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急剧壮大阶段（2008—2010年）

2006年春季伊始，因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人大量违约而引发信贷市场上的信用危机，以及以次级贷款为基础发行的证券大面积缩水而引发资本市场上的次级债务危机，在美国逐步显现，并于2007年下半年席卷至全美境内，甚至波及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起初，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仅仅是带来流动性危机，而后逐渐演变成与房地产无关的普通信贷危机，进而影响到那些与抵押贷款没有直接关系的大型金融机构。到2008年9月，这场次贷危机开始失控，并致使多个大型金融机构遭受巨额损失甚至倒闭，引发全球金融海啸。

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同样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2008年11月5日，时任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相关工作，并祭出了十项措施，简称“国十条”。其主要内容为：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就是“四万亿计划”的由来。可以看出，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手法如出一辙，都是依托财政资金来刺激经济增长。美林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蒂莫西·邦德形象地称赞道，中国的救市计划堪比罗斯福总统的“新政”。

在4万亿投资中，除了来自中央的投资资金1.18万亿，剩余2.82万亿资金需要地方通过各个渠道筹集。地方在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具体做法上，依然是想到城投公司，依然是投向基础设施项目。2009年3月，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09〕92号），提出“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地方财政贴息、完善信贷奖补机制、设立合规的政府投融资平台等多种方式，吸引和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央投资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2009年10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加快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投资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09〕631号），提出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可“利用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市场机制筹措”。银发〔2009〕92号文和财建〔2009〕631号文首次提出“政府融资平台”，表明中央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行为的支持和肯定，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利用城投公司举债的积极性。

在形势所迫和政策许可下，城投公司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09年6月底，地方融资平台公司8821家，与2008年底相比翻了一倍多。央行的一份内部统计显示，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已经超过1万家。这当中，区县级城投作为城投公司的新生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即将迎来高光时刻。在城投公司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融资规模也迅速膨胀。相关数据显示，城投公司2008年初贷款总额1万多亿元，2009年中期上升到5万多亿元，2009年末增加至7.38万亿元。此外，以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也成为城投公司重要的融资渠道。根据Wind狭义城投公司的口径数据，城投公司的债券融资规模从2008年的759亿元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2362亿元，增长了两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