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少数人或少数组织因拥有某种特定手段而能够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并可能导致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我将其称为“少数者问题”（problem of twelve）。在美国，少数者问题频繁出现，这是两股基本力量的冲突所致：一是金融领域的规模经济，二是宪法规定的分权和有限政府[1]原则。这个特定的问题通常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会威胁到政治体系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可能会对金融体系造成不利影响，而这些金融机构可以创造经济效益。

指数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是兴起于20世纪末的金融工具，如今，它们正在美国引发新的少数者问题。这两类机构聚集资本并进行投资，主要受金融监管机构审查监督。与其他金融工具一样，它们吸纳个人投资者的储蓄资金，集中投资各类重大项目。它们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财富、健康和长寿等好处，但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贫困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金融通过推动变革创造了价值，但价值利益的分配存在不均衡现象，而且还使“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2]的狂风骤雨更加猛烈。

不论指数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是否刻意追求经济和政治权力，它们不断壮大的规模已经使它们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具备了重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引起了政府方面的警惕。指数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已经表现出“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3]的特点。通过持有或控制企业的股权或权益，这两种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在政治领域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和联邦制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国。然而，不断增加且集中的财富和权力，正逐渐威胁这个民主国家的根基。这是每位公民在学生时代就了解的“制衡制度”。可预见的是，美国政府将会采取威慑措施，对这些机构施加新的限制，提出新的要求，增加更多的约束。鉴于指数基金明确地（私募股权基金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经济创造了价值，任何针对它们的威胁，无异于对美国民主体制的威胁。

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回顾梳理了美国历史上的少数者问题，即由中央银行、私人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托拉斯”（money trust）[4]造成的问题。一如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5]在1932年得出的结论，这些问题的应对政策实际上导致了美国主要的商业组织大权旁落——原本由个体投资者拥有的大企业被少数几个高管所掌控，从而导致这些大企业的运作缺乏公众认可和监督。此外，本章还回顾了法律和政策如何在大萧条[6]的谷底深渊中，通过两种方式先后恢复了大企业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一种是通过直接的法律手段，如证券法和披露要求；另一种是通过间接途径，如劳动法、税收政策和监管措施。

第二章主要聚焦于20世纪末出现的指数基金，并对其不断增长的规模和影响力进行了分析。本章讲述了三个核心内容，即金融理论的发展、投资理念的缓慢渗透，以及指数基金如何成功地对大型企业施加影响，尽管更严格的监管法规要求它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并禁止其直接控制企业。

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美国私募股权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规模较小且备受争议的收购公司经历了发展和改变，逐渐催生了如今规模更大且不断扩张的私募股权行业。与指数基金一样，私募股权的兴起与新的金融理论和金融创新密切相关。不同的是，私募股权公司一直在努力保护商业操作和决策的机密性，成功地通过政治和公共关系手段来控制信息的流动，让公众无法了解它如何经营和重组被其控制的公司。本章还探讨了私募股权作为一种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形式，如何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且持续。最后，总结了有关私募股权的其他研究成果，包括私募股权是否为投资者创造了净经济利益，以及它对其他人造成的潜在危害。

第四章详细阐述了这两种基金在政治层面造成的少数者问题。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美国企业成功游说政府放宽了关于劳工法、税收政策和监管规定的限制，但同时也面临全球化、技术变迁和通货膨胀等经济挑战。商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包括恶意收购、买断，以及机构股东（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7]新运动的强势来袭，从而导致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度下降。这些后果是当前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指数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被视为一种隐患或威胁。

此外，第四章也回顾了美国指数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政治活动和影响。指数基金的权力已经受到了限制。它们可能更倾向于代表普通个体投资者的利益，而不一定完全与其他机构保持一致；它们的政治立场比一般人所预想的更加多变。相比之下，私募股权基金不断扩大其涉足的经济领域的范围，但它的活动可能相对不透明，难以被公众了解；它利用一些政治上有争议的税收减免，不断剥削劳工权益，扩大贫富差距；同时它在其参与的各种营利性私营业务中表现出色，不论是提高生产率还是增加社会成本。在本章中，作者结合具体案例，说明这两种基金类型构成，以及面临的政治威胁。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引导读者来思考：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是否存在可行的政策来应对少数者问题？我们该如何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取得平衡，既能降低这些基金机构带来的政治和政策风险，同时又能保留它们的经济利益？由于本书讨论的问题大多需要根据个人观点或经验来做出判断，所以作者提供的分析及答案都是探索性和暂时性的。然而，作者坚信权衡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需要更为综合的决策。例如，采取激进的措施来减少指数基金的政治影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加强信息披露和公众征询等措施，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此外，还有其他措施值得深入研究，比如更加严格地监管这些基金持有公司，特别是在反垄断领域；对基金机构、基金顾问和关联公司实施更为严格的利益冲突规定；确保基金机构明确了解并履行其受托责任，既要考虑到投资者，也要考虑到受其影响的广大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