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6日中午，我在妻子的陪护下终于回到了位于北加州的家中。我们聊起了此次陪我辗转两地医院做ERCP的学生和妻子的侄子。我像以往一样率直和毫无顾忌，对两人的表现进行了直言不讳的评价。我提到，那位学生比较懂事且细心，对我的照顾相对周到；而妻子的侄子则显得有些随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旅馆房间里打游戏或看电视，甚至连考研的专业书都没随身携带。我还指出，他上次的硕士考试未通过，这次若不抓紧复习，积极备考，来年若再度落榜，未来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为复杂和棘手。
说实话，我的出发点完全是出于好意，也是诚心希望他能振作起来，努力备考，争取来年顺利考上温医大的研究生，为自己开启一个更光明的未来。然而，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语气中带了些许嘲讽的意味，还是措辞显得过于直接，让人听起来略显尖锐；抑或是妻子本就心情不佳，我正好撞到她的枪口下。总之，她听后立刻勃然大怒，生气地质问我：“你怎么能这样说他？他毕竟是陪你去了上海！你也不想想当时你自己的亲人都在哪里？”
我一时间感到无比困惑，为什么我的满腔善意在她眼里竟变得如此刺眼，甚至邪恶？尤其是她最后一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直直地戳中我的痛处。我顿时也变得急躁起来，认为她的反应过于激烈，完全没有必要。
随着情绪逐渐升级，原本的争执已经偏离了主题，变成了对彼此过往和现在，甚至未来所谓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罪过”的无节制指责。我们还把对方的亲友，甚至祖宗三代都一并拖进了争吵。愤怒、不满、攻击和威胁的话接连爆发，令原本平和的交流场面瞬间弥漫了浓烈的火药味，演变成了激烈的争吵，而且双方谁都不愿退让一步。
争吵中，妻子几乎以一种决裂的语气甩下一句狠话：“以后你的事我一概不管，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虽然没有明确表态要与我恩断义绝，但其中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尽管我知道，这或许只是她一时的气话，但听到这话的瞬间，我感到如同一盆冰水从头上浇下，那一刻我似乎才清醒了一些。
我一时惊呆了，完全没料到她竟会说出这样绝情的话。我的气势一下子泄了，就像一只被戳破的皮球，声音低了，语气也软了。因为我很清楚，我根本没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勇气，也没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条件。如果我们的关系真的破裂，我将面临立刻卷铺盖回国的现实。可即便回国，我又能去哪里呢？回温州吗？那里虽然有几个学生和助手，但我即将在年底年满61岁，肯定会被退休。所在学院去年底已成功申请到了硕士点，对他们而言，我已完全失去了剩余的利用价值。回老家吗？虽然那里有父母建的楼房和一大堆亲人，但亲人是否可靠，永远取决于质量而非数量。在我住院期间，这些所谓的亲人从未露过面，怎能指望他们成为我未来的依靠？那样的期待，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夜盼望一阵温暖的春风，想想可以，但实际上却遥不可及。
说句心里话，即便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已基本趋于稳定，但在家里，我早已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无论家中的大事、小事，抑或任何需要决策的事情，没有人会主动征询我的意见，也似乎根本不需要征询我的意见。此外，在妻子和孩子们的对话中，我始终处于旁观者的角色，只能静静地倾听，既没有勇气插话，也缺乏足够的实力去发表看法。更何况，他们大多用英语交流，这无形中又减少了我参与的机会。即便偶尔不自觉地冒出一两句插话，这样的机会用“以天计”形容都显得奢侈，实际上恐怕得“以周计”。而即使如此，往往也会被直接忽略无视。如果不小心说错了话，还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笑料。
窥一斑而知全豹，以我当时的实力，又怎能奢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的脾气确实不佳，性格也偏刚硬，缺乏变通和灵活应对的智慧。然而，我并非不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在妻子激烈的言辞攻势下，我内心深处的自我保护本能迅速觉醒，于是选择了认怂与退让。那场争执最终以我的沉默收尾，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心中的波澜却久久未平。
遗憾的是，我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夫妻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然彻底逆转。如果当时我能洞察这一点，或许我会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低调行事，努力保护自己，守住这最后的避风港。然而，那时我的退让更像是迫于一时的形势，而非出自内心的认知，更谈不上是一种觉醒。事实上，我心中充满了委屈与不满，总觉得妻子误解了我的本意，却没有深刻反思或认真探究，也许她正是通过这种“故意曲解”，来传递她对我内心积攒的不满。
俗话说，“夫妻一日百日恩”，夫妻间的争吵往往是床头吵架床尾和。这次争吵虽然颇为激烈，却还不足以对我们的关系造成深远的危机。第二天，我便重新投入到美国的日常生活之中。
作为一名移植患者，我对饮食的控制极为严格：少糖、少盐、少油、少胆固醇，必须避免油炸食品以及高胆固醇的海鲜，如虾、蟹、蚝和肥肉等都不可以享用。此外，为了稳定血糖，我还需要限制米饭和其他淀粉类食物的摄入。正因如此，我每天都会亲自准备早餐和午餐，而晚餐则与家人共享。
我的日常除了料理饮食，还包括接送孩子上下学、采购食品，以及打理庭院里的花草。我们住在一个新型社区，庭院不大，没有院墙或围栏，维护起来并不繁琐。妻子的工作地点较远，每天早晨七点出门，晚上五点才能回家。在孩子们从早上八点上学到下午三点放学的这段时间，我独自留守在两百多平方米的家中，开始了属于我的孤独时光。
屋内长时间的寂静几乎令人窒息，除了偶尔从外面传来的车辆马达声，四周仿佛与世隔绝，只剩下时间在无声中悄然流逝。这种空旷和安静让我常常感到自己被抽离了现实，孤独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在国内住院和休养的近十一个月里，我也常常感到孤独，但那种孤独总还能被一些人影和声音所填补。在温州休养时，有岳父母或保姆的陪伴；后来在上海休养时，还有我的亲戚照顾。而住院期间，病房里病友、陪护、护士和医生的进进出出，也让周围充满了一些生活的气息。虽然内心仍然感到孤独，但至少有这些动静存在，不至于让人孤独到心慌。
在这加州的家中，我面对的只有沉默的墙壁和冰冷无言的家具。这种孤独深刻得让人窒息，我仿佛被遗弃在一座无人的孤岛上，四周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而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更让我如同漂泊在茫茫无际的海洋中，随波逐流，既看不到目的地，也找不到归途的方向。那无边无际的孤独，与时间的漫长无声，正一步步吞噬着我的身心。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我的情绪变得阴郁而压抑，仿佛置身于无间地狱。刚刚被压制不久的抑郁病魔，又如阴霾般悄然卷土重来。我常感到自己被沉重的空气紧紧包裹，脑海中各种奇怪的念头如暴风骤雨般袭来，几乎让我无从喘息。为了缓解这股压力和摆脱脑海中无尽的胡思乱想，我重新投入至念经、听经、念佛和祷告等宗教活动中，试图给自己的内心找到一丝平静。然而，这些曾经带来慰藉的行为如今却变得索然无味，如同嚼蜡。
我的内心愈发敏感和脆弱，甚至变得胆小如鼠，不敢踏出家门，也不敢与人交流。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谨慎，仿佛害怕一不小心便会跌入无尽深渊。在这样压抑的心境中，孩子们偶尔的一声突然喊叫都惊得我心头一颤。尽管我多次要求他们不要这样惊呼，但孩子们毕竟还小，依然会时常忘记。此外，他们也难以理解为何我会变得如此胆怯，像人群里一只受惊的老鼠。
随着抑郁症的日益加重，妻子也尝试积极帮助我脱离困境。她建议我多参加户外活动，比如去图书馆看书或与人交流，甚至联系了她的朋友和同事，试图为我找到合适的义务劳动。然而，这些努力最后都没有见到实际的成果。尽管如此，我仍然明白，她那时的心灵仍然是美丽的，多少还将一些心思放在我的身上，依然视我为伴侣和爱人。但现实是，她很难在家中花更多的时间与我交流，许多时候甚至不想与我交流。工作与家庭的重担让她感到疲惫，而我由于帮不上忙，家里的财务管理、孩子的教育以及对外联络几乎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她的确分身乏术。对于这一点，她也坦言自己本就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也觉得她与我之间缺乏共同话题，因而并不认为有必要强迫自己去做不愿意的事情。
这种态度看似合情合理，甚至无可厚非，但对我而言却是十分残酷。我也知道，如果她的内心并不认为与我沟通是必要的，或者无法从与我的交流中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即使勉强说几句，也不过是虚与委蛇或敷衍了事，无法真正缓解我内心的孤独。此外，我认为那时我妻子对抑郁症的了解显然不足，往往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与痛苦。有时她甚至会奚落我，质问我为何过去那样强势，如今却变得如此胆怯和畏惧。渐渐地，一些家庭事务的协调与我的就医安排，甚至都通过微信来完成，我们夫妻间的距离也因此愈发拉大。
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幻想，我们的感情是否还能回到二十年前那段初恋的甜蜜时光？但现实却一再提醒我，这不过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脱离现实的空想。时间如同一把锋利的杀猪刀，连金刚钻都会有崩损的一天，更何况善变的人心。岁月的流逝让我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心态、环境还是时代背景，其中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能力、现状和位置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那些曾经的山盟海誓，回首看来，不过是一些自我安慰的善意谎言。
生活总是充满矛盾，而人心如同雨季的天空，变幻莫测。每一次成长与进步带来的并不全是美好的，还伴随着难以避免的变化与代价。比如，当孩子还年幼时，我们渴望他们快些成长，变得强大和自立。然而，当他们真正成长起来，却往往变得难以驾驭，甚至反叛起来，对家庭的稳定构成新的挑战。正是在这些变化中，我深刻地感受到，时间不仅改变了一切，也无情地摧毁了许多我们以为能够永恒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发感到孤独与敏感，仿佛自己被一层无形的心理墙彻底隔离。在微信和电话本中，我删除了几乎所有亲人、朋友、同学和学生的联系方式，生怕他们突然闯入，窥见我苍白的面容和破碎的内心。为了寻求慰藉，我尝试了许多方法，比如念经、抄写经文、去图书馆阅读、试着与人交流、练习书法、摄影等等。然而，这些努力始终无法触及心灵深处的痛楚，也未能找到一丝真正的精神共鸣。
这种长期的无助让我陷入极度迷茫，对死亡既感恐惧又充满渴望。每晚临睡前，我都默默祈祷，希望第二天早上不再醒来。如果能够毫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那或许是最大的解脱，也是佛祖对我的最大慈悲。然而，每当新的一天到来，纷乱的思绪便再次涌入脑海，无法找到片刻的平静。我开始厌恶自己的思维为什么会如此活跃，甚至痛恨自己的“聪明”。我羡慕那些思想单纯、甚至显得有些愚钝的人，心底笃信“傻人有傻福”的说法。
这种想法让我联想到美国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据说，他一生经历了三万多次的头部打击，最终患上老年痴呆。我甚至上网搜索了阿里晚年的视频，从他步履蹒跚、面容暗淡的样子中试图找到一种共鸣。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幻想，心想如果我的头部也能承受无数次打击，我是否也能变成一个“傻子”，从而摆脱这些无穷无尽的烦恼？这一荒诞的念头驱使我在思绪混乱而无法忍受之际，用头撞墙，甚至用重物敲击自己的头部，以期从疼痛中找到片刻的解脱。
尽管如此，我根本无法快速地将自己变成一个傻子，我的思维依然清晰。我感受到疼痛，也害怕疼痛。
尽管这种行为看似愚蠢且毫无意义，但它却反映了当时处于重度抑郁症的我的一种极端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无法承受心理痛苦时，一些重度抑郁症患者往往会通过自残来寻求短暂的解脱，或以此直接表达内心深处的痛楚。这种痛苦的挣扎虽然难以为外人理解，却真实地描绘了抑郁症患者内心世界的复杂与无助。
我去看了家庭医生，医生的诊断是我的重度抑郁症复发了，她按照我的要求给我开了欣百达。虽然这种药物的效果不错，但它加剧了我因前列腺增生而本已存在的排尿困难。晚上，我常常要起来五六次，本就糟糕的睡眠因此变得更加破碎。即便服用安眠药，一个晚上最多也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每次当药物开始起效，情绪稍有好转后，我却总是不自觉地停药，一方面排尿困难让我极为痛苦，另一方面总是担心药物对肝脏的副作用。
我妻子也曾带我去看过心理医生，但在美国预约心理医生非常困难，再加上语言沟通的障碍，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她好不容易帮我找到了一位心理医生，我却仅仅去了两次便放弃了。
在药物治疗、物理疗法（“铁头功”）、精神疗法（念佛）的三重尝试下，我的抑郁症时好时坏。尽管如此，我还是与家人艰难地在加州熬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期间虽然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极端事件，但许多事情已经悄然改变，甚至可以说是面目全非。我从家庭的一家之主，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物，甚至感觉自己已经成了家里的一个麻烦和负担。或许在旁人眼中并非如此，但至少在我自己看来是这样的。许多伤害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无意间的积累，却依然深深刺痛了我。
孩子开始沉迷于游戏和动漫，导致上课迟到，作业不做，学习成绩显著下滑。特别是在关键的高二年级，这一问题愈加凸显，成为家庭中的一个重大隐患，甚至比我的状况更为严重。为了这事，我妻子和孩子之间发生了不少激烈的争吵。而我每次都情不自禁地站在妻子一边，想要扮演“护花使者”。我本以为自己这样做，是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的表现，是明事理、讲公义的做法，但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每一次，我都会在他们争吵后变成他们的共同“敌人”。这种感觉真是有点“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感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选择置身事外，做个事不关己的老好人，反而每次都义无反顾地跳进火坑，直到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才在夜深人静时躲在被窝里暗自哭泣。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心理医生能够解答，它甚至可以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案例。
此外，我和妻子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有时整天甚至数日都没说过一句话，也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沟通。我内心渴望与她对话，但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哪些话题会让她不愉快，哪些又可能引发她的愤怒？我完全无法揣测。想让她开心似乎更是天方夜谭，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论我说什么，她都难以感到快乐。
她似乎对与我交流毫无兴趣，甚至坦率地告诉我，她已经对我无话可说了。她表示自己不再爱我了，因为我与她的价值观已不再契合。她也清楚这种沉默对我是另一种形式的冷暴力，但却直言自己别无选择。她甚至将这种冷暴力归结为自己是一个直率的人，不愿虚与委蛇，也不想掩饰她自己的真实想法。她甚至明确告诉我，如果我无法忍受这种冷暴力，我可以选择离婚，决定权已经交到了我的手中。
她的这些话让我感到无比的痛苦与无助，内心充满了茫然与无措。我难以接受妻子的态度和做法，内心既困惑又失望。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坚不可摧的爱情会变得如此脆弱不堪？为何那些深情的誓言会如烟花般短暂绽放后迅速熄灭？我一直自认为自己是勤奋、努力且节俭的，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家庭中。在退休前，我已经将国内的所有资产都转移到了美国，而我在美国至今连一个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都没有，甚至不知道唯一的共同账户的密码。这种毫无私心的付出，是为了能够与家人共同在美国安度退休生活。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我却病倒了，而现在她坦白地告诉我，她不再爱我，随时准备离开我。她甚至为此找到了一个理由，那就是她已经不再需要我了。言下之意，仿佛我只是一个工具，用得着时就倍加依赖，用不上了便可以随意丢弃。这不禁让我感到无比辛酸，觉得过去的所有付出和努力，仿佛都成了一场被利用后再无情抛弃的笑话。
我也曾想过与她分手，但我不敢，因为我不知道离开这个家后，我该去哪里，又能去哪里？这种未知让我心生畏惧，只能选择委屈求全。面对她冰冷的态度，我感到无比凄凉，甚至不敢主动与她说话，连正眼看她一眼都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我仿佛被无形的枷锁禁锢在这个家庭中，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和归属感。
妻子的冷漠与她在家中的主导地位，让我在孩子们面前也变得低人一等。他们都是极聪明的孩子，心里自然很清楚，我已不再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家中的大小事务，包括他们个人的一切决策，都不再需要我的参与，只需得到母亲的认可即可。我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与我交流或维持关系也不再是必要的。既然不必要，他们自然不会将精力花在我身上，而是将时间投入到对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上，比如游戏和动漫。于是，我与孩子们的互动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除非需要我接送，他们才会给我发条短信，甚至直接喊一声：“喂，能送我去……”连“父亲”二字都省略了。
对此，我只能默默接受，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逐渐明白，如果我不想被彻底扫地出门，就必须在身体和灵魂上都保持谦卑，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不再坚持个性或强调自己的家主位置。不得不承认，人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我有时甚至对自己能够做出这样的改变都感到意外。尽管这种改变既非我心甘情愿，也未能完全彻底，毕竟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有时候，当我感受到莫须有的伤害时，也会忍不住反抗。有时，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我会选择整整一天沉默不语，连一句话都不与任何人说，脸上的表情想必也写满了冷漠与怨气，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我的内心波澜。
不过，我妻子其实也并非完全绝情，尽管她嘴上常常不饶人，实际行动上还是为我做了很多。后来，她帮我找到了一位会讲中文的心理咨询师，让我每周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与人畅所欲言。讽刺的是，这短短的一小时交流，往往比我在家一个月说的话还要多得多。
面对这样的对比，我只能心中暗自苦笑，并将我在家里的这种状况戏称为“练习闭口禅”，用这自嘲的念头来安慰自己孤独无助的心灵。虽然这样的安排让我稍微找到了一点倾诉的出口，但也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我在家中的沉默早已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无形的孤立所迫。
像全天下绝大多数父母一样，我从心底深爱着我的孩子们。因此，我在这里并无责怪他们的意思。人性本质中既有自私与趋利的一面，也有群居性的需求。“墙倒众人推“这样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屡见不鲜，家庭内部也不例外，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回顾东方大国的历史，那些“黑五类”的孩子，哪一个不是在学校中遭受歧视与欺凌？这正说明，在群体利益与个体需求的矛盾中，人们倾向于远离弱者、附和强者，这或许是人性中比较无奈的一面。
正如我妻子曾质问我的那样：“你好吗？如果你真的很好，为什么没有朋友？你的家人为什么都不关心你？”面对她的质疑，我无法反驳，因为她所说的几乎是事实。我深知自己性格中的缺陷，那就是暴脾气、缺乏耐心、自以为是，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爱别人，以及感受别人的爱，这些无疑是导致如今局面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妻子的性格要温和得多，过去她对我多有忍让，付出的爱与关怀也是真心实意的。毕竟，在我在中国治病休养的那十一个月里，她往返奔波四次，一边兼顾在美国的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孩子。即使现在她说不再爱我，尽管语言中有“暴力”倾向，但她并未真的想将我扫地出门。更多的是希望我能够坚强起来，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勇敢地面对眼前的挑战。如果不能成为她的助力，至少也不要成为她的负担。
当然，我并不认同她用冷暴力来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些所谓的“以毒攻毒”或“以暴制暴”，这些情节多见于小说或电视，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不可取，也无法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冷暴力虽然不会在身体上留下伤痕，却会在心理上造成深远且难以愈合的创伤。回首我的经历，如果我未能及时从对抗中醒悟过来，选择了退让和谦逊，并努力追求和解与改善，我们的家庭恐怕早已四分五裂，甚至有可能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
或许有人会质疑，既然有“家丑不外扬”的古训，我为何要在这里坦露家庭矛盾与夫妻纠葛？我的答案是，罗马并非一日建成，抑郁症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的诱发因素复杂多样，因人而异，是一个漫长且逐步积累的过程。如果我不详细叙述我的抑郁症是如何从无到有、从轻到重的整个历程，那么我的故事将失去参考价值。这并非“自曝家丑”，而是讲述完整故事的必要一环。
再者，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就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与摩擦。有矛盾是正常的，没有矛盾反而不正常。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处理这些矛盾，在冲突中找到解决方案，从而让人格与情操得到升华。只有这样，家庭才能逐渐走向和谐与稳定，而这恰恰是克服孤独与抑郁的重要基础。我的故事，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希望能为他人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