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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升起来，肃然安静，升向福煦大道一所气派的公寓。好几个房间里挤满了人，有些人还穿着晚礼服。贝内杜切夫妇的晚宴规模不大，更多人只是受邀参加随后的派对。两个穿白制服的侍者负责斟咖啡。我靠窗站着。楼下，透过依然芳香的幽黑树木，开着头灯的车辆飘然而去。巴黎现在对我来说很美妙，甚至有些过于奢华了。带着某种奇怪的虔诚，我发觉自己在捍卫贫乏的外省生活，好像那样的生活有多特别。肯定跟巴黎的生活不同，我说，在巴黎你完全就像生活在一艘巨大的远洋游轮上。只有在小镇你才能认识一个国家，用那种源于琐碎的日日夜夜的知识。
“安娜·苏伦来了。”比利悄声说。
她是著名的女演员。我认出了她，一个巨星的残骸。小小的嘴，一张沉迷酒精的脸。她不停地用手拢起头发又放下去。她会大笑，却没有声音。一切都在沉默中——她是昔日的产品。比利还指了埃文·史密斯，他妻子是惠特尼家族[1]的人。还有不少在时装店和出版业工作的女孩。在这里你会见到某种类型的人，有钱和品位的人。
“确实是。”
“伯纳德·帕若也来了。”
帕若是个作家，矮个子，小天使般的圆脸上留着胡子，非常胖。他的生活方式很出名，从晚上开始——整个白天都睡觉。靠吃土豆和鱼子酱为生，还有大量的伏特加。人们说他不仅看着像巴尔扎克，他就是巴尔扎克。
“他写得也像巴尔扎克吗？”
“长得像就已经够他忙活了。”贝内杜切透露说。
我偷听到伯纳德·帕若的话。他声音低沉，非常沙哑，抽着一根纤细的黑雪茄。
“昨晚我跟托尔斯泰吃饭……”他说。
他身后有好几排装帧精美的书摆放在玻璃架上，被底下的光线照得像历史建筑的正面。
“……我们谈论的都是那些已经消失的事物。”
贝内杜切是个新闻记者，总编辑。褐色的直发有点长，蓝眼睛，掌握的知识确凿可靠。他有种只有近距离观察过大人物之后才会获得的镇定自若的不恭。他什么人都认识。房间里充满了各种奇妙的语言。有瑞士人。有墨西哥人。他妻子是个山猫般的女人。即便在屋子的另一边，你也能感受到她沉着的自信和舒缓的微笑。她是克里斯蒂娜的朋友。我在那些下午的林荫道漫步时见过她，看到她走出咖啡店。她喜欢穿针织套衫，乳房在套衫里轻柔地蠕动着，但我不觉得她在跟男人约会。她丈夫非常强势。他会把他们剁成碎片。他完全知道这样的事怎么干。
她在跟比利说话。比利非常优雅，身材修长。我注意到他两鬓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别的一切都是黄金的。雅致的金袖扣，网眼密集得像谷粒的金表带，卡蒂埃的金打火机。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话题，但肯定没什么意义，我坚信没什么意义，因为我自己就跟他有过上千次谈话。可他仍然能够把她留在那里。早年那些日子，克里斯蒂娜会对比利悄悄说，她想离开聚会去来点小小的啪啪啪了。他嘴上有一道白色疤痕，人们的视线总是落在那上头。他给她点上烟，她的脑袋略微前倾。接着脑袋直起来。他们继续说着话。我发觉她其实从来就不安静，在别人的注视下她会有些扭捏，做出些轻微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动作。
我漫步朝公寓相对安静的地带走去，那边很宽敞。天花板变得寂静起来，声音逐渐减弱。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更加古老、保守的家庭。餐室里空旷幽黑。餐桌还没有清理，桌布依然铺在上面，椅子的摆放凌乱无序。玻璃盘上还放着吃剩的干酪和对半切开的梨，已经开始发黄。窗前是一片高大植物的区域，一个噪音透不进去的温室，白天光线穿过这里会产生衍射。我能想象这个房间在悠闲的早晨散发出的那种寂静，玛利亚·贝内杜切浏览《费加罗报》和《先驱导报》时轻轻翻动纸页的声音。她穿着印花短袍，喝着用小勺搅拌的黑咖啡。她素着一张脸，双腿赤裸着。她就像一个在后台休息的演员。有人就喜欢这种寻常时刻，这种人生华丽活动之间短暂的休憩。
忽然有人出现在我身后。
“我吓着你了吗？”克里斯蒂娜笑着说。
“什么？没有啊。”
“你跳了一尺远，”她说，“过来，我想让你见个人。”
一个田纳西州布里斯托来的朋友，她边带我回去边介绍说。不用吧。但克里斯蒂娜说我会喜欢上她的，她很有趣。她嫁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法国人。她在所有坐浴盆里都放了花，她丈夫非常生气。听到这些我已经对她发憷了。
即便已经这么晚，还是不断有人走进来，别处的晚宴结束了，或者剧院散场了来露个脸。贝内杜切引导着耀眼的一行三人走进房间。一个男人和两个绝色女子，脚蹬麂皮靴，外套的腰带束得很紧。母女俩，克里斯蒂娜告诉我。他要同时娶她们俩，她说。吧台附近，安娜·苏伦听着周围的谈话，带着飘忽而清澈的微笑。她并不总是知道正在说话的是谁，眼神总落在错的人身上。她的假睫毛开始松脱了。
“你知道吗？”克里斯蒂娜说。“比利的朋友里面，你是我唯一喜欢的。”
对这样的评论，我感到高兴但也有点困扰。我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有种感觉，这终将被证明是致命的。我不想回答，甚至装得好像没听到一样。
“他们全都是文盲。”她告诉我。
一个女人穿过人群缓缓走过来。
“伊莎贝尔！”克里斯蒂娜尖叫道。那是她的朋友。
如果不赞美伊莎贝尔，简直不知道从何说起，她四十岁，穿着漂亮的香奈儿银纽扣黑色套装，里面是一件褶边白衬衫。手指上有一枚镶着巨大钻石的戒指，一颗完美的圆形钻石，能反射出每一缕光线。她微笑起来就像她的衣服一样令人目眩神迷。她身边带了个年轻男子，她介绍道：
“菲利普……”她的手绝望地摆动着，她忘了他的名字。
“……迪安。”他低声说。
“我真是世上最糟糕的人，”她说，这些词语带着南方人的拖腔，“好像总是别人刚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就忘掉了。”
她放声大笑，是那种高分贝、很乡土的大笑。
“好了，别往心里去，”她跟这个男子说，“你是这个房间里长得最好看的，可如果我不是提前知道的话，连总统本人的名字都会忘掉。”
她笑了又笑。菲利普·迪安什么话都不说。我有些嫉妒这种不让他难堪的沉默，这样的沉默美得出奇，就像我们不能共享的某种忠诚。
“他刚从西班牙旅行回来，”她说，“对吧？”
“西班牙！”克里斯蒂娜说。
他的脸上似乎显示出了这点。那里依然残存着些许开着一辆敞篷车游历的肤色光泽。
“我喜欢西班牙。”克里斯蒂娜说。
“你去过？”
“噢，”她说，“好多次。”
“巴塞罗那？”
“我喜欢那里。”
“还有马德里……”
“了不起的城市。”
“我们每天都去普拉多。”他说。
“我喜欢普拉多。”
“是什么？”伊莎贝尔问道。
“博物馆。”
“博物馆？”她说。“噢，我也喜欢。我忘了它叫这个名字。”
“叫普拉多。”迪安说。
“噢，没错。我现在想起来了。”
“你去西班牙干什么？”克里斯蒂娜问。
“就是单纯去旅行。”他说。
“始终都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傍晚出现在众多暗褐色城市的影像浮现出来。瓦伦西亚[2]，大道上树木成行。夜晚的塞维利亚，尘土落地的味道，夹竹桃的味道，更绚丽，绿油油。大酒店前，两个门卫拿着软管冲洗人行道。
“不，跟父亲一起。”他说。
我忽然喜欢上他了。克里斯蒂娜简直无法移开目光。她问了迪安什么时候出生的，发现他是射手座，这是个非常好的星座。
“真的吗？”
“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星座之一，”她说，“天蝎是最差的。”
“我是天秤座。”伊莎贝尔说，又是一通大笑。“难道不对劲吗？”
迪安小嘴端正，间距略宽的眼睛显得很聪慧。满头被夏天晒得枯干的头发。我想那是学生英雄的标志，那些来自东部的学生，非法活动的头目、足球后卫，苗条得像女孩。
“你的脸真好看。”克里斯蒂娜说，突如其来的快乐让她难以自拔。“你知道吗，我想给你画幅画。”
伊莎贝尔大笑起来。夜晚才刚刚开始。
凌晨三点——克里斯蒂娜喝了酒后从不上床睡觉——我们游荡过凌乱的中央市场。这个时辰空气凛冽，声音好像在里面回响。工人们听到清楚的高跟鞋的声音，从板条箱旁向上张望着。伊莎贝尔讲个不停。克里斯蒂娜也滔滔不绝。几乎每样东西她们都要指点一番。我们傻傻地在水果和农产品堆成的巨大障碍物中前行，走过空荡荡的酒吧，穿过各种手推车和卡车。最后，我们出现在那些喧嚣刺耳的加工肉的摊位，就好像在黑暗中无意中来到一家工厂。头顶灯光耀眼刺目。到处是屠宰的味道，金属散发出的气味比花香还要浓烈。人行道上放满了装着牲畜脑袋的手推车。这情景简直就是出自弗朗叙[3]的电影，那部著名的作品完全散发着这里的气息。我们盯着那些不声不响的牲畜。有很多很多。嘴是粉红色的，鼻孔湿漉漉。用旧的屠刀有剃刀般的利刃，拿来剥皮的时候，它们的眼睛还眨巴着，那些牛犊巨大的动人的眼睛。工人血淋淋的手臂麻利地操作着。手臂所到之处，皮就魔术般裂开了，温热的内脏喷涌而出。一切都迅速被分别开来。一头两分钟前领到他们那里的牲畜，现在已经不见踪迹。克里斯蒂娜像个伯爵夫人般把白色外套往紧里裹了裹。
“我肯定会做噩梦的。”她说。
“难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睡觉吗？”比利说。
“我们去杀猪的地方。”伊莎贝尔说。
“宝贝儿，上哪儿去找？这附近没有吗？”
“大街那边就有。”比利说。
我们花了十分钟才找到那地方。当然还是人满为患，晚上这时候总是如此。出租车亮着昏黄的灯在等生意。到处都停放着小汽车。那家餐馆已经满了。有游客，有来参加婚礼派对的，也有从卡巴莱酒馆玩了出来的人，还有一些人特意熬夜，以便去逛那家有名的市场。据说他们正计划把那个市场迁到城外的某个地方，很快就会消失。
我们设法找了张桌子。比利搓着手。凝固的浓汤散发出浓郁的香味，那是他们的招牌。克里斯蒂娜什么都不想吃，她只想喝葡萄酒。
“那对你不好，你知道。”比利对她说。她得过黄疸病，曾经卧床好几个月。“你干吗不喝点汤？”
“你喝吧。”她说。
“亲爱的……”
“怎么了？”
“我给你要份汤。”
“那好吧。”她说。她转过身，朝我们灿烂一笑。
人群很拥挤。侍者们费力地开道过去。他们好像什么都听不见，或者听到也没有影响。主顾们还在继续繁衍扩张，好像在一场梦中。朝每个方向看都是不可思议的脸庞，阿尔及利亚人的，瘦得像脚；美国人的，像是硬纸板糊的；法国人的，容光焕发。伊莎贝尔不停地笑啊笑。她用手捂住嘴，前后微微摇晃着身子。她在讲她丈夫收拾行李去旅游时引起的一场争吵。丈夫用法语朝她吼。
“这种关头，你只有服从。”他说。
“我才不呢。”她模仿当时的样子，带着怒气轻轻跺着脚说。
“说话时脚别动。”
“我没有。”又是笑啊笑。
当然，他是爱慕她的，我知道他们会告诉我这点。
“千万别嫁给法国男人。”她说，接着又是大笑。她怀里搂着可可，她的卷毛狗，笑个不停。她正在开朗万的盒子，薄纸撕开的时候发出碎裂声。电话响了，是她一个朋友打来的。她又是笑啊笑，可以聊上好几个小时。
“你住在巴黎吗？”迪安问我。
“什么？”
“你住在巴黎吗？”他说。
伊莎贝拉在讲丈夫家的事。她讨厌他的家人，他们只关心孙子孙女，她说。我解释说目前住在惠特兰家的房子里。在一个小镇。
“你知道第戎[4]吗？”
“知道。”
“那地方离第戎不远。”
“在法国的中心。”他又补充说。
“非常核心的位置。是个小镇，不过有某种品质。我是说，它不富裕，不气派。就是很老，格局很好。”
“什么小镇呢？”
“我估计你没听说过。欧坦。”
“欧坦。”他说。接着又说道，“听着那像是真正的法国。”
“的确是真正的法国。”
“他疯了。”比利警告说。
我们开车送伊莎贝尔回家时已经差不多早晨五点了。现在就剩下我们四个。迪安走了。我精疲力竭，感觉好像正在进入一场灵魂的巨大危机。街道上空无一人。天空开始泛白。我们在蒙田大道一幢楼前停下车，比利陪她走到大门口。我跟克里斯蒂娜在车里，我们的头朝后靠着，眼睛闭着。
“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她说，“你难道不希望自己又回到那么年轻吗？”
“我还没那么老。”
“宝贝……”她安抚道。
“我感觉不老。”
“的确，你显得很年轻。真的。你看着好像还在上学。”
“谢谢你。”
“那时候你是什么样子？”她昏昏欲睡地说。
“那是很久前了。”
“不，说真的，你是什么样子？”
“我是我们这代人的偶像吧。”我听到她的脑袋动了动。
“你难道不知道吗？”我问她。
车门开了，是比利。他沉重地跌坐在座位上。我们又开始行驶。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克里斯蒂娜说。
比利沉默不语。
“比利？”
“你真想去吗？”
“我们能去哪儿呢？”
“卡尔瓦多斯。”他说。
“好吧，”她说，“我们这就去。”
[1]The Whitney family是美国历史悠久的豪门，家族成员格特鲁德·惠特尼（1875—1942）创建了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2]Valencia，西班牙第三大城市，位于西班牙东南部，气候宜人，被誉为“阳光之城”“地中海西岸的明珠”。
[3]Georges Franju（1912—1987），法国电影导演，与亨利·朗格卢瓦共同创办了法国电影资料馆。此处提及的电影似为纪录片《动物之血》（Le Sang des bêtes，1949）。
[4]Dijon，法国东部城市，勃艮第大区首府，建城于罗马时代，历史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