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的2021年10月，CT影像报告显示，我的右肾上腺肿瘤再次复发。这已经是第三次面对癌症的侵袭，而我却出奇地感到了一种平静。部分原因是，半年前我便隐约预感到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心理上早已有所准备。这更像是“另一只鞋子落地”的情况，而不是突如其来的打击。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达到了真正的豁达，能够视死如归，但相比之前，我的心境波动已经不再那么剧烈，神情也少了几分忧郁。
在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构思并策划一部东方玄幻小说，希望能在生命的尾声将其完成。我告诉自己，尽管肾上腺癌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但它并非最恶性的类型。现代医学的发展或许不能让我完全康复，但争取多活几年还是很有希望的。如果能有三年的时间，我相信足以完成这部心中的小说。有了这个目标和未完成的计划，我仿佛成了小说中的主人公，从自然界中汲取到充满神奇力量的天地灵气。这股力量仿佛为我的身体注入了额外的能量，也增强了我与疾病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时，当我独自在户外的步道上行走时，我会不自觉地张开双臂，仿佛是在拥抱自然，汲取更多的生机。
我的主治医生建议我再次前往旧金山的那家医院接受微创手术。这次手术仍然由之前的那位医生主刀，不过技术方案从此前的电能改为热能，也就是高温将癌细胞杀死。主治医生还告诉我，这次复发证实了他之前关于我的右肾上腺肿瘤为恶性肿瘤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上一次手术之所以失败可能是由于微血管残留导致了复发。对此，我没有进一步考证的想法或动力，也没有因为第一次手术的失败而对主刀医生的能力产生质疑，更没有要求更换医生的念头。毕竟，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接受癌症手术，我竟然有些“习以为常”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将一切决定权交给医生，自己则专注于配合治疗，同时准备将剩余的生命与精力投入到撰写小说的梦想之中。
半个月后，我的妻子再次驾车带我前往那家医院。手术前，主刀医生按照惯例与我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由于定期检查，复发的肿瘤能被及时发现，现在体积较小，尚未发现有转移的迹象，因此他对彻底治愈充满信心。我明白，这些话可能是医生惯用的安慰词，用以缓解病人的焦虑。当然，他认为肿瘤未发生转移的判断肯定是如实的，因为如果他们认为肿瘤已经转移，手术根本就不会进行。当然，即便手术可行，肿瘤转移的风险依然存在，这一点我的那位大学同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我向主刀医生表示感谢，并坦诚地告诉他，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只能依赖他的专业判断和精心治疗。这番话并非礼节性回应，而是我那时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对于接下来的命运，我已不再试图掌控，只能以一种尽量平和的心态面对。
这是自2017年5月以来，我经历的第八次手术，而我的心境出奇地平静，仿佛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面对一切波澜不惊。手术过程与上一次相似，一切顺利，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术后大约一个小时便恢复了意识。不过，这次右侧腹部的疼痛感明显强于上一次，我想应该是主刀医生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大幅度扩大了手术范围，试图彻底清除所有潜在隐患，因此引发了更大面积的剧痛。然而，与肝移植手术相比，这样的疼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不如在总胆管植入支架时经历的ERCP手术来得难熬。
留院观察了三个小时后，医生便批准我出院。护士甚至没有用轮椅送我至医院大门，而是让我颤巍巍地独自走出医院。当时，腹部的剧痛让我步履艰难，体力也明显透支，但我默默忍受，一句话也没说，实际上也不敢说，更不敢开口让妻子搀扶。在那段时间，我们的关系正如妻子所定义的那样，仅仅是“室友关系”，而且还是一种几乎无话可说的特殊类型。她愿意带我来做手术，我已感激不尽，哪敢再有任何抱怨和额外的要求。
由于停车费被多收了十几美元，妻子让我在停车场等着，她自己则匆忙去交涉退款。当时，我不仅腹部疼痛难忍，身体也几乎无法支撑，但依旧强撑着站在车旁等待。因为她急着去交涉，没有将车钥匙交给我，我自然无法坐进车里稍作休息。最终，实在撑不住了，我只得一屁股坐在停车场冰冷的水泥地上，任由剧痛和疲惫肆虐我的身体。
大约十来分钟后，她终于回来了。当我看到她的身影时，心情复杂难言。一方面，我确实感到一丝轻松和释然，仿佛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孤独的煎熬暂时得到缓解；但另一方面，一种隐隐的愤怒在心中升腾。我不明白，她竟然能为了区区十几美元，将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忍受这十几分钟的煎熬和痛苦。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悲哀于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竟然可以如此微不足道，甚至不如那几张钞票重要。然而，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既没有力气，也没有胆量去计较这些。我只能把所有的情绪压在心底，默默接受这一切，既是对现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对命运的妥协。
车子终于缓缓驶出停车场，开始了归途。然而，我的痛苦并未因此减轻多少，反而因为她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异常响亮而倍感困扰。术后的虚弱和腹部的剧痛似乎让我的感官变得格外敏感，车内的每一个音符都显得刺耳无比，如同针刺一般刺激着我的神经。尽管如此，我一直努力克制自己，仍然保持沉默，寄希望于能逐渐适应这种意外的噪音，或者她最终会注意到我痛苦的表情和瘫软无力的坐姿。
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她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状况。或许，她从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甚至连眼角的余光都未曾落在我的身上。想到接下来可能还要忍受一个小时的噪音折磨，我的内心掀起阵阵波澜。思虑再三，我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开口请求她将音量调低一些，因为我确实感到非常不适。我尽量保持语气平和，生怕这个要求会引起她的任何不快。
幸运的是，她并未多言，只是简单地将音量调低了一些。那一瞬间，车内的嘈杂仿佛随着音量的降低消散了不少，我的心情也随之轻松了许多。腹部的剧痛虽然依旧存在，但我感觉整个世界顿时变得美好起来，仿佛一束微光穿透了沉重的阴霾。
也许，她并非有意忽略我的痛苦，只是习惯了自己的方式。或许，她并没有意识到我对声音的敏感是因为术后身体的虚弱，而不是单纯的挑剔。我不得不承认，抑郁和孤独常常让我对周围的一切变得格外敏感，甚至有时会过度解读别人的无心之举。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情又稍微平复了些许。
回到家里，环顾四周，一切如常，沉默而压抑的氛围没有丝毫变化。然而，此刻我的内心却出奇地平静。没有以往的惶惶不安，也没有对命运的不公抱怨，更没有对任何人怀有怨气。我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静静躺在床上，开始深思接下来的生活和创作计划，决心不再让自己的梦想轻易成为泡影。一股久违的平静感涌上心头，让我感受到一份内在的力量。
是的，手术已经完成，未来的结果如何，我决定随遇而安，听天由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注定无法改变，那些小说中“逆天改命”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我能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彻底改变自己。不仅要勇敢面对挑战，调整那些过于直率或冲动的性格和行为，学会与人相处，更要改变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改变，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为了我自己。
在刚才回家的路上，如果我因妻子为了节省十几美元停车费而让我在停车场等了近十几分钟，或者因为她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太大而发怒，结果无疑会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她身体强健，对我的依存度几乎为零，而她的心境又冷淡如冰。而我呢，刚刚做完手术，在生活和医疗上仍需依靠她的帮助，又怎能从争执中得到任何好处？如果因为一时的情绪发泄或为了所谓的面子去争辩，不仅无济于事，最后遍体鳞伤的只会是我自己。因此，保持冷静和克制，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我明白，想要改变自己并不容易。正如小说家毛姆所说：“改变好习惯比改掉坏习惯容易得多，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尽管如此，困难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只要愿意尝试，即使无法完全脱胎换骨，至少可以取得一些进步。我的忍让，虽然让我心中有些不服气，但如果能放下这些情绪，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再说，妻子为了节省那十几美元停车费，或她开车时需要听收音机都只是性格和习惯使然。虽然她无意中将音量开得太大，但这也不过是无心之失，并非故意而为。很多事情，只要尽可能往好的一面去想，内心便会轻松许多。这是多年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相处之道。
想通了这些，我很快放下了心中的不快，甚至为自己的忍让感到一丝欣慰，仿佛取得了一次小胜利。跨过这一道心理障碍后，我像没事人一样与家人共进了晚餐。因为实在太饿了，我已经一整天未曾进食。晚餐后，我开始认真构思小说的结构和开场情节。有了明确的目标，我的状态焕然一新，仿佛成了即将开写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吸收着周围环境中的天地灵气，精神为之一振，杂念也随之消散。
那天晚上，我将抗抑郁药欣百达的剂量从80毫克减至40毫克，并且破天荒地没有服用安眠药就睡了个好觉。久违的安稳和舒适让我精神振奋，仿佛看到了重新掌控生活的希望。
这次手术后的表现，与前七次明显不同。可能是因为内心的平静和明确的目标计划，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如同佛教中所谓的“佛光灌顶”。这种力量让我振作起来，仿佛为我点燃了人生的另一盏明灯。又过了一天，我毅然决定完全停用欣百达。毕竟，这种药物让我长期处于头重脚轻、晕晕沉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无法专注于文学创作，更别说写出优秀的作品。
通常，突然停药可能引发极度的不安和一种茫然无助的空虚感，甚至会让抑郁的阴影卷土重来、变本加厉。然而，这次停药的过程却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并没有感受到因孤独而引发的心慌，也没有因为抑郁而感到不知所措。相反，我的内心出奇地平静，仿佛生活的秩序重新被我掌控。那种久违的清明和自信，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一种久未感受的期待。
第八次手术后的第三天，我感到体力已经有所恢复，于是便开始着手创作小说《重生之龙吟凤鸣》（后来改名为《龙兄北弟》）。之所以选择“重生”作为主题，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成就并不满意。虽然自幼体弱多病，但智商相对较高，而且一直都非常勤奋。然而，由于情商偏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学术发展的高度。尽管一路走来吃了许多苦，却始终未能达到我心中理想的成就水平，甚至可以说内心深处一直有种失落感。
我于1957年底出生在东南沿海的一个小镇，一出生便双眼无法睁开，但这并非天生残疾，可能只是某种眼疾或炎症感染所致。然而，受当时医疗条件和医学水平受限，镇上的医生无法确诊具体原因，只能反复给我注射青霉素。由于用药量过大，虽然眼睛最终睁开了，但我的两侧臀部却因药物无法吸收而发生感染，导致严重化脓。还不到满月，医生便不得不对我那肿胀如球的臀部动刀排脓。
我无法确定是医生的技术水平不足，还是医疗条件的限制，最终我的双臀的肌肉受到严重损伤。长大后，我的臀部与常人不同，不再隆起饱满，而是凹陷下去，仿佛双臀的肌肉被人给生生削去了一半似的。这直接导致我腿部的爆发力一直不佳。无论如何努力训练，我的短跑和跳跃成绩始终无法与常人相提并论。唯一相对占优的，是需要耐力的长跑项目，这得益于我心跳较慢，而非因祸得福的体能优势。
然而，心跳慢在晚年却成了我的一大困扰。每当抑郁症发作或感到极度孤独时，我常有窒息感，心跳缓慢到似乎下一秒就会停止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率通常极低，平均每分钟不超过45次。我曾进行过24小时的心电图监测，结果显示心跳最慢的时刻发生在凌晨，每分钟仅33次。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需要服用200毫克的辅酶Q，这是一种非处方的心脏健康辅助药物，以确保我的心脏在夜间能保持基本的节律，而不至于在梦魇中辗转反侧。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作为一名县级领导，带队深入大山参与大炼钢铁，母亲则带着我的大妹妹随行。他们将我、哥哥、弟弟和小妹留在乡下的老家。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却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肾炎。母亲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祖父母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导致我的病情被耽误，加之康复后未能获得适当的营养。然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从那时起，我原本白白胖胖的模样，逐渐变得又黑又瘦，就像一个白人小孩被换成了黑人小孩一样。
不过，我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那个时期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时刻，作为乡下农民的祖父母手头又能有多少钱财？他们能够治好我的病已经非常不易了，哪里还能有余钱为我购买额外的营养品。
到了青年时期，虽然我的身材依然瘦小，但却没有再患什么大病。高中未毕业，我便进入县里的五金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干了一年半拧螺丝的活儿。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体力活，和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进大厂拧螺丝”的说法完全不同。具体来说，这份工作需要将一个由合金钢锻造的螺母嵌套在一根长手柄套具的中间，再把锻打成螺丝形状的铁螺丝胚固定在一个夹套中。随后，将螺母套置于螺丝胚的上方，利用体重压下去，使螺母套嵌入螺丝胚中。接下来，用双手转动套具的手柄，一圈一圈地拧，完全依靠人力将螺丝胚拧成螺丝。完成后，还需要进行淬火处理，才能制成真正意义上的螺丝。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干下来，累得整个人几乎要散架，而每月的工资却只有18元。
那时，我常想，在这种工厂拧螺丝与老牛耕地有何区别？只需牛的力气，又何须人的智慧？然而，即便是耕地的老牛，至少还能见到青山绿水，而我周围却是乌烟瘴气，四处都是废铜烂铁和煤炉里冒出来的烟与灰。与其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工人，还不如下乡当农民快活。因此，干了一年半后，我没有与家人商量，便自行报名去了知青农场，成为一名真正的农民。两年半后，随着高考的恢复，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后来，我又被国家教委选派到日本留学。但在日本一年不到，我便病倒了，还差点丧命于异国他乡。
虽然体弱多病，但我的学习成绩从小就非常优秀，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可以说是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日本留学都是顶级学霸。在我们那个时代尽管没有“学霸”这个词，但在初中和高中时期，同学们都称我为“小神童”。小学我读到三年级时遇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学校因此停了课。一年半后复课时，我直接跳级进入了县城里最好的第一中学。初中我们只需读两年半，高中读了两年没有毕业，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我便去了五金厂拧螺丝。从小学到高中，我总共只读了七年半的书。高考恢复后，虽然农场不允许我们回城补习，但依靠之前打下的基础和短暂的自己复习，我还是考入了本省最好的大学，也是当时的国家重点大学。
有些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我的初中学习只有两年半？文革期间，我们县在1968年夏季暑假开始全面的停课的，那时我刚完成小学三年级的学习。一年半后，即1970年初，学校复课。按规定，我本应就读小学五年级，但我觉得重读小学内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那些基本的加减乘除我早已掌握。因此，在我担任那一中学教导主任的叔叔的帮助下，我被允许直接跳级进入初中。为了让学年周期恢复到传统的夏末结束和秋初开始，我们那一届的初中学生全都只上了两年半的课，于1972年9月升入高中。
尽管我的智商较高，但相比之下，我的情商却显得有些稚嫩，好似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一特质不仅为我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不少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的职业生涯所能达到的高度。
我的性格缺点和不足之处有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任性、直率、急躁和缺乏耐心。在需要细致处理的事务中，我常常表现得急于求成，这种性格特质有时会导致不必要的错误和冲突。此外，我对人际交往中的“给予与获取”的平衡理解不够深刻，更不擅长运用“先予后取”的策略与技巧。很多时候，我只顾及自己的需求，却忽略了他人的感受和期望。甚至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我也会斤斤计较，导致因小失大的局面，最终得不偿失。
性格上的直率和不善于隐藏锋芒，无疑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大短板。我习惯于直言不讳，有话直说，这虽然体现了我的诚实和透明，但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过于直率的表达很容易伤人，同时也让自己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这种缺乏策略和圆滑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幼稚。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适当隐藏自己的锋芒，或许在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但在职场上，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生态复杂的环境中，这无异于自己射出一支利箭，最终伤到的却是自己。
更重要的是，现今的社会生态并非完全以能力论英雄，成功往往需要具备阿谀奉承、圆滑世故、真假参半的政治智慧和社交技巧。有时甚至不得不指鹿为马、不择手段，才能打开局面。记得在学校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我亲耳听到一位院长坦然说道：“想要拿下博士点，必须舍得投下重磅炸弹。无论对方防守多么坚固，只要投入足够的资源，就没有炸不下的碉堡。”他说的“炸弹”当然不是火药，而是糖衣炮弹。后来，这位院长后来果然步步高升，成为副校长、校长，甚至跻身工程院院士。而我，尽管担任了两届，共六年的院长，最终却在学院书记和一个副院长的全力围剿下悄然下台。
必须承认，我不仅情商不足，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雄心。我除了上小学时自动成为少先队员外，此后就未主动加入过其他任何组织，甚至连成为共青团员的门槛都未曾跨过。事实上，我父亲在1957年就已是副县长，后来还升任县里的二把手副书记。如果我稍有一点政治抱负，凭借父亲的身份和影响力，成为一名党员应该不会太困难。然而，我从未向这个方向努力过，甚至连一份申请书都未曾写过。这种对政治的冷淡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职业生涯的局限，也使我在充满竞争的职场生态中，注定无法像那些精于钻营的人那样一路高歌猛进。
由于情商较低，缺乏政治野心，再加上体弱多病，我常感到自己一生的成就和抱负远未实现，内心充满了不甘与失落。我认为自己的才华尚未得到充分展示，而人生似乎就这样草草地落下帷幕，让我难以释怀。
尽管我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信奉“死后万事空”的观念，但内心深处依然渴望能有再活一世，有一切重头再来的机会。既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我便将这种渴望寄托于小说的虚构世界。在小说中，我试图通过想象的转世重生，探索那些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何我在《龙兄北弟》中将转世重生设定为主题之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