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行政领导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西方行政领导学的产生与发展

科学的产生是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其发展在于能否满足时代需要并推动社会进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行政领导学的产生与发展也是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社会分工的产物。[2]

行政领导工作作为一类专门的职业活动自古有之，关于领导实践的智慧、经验、观点、故事、案例等散见于各种宗教、文学、艺术等作品中。然而，行政领导工作能够发展出系统的学科理论，主要源于社会实践的需求和科学研究的进步。

（一）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复杂性挑战

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社会生活的高度复杂性。信息技术更新迅速、生产方式转变、生产规模扩大、组织规模扩大、结构复杂、生产要素及要素间联系增多、信息量暴增等带来社会生活的许多新变化。某一个社会问题的产生可能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学等多个社会领域，也可能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等多方面内容。

应对复杂性需求催生了分工、合作与协调。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深化了社会分工，一是不同劳动部门间的横向分工；二是不同劳动过程间的纵向分工。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在带来社会大分裂的同时也带来社会文明的大发展。现代社会在纵向分工上产生了决策与执行的分工、谋与断的分工和行与评（对决策与执行、谋与断的评价监督）的分工。[3]也即按照劳动过程划分为咨询、决策、执行和反馈4种分工，其中，决策与执行的分工带来领导与管理的分离，进而带来领导决策专门化与管理执行专门化，由此奠定了领导科学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

在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公共部门领导活动的影响更加深远，领导想要推动组织目标的实现难度也大增。他们需要借助科学的原理与方法来弥补个人经验与智慧在应对复杂系统时的不足。

（二）心理科学的发展深化了领导问题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积极展开领导科学的研究，寻找领导有效性的根源，真正意义上的领导科学不断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两方面因素[4]：一方面，当时的政治领导危机引起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者对领导问题的兴趣；另一方面，二战爆发，大批心理学家被军方雇佣开展各类人员心理选拔和训练活动，他们在战后转向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和训练研究。

近代西方心理学以物理学为榜样，其自然科学模式以实证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强调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事实的基础之上，把心理现象当成自然现象进行控制，排除一切社会文化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寻找心理和行为的决定性原因。[5]实验法、定量分析法等实证研究法逐渐成为主流研究方法。

领导学研究日益活跃，从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情境理论到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针对层出不穷的领导丑闻而产生的真诚型领导理论、道德型领导理论、精神型领导理论等。这些理论以领导有效性为目标，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从管理学母体脱颖而出，以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探索领导活动的规律，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高度、深度和广度的系统理论。

领导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情境理论和变革型理论等几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特质理论是领导理论研究的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有100多项有关特质理论的研究，但是，没有人找到所有领导者具有的通用特质，或者是可以保证领导成功的相关特质。到20世纪50年代，领导研究从特质理论转向研究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实际行为，试图解释高效领导者和低效领导者的不同领导风格，从而产生了重要的行为领导理论。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发现不存在通用的领导风格，于是权变领导理论范式出现，提出在不同的组织任务、岗位角色、下属素质等情境下适合的领导风格。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领导理论转向对传统理论的审视和领导理论的整合。综合领导理论尝试结合特质、行为和权变理论等，来解释成功的和富有魅力的领导者及领导—成员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的变革型领导理论，成为领导理论研究新的重点和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