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合院

周家原籍浙江绍兴。

在绍兴，周家是大户，当地称作“台门人家”。但到了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一代，周家已经衰落。周福清发奋苦读，中进士，入翰林院，给周家带来中兴的希望。但因为他性情乖戾，仕途多舛。后来科场舞弊，被捕入狱，经皇帝亲自过问，从重处罚，被判斩监候。周家为了减刑，卖地当物，疏通关节，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更加拮据。鲁迅的父亲还因此被斥革了秀才名分，永不得参加科考，再无出头之日，因此抑郁成疾，三十七岁去世。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和两个弟弟担惊受怕，颠沛流离，寄人篱下，屡遭白眼，深切感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兄弟们有了一个心愿：重振家业。

鲁迅18岁踏上了外出求学的道路，二弟作人步其后尘。他们先到南京，后到日本，接触了新学，开阔了眼界。他们所走的这条道路，与传统的科举仕途相违，按当时人的说法，是“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很不光彩的。但世事难料，几年后朝廷废科举，兴新学，他们这一批青年，既有旧学根底，又受新学熏陶，倒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当初，眼看两个哥哥陆续到大城市读书甚至留洋，建人也不愿待在家里了。他向母亲表达了外出求学的心愿。母亲不愿意三个儿子全都离开自己，想留一个在身边。两个哥哥假期回家，也竭力劝说弟弟留下来照顾母亲。他们承诺，等他们两个在外面站稳了脚跟，就把母亲和弟弟接过去同住，有福同享。鲁迅的母亲曾对邻居谈及这段往事，说：“你们大先生、二先生出去读书，三先生因自幼身体瘦弱多病，我也不放心他离开我，而且那时家里也确实没有钱。于是，你们大先生、二先生商量决定，他们出去读书，让你们三先生留在绍兴，一面照料家务，一面可以陪伴我；再在绍兴找点工作做，一面自学。将来他们学成回国，工作以后，收到薪金大家合用。这就是你们三先生没有出去留学的原因。”[1]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先在杭州，后回到绍兴教书。当时，二弟作人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尚在日本；小弟弟在家乡的小学校教书，两兄弟的收入不高，又要资助周作人夫妇，经济仍不宽裕。1911年9月，周作人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携羽太信子回到绍兴。三兄弟和母亲，一家人共同生活了几个月时间。

辛亥革命后，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随后到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1917年4月，经鲁迅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周作人来到北京，先在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任职，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鲁迅在北京的前几年，住在南城的绍兴会馆，过着单身生活。政事之余，他潜心读书，研究学问。二弟来京后，也住在绍兴会馆，两兄弟生活上相互照顾，学问上相互切磋。

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和周作人文名渐盛。他们在北京立定了脚跟，就谋划将在绍兴的家属接到北京。绍兴老宅周围的房屋已经差不多都卖掉。新主人希望买下整个宅子，催他们尽快搬走。这形势，使他们不能再犹豫。

尽管鲁迅平时对家乡颇多不满，但卖掉祖宅、永远离开家乡，想必感觉像一棵树被连根拔起，感情上不免起些波澜。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2]

全家迁居北京，就须在北京找房子。

从1919年2月开始，鲁迅四处看房。从寻找的范围看，都在北京城西，这首先是考虑离工作场所距离较近——鲁迅供职的教育部，在今北京西城西单附近的教育街；周作人任教的北京大学，在东西城交界处的沙滩。鲁迅先由教育部同事齐寿山介绍和陪同到报子街、铁匠胡同，同朱孝荃、张协和到广宁伯街看房子，此外还同林鲁生等人一起看了鲍家街、辟才胡同等处的房子。5月间，经教育部同事徐吉轩介绍，到蒋街口、护国寺一带看房。7月间，终于看中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院子，15日量屋作图，21日决定购买，随后验契付款。8月19日晚在广和居收契并付1750元，另加中保人酬金175元。10月5日，收房屋九间，付400元。当时，院子里居住的似乎不止一家。11月4日，鲁迅又由徐吉轩陪同，到八道湾见罗姓房主和中保人，交房款1350元，至此完成了对全院房屋的购买。房款加上中保费、契税和装修费用，合计花费4300多元。

看房、议价、办各种契税、筹借款项等，几乎由鲁迅一人完成。鲁迅曾通过教育部的同事齐寿山借了500元，利息一分三厘，期限三个月。

鲁迅选定这所三进四合院的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作人和建人都有孩子，需要较大的场地玩耍。老朋友许寿裳看了院子，感叹说，简直可以开运动会！[3]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也在回忆文章中说，虽然院子里种了好几棵树，但他小时候和舅舅还能在院内练习棒球。[4]

从前公用库胡同的大门进入周宅，前面是坐北朝南三套罩房，一套3间，共9间；中院有北房三间，中间的堂屋后面接出一间，在北京俗称“老虎尾巴”，中院东面有个夹道，通到后院，后院最宽敞，有北房9间。

周家买得宅子后，对院子和房屋进行了改造。

院里还安装了当时颇为先进的自来水管道。那时北京公用自来水还不成系统，独门独院安装此类设施，花费不赀。鲁迅到北京自来水西局提出申请，请人来丈量设计。因为水管要通过陈姓住宅，被陈家索要过路费30元，外加中间人费用5元。单是这项工程，就花了一百多元。

周作人当年3月间离开北京回绍兴，与妻儿团聚，一个月后将妻子儿女送回日本省亲。原计划，作人全家在日本一直住到北京的新房适宜居住，直接到北京与母亲和兄弟们团聚。但在他逗留日本期间，5月4日，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周作人匆匆只身回国，住到8月份，又赶回东京接来家小。1919年8月10日，周作人一家到达北京。鲁迅日记记载：“午后二弟、二弟妇、丰、谧、蒙及重久自东京来，寓间壁王宅内。”[5]丰、蒙，是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的孩子，重久是作人的妻弟，就是周丰一与其在院子里练习棒球的那个舅舅。周作人日记记载：“九时廿分乘火车出发。十二时十分到北京。徐坤来接。”[6]徐坤是周家的仆人。

鲁迅的日记提到作人一家“寓间壁王宅内”，是因为八道湾新居还没有修好，绍兴会馆又不许女眷留宿，鲁迅就为他们找了会馆附近的房屋暂住。

此后一段时间，鲁迅和周作人时常到八道湾视察施工进度，有时还带着全家人去看新宅。周作人1919年10月19日日记记载：“上午同家人乘马车出西直门，游农事试验场，在豳风堂午饭。下午至八道湾新宅一看，五时返。”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到哥哥鲁迅，而其实这一天鲁迅是同去的，鲁迅日记写道：“星期休息。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蒙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至下午归，并顺道视八道弯宅。”

八道湾周宅的室内装修，考虑到家中两个日本籍媳妇的生活习惯，专门修建了日式厨房和浴室。1919年11月10日，周作人携妻弟羽太重久到八道湾，实地勘察，商量如何修建卫浴设施。两天后他在日记中记载：“托泽山工程局造日本式房及浴室。”13日又记：“午出校，至八道湾看装水道。”这水道可能指的是浴室的下水道。负责施工的“泽山工程局”，是一家日本公司。

鲁迅的日记中没有记载整个装修花了多少钱，但不时记载一些杂项花费。如11月26日付木工五十元，29日又付木工一百七十五元，玻璃四十元。至此，“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装修接近尾声。

购房和装修的花费，来自出售绍兴房产所得、两兄弟的积蓄和借贷。

1919年11月21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搬入八道湾居住。鲁迅日记记载：“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周作人日记写的是：“上午移居八道湾十一号。”

安顿好了二弟一家，鲁迅于12月1日离开北京回故乡接母亲、家眷和三弟一家。他的小说《故乡》就是以这次回乡搬家为素材的：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因为周作人的儿子在北京，这个跑出来迎接“我”的宏儿，应该是三弟建人的孩子，但建人的孩子实际年龄没有那么大——鲁迅在这里做了虚构。如果写实，则只好让老母亲抱着“宏儿”出来迎接“我”了。鲁迅不会那么写，因为他还要为这个侄儿安排更重要的任务：同闰土儿子水生一块儿玩耍，就像小说的叙述者“我”小时候同闰土一起玩耍一样。所以这孩子的年龄一定要足够大。鲁迅设定两代小伙伴的目的，是让小说主人公借以思考人生的循环延续：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里说的要过新的生活，要为船舱里的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自然包含了对北京大家庭生活的憧憬。

从小说中看，离乡一行似乎只有“我”、母亲和宏儿。其实，同行的还有周建人夫妇和他们的另一个孩子，当然，还有鲁迅的妻子朱安。鲁迅日记才是实录：“二十四日晴。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玉田叔来送。”

1919年12月29日，一行人到达北京。鲁迅当天日记记载：“晴。晨发天津，午抵前门站。重君、二弟及徐坤在驿相迓，徐吉轩亦令刘升、孙成至，从容出站，下午俱到家。”周作人日记记的是：“至东车站。午大哥同母亲、大嫂、乔风、芳子及二儿至京，二时返宅。”

八道湾十一号里，聚齐周家三代十二人：母亲，三兄弟、三妯娌；周作人的三个孩子：丰一7岁，静子5岁，若子3岁；周建人的两个孩子：马理2岁，丰二1岁。

大团圆带来了兴奋和新鲜感。八道湾附近有不少好去处。由前公用库胡同往东，可到新街口南大街，从新街口到护国寺一线，虽然比不得前门外和西单的繁华，但也颇为热闹。绍兴一行到京第三天，周作人就陪着三弟“至新街口一游”。

这一年的春节（1920年2月），周家过得很温馨。鲁迅日记记录了周宅的祭祖活动：“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

交通也还算方便。孩子们可以在门前坐上包月的洋车去方巾巷后面东华门的孔德学校上学。鲁迅和周作人上班，一般乘路边等活儿的洋车。

周作人在回忆录里描绘了他自己上班所走的路线：

从新街口往南，在护国寺街东折，沿着定府大街通往龙头井，迤逦往南便是皇城北面的大路了。这一路虽是冷静平凡，可是变迁很多，也很值得讲。第一是护国寺，这里每逢七八有庙会，里边什么统有，日常用品以及玩具等类，茶点小吃，演唱曲艺，都是平民所需要的，无不具备，来玩的人真是人山人海，终年如此。这称为西庙，与东城隆福寺称作东庙的相对，此外西城还有白塔寺也有庙会，不过那是规模很小，不能相比了。第二是定府大街，后来改称定阜大街，原来是以王府得名，这就是清末最有势力的庆王的住宅，虽是在民国以后却还是很威风，门前站着些衙兵，装着拒马。后来将东边地方卖给天主教人，建造起辅仁大学，此后他们的威势似乎渐渐的不行了。第三是那条皇城背面的街路，当初有高墙站在那里，墙的北边是那马路，车子沿墙走着，样子是够阴沉沉的，特别在下雪以后，那靠墙的一半马路老是冰冻着，到得天暖起来，这一半也总是湿淋淋的，这个印象还是记得。那里从前通什刹海的一座石桥就有一部分砌在墙内，便称作西压桥，和那东边的桥相对，那边的桥不被压着，所以称为东不压桥。西压桥以北是什刹海，乃是明朝以来的名胜，到了民国以后也还是人民的公园，特别是在夏季，兴起夏令市场，摆些茶摊点心铺，卖八宝莲子粥最有名，又有说书歌唱卖技的处所，可以说是平民的游乐地。我虽然时常走过，远闻鼓乐声，看大家熙来攘往的，就可惜不曾停了车子，走去参加盛会，确实是一回遗憾的事情。[7]

周宅的房屋怎么分配呢？

先从后院说起。最后一排有房屋九间，坐北朝南，称为“后罩房”，三间一室，共三室。周作人一家住西头三间，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东头三间用作客室。客房里居住的主要是日本亲戚，因为后院妇孺较多，且不安静，其他客人来居住并不很方便。据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回忆，他的舅舅羽太重久曾在这里住了好多年。有一次，丰一在舅舅房间的墙上写了“笨蛋重久”几个字，虽然毫无恶意，舅舅也不以为意，但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8]1922年乌克兰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也住在这房里。此后，在这里住过的客人，有绍兴同乡，有日本朋友，还有东北军阀张作霖当政时被杀害的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清党时的一位刘姓女士等等。

到八道湾参观的人，都很关心鲁迅住哪个房间。事实上，鲁迅住过的地方至少有前罩房、中院的老虎尾巴和西厢房三处。四合院的后院是整个宅子中最安静最隐蔽的地方，应为最重要成员所居。但在八道湾十一号周宅，老母亲和长子都没有住后院，原因如前所述，可以用“儿童本位”理念来解释。房屋分配，应该是在鲁迅主持下进行的吧。被人们指为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那几间房屋，即前罩房挨着大门的三间，窗外有两株丁香，现在通过照片还能想象当年丁香花开的景象。隔壁三间曾被用作会客室。清华大学的梁实秋来访，就在这里见到了鲁迅：

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先生请出见我。[9]

这几间会客室，有时候也可以供客人留宿。因此，鲁迅住在这里容易受到打扰。又因为临着前公用库胡同，可以想见，杂音不少。

而且鲁迅住前院，给人一种当“看门人”的感觉。

母亲喜欢安静，住中院，既离大门较远，又不和孩子们在一起。此中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老太太不愿与两个日本媳妇住在一起，而需要大儿媳在身边照顾。中院北房三间，西边一间为老太太的卧室，东边一间为鲁迅妻子朱安的卧室，中间堂屋兼作洗漱和吃饭的地方。堂屋后接出的一间，称为“老虎尾巴”，为便于采光，安装很大的玻璃窗，窗下摆一个长木炕。冬天，为了节省炉具和煤炭，鲁迅就睡在这木炕上。2012年大杂院开始拆迁，临时搭建的房屋拆掉后，“老虎尾巴”的本来面貌清楚地呈现出来。这种安排正合鲁迅之意，除解决取暖、采光问题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如此一来，他和妻子就可以不住在一起了。鲁迅夫妇琴瑟不调，即便同在一个屋檐下，也处于分居状态。鲁迅后来搬到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也将北屋三间改造成同样的格局。

中院西屋三间，鲁迅也住过。这一带地势低凹，每逢下雨，即成水坑。鲁迅迁走之后，周作人将此室改作书房，取名“苦雨斋”。

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许羡苏，是作家许钦文的妹妹，1920年报考北大，因学校公寓不收未入学的学生，她找到周建人，在周家借住了一段时间。许羡苏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学校之后，周末或假期还常和另一位同乡俞芳一起来八道湾看望鲁老太太。她后来一直与周家保持良好关系，还曾到阜成门内鲁迅家借住。

院子西北的小跨院，曾为鲁迅的同乡章川岛一家所住，后来成为民俗学家江绍原一家的住宅。

周家的长子、周宅的当家人鲁迅，在这个大院子里虽然不能说是真正的“看门人”，但也给人一种处于漂泊状态的印象，似乎预示着他不能在这里久居。

一家人关系亲密的时候，这些当然都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