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接受了全面治疗和将近两个月的卧床休养后，我的转氨酶水平终于接近正常，身体状况也有了显著恢复。然而，医生的一句话却如冷水浇头般打破了我的希望。他告诉我，我患的是急性乙型肝炎，而且病情严重。由于至今没有产生抗体，我极有可能会转为慢性活动性肝炎。听到这样的诊断，我感到如坠冰窟。慢性乙型肝炎需要极度注意饮食和休息，对于一个满怀抱负、渴望拼搏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份沉重的生活枷锁。
然而，我已无暇顾及这些，因为我的前妻和女儿将在一个月后抵达日本。国际交流会馆的单身宿舍既不允许家庭居住，也无法容纳三人同住。我必须在她们到来前为即将开始的家庭生活找到住所。尽管医生反复劝告我继续住院观察，但我毅然决定于1988年9月中旬提前出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硕士研究课题“中华哲水蚤昼夜垂直迁移的周年调查”的第一次出海任务，正巧安排在我住院期间的1988年8月。这项任务早在半年前就已计划好，无法更改或取消。由于我身处医院，无法亲自出海采样，这项重要工作全程由我的副导师和同学们代为完成。从海上24小时昼夜采样到准备工作，他们无偿地承担了所有任务。我对此深表感谢，而他们却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是团队合作的自然延伸。
这件事极大地改变了我对同学们的看法。尽管他们有时表现得有些自瞒，但他们的团队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无私的帮助都让我深受触动。为了表达感激，我主动将该次采样结果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位置让给了我的副导师。他对此表示感谢，然而研究室的一位助理教授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副导师帮助完成采样是其职责所在，与论文贡献无关，第一作者的位置不应转让。这种观点反映了日本人在著作权上的独特理解。
出院后不久，接连传来两个好消息，让我倍感欣慰。一位同窗帮我联系到了广岛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检查部的一位教授，他愿意接收我的前妻攻读博士学位。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位教授的一位同班同学在吴市开设了一家儿童外科医院，并有一栋闲置的旧房愿意免费借给我们居住。这栋房子位于广岛市内，家具齐全，不仅为我们解决了住房问题，还为前妻的学业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她即将就读的医院是广岛市最好的医院之一，这也为我日后就医带来了极大便利。这一系列的好消息如同天降甘霖，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整个人重新充满了力量。
在我生病住院期间，正值前妻和女儿办理来日签证的关键时刻。为了不让她们担心，我刻意隐瞒了自己的病情。那段时间恰逢暑假，那位帮助我前妻联系教授的同学正好在中国旅游，他特地绕道到厦门看望了我的前妻和女儿。他的这份关怀让我至今深感温暖，更难得的是，他完全遵守我的请求，没有透露我住院的事实。不得不承认，我这位同学的素质还是很高的，他对我们国人也表现出了非常的友好，这种善意一直温暖着我。
后来，我国内的导师还是将我生病住院的事情告知了我的前妻。他的初衷是希望她能够尽快来到日本照顾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前妻非常紧张和不安。在广州的日本大使馆拿到签证后，她带着女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日本。她们抵达的日期是1988年10月12日，正好是我来日留学满一年的日子。
在我前妻和女儿到来之前，我的同学们已经帮我把家从学校的国际交流会馆搬到了广岛市西区庚午北的新居。他们不仅亲自帮忙搬家，还将新居打扫得一尘不染。回想当时我生病住院和出院后的康复休养，我的导师、同学、医生和护士都对我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与照顾，展现出应有的博爱与人道精神。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人毫无例外地向我伸出援手。他们将这种行为视为一种道义和责任，而非出于任何个人利益或期望回报。尤其是在我最脆弱的时刻，他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使我重建了学习与生活的信心。这些点滴经历，让我看到了人性温暖的一面，也让我对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充满感激。
我的房东石井哲也医生，曾是广岛医学部附属医院小儿外科的副教授。十年前，他离开大学，在距离广岛约50公里的吴市开设了一家儿童外科诊所。凭借精湛的医术，他在广岛地区享有盛誉。由于收入颇高，他每年都位列广岛县的高额纳税人之一。他不仅无偿将整栋别墅借给我们一家居住，还主动承担了电费和电话费，并鼓励我们经常与国内的家人通话，以减轻他们的牵挂与担忧。
在我前妻和女儿到达我们新家后的第二天，房东太太亲自登门，并带人送来了洗衣机、沙发、冰箱和碗橱等生活必需品。她还考虑到我年幼的女儿容易受寒，特地为我们安装了一台全新的2匹功率冷暖空调，并在客厅铺设了地毯。临走前，她再三嘱咐我们，家里的一切设施都可以随意使用，如果遇到任何困难，一定要及时告诉她。
望着这座占地近600平方米、带有花园和两层居住空间的房子，以及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我内心充满感激。我们一家是何其幸运，遇到了一位如此仁厚的房东，一个值得我一生铭记的善人。这也是我在此书中决定公开写下他的真名实姓的原因，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够理解并认可我的这份感恩之情。
就这样，我们一家在广岛西区的新居定居下来，开始了在日本的全新生活。我的前妻先在广岛大学本部学习了将近半年的日语。1989年4月1日新学年开始时，她正式进入医学部内分泌检验科成为一名研究生（类似于进修生），随后于1990年4月顺利加入广岛大学医学部的博士课程（为期四年）。
我的女儿则被安排到附近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入托，而我的日常生活则显得更加忙碌和辛苦。每天，我需要往返东广岛西条校区与家之间，单程约40公里，通勤总计花费近三小时。我的通勤方式颇为复杂：先骑自行车约12分钟到达广岛西区的火车站，然后搭乘JR火车前往东广岛市的八本松车站，最后骑摩托车到达西条校区。这种通勤方式虽然耗时且辛劳，但家务大多由前妻承担，使我能够在回家后立刻得到休息。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日本的火车设施就比较完善，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每10分钟便有一班车。除非身体因大病初愈而格外虚弱，否则这样的通勤节奏，我尚能应付。这段经历虽然艰辛，却也让我对生活和家庭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在火车上，我经常利用这段时间构思论文的结构，或在脑海中分析调查数据可能蕴含的重要信息，因此这段通勤时间并没有被浪费。从我家到广岛大学医学部，单程骑自行车大约需要四十分钟。我前妻每天不仅要骑自行车通学，还要接送女儿上下幼儿园，同样非常辛苦，来回差不多需要将近两个小时。虽然当时我们有能力购买一辆二手车，但考虑到保养费和汽油费的额外负担，我们最终决定不购车。
幸运的是，当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女性和儿童单独出行或骑自行车非常普遍且安全。后来我女儿上小学时，她都是自己步行上下学，无需家人接送。在我们生活的社区，从未发生过针对女性或儿童的刑事案件，这种安全感让我们感到十分安心和放心。这不仅节省了我们的时间，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日本社会治安的优越和社会文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搬到广岛西区后，我每隔两天需要到附近的一家私人内科医院注射一种名为“强力露”（音译）的保肝药物。在此期间，除了每周一到周五往返西条校区上课、学习和进行硕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外，我还在1988年11月和1989年3月，随学校的丰潮丸号调查船两次前往大阪湾，采集中华哲水蚤昼夜垂直迁移的野外样品。
1989年5月，我与导师及副导师一同前往东京，参加日本海洋学会的全国大会。在大会上，我展示了关于中华哲水蚤昼夜垂直迁移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广泛认可，反响颇为热烈。会议结束后，我顺道拜访了在东京学习的同学，并与他们一起游览了东京塔，暂时放松了心情。然而，从东京返回广岛不久，我再次感到身体不适。餐后常常腹胀难忍，肚子发出异响，稍微多吃一点就会加重不适。我被迫频繁前往那家私人医院接受点滴治疗，但病情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逐渐恶化。
一天晚上，餐后我突然剧烈呕吐，感觉如同严重晕船，甚至连水都无法咽下。我的前妻一时手足无措，孤立无援，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她拨通房东的电话寻求帮助。房东得知情况后，立即帮我联系了他朋友在我们住所附近开设的一家内科医院。
血液检查的结果让我震惊：我的转氨酶指标高达1400，肝炎已非常严重。在房东和我前妻导师的帮助下，我在那家私人内科医院住了三天后，被转至广岛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的第一内科，并再次入住单人病房，接受进一步治疗。
住院的第二天，医生们开始为我使用一种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的药物——β干扰素。这种药物通过静脉注射，每针费用高达近1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六、七千元，一个完整疗程需要连续注射28针。在当时，干扰素被认为是治疗乙型肝炎最有希望的药物。然而，作为一种生物制剂，它会引发类似于排斥反应的强烈副作用。由于我正处于肝炎发作期，使用干扰素的治疗方式有点像“以毒攻毒”，导致我的身体反应异常剧烈，宛如经历了一场内外交加的战斗。
从开始使用这种药物起，我便开始不断呕吐，几乎完全无法进食，仅能勉强喝下少量水。随着时间推移，胃里已经没有可以呕吐的食物，吐出的全是苦涩的黄绿色胆汁。这种痛苦的状况，比我之前在国内参加台湾海峡中西部调查时经历的严重晕船还要糟糕。那片海域，即使无风也能掀起三尺大浪，素以凶险著称。然而，这一次的身体反应却远远超出了我的忍受范围。
每次注射后两到三个小时内，我便开始发高烧，全身骨酸肌痛，感觉仿佛骨架都要解体一般。有时，我甚至真切地感到自己正濒临死亡。最初几天，我还能咬牙忍耐，但随着治疗的推进，我的体力急剧下降。一周后，我甚至开始出现幻觉。由于住的是单人病房，除了医护人员在给我打针、喂药、量体温或查房时会短暂进来外，其余时间我都独自一人。尽管我的前妻也在医院里，但她因学业繁忙，每天只能抽空来看我一两次。
独处时，病房的环境愈发显得阴暗恐怖。墙壁和窗帘的颜色变得灰暗沉重，我感觉自己仿佛被困在一片废墟或荒山野岭中。尽管身体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周围的气氛却冷得刺骨，没有一丝生机，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绝。
到了第十天，我的精神防线终于崩溃。那天傍晚，整个房间仿佛变成了巨大的坟墓，我感到自己正缓缓沉入无尽的地狱。呼吸变得困难，每一秒都似乎是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恐惧到了极点，浑身颤抖，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拉向深渊。出于求生的本能，我挣扎着走到走廊，拨通了前妻的电话，声音颤抖地告诉她：“我感觉非常难受，实在难以再坚持下去。”说完，我踉踉跄跄回到病床，随后将情况告知了值班护士。
几分钟后，几位值班医生赶到病房，对我进行了详细检查。其中一位医生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我一一作出了正确回答。他接着伸出三根手指问我能看到几个，我再次正确答出。经过判断，他们排除了肝昏迷的可能，决定不采取紧急措施，但为我注射了镇静剂并输注了特殊药物。
鉴于家距离医院较远，需要骑车40多分钟，而我年幼的女儿需要成人照看，前妻无法离开家赶来医院。她随即联系了一位同在医学部的留学生，请其丈夫，即与我在西条校区学生食堂一起打工的那位同学，骑摩托车赶来医院探望我，并向她报告我的情况。当这位同学到达医院时，镇静剂已开始发挥作用，我的情绪平静了许多。他确认我的状态稳定后，打电话告诉我的前妻，她无需连夜赶来。那一夜，我的身体稍稍安稳了一些，但内心的疲惫与孤独却如影随形。
那晚，在镇静剂的作用下，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整夜。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镇静剂，效果显著，但显然无法每天依赖药物来维持睡眠。第二天，我与妻子商量后，向医院提出转至大病房的请求。大病房每间可容纳六人，进出的人较多，气氛热闹许多，相比单间病房的孤寂，更有助于稳定我的情绪。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非常明智。自从转入大病房后，我的情绪明显稳定下来，睡眠质量逐步改善，终于能够摄入一些食物，呕吐的症状也有所减轻，身体开始逐渐恢复。
后来，随着干扰素的广泛使用，医学界逐渐意识到这种药物可能引发严重的抑郁症副作用。在日本，甚至有医生因长期使用干扰素而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一悲剧性的案例成为警示，提醒人们关注治疗过程中药物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让我更加庆幸能够及时调整环境，度过了那段极为艰难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