛开自我意识。

10.人际心理治疗和人际心理学

在过去或者现在未能满足基本需要是寻求心理治疗的人的主要特征之一。神经官能症可被视为一种因匮乏带来的疾病。正因如此，治疗时的基本方法是给病人提供其匮乏的东西或者让病人自己能满足其匮乏性需要。因为这些匮乏性需要是由他人来满足的，一般来说这种治疗一定关乎人际关系。

但是，这一事实被过度泛化。的确，满足了匮乏性需要的人和主要由成长性动机驱使的人都逃不过矛盾、不快、忧虑和困惑。在这种时候，他们也倾向于寻求帮助，很可能会求助于人际关系治疗。但是，不要忘了，由成长性动机驱使的人在解决问题和矛盾时，他们通常靠的是自己通过沉思来审视内心，也就是自我探索，而不是寻求他人帮助。即使在原则上，自我实现的许多任务很大程度上也是内在的，如制定计划、发现自我、选择发展潜力、构建人生观。

在人格完善理论中，必须为自我完善、自我反省、沉思、冥想留出一席之地。在成长的后期，人实际上都在独处状态，只能依靠自己。奥斯瓦尔德·施瓦茨将这种健康人的进一步改善称为“心理促进学”。如果说心理疗法是治愈病态的人，消除其症状，那么心理促进学则是接手了那些心理疗法没有涉及的方面并试图让本就非病态的人变得更健康。罗杰斯的研究表示，根据威洛比情绪成熟量表，病人的平均值在其接受成功的治疗后，由之前的25%提高至50%。对于这一点我很感兴趣。那么谁能帮病人将这个平均值提高到75%或100%呢？难道对此我们不需要新的原则和方法吗？

11.工具性学习和人格改变

在这个国家，所谓的学习理论几乎完全建立在匮乏性动机的基础上，目标对象通常是有机体外部的，也就是学习满足需要的最优方式。因此，相比于其他学科，我们心理学的学习只是一个有限的知识体系，适用于较小的生活领域，也只有那些“学习理论家”才真的感兴趣。

对解决成长和自我实现，学习理论能提供的帮助是很少的。在这里就着实不需要反复从外部世界满足匮乏性动机的方法了。联想学习和渠化学习更多地让位于知觉学习，增进洞察和理解，自我认识和人格的稳定成长，即增强协同、整合和内部一致性。改变不再是一个接一个地掌握习惯和联想，更多地是整个人的彻底变化，也就是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而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增加某些习惯，就像是增加物质财富一样。

这种性格——改变——学习的过程是在改变一个非常复杂、高度整合的有机整体，这反而也意味着很多影响根本不会发生变化，因为随着人变得更稳定、更自主，他会更加拒绝这种影响。

我的研究对象的最重要的学习经历往往是个人的生活经历，比如劫难、死亡、创伤、转变和顿悟。这些经历迫使一个人的人生观发生改变，从而改变他所做的一切。（当然，所谓的“消解”不幸或者产生顿悟的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这也不是联想学习的问题。）

如果可以使成长脱离压抑和束缚，允许一个人“做自己”，能够像原本那样“光芒四射”、自然而然地做事，而非重复地做出行为，允许他根据内在本性来自我表达，这样的话，自我实现者的行为是天然的、创造的、释放的，而非习得的，是表现自我的，而非应对他人的（《动机与人格》180页）。

12.匮乏性动机激发的知觉和成长性动机激发的知觉

满足了匮乏性需要的人与存在领域有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一点可能会是最终能够证明的最重要的差异。至今，心理学家也没认同哲学家的这种模糊的论断，这一领域尚不明晰，但在现实中具有不容置疑的基础。但现在，通过对自我实现的个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基本见解，这些见解对哲学家来说都是旧调重弹，但对我们来说很新。

例如，如果我们自喜地研究关心需要的知觉和不关心需要（或者无需要）的知觉之间的差异，我想，我们对知觉的理解以及对感知世界的理解将会大大改变和扩大。因为后者更具体，更少抽象性和选择性，个人可能更容易看到认知的内在本性。而且，他还能同时认知到对立、分歧、两极、矛盾和不相容的东西。

这就好像一个发展不充分的人，他生活在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里。那里类别和概念有着明显的界限，相互排斥，互不相容。例如，男性—女性、自私—无私、成人—儿童、善良—残忍、好—坏等。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就是A，任何其他东西都是非A，二者永远合不到一起。但是在自我实现的人们看来，A和非A是相互渗透的，而且是一体的，任何人都同时是好的和坏的，男性和女性，成年人和孩子。我们不能把整个人放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只能看到他抽象的一面。

当我用“需要—决定”的方式去认知时，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但当别人用这种方式来认识我们时，我们一定能察觉得到，比如，我们被他人仅仅当成金钱、食物、安全、依赖的供应者亦或是服务员、其他无需知道名字的仆役或者工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一点也不喜欢它。我们不喜欢被视为有用的物品或工具。我们不喜欢被“利用”。

因为通常自我实现者不需要从他人身上抽取用来满足自己需要的品质，一般也不会把他人当作工具，所以自我实现者更有可能对他人采取一种不重视、不评判、不干涉、不谴责的态度。这就是一种无欲望、“无选择的意识”。这样就可以更清楚、更有洞察力地感知和理解他人的实际情况。这种不纠结、不介入、超然的知觉便是外科医生和治疗专家都应当尽力达到，而自我实现者不需要努力便可达到。

特别是当被查看的人或物体的结构是困难、微妙、不明显的，这种感知方式的差异最为重要。此时，知觉者必须尤其尊重客观对象的本质。认知必须是温和的、微妙的、不受干扰的、不苛求的，能够被动地适应事物的本性，就像水轻轻地浸透缝隙一样。它不能像“需要—动机”型知觉一样，采取一种像屠夫切肉一样狂暴、凌驾一切、像开采一样有目的的方式。

认知世界的内在本性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于接受多于主动，尽可能多地由所感知事物的内在结构决定，尽可能少地由感知者的本性决定。对于具体事务中一切同时并存的方面，这种超然的、道家的、被动的、不干涉的感知，与一些审美体验和神秘体验有很多类似之处。二者强调的是一样的，即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具体的世界，还是我们自己投射到现实世界的规则、动机、期望和抽象体系？或者，直截了当地来说，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还是我们被蒙蔽了。

需要的爱和非需要的爱

根据鲍尔比、斯皮茨、利维等人的普遍研究表明，对爱的需要属于匮乏性需要。对爱的需要就像一个洞，必须用爱来填满；它是一种空虚，需要注入爱。如果爱这种治疗的必需品无法供给，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疾病；如果在适当的时机，获得适度且类型合适的爱，就可以避免精神疾病。病态和健康的中间状态跟随受挫与满足的中间状态而来。如果病态不是太严重，且发现的足够早，就能用替代疗法将其治愈。也就是说，在某些案例中，“爱的饥渴”这种病可以通过补偿病理性匮乏而治愈。爱的饥渴是一种匮乏性疾病，就像缺少盐或维生素一样。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他们没有这种匮乏，所需要的只是少量、稳定、用于维持可以计量的爱，甚至在某段时间连这些都不需要。但是，其动机完全在于满足匮乏、解决需要，就会产生矛盾。需要的满足会让它消失，也就是说，处于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中的人恰恰是不太可能给予和接受爱的人！然而，对于被爱所满足且较为健康的人的临床研究表明，尽管他们不太需要获得爱，但他们更有能力付出爱。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更有爱的人。

这一研究结果本身暴露了普通动机理论（以匮乏性需要为中心）的局限和“超越性动机理论”（或成长性动机、自我实现理论）的必要性。

我已经对存在爱（对另一个人的存在的爱、无需求的爱、无私的爱）和匮乏爱（匮乏性的爱、需要的爱、自私的爱）进行了初步的动态对比。在这一点上，我只想用这两类人来举例说明上面做出的一些结论。

1.存在爱是受意识欢迎从而进入的，并且完全是一种享受。因为，它没有占有欲，是赞赏而非需要。存在爱也不会制造麻烦，它实际上总是带来愉悦。

2.存在爱永远不会得到过度满足，这种享受可能是没有终止的。它通常会不断变大，不会消失。其本质上是一种享受，是目的而非手段。

3.对存在爱的体验通常被描述为与审美体验或神秘体验相同，而且具有同样的作用（详见关于“高峰体验”的第六章、第七章和《高峰体验研究》）。

4.体验存在爱的心理治疗和促进作用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这种作用同健康的母亲对她的宝宝那种相对纯洁的爱，或者某些神秘主义者所描述的对上帝的完全的爱，作用在性格上时效果相似。

5.毫无疑问，相较于匮乏爱（所有享有存在爱的人之前都体验过），存在爱是一种更丰富、“高级”且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我的其他更年长、更普通的研究对象也表达了这种对存在爱的偏好，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以不同的组合体验了两种爱。

6.匮乏爱是可以满足的。“满足”这个概念很难应用在对其他值得倾慕和爱的人所产生的赞美和爱之中。

7.在存在爱中，焦虑和敌意也最少，甚至在实际中没有忧虑或敌意。的确，有可能是为了他人感到焦虑。而匮乏爱中，总会有一定量的焦虑或敌意。

8.享有存在爱的人之间更加独立自主，很少有忌妒、威胁或者需要。他们之间更注重个体、更无关利益，但同时也更希望可以帮助他人完成自我实现，也更会为了别人的成功感受到自豪，更加利他、慷慨、善于培养。

9.存在爱使最真实、最深刻地认知他人成为可能。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这既是一种认知反应，也是一种情感反应。这一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时常被别人后来的经验所证实，因此，我非但不接受“爱使人盲目”这种老生常谈，反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反过来才是对的，即无爱使人盲目。

10.最后，我可以说，存在爱创造了合作者。这一说法是深奥但是经得起检测。它赋予人一个自我形象，给了他自我接受，一种值得爱和值得尊重的感觉，所有这些都能让他成长。的确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存在爱，人是否还能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