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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本来是在政府部门坐办公室的，后来由于一意孤行地跟我那“有问题”的爸爸结了婚，于是被“贬”到了酿酒厂干化验。

酿酒厂的围墙以及主建筑墙体大都是用不规则的石头砌的，其余部分则基本上是以红砖或青砖来砌的。进了酿酒厂大门，从传达室旁边往左拐，就是化验室，它在厂区东南角的一幢三层小楼的第二层。

我爸爸所在的那所中学曾经有过一所托儿所，我在那里待了不到两个月，唯一的老师兼阿姨就染上了甲肝，导致那个机构被紧急关闭，原本就不多的学校内部老师的几个孩子们，赶紧逃命去了。打那以后，我就由我妈妈带着去酿酒厂，在厂区瞎混乱跑。

我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一唱歌就跑调，但架不住就是爱唱：“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嘟嘟嘟嘟嘟嘟嘟喇叭响，我是汽车小司机，我是小司机，我为革命运输忙运输忙……”

我整天在厂区里疯跑乱窜，只要到时间别忘了返回化验室找我妈吃饭就行。

我的松紧带裤子是绿色大方格图案的，两个膝盖处总是先磨破，只好补上两块颜色相近的厚厚的长方形补丁；上衣是灯芯绒娃娃服——有着两个圆领，胸前有环绕的横杠，从横杠开始有了微微皱褶并渐渐引出较宽松下襟的一种儿童服装，我穿的布料图案是黑黄相间的小方格的，衣襟上有一排竖着的藏在内部的子母摁扣；在灯芯绒上衣外面则罩了一件薄薄的浅粉色的兜兜褂，用两根细布条在后背处拴系着；兜兜褂的顶端外侧用一个银色别针别上了一个小手绢，手绢是有着细细狗牙锁边的碎花手绢，它永远当啷在左胳膊上，可随时拿来使用，既用来擦嘴也用来擦鼻涕，唾液与鼻涕“混为一谈”；鞋子是有绊带的那种敞口黑布鞋，鞋钗子是两块套在一起的薄铝片。我扎着三条麻花辫，其中两条粗粗的，它们对称地垂在两边肩头，另外还有一条细辫子编在了头顶，往下又与其中某一条下垂的粗辫子相汇合——我妈说我头发实在是太多了，多到可以供三个脑袋用，又是自来鬈，蓬蓬着，只有扎了这种发型，才能管住它们。

大多数时候我是扛着一支“红缨枪”在厂区院子里疯来癫去的，那支“红缨枪”是我爸爸用竹竿专门为我制作的，枪头子上涂了银色的漆，枪头子脖颈处的红缨子是用我妈妈织毛衣剩下的红色毛线做成的。我一直没有学会正常走路，总是左右轮换着跳脚，一蹦一蹦的，像麻雀那样移动，这样扛着“红缨枪”一路蹦跳，所到之处，尘土飞扬。“哪有这样的闺女家家，像个疯汉！”我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我。五脊六兽，招人烦，惹人厌，就是我的使命。我天天疯闹不停，一旦文静下来，大人们就会很担心，把手放在我额上：“今天不欢气，是不是发烧了，病了？”于是马上测量体温。化验室里有很多温度计，我妈随便找一个来，就塞到我的胳肢窝里去，一发现情形不妙，就立刻喂上半片安乃近，那个叫“安乃近”的圆圆药片白得很阴险，长了一副噩梦的模样。

我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拾荒的小孩。于是总是与煤渣焦核、破铜烂铁、废旧布条、牙膏皮儿打交道，偶尔还会捣弄收集一些酒瓶上花花绿绿的酒标。这些宝贝中的某一部分可以拿去卖掉，出了酿酒厂大门，拐个小弯，就是废旧物资回收站，那里的院前院后，常年堆着一座座破布小山和废铁小山，我到比我还高的柜台上去交付了东西，数了数或过了秤，就可以开票取钱了……比如，一支牙膏皮可以卖三分钱，正好可以买一根水果冰棍。我妈看着我发愁：“谁让你天天拾破烂的？又把新裤子给磨破了！”

我从外面回来时，头发朝着空中飞扬，脸上总是抹着一块永远洗不掉的灰。我妈把我抱起来，又让我仰面朝天，放到她蹲下来的一条腿上，顺势将我的脑袋朝着他两腿之间的搪瓷脸盆里面摁过去，脖子里被按进一圈毛巾，那盆里面已经兑好了热水，在我鲤鱼打挺儿般的反抗变得无效之后，我的双脚已经倒着翘起来，脑袋已经进入了一盆热水之中，头发往后披散着，血液倒流……我妈以最快速度将我那茂密的一脑袋头发浸湿，又往头发里面抹上了海鸥牌洗发膏，我还在挣扎，我越挣扎，我妈用的力气越大，动作也越迅猛，接下来是用力搓揉头发，泡沫乱喷，溅进了眼睛，辣辣地疼，鼻子也被挡住了，憋闷、喘不过气来，我有受污辱的感觉，想发火想骂人，这时候听到我妈安慰地说：“行了，行了，忍一下，再换盆水，冲一下，就行了！”然后，我妈起身，倒水打水去了，我被湿淋淋地扔在了原地，可以自主站起来了，但头发晕，湿头发遮住了半个身子，我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很快我妈又回来了，我不再反抗了，认命了，为了早日脱离苦海，乖乖地配合着最后的步骤，于是又被抱起来，头朝下脚朝上，重新被摁回盆中，把头发上的泡沫洗干净了。终于，我的头发被梳得溜光水滑，脸蛋被涂上了一层友谊牌雪花膏或者百雀羚护肤霜，香香的……整个过程就像给刚宰杀的小公鸡褪毛。

妈妈所在的化验室面积很大，能比得乡村里半个生产队的场园那么大。大屋中央有一个长条形的水泥操作台，条形水泥台子用镂空板分成了两部分，摆满了各种仪器。妈妈天天摆弄那些以玻璃材质为主的器皿，它们是烧杯、试管、量杯、三角瓶、锥形瓶、移液器橡皮枪头、酒精灯……上面全都有细密针脚一样的杠杠，我妈管那个叫“刻度”。妈妈站在操作台前使用各种试剂勾兑来勾兑去，容器里的颜色变幻不定，红的、黄的、绿的、蓝的，为了看得清楚，她偶尔会把容器高举起来，摇晃着，眯起眼来观看，有时还需要放到显微镜下去细察，目的是分析酒的产出量、浓度、纯度、pH值、含糖量，还要分析酿酒用水的软硬程度……然后一一记录在几页印制的表格上，那一摞表格固定在一个大的硬纸壳文件夹板上，我妈妈就拿着那个硬夹子在大屋里走来走去，管那个叫作“报告”。我妈妈穿着白大褂，跟同事交接班时，一说到“pH”，我就感觉那是一个接头的密电码，类似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那个地下工作者李侠发报时使用的密电码，我喜欢向大人提问题，比如“为什么明明是太阳晒我，却要说成是我在晒太阳？”“为什么黄瓜明明是绿的，偏偏叫成了黄瓜？”尽管好奇，我却从来不去问“pH”是什么，我觉得密电码得保密，连自己家里人也不能说，这是工作需要。

妈妈工作很认真，发誓要让这个郊县的每一个人——男女老少——都有酒喝，有足够的酒喝，有好酒喝。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不包括我爸爸，她痛恨我爸爸酗酒，“哪有个知识分子的样儿啊，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借酒解愁，真是一个喝酒的好借口……”我爸爸是高中数学老师，据说每次喝多了酒，就会把课讲得异常精彩，能把“数学”讲成“文学”，这两种“学”是什么意思，我都不太明白。这一阵子，我爸爸很少在家，也不在学校里，干脆就不在镇上，而是驻扎在附近山中的村子里面，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帮助农民修水渠引水灌溉。在我们这个郊县的山间，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库，成为分布在一个个峡谷里的平湖，其中有两座大型水库很著名，著名到需要在省市地图上标注出来——它们供着北面那座省城的人们吃水。在这两座大型水库中，更大更新的那一座，据说就是由我爸爸带领着完成测量工作的，现在他喝多了酒时，会炫耀地背诵起那座水库的容积以及大坝的长宽高，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

化验室北墙上有一排大窗户，很亮堂，一张三抽桌就倚在那窗前，桌子上方墙上贴着一张年历。年历是新的，是彩色电影的剧照，画面上有一大团盛开的杜鹃花，还有一个精神抖擞的年轻女子，留着短发，腰上扎着皮带，斜挎着盒子枪，还背着草鞋，胳膊上有红袖章，从脖子左右两边搭下来一条白色毛巾，毛巾上有放光芒的红色五角星。我常常偎靠在窗户前，在这张彩色年历下面，看小画书、吃饭、在纸上乱画、望着窗外发呆。姿势是在一张木椅子上半站半跪着，鞋子蹭来蹭去，把椅子上的漆磨去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