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祁以文学名擅天下，其生活的真宗、仁宗时代正是北宋变革的时期，他亲历了仁宗朝的“废后”事件、庆历新政、进奏院事件等，与当时各种人物均有广泛的交游。宋祁在文学、史学、礼乐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文学上，现存有《景文集》62卷、《拾遗》22卷，其中诗1500多首，文1200余篇。另有词7首。史学上，有《新唐书》列传150卷、《益部方物略记》1卷等。音韵学上，编有《集韵》。礼乐上，撰有《景祐广乐记》《大乐图义》。宋祁长期被视为“西昆余绪”，然而他的文学创作和成就非西昆体所能拘限。他从各方面对西昆体进行了革新，也得到了后人的认同，宋祁在文学史上是应该受到关注的。
宋祁，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后徙居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宋真宗咸平元年（998）生于江州，后随父宦寓居常州、光州、应山等地。天禧元年（1017），父卒，与兄庠随继母朱氏回安陆依舅氏。天圣二年（1024），与兄庠同时登进士第，列甲科第十名，释褐为复州军事推官。代还，改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明道元年（1032），召试学士院，授直史馆。二年，迁太常博士、知礼院。景祐元年（1034），修《广韵》《韵略》，又考定乐律，修乐书。宝元二年（1039），因兄宋庠为参知政事，而改天章阁待制、同判太常礼院。时陕西用兵，调费日蹙，作《上三冗三费疏》。庆历元年（1041），遭吕夷简排斥，出知寿州。逾年，徙陈州。三年三月，召还，改知制诰。八月，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留为翰林学士，知审刑院兼提举诸司库务。四年，参与庆历新政，请复古劝学，定科场新制。五年，受诏修《唐书》。八年，坐张贵妃事出知许州。皇祐元年（1049），召还。三年，又坐其子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四年，徙知成德军。五年，徙定州。嘉祐元年（1056），授吏部侍郎移知益州。四年，召为三司使，未到任，改加龙图阁学士知郑州。五年七月，以病乞还京，入判尚书都省。逾月，拜翰林学士承旨。六年（1061），复为群牧使，五月，卒。
在宋祁生活的六十四年中，北宋政权基本稳定，但边境仍战争不断，国内各种矛盾也逐渐暴露。景德元年（1005）十二月，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以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条件换得了百年的和平。自景祐五年（1038）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宋夏之间战争不断。宝元三年（1040）三川口之战，庆历元年（1041）好水川之战，二年定川寨之战，均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庆历四年（1044），宋以每年给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的代价换取西夏称臣，这次和议使宋夏间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与外患并存的是宋朝内部各种矛盾逐渐显现，终于引发了庆历三年（1043）九月开始的庆历新政。但是一年四个月后，在守旧派的攻击下，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邓州，而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宋太祖所定下的崇文政策，通过太宗、真宗两朝的延续，仁宗时期已经在全国形成了尚文的风气，科举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宋祁以文学崭露头角，并经科举考试入仕。《宋史》卷二八四：“祁兄弟皆以文学显，而祁尤能文，善议论。”(1)天圣二年（1024），宋祁省试《采侯诗》，为京师所传诵，时人呼为“宋采侯”。宋祁一生涉足政事、文学、学术三个方面，体现了宋代士人三位一体的特征，以下从这三个方面略加介绍。
一
作为朝臣，宋祁一生四入翰林，九历州郡，可谓宦海沉浮。在朝时建设礼乐、修撰典籍；在州郡时，主政一方，治事明峻。在朝为官时宋祁主要从事典籍编撰和礼乐制定等工作。天圣五年（1027）秋，宋祁经孙奭推荐还朝任国子监直讲。其间，为方便举人习读，与本监直讲校定明法科律文及疏。明道元年（1032），试学士院，授直史馆，开始参预朝廷典籍的修撰。景祐元年（1034），与郑戬、王洙等修《广韵》《韵略》。又参与《崇文总目》《庆历编敕》的修撰。晚年，入史局修《唐书》。宋祁在朝为官的主要功绩为礼乐建设。景祐年间，宋祁为太常博士、知礼院，“有司言太常旧乐数增损，其声不和。诏祁同按试。李照定新乐，胡瑗铸钟磬，祁皆典之”(2)。康定元年（1040），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针对赵希言等恢复七庙制的提议，祁言本朝以同殿七室代七庙之法，相承已久，不可轻改。又请建神御库于宗正寺西，以藏祖宗神御法物，这些建议皆切合实际。皇祐二年（1050），诏九月大飨明堂，祁时判太常寺，上多道奏章议明堂之礼，如《明堂通议》《五室议》《配帝议》《杂制议》等，为明堂礼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宋祁后期主政州郡前后长达十三年，历寿州、陈州、许州、亳州、成德军、定州、益州、郑州等八军州，其晚年自皇祐三年（1051）至嘉祐五年（1060）在州郡近十年。宋祁在州郡，治事明峻，好作条教。庆历元年（1041），因吕夷简排斥而出知寿州。寿州郡大事多，农贾相参，民好利而少儒教，法纪松弛，官吏畏于奸欺，常刚到任即调走。宋祁在寿州，重修浮桥，劝导农事，欲使三年任后可知教，然而愿望未实现，一年后即被徙陈州。皇祐三年（1051），宋祁坐其子与张彦方游而出知亳州。逾年，徙成德军。他感于边事，为解决军队马匹供应，请求弛河东、陕西马禁，复唐驮幕之制。在定州，虽疾病缠身，仍考察边情，建议扬己之长，增步兵以抵挡北方骑兵。又上《御戎论》七篇，详论治边之方略。嘉祐二年（1057）、三年知益州时，在修《唐书》之余，对于西南学者的请教皆循循指教，莫不中其偏。又建文翁祠，绘文翁、司马相如、扬雄、蒋堂等先贤像于其间，以兴儒教。
宋祁本有较强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景祐中，他批评统治者“与贤人谋而与不肖者断，重选大臣而轻任之，大事不图而小事急”而被史家评为“切中时病”(3)。宝元二年（1039），作《上三冗三费疏》，认为国有不足在于“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道，三费即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主张计员补吏以去冗官，罢厢兵以去冗兵，还僧道徒弟子为民以去冗僧道。道场斋醮寺观置官设徒卒、使相非边任而享公给者罢之，以节三费。宋祁此疏立论深刻，切中时务。其知定州时，作《上便宜札子》，强调“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以其扼冲要，为国门户”，建议合镇、定为一路，以解决帅令不一、兵力分散的矛盾，显示了卓越的见识。嘉祐六年（1061）病重时，犹以五事切谏于帝，其一为立太子。“为社稷深计，莫若择宗室贤材，进爵亲王，为匕鬯之主。若六宫有就馆之庆，圣嗣蕃衍，则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祸患之大计也。”(4)显示了他对宋朝的责任感。宋祁的这种责任感在另外两件事中也有体现。明道二年（1033），皇太后以天子衮冕谒太庙，宋祁即言“皇太后谒庙非后世法”(5)，对颇具野心的章献太后有所警示，防止了唐朝武后故事重演，维护了赵姓的统治。庆历新政时期，宋祁见范仲淹相权过大，乞求仁宗收回刑赏权。“臣闻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役万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刑曰赏而已。……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委弃刑赏，不自总摄。”（《乞专刑赏状》）虽然此事宋祁可能夹杂有对范仲淹的个人恩怨，然而其中所体现对朝廷的忠诚是无疑的。
宋祁虽颇有才华，然而其一生四入翰林却始终未能入二府，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东轩笔录》载：“嘉祐中，禁林诸公皆入两府。是时包孝肃公拯为三司使，宋景文公祁守郑州，二公风力名次最著人望，而不见用。京师谚语曰：‘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明年，包亦为枢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学士承旨召。”(6)宋祁不入二府的原因其门人范镇有分析：“知公者，谓公为全能，不知公者，以为礼、乐、刑、政皆出公手，用是毁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镇，不大用矣。”(7)这当然是一方面原因，而仁宗对宋祁的态度才是他不入二府的关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既罢范仲淹，问章得象谁可代者，得象荐庠弟祁，帝雅意属庠，乃复召用之。”(8)朱弁《曲洧旧闻》更进一步解释：“或有荐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来，则廷臣更无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长卒于位。”(9)宋祁好游宴，表现出文人的习气，每为论者所抨击，这大概也是他不入二府的原因。《钱氏私志》载：“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10)《宋人轶事汇编》卷七引《老学庵笔记》曰：“宋景文好客，会饮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坐客忘疲，但觉漏长，启幕视之，已是二昼。名曰不晓天。”(11)宋祁早年在朝时与晏殊交往密切，而晏殊正以好游宴而闻名，祁当受其影响。知益州时，宋祁仍保留着好游宴的习气，以至于授三司使时遭到谏官吴及和御史中丞包拯的弹劾。“先是，右司谏吴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及在蜀奢侈过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游宴。”(12)宋祁确实有好游宴的一面，然而好游宴乃宋代士人的共同习气，且宋祁并未因为游宴而误政，诚不宜深责。宋祁卒后，成都士民哭于其祠即是明证。《邵氏闻见后录》载：“未几，不幸讣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谓‘不安其奢侈者’诬矣。”(13)
对于庆历新政，宋祁的态度颇为冷漠。从宋祁所作《上三冗三费疏》等奏疏看，他对宋朝的积弊认识得非常清楚，理应支持革新。早年宋祁与范仲淹也有过交往，更应该支持革新了。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因指斥吕夷简，落职出知饶州，宋祁作《送范希文》诗送之。然而事实是庆历新政中宋、范关系颇为疏远，宋祁对新政也十分冷漠。宋祁与范仲淹关系的转变当与其兄宋庠有关。庆历元年（1041）夏，范仲淹擅通书元昊，又焚其报。时吕夷简欲倾宋庠，闻此事，故意“谓庠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简诚深罪仲淹也，他日于上前议其事，庠遽请斩仲淹”(14)，吕夷简此时反救仲淹，宋庠以是为范氏所恨，政治上不成熟的宋庠就这样为吕夷简所陷。不久，吕夷简以朋党罢宋庠参知政事，出知扬州。宋祁与其兄宋庠命运相连，在此之后逐渐疏远了范仲淹。虽然此后宋庠有悔意，欲补救之，然与范氏的关系已不可逆转。《孔氏谈苑》载：“又二年，希文作参知政事，宋尚在扬，极怀忧挠，以长书谢过云：‘为憸人所使。’其后，宋公作相，荐范纯仁试馆职，纯仁尚以父前故，辞不愿举。”(15)另外，从宋祁所交游之士人看，他也不可能完全支持范仲淹。宋祁与庆历新政的主要支持者，如韩琦、欧阳修，虽有交往，然而并不密切。明道二年（1033）宋祁与韩琦同试学士院，祁甚少之，为韩琦所不满。《麈史》载：“魏公少年巍科，与宋景文同召试秘阁《琬圭赋》。景文赋独行于世，魏公叹服。景文语客曰：‘既赋《琬圭》，又与韩氏少年同场。’意甚少之，魏公闻之不平。”(16)《邵氏闻见后录》：“韩魏公与宋尚书同试中书，赋《琬圭》。宋公太息曰：‘老矣，尚从韩家郎君试邪！’”(17)今宋祁文集中虽有与韩琦交游的诗文，但数量甚少。宋祁与欧阳修交往的诗文也不多，宋祁文集中直接与欧阳修有关的仅诗一首，文三篇。《春集东园赋得笋字并序》乃与欧阳修、李淑、王举正、王洙、刁约、杨仪六人集东园分题所赋之诗。《授知制诰举欧阳修自代状》《上欧阳内翰》二文，前者乃程式之文，后者主要询问修《唐书》之事，亦为公事，可见二人交往并不深。宋祁与庆历新政的反对者，如夏竦、贾昌朝、王拱辰，却交往颇深。夏竦自天圣元年（1023）守安陆时已识宋祁，并对其赞誉有加。夏竦卒时，宋祁作文悼之。《老学庵笔记》：“夏文庄，初谥文正，刘原父持以为不可，至曰：‘天下谓竦邪，而陛下谥之正。’遂改今谥。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温厚粹深，天与其正。’盖谓夏公之正，天与之，而人不与。”(18)今宋祁文集中与夏竦交往之文颇多。如《回夏尚书南京上任启》《上夏太尉启》《河阳夏侍中启》等。宋祁与贾昌朝交游颇厚。宝元二年（1039），宋祁与贾昌朝同受命修礼书。宋祁文集中与贾昌朝交游的诗不少。如《感事寄子明中丞》《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守塞三年上北京留守贾相公》等。宋祁又为贾昌朝之父作《贾令公墓志》。宋祁曾应王拱辰之请为其母李氏撰《陇西郡君李氏墓志铭》，其文集中有寄王拱辰诗《和君贶学士宿淮上见寄》《寄君贶王学士》《和王君贶禁中寓直》等，可见他与王拱辰交往不浅。考察宋祁的交游，可以帮助理解宋祁对庆历新政的态度。
在庆历新政中，宋祁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定科场新制，其二是助王拱辰劾奏王益柔。前者《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四年三月，“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湜等合奏……”(19)，可见这是一次集体上书而宋祁名列于首。宋祁自天圣五年（1027）至明道元年（1032）一直任国子监直讲，其间天圣七年尝受命考试开封府举人，他对科场的弊端极为熟悉，其参与定科场新制亦在情理中。若细审此次上书者名单，会发现后来力劾王益柔的王拱辰、张方平也在其中，说明参预定科场新制与支持庆历新政没有必然的联系。关于第二件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四年十一月，“自仲淹等出使，谗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荐。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及辅臣进白，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上悟，稍宽之”。(20)宋祁曾长期知礼院、判太常寺，礼制谙熟于胸，对于王益柔此种狂傲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然而谓宋祁欲以此累范仲淹，恐怕也是出于臆测。从宋庠以范仲淹与元昊通书而请诛仲淹到宋祁以王益柔作傲歌而请诛益柔，可以看到二宋兄弟对礼制的遵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载：“其（按：指宋庠）在中书，堂吏书牒尾，以俗体书宋字，公见之，不肯下笔，责堂吏曰：‘吾虽不才，尚能见姓书名，此不是我姓。’”(21)宋庠不承认俗体宋字即是拘于礼的表现。《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一〇载：“景祐二年，郭稹为出嫁母行服，太常博士、同知礼院事宋祁以（当不）［不当］行服。”(22)宋祁认为郭稹不当为出嫁母行服也是拘于礼的体现。由此可见，宋祁在庆历新政中所做的这两件事并不能作为判断其支持还是反对新政的依据，其对新政的态度可用“冷漠”二字来形容。
二
对于宋祁的文学成就与得失，千年来亦聚讼纷纭。王得臣已批评《新唐书》列传“言艰”“思苦”(23)。楼钥更进一步说：“其自所为文，往往奇涩难读。”(24)赞扬者亦有之。晁公武分析了其文艰涩的原因，“通小学，故其文多奇字”，并引苏轼语证之，“苏子瞻尝谓其渊源皆有考，奇崄或难句，世以为知言”(25)。陆游则赞扬宋祁诗“妙于用事”(26)。元人方回将宋祁归入西昆派，其《瀛奎律髓》选评了宋祁诗36首，实为难得。延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宋祁诗文曰：“实则所著诗文博奥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残膏剩馥，沾匄靡穷，未可尽以诘屈斥也。”(27)则较为公正。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称宋祁诗善写牢骚之况；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则称其近体诗无一字无来历，对仗精确；而翁方纲《石洲诗话》称他的诗去杨亿、刘筠不远。近人梁昆《宋诗派别论》称宋祁诗文“皆博奥典雅，熙熙然有承平之气”(28)。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西昆体被当作形式主义大加批判，殃及被视为“西昆余绪”的宋祁。其实，要正确认识一个作家，必须视其全部人生和全部作品，关注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
宋祁的文学主张继承了西昆派而又有所发展。早年进士及第时，宋祁写给座主刘筠的《座主侍郎书》集中体现了他对西昆派文学主张的继承。文曰：
窃惟吟咏之作，神明攸系。内导情性，旁概谣俗。造端以讽天下之事，变义以戛万物之蕴。音之急缓，随政之上下。大抵三百篇，皆有为为之，非徒尔耳。后虽体判五种，时经三变，音制弥婉，体裁益致，以浮声切响相镇，以雕章缛采相矜，然而大方之家，往往披华于沈宋之林，收实乎曹王之囿，窒其流宕，归之雅正。是以垂虹霓、骑日月，而不为怪；砺泰山，吞云梦，而不为广；矜螓首，状佩玉，而不为丽；兴蜩螗，比朴樕，而不为烦；道治世，语幽国，而不为佞且怨。灵均以来，未有不睹斯奥而能垂名不朽者也。……伏惟侍郎明公……倡始多士，作为连章。钩深缔情，上薄于粹古；促节入律，下偶乎当世。……与夫订锦襄之品，诧簟袍之夺，赋韵竞病，咀父膏腴，一何区区哉！
文章强调文学要“内导情性，旁概谣俗”，并通过“造端”“变义”“披华”“收实”以使文章趋于“雅正”，又主张为文要“钩深缔情，上薄于粹古；促节入律，下偶乎当世”。这些主张与西昆派的文学观一脉相承。宋祁不仅继承了西昆派的文学主张，对西昆派诗人也极力推崇。他曾评价当世的诗人，称：“天圣初元以来，搢绅间为诗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29)然而宋祁的文学观也有变化，特别是晚年修《唐书》，尽见前世诸著之后，对各种文学风格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而对于个人创作则主张自名一家。《新唐书·文艺传序》言唐有天下三百年，而文章三变，皆各有成就：“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30)对唐代文人采取兼容并包，是史家客观公正的态度。《宋景文公笔记》载其“自名一家”的主张曰：“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31)强调个人创作要有自己的特色。对于诗歌题材宋祁则主张表现多方面内容，所谓“览山川，采谣俗，观风云怪奇，草荣木悴，岁时故新，朋昵判合，时寓诸诗”（《西州猥稿系题》）。宋祁一贯坚持诗歌的情感倾向，晚年认为“诗者，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西州猥稿系题》），与早年《座主侍郎书》所言“内导情性”具有一致性。宋祁对待杜甫的态度也不像杨亿那样一概排斥，而是持较为公正的态度，他创作有多篇拟杜、和杜诗。如《拟杜工部九成宫》《拟杜子美峡中意》。其他诗中也间有对杜诗的推崇之言，如“相君览古慨前事，追美子美真诗流”（《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少陵佳句后，物色付吾僚”（《题蜀州修觉寺》）。《竹坡诗话》还载宋祁有手书杜少陵诗一卷，可见其对杜诗的喜爱。(32)
宋祁的诗歌在题材上对西昆派既有继承也有突破。《景文集》虽然存在大量应制、唱和等诗，但也有些咏物、咏史诗清新可读，甚至还出现了描写农事、边塞和风俗的诗。如《落花》：“坠素翻红各自伤，青楼烟雨忍相忘。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沧海客归珠迸泪，章台人去骨遗香。可能无意传双蝶，尽委芳心与蜜房。”这是首纯粹的咏物诗，其中颔联尤为后人所欣赏，它将落花赋予了人格特征，象征在人生旅途中不放弃、不悲观的精神，即使是最后一刻也要展现最美的一面。又如《新竹》：“早叶危衔露，昏枝巧住烟。”《咏酒壶》：“屡转疑投节，将休似取妍。”《泉》：“记方谁辨玉，杂溜自成琴。”《欹枕》：“栖迟自乐周人什，偃息终非魏国藩。”《残花》：“香归蜜房尽，红入燕泥干。”等咏物诗皆托物寓意，有所寄托。宋祁出知寿州时所作的《寿州十咏》，分咏熙熙阁、白莲堂、清晖亭、式燕亭、秋香亭、狎鸥亭、齐云亭、美阴亭、望仙亭、清涟亭等十景，皆写得清新细密，以致梅尧臣也作诗和之(33)。宋祁的咏史诗不多，但其所取角度却很特别。如《东晋》：“仓卒浮江日，声名建号初。群臣让禁脔，上宰制单綀。气锐开桁战，心欢折屐书。纤儿竞撞坏，不念好家居。”不责其偏居，而赞其君臣齐心。《宣室》：“宣室崔嵬冠未央，殿帷深掩上书囊。贾生始得虚前席，董偃寻闻献寿觞。”反过来赞扬“宣室”的功绩。由于晚年长期居于州郡，远离了台阁，使宋祁诗歌题材在馆阁酬唱、流连光景之外更为多样化、细致化。诗集中出现了《春野观农事》《出野观农二首》《湖上见担稻者》《邑居》这样的农事诗，还出现了《塞垣》和《敝俗》这样描写边塞或风俗的诗。这些诗虽然数量不多，但毕竟使他的诗走出了台阁。宋祁的诗在题材上有不避琐细的特征，而且同类题材不避重复。他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写入诗歌，见邻居卖饼会写入诗中（《观邻人卖饼大售》），与友人下棋也会作一首诗（《招希元奕》），午睡、睡晚了抑或是夜不能寐都有诗记之（《昼寝》《晏寝》《秋夕不寐》），甚至是旬休沐浴也会在诗中留下一笔（《初伏休沐》《休沐》《归沐》）。一些非常普通的事物也常常在他笔下出现，如石、蛙、柳絮（《咏石》《池蛙》《闻蛙二首》《柳絮》《柳花》）。宋祁还有大量同类题材的诗，完全不避重复，从艺术创新上看明显不足。如写月的诗有《对月》《望月》《月》《新月》《残月》《马上见残月》《落月》《中秋对月》等二十余首，写雪的诗有《春雪》《春雪寄郑府尹》《看雪》《望仙亭置酒看雪》《对雪二首》《马上逢雪》《小雪》《雪夕》等十多首。另外，写九月九日重阳节的有十余首，写中秋的诗也不少。虽然宋祁诗歌在题材上有所开拓，但是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不同，他极少写政治题材和社会题材的诗。他的诗极少关涉时政，不作讥讽之辞，这使得他远离了文祸，却也使他的诗歌缺少了一份社会关怀。
宋祁与西昆派诗人明显的不同还在于他在诗中大量抒写自我的情感，表达对衰老的叹息，对仕途的失意、惊恐和担忧，这使诗歌对内心世界的描写向前推进了一步。其诗直接以“病”为题的多达十首，另有以“老”为题的诗二首，以“衰”为题的诗三首。在这些诗中他不停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自己的衰老。如“老还东观复怀铅，坐对秋风鬓飒然”（《老还》）。《秋日四首》《感秋》《秋日书怀》等诗将悲秋与叹老密切结合，时时联想早生的华发。像《晓栉》《揽镜》这样的诗更是将感物与叹衰融合无间。即使是在其他的抒怀诗中，如《杂咏三首》《杂兴》《夜绪》《偶作二首》《自讼》等诗，也常常能感受到宋祁对衰老的叹息。宋祁一生四入翰林，九历州郡，常常奔波于回朝与“去国”之间，晚年更是长达十年守郡，因此对仕途的惊恐、失意和担忧也就构成了诗中抒情的重要方面。每当被贬到州郡，他总是牢骚满腹，感叹故人的疏远，仕途的渺茫。如“学慵前志忘，身远故人疏”（《初到郡斋》），“世路风波恶，天涯日月遒。危心正无泊，持底喻穷愁”（《侨居二首》其一）。即使在与友人的诗书中他也不忘抒写自己的失意。如“君趋召节向中台，我滞边州未得回”（《省判李度支硕相过叙别兼述感怀》），“有志慕孤直，多言畏奇中。往往犯怒狙，时时遭嚇凤。胁肩方病畦，洗足几成湩”（《抒怀上孙侍讲学士》）。这些诗的价值，正如谢思炜先生所说：“只停留在士大夫个人得意与失意这个层次上，但这些诗却为宋诗打开了返回内心的道路。”(34)
在诗歌风格方面，不可否认，宋祁许多诗仍然保留了西昆体堆砌典故、语句华丽、旨意僻涩等特点。如《大礼庆成》“豫动森华盖，乾行俪绛螭。山河对旒冕，辰象倚旍旗。祢祏前增谧，皇灵下告慈。密都俄奠玉，清庙遍尝粢”这些句子用词华丽。再如《进幸南园观刈宿麦诗》中“田趋农帝耒，塍错夏王沟。褒栗攒周甸，茨梁属舜眸。籞长包圈虎，箱重载星牛。九扈开灵圃，三辰驻彩斿”等句用典密集。《奉和御制后苑赏花诗》：“诏跸回清籞，宸旒驻紫烟。矞云霏汉幄，法曲度文弦。猎翠雄风度，凝香甲帐褰。仙葩浮羽葆，藻卫缛芝廛。式宴千钟酒，迷魂七日天。宸章纡宝思，休咏掩楼船。”雕琢之迹明显。宋祁的诗在语言上有好用奇字的一面。邵博曾言：“大儒宋景文公学该九流，于音训尤邃，故所著书用奇字，人多不识。”(35)其诗如“鹊鸦依空墙，蟏蛸已在户”（《凉蟾》），用“蟏蛸”表蜘蛛；“过门休骯髒，逢路定汍澜”（《偶书》），用“汍澜”表流泪；“晓光衔睥睨，秋色静罘罳”（《晨赴书局》），用“罘罳”表宫室的连阙曲阁。《邵氏闻见后录》还记载了宋祁嘲笑刘禹锡不敢用“糕”字：“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餈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本绝唱。‘糗饵粉餈’，糕类也，出《周礼》。”(36)则宋祁又有好用俗字的一面。
然而宋祁诗歌也不乏妙于用事，对仗工整的一面。如《落花》中“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上句用《洞冥记》之典极写落花之神态，下句用《南史》元帝徐妃半面妆的故事写落花残败之美。贺裳评曰：“若使事着题，又无痕迹，当以子京为第一。”(37)陆游称宋祁《秋夜》诗妙于用事：“《诗正义》曰：‘络纬鸣，懒妇惊。’宋子京《秋夜》诗云：‘西风已飘上林叶，北斗直挂建章城。人间底事最堪恨，络纬啼时无妇惊。’其妙于用事如此。”(38)宋祁诗如“执戟不知身寂寞，写书犹得罪风流”（《自讼》），“十驾似驽宁取道，五能如鼠不藏身”（《屡乞近郡诏不许》），“辕下已疲犹恋主，道边宁死不为钩”（《得杭州郑资政书》）等都对仗工整，意蕴深厚。宋祁也有许多完全不用典，明白晓畅的诗歌。如《湖上》：“雪后云归露晚暾，冻舟犹自滞溪门。潜鱼不上湖光静，漠漠寒沙印雁痕。”完全用白描手法写雪后湖上之景。《八月望夜不见月有感》：“素波凉晕淡层城，怊怅三年此夜情。独卷疏帷成默坐，暗虫相应作秋声。”写在外郡时中秋夜的惆怅，直抒胸臆。虽然宋祁的诗仍保留有西昆体的某些特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诗人在努力寻求突破。
宋祁的辞赋和散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宋文》收宋祁赋46篇，相比北宋前期其他作家数量已算不少。其赋作题材丰富，包含咏物抒情，歌颂皇德祥瑞，说理规劝等各方面。《右史院蒲桃赋》托物言志，表达身处台阁的无聊和苦闷。《怜竹赋》描写竹的高风亮节，寄托对风流闲散生活的向往。《古瓦砚赋》由一片瓦砚折射历史的变迁，寄托兴亡之感。《感交赋》描写了亡友王贺高洁的品质和不凡的志向。《伤贤赋》对亡友质美而见弃给予了深深的同情。《陈州瑞麦赋》《圜丘赋》《上苑牡丹赋》《皇太后躬谒清庙赋》等直接颂美圣德、歌咏祥瑞，雍容华贵。《好贤如缁衣赋》《为君难赋》《三王不相袭礼赋》等讨论治国之道，议论说理，令人信服。宋祁的散文或直接表现自我心境或托物言志，皆有感而发，文字洗练。宋祁的词，虽然数量不多，完整的只有六首，然而置之宋词大家中亦毫不逊色。《玉楼春》一首广为流传，那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为他赢得了“红杏尚书”的美名。《鹧鸪天》一词更是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三
除官员、文人的身份之外，宋祁还兼有学者的身份。景祐元年（1034），宋祁与郑戬、王洙刊修《广韵》《韵略》，宝元二年（1039）书成，仁宗赐名《集韵》，此书在音韵学和文字学上都有重要价值。“韵目名称和次序都与《广韵》有所不同，反切也根据实际语音进行了更订。训释的繁略也进行了调整，或增或删，与《广韵》有较大差异。《集韵》的收字原则是‘务从该广’，只要有据，各种异体统统收入，一字多体是《集韵》的一大特点。异体字中有些是古老字体的保留，在文字学中也有一定的价值。《集韵》共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个，是目前为止收字最多的字典。”(39)
景祐二年（1035），宋祁上所撰《大乐图义》二卷。其在《大乐图义序》中说：“辄推本前人六律五声八音七均之说，及三大禘所用之乐，古今宫县升歌之异，上列为图，后诂其义。并今乐署阙典所当厘补者，更为杂论七篇附焉。总目曰《大乐图义》，析其卷为上下。惟歌舞于律吕差远，故不著于篇。”章得象认为宋祁所撰《大乐图义》“订正今古，研究乐事，辞约义畅，深见该洽”。(40)景祐二年（1035）至景祐三年（1036），宋祁与冯元、聂冠卿、李照等修《景祐广乐记》，此书虽因李照废而不用，但宋祁在礼乐建设方面的贡献仍不应忽视。皇祐二年（1050），大飨明堂之礼，他是直接的参与者，撰有《明堂通议》二篇，奏疏多篇。
史学方面，宋祁撰有《益部方物略记》一卷、《新唐书》列传一百五十卷。《益部方物略记》作于宋祁知益州时，书中收集益州动植物共六十五种，皆列而图之，各系以赞，是一部珍贵的益州方物图记。宋祁在《益部方物略记序》中备述其成书曰：“嘉祐建元之明年，予来领州，得东阳沈立所录《剑南（阳）［方］物二十八种》，按名索实，尚未之尽。故遍询西人，又益数十物，列而图之，物为之赞。图视状赞，言生之所以然，更名《益部方物略记》。凡东方所无及有而自异，皆取之，冀裨风土聚丘之遗云。”《四库全书总目》卷七〇《益部方物略记》提要对其评价曰：“凡草木之属四十一，药之属九，鸟兽之属八，虫鱼之属七，共六十五种。列而图之，各系以赞，而附注其形状于题下。赞居前，题列后，古书体例，大抵如斯。今本《尔雅》，犹此式也。其图已佚，赞皆古雅，盖力摹郭璞《山海经图赞》，往往近之。注则颇伤謇涩，亦每似所作《新唐书》，盖祁叙记之文类如是也。”(41)
庆历五年（1045），朝廷下诏修《唐书》，宋祁时因修《庆历编敕》未及时到局，后史局人员变动，竟致《唐书》由他独自一人下笔，晚年出知州郡皆携带史稿。《春明退朝录》载：“初，景文修《庆历编敕》，未暇到局，而赵少师请守苏州，王文安丁母忧，张、杨皆出外，后遂景文独下笔。”(42)自皇祐三年（1051）始，宋祁出知亳州、成德军、定州、益州等军州，皆以史稿自随。嘉祐五年（1060），终于完成了列传一百五十卷。与《旧唐书》相比，《新唐书》列传有以下突破：
第一，创立体例。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唐书》创立体例远胜《旧唐书》：“《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子长所立品目也。各列传中固已忠佞并著，愚智兼载矣，而偏美偏恶，抽出别题之，后之作者，或因或革，随事为名，亦无不可。《新唐书》又特变前例，而别为一体。凡方镇之守臣节者，既入之列传矣。其余桀骜自擅而犹羁縻为臣者，则自名《藩镇传》，而聚于《酷吏》以下，盖此辈皆未至于叛而近于叛者也，故其位置如此。至于恶之甚者为《奸臣》，敢为悖乱者为《叛臣》，称兵犯上僭窃位号者为《逆臣》，此皆创前史之所未有。”(43)
第二，增加立传人物数量并广采杂说。宋祁遵循“文省事增”的原则，删去了《旧唐书》列传中六十一人，新增了三百三十一人，又广泛采用小说、笔记、野史等材料，对《旧唐书》未详者，特别是对唐宣宗以后的史实进行了补充。《新唐书》“文省事增”曾受到批评，清人赵翼有较公允的评价。他说：“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试取《旧书》各传相比较，《新书》之增于《旧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44)
第三，删去骈体之文，改以古文叙之。宋祁编撰《新唐书》列传时凡遇到制、诰、章、疏等四六文，几乎尽删之。批评者认为其使唐之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又改变了资料的原貌。若仔细考察，宋祁虽删四六之文，但也有例外，“凌烟阁续图功成一诏，系骈体，独全载于《李晟传》，则以事本严重，非四六之诏不足相称，此正宋子京相题之巧。其他骈体中有新语不忍弃者，则宁代为改削存之”(45)。宋祁对奏疏的态度正如赵翼所说：“《新书》于《旧书》内奏疏当存者，或骈体，或虽非骈体而芜词过多，则皆节而存之，以文虽芜而言则可采也。……有关国计利害，民生休戚，未尝不一一著于篇。此正宋子京作史之深意，非徒贵简净而一切删汰也。”(46)言《新唐书》删去骈文使史料不存于世亦差矣，宋敏求已辑有《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实可补《新唐书》之阙。宋祁自己对史书中删去四六文也有解释，他说：“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47)
《新唐书》编撰虽有所失，但功大于过，代表了当时的史学成就。它问世后，广为流传，致使《旧唐书》几乎被废弃，影响巨大，而宋祁之功不可没。
以上介绍了宋祁在政治、文学、学术三方面的成就。作为北宋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其生平事迹仍晦暗不明，对于全面深入研究宋祁造成了困难，为其编写一部翔实可靠的年谱实有必要。宋祁年谱的编撰，前人做得极少。本年谱的编撰，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注意以宋祁作品为主要依据并广泛搜罗，慎加考辨，然而由于学力浅陋，识见不广，疏失之处在所难免，企望读者及专家不吝赐教。
(1) 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9599页。
(2) 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四，第9593—9594页。
(3) 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四，第9596页。
(4) 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四，第9598页。
(5) 脱脱等《宋史》卷一〇，第196页。
(6)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7) 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中华书局，2004年，第3742页。
(9) 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90页。
(10) 钱世昭《钱氏私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第311页。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第4554页。
(13)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中华书局，1983年，第147页。
(1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第3127—3128页。
(15) 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35页。
(16) 王得臣《麈史》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0页。
(17)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第148页。
(18)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第93页。
(1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第3563页。
(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第3716页。
(21)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2)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一〇，中华书局，1957年，第1313页。
(23) 王得臣《麈史》卷中，第53页。
(24) 楼钥《攻媿集》卷六六《答綦君更生论文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82页。
(26)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第92页。
(27)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2039页。
(28) 梁昆《宋诗派别论》，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31页。
(29)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百川学海》本。
(3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5726页。
(31)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
(32) 周紫芝《竹坡诗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参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二《和寿州宋待制九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8—211页。
(34) 谢思炜《宋祁与宋代文学发展》，《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
(35)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第212页。
(36)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第148页。
(37) 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1页。
(38)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第92页。
(39) 丁度等编《宋刻集韵》卷首《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89年。
(40)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乐三之一二，第313页。
(41)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〇，第965页。
(42)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44页。
(43)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744页。
(44)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七，中华书局，1984年，第358页。
(45)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八，第380页。
(46)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八，第381—382页。
(47)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