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最主要的改革措施“一条鞭法”初见成效，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关键“一条鞭法”先在南方试行，再在全国施行，却在北方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而且，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还远没有得到解决。
土地集中的趋势并无明显改善，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
由此，地主能够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
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正在日益失效。
而官府的财政需求却不断膨胀，非法征敛也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很多地方的百姓不堪重负。
“残民一条鞭？！”张居正不知是身体痛苦，还是恼恨于自己苦心的善政被百姓咒骂，皱起了眉头。
他心里清楚，政策或许有问题，但地方官吏的罪责更大。
所谓歪嘴和尚念经，善政到了地方，也会在执行过程中被曲解，成为残苛之政。
正在他苦思应对之策时，管家游七匆匆而入，不顾礼仪，急着禀报道：“老爷，不好了，出大事啦！”
张居正现出不悦之色，看着游七，询问的意思明显。
游七赶忙说道：“万岁刚刚下旨，免了冯公公司礼监掌印和东厂提督，归家闲住。”
张居正吃了一惊，急着问道：“为何如此？”
游七喘了两口气，舔了下嘴唇，说道：“因永宁公主选仪宾之事，冯保收贿，那梁邦瑞身染痨病，已是时日无多。万岁震怒，方下旨降罚。”
“梁邦瑞染痨病？！”张居正震惊得微张嘴巴，好半晌才用力捶了下床榻上的小桌案，懊恼道：“冯保误我。”
以张居正的睿智聪慧，立刻猜到此事定然也触怒了李太后。否则，定会阻拦万岁下旨。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冯保太贪婪，终是事发招祸。”张居正连连摇头，既惋惜又无奈。
游七苦笑着，劝慰道：“只是归家闲住反省，已是留了余地。说不准过些时日，便能复出。”
张居正也是这么想的，换成别的太监，恐怕就不是这般处置，要严厉得多。
但他的脸色并未缓和，叹息道：“此事，吾亦有过。这便写请罪疏，上呈御览。”
虽然是被冯保蒙蔽，但草率地加以附和，有同谋之嫌。
万岁震怒，太后也必是忿恨，张居正肯定要有所交代。
大罪没有，小惩怕是躲不过。
张居正苦笑摇头，命游七铺纸研墨，思索着字辞，该如何息万岁之怒。
“冯保去职，何人所代？”张居正提笔未写，对游七问道。
“秉笔太监张宏掌东厂，张鲸代掌印。”游七答道。
张居正垂下眼帘，并不觉得意外。
按照品级，掌印最高，秉笔其次，由其代职，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冯保能支持自己，这张宏张鲸也能如此吗？
带着复杂的心情，张居正下笔沉重，书写着请罪疏。
正在此时，又有下人来报，新任掌印太监张鲸已到外面。
“请张公公进来。”张居正心中忐忑，可又行动不便，只好无奈地吩咐游七。
可没等游七出门，张鲸已经大步进屋，看见张居正，便恭敬施礼，“杂家见过张先生。”
“张公公见谅。”张居正苦笑道：“仆这病体，难以起身。”
张鲸赶忙摆手道：“张先生身体为重，只是杂家身负皇命，不得不扰张先生休养。”
张居正又挣扎着起身，惶恐道：“既有圣旨，仆要跪接。”
张鲸赶忙上前相阻，说道：“非是圣旨，是万岁的御笔亲书。来时万岁还特意吩咐，张先生不必跪接。”
说着，张鲸取出书信，双手呈上，笑着说道：“万岁有言：张先生有大功于社稷，今虽被冯保蒙蔽，亦不为罪。”
“万岁宽宏，微臣惭愧，正写请罪疏，请万岁降罪责罚。”张居正伸手示意，让张鲸看小桌案上写了一半的请罪疏。
张鲸呵呵笑着，说道：“万岁既不降罪，张先生也不必再上疏。”
“对了，万岁还让杂家告诉先生，改革初见成效，当继续推进。先生但有所奏，万岁尽会允准。”
“杂家暂代掌印，也定然上承圣意，下助先生。还请先生不必忧虑，继续放手施为。”
张居正心中暗自松了口气，只怕冯保被罢，新任掌印与自己为难。
“万岁英明，张公公亦是客气了。”张居正拱手道：“仆在这里，先行谢过张公公。”
“张先生客气，杂家可不敢当。”张鲸笑得真挚，还礼道：“差事办完，杂家便告辞，回宫复命了。”
张居正赶忙示意游七相送，在榻上拱手道：“张公公慢走。”
屋内只剩下张居正一人，他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书信，忐忑地阅看起来。
朱翊钧在信中说得很清楚，摘除了张居正的责任，更是多加称赞。
“……先生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毅然有独任之志，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
“太仓粟可支数年，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皆先生之功。”
“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先生一人而已。”
“然改革之路艰辛，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望先生病体早愈，继续通识时变，勇于任事，起衰振隳。”
“先生期盼殷殷，望朕成为一代明君。朕当不负先生所望，励精图治，为先生竞改革全功，全力襄助……”
张居正泪下沾襟，失声而泣，伏身于榻，哽咽道：“万岁啊，愧杀微臣也！”
改革者，兴利除弊，造福百姓，充盈财政，可也是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生死之斗。
张居正看似权倾朝野，威慑百官，但他自己知道，改革十年得罪了多少人。
有多少人在背后咬牙痛恨，只等着自己倒台，便扑来拼命撕咬。
宗室权贵、腐败官员、地主豪绅，在清丈田亩的过程中受到损失，不仅痛恨，还大加阻挠。
结果是田亩数比弘治年间多了八十万顷，但比洪武年间还少了一百五十万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