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考古资料进一步考定柔玄镇的地望

李逸友先生认为：“北方镇戍遗址中遗物与沽源县大宏城相同，大宏城为北魏御夷城遗址，因此亦疑尚义县哈拉沟古城乃是柔玄镇遗址，有待于河北省文物部门证实。”[32]这使我们深受启发。

哈拉沟古城即今河北省尚义县三工地镇土城子城址，它究竟是不是北魏柔玄镇遗址？为此我们沿着北魏长川城遗址的东部寻觅，在兴和境内并未发现北魏镇戍遗址存在的任何蛛丝马迹。这充分说明，柔玄镇遗址并不在兴和县境。那么它在哪里？河北尚义县位于内蒙古兴和县的东边，其境内的三工地镇土城子城址距北魏长川古城遗址东约25公里。土城子城址是不是柔玄镇址？带着这一疑惑，我们数次深入该地点实地考察。2003年8月笔者还陪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一行6人对土城子城址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勘探，在城内多处地点采集到具有典型北魏特征的遗物。我们初步认定土城子城址为北魏北边的军事重镇，极有可能就是湮灭近1500年的北魏柔玄镇故址。同年10月，省文物研究所又派考古队对该遗址周边自然地理环境、城垣的现状与遗址内高出地面的建筑基址进行了仔细地勘察，并在遗址内探明了文化层的北魏属性，笔者随同并做了详细的考古探查记录，结果从考古学角度也进一步证实了土城子城址确为北魏柔玄镇址。

土城子城址位于河北省尚义县三工地镇土城子村，地处冀蒙交界，其西、东与内蒙古兴和县接壤。经纬度为东经113°57′，北纬N41°15′，平均海拔1381米。距遗址北垣约20米有二龙河，蜿蜒西北流去，过沙河庙汇入五台河（部分河段为冀蒙界河）而注入冀蒙界湖察汗淖（五台海子）。[33]遗址南部约30公里处有巍峨的大青山，最高峰海拔1919米。古城内有通往沙河庙与哈拉沟的乡间公路，东向与尚义—大青沟公路接通，城址东距尚大公路约8公里，北距东号—商都公路约12千米（见图1）。

土城子城址，筑于二龙河阴隆起的台地上，地上建筑已荡然无存。城垣呈“”形，城墙残高0.5～1.5米，夯筑。古城呈东西向布局，东西长约1100米，南北宽约1006米，城池面积约105万平方米。从军事防御角度来看，古城紧扼二龙河阴，居高临下，据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

图1 土城子城址位置示意图

土城子城址的建筑布局符合北魏风格，与内蒙古已考定为六镇之一的怀朔镇的遗址布局极其相似，如子城、角台与马面。遗址城垣平面呈现不规则的六边形，也颇类似于怀朔镇遗址的城垣形状。城垣面积及规模也仅次于怀朔镇遗址。[34]原因是柔玄镇与怀朔镇在北魏后期均是防御柔然的主要军镇，为东部都督区的核心所在。柔玄镇将一般都兼统抚冥、怀荒等诸镇军事。如苟恺“累迁冠军将军，柔玄、怀荒、武川镇大将”；[35]江阳王元继“加平北将军。高祖时，除使持节、安北将军、抚冥镇都大将，转都督柔玄、抚冥、怀荒三镇诸军事、镇北将军、柔玄镇大将”；[36]元鸷“都督柔玄、抚冥、怀荒三镇诸军事，抚北将军、柔玄镇大将”。[37]

遗址所处纬度与其他被考定的六镇遗址纬度也基本一致，大致在北纬41°南北，且处于北魏太和年间兴筑的长城50公里之内。[38]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认定为抚冥镇遗址，[39]多年来学界多沿此说。虽然缺乏文物考古的证据，但学者们仍据文献并结合交通地位推断怀荒镇的地望就在张北县城内，这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柔玄镇将兼督抚冥、怀荒等镇，说明这三镇必相毗邻，且正以柔玄镇居中，兼督东西两邻镇。

土城子城址恰处于抚冥镇遗址与怀荒镇之间，这符合六镇中抚冥、柔玄、怀荒镇依西向东的顺序。遗址南一墙之隔的谢家村农田中经常有青铜镞的出土，笔者也曾在遗址东北约7公里处的西水泉村的小山包上采集到一些青铜镞与残青铜剑首。这类发现无疑证明了土城子城址的军事用途，它是北魏北边的一座军事重镇。

土城子村就建在遗址内，遗址内出土的建筑构件与生活遗物，也具有鲜明的北朝时代特征。村落内经常见到被流水冲刷出的泥质灰瓦当、瓦片与灰陶片等遗物，由此可知，村落是直接建于原毁弃的建筑之上的。村落后的农田上有一大型建筑台基遗迹，东西约100米，南北约50米，疑为子城，或为镇将衙署所在。为探明其文化与年代属性，河北省考古队曾在此建筑遗迹上打三探孔，经测量T1文化层厚75厘米，T2厚63厘米，T3厚78厘米。东垣墙体呈北偏东15度，宽约7.2～8.0米。观察该墙体上近代废弃窖穴断面有明显夯层分布，厚约8～10厘米，有直径约3厘米的夯窝。东垣墙体遭严重破坏，几乎夷为平地，残高约1.5米。墙内采集到一瓷片，疑为原始青瓷残片。东垣北段内折与北垣接壤处呈弧形，弧形处向外凸出一高于地面的建筑基址，应该是角台遗迹。北垣破坏严重，残高约1米，护城河二龙河距墙体约20米，沿墙内侧有一略高出地面的建筑台基，周围散落着大量筒瓦与板瓦残片。西垣与南垣也破坏严重，已被夷为平地，残高约0.5～0.8米。西垣正中有一豁口，可能为门址所在。西南角有一略高出地面的台地，周围分布着大量瓦片等建筑构件，可以断定该处是一角台建筑遗迹。20世纪60年代因修扬水站致使南门址遭破坏，但仍依稀可辨。也有学者推测南门正对城中偏西大型建筑台基的南垣上。遗址墙基有均匀分布的8处土墩子，疑为马面遗迹。城内中部偏西建筑遗迹上发现一些带划刻文字的瓦片，年代可能晚于北魏，疑为后代沿用营造的建筑构件。城内农田中曾出土铁犁铧、马具、青铜镞与铁镞，还有一些年代属于北宋与金代的货币，如金正隆、大定通宝等。铁犁铧时代最终被认定为金代，这充分说明遗址最晚曾在金代被沿用。近年来又有一批铁农具出土，根据形制初步判定为北朝遗物。

遗址地表散落有大量泥质灰陶布纹瓦残片、红陶瓦残片和少量夹砂黑陶残片遗物，具有明显的北魏特征。遗址内许多地点还发现了具有典型北魏特征的莲花纹瓦当、布纹板瓦、子母扣筒瓦、水波与凹弦纹夹砂泥质灰陶片。莲花瓦当纹饰有复瓣双层、复瓣单层等多种样式，共3件，淡灰色泥胎，模制。“复瓣双层莲花纹残瓦当”，面径约13.2厘米，当厚1.7厘米，其纹饰颇类似于汉魏洛阳故城出土的一件瓦当，当中为一高突的圆心，周围再饰一圈连珠纹共同组成花蕊，外周环绕双层复瓣莲花纹。“复瓣三层莲花纹瓦当”，面径13厘米，边轮宽0.9厘米，当厚1.5厘米，当中为一高突的乳丁纹钮，周围再饰一圈极小的连珠纹共同组成花蕊，外周环绕三层复瓣莲花纹九瓣，莲瓣之间有凸起的花萼纹饰，整体构图丰满，表现出极强的装饰效果。“复瓣单层莲花纹瓦当”，面径约12厘米，边轮宽约1厘米，当厚1.5厘米，花蕊纹为圆心钮外饰连珠纹的图案表示，外周环绕单层复瓣莲花纹，莲瓣略显短肥，外缘饰一周连珠纹（见图2）。

莲瓣形雕饰为佛教之象征。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曾言：“佛教传入中国，在建筑上最显著而久远之影响，不在建筑之基本结构，而在雕饰……莲花为佛教圣花，其源虽出于印度，但其莲花瓣形之雕饰，则无疑采自希腊之‘卵箭式’（egg-and-dart）。因莲瓣之带有象征意义，遂普传至今。”[40]在柔玄镇遗址中征集到的“首尾团连双狮”石质器物座，也说明了这种成对的动物图案或几种动物分组对称排列的处理形式具有佛教与祆教的鲜明特色。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至晋而普传，北魏极度崇佛，曾呈现一派“京邑帝号，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41]的恢宏佛界气象。佛教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材料中莲花纹瓦当的广泛运用就是一个具体反映。这些文物的装饰或造型，与佛教昌盛密切相关，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土城子城址的北魏属性。在当地还征集到一件完整的敞口束颈瓜棱灰陶罐，高20.3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7.6厘米，底部饰一圈绳纹，属于北魏的标准器物，即喇叭口状器物（见图3）它无疑证明了土城子城址的北魏文化属性。

图2 莲花纹瓦当

（三工地镇土城子遗址出土，现存于尚义县文保所 河北省博物馆郝建文绘）

图3 敞口束颈瓜棱灰陶罐

（三工地镇土城子遗址出土，现存于尚义县文保所 河北省文研所陈伟摄）

图4 “晋鲜卑率善佰长”印

（尚义县大青沟镇安家梁村出土，现藏尚义县文保所 尚义县文保所王桂岐摄）

土城子城址所在的坝上高原，是古代农牧两种文明碰撞、交融的过渡带。这样的地缘性，决定了它长期成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的走廊。1984年，沉睡在地下千余年的“晋鲜卑率善佰长”印在尚义县大青沟镇安家梁村重见天日，这方印是西晋中央政府授予鲜卑的官印，青铜质，印体呈正方形，边长2.1厘米，通高2.1厘米，重24.5克，兽钮，阴文篆书（见图4）。[42]它的出土更有力地证明了尚义县所在区域早在西晋就已经成为鲜卑诸部活跃的历史舞台。遗址南部的大青山区更是拓跋鲜卑的“龙兴之地”，在鲜卑民族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的历史注定了古代尚义有理由成为北魏建国初期历代帝王苦心经营的区域，柔玄镇城建置于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以上对土城子城址的建筑布局、形制与规模、城内外出土的遗物以及其所处的相对地理位置等探讨、考证，结合历史文献、实地考察资料的分析，2004年10月我们完成了此文的初稿，认为北魏柔玄镇的地望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三工地镇土城子村，土城子城址就是北魏柔玄镇故址所在。我们的观点得到了省文物研究所有关专家的认同。2006年5月“土城子城址”（编号Ⅰ-13）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代为南北朝，但未确定是北魏柔玄镇故址。同年10月，景爱先生根据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提供的资料进行推断：土城子古城“规模比较大，城内多北魏遗物，作为柔玄镇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43]却并未做论证。因而我们就柔玄镇的地望与兴废沿革，以历史文献、实地考察与考古资料相互参照、相互印证，进行分析与考证，希望由此可以丰富北朝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并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北朝边镇系列研究向纵深层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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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刊于《北方文物》2009年第1期。2018年张智海根据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在正文和注释部分做了若干补正。

[2]日本东京大学佐川英治教授在《北魏六镇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六镇本起自怀朔、抚冥、柔玄、怀荒四镇”，“怀朔、抚冥、柔玄、怀荒四镇的名称表达出了‘绥和荒服’，显示了镇抚周边民族的共同性质”。“北魏最初以以上四镇安置高车，后来由于同在长城外侧的武川镇和赤城镇与高车的联系逐渐紧密，遂统称‘六镇’。”参见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第5卷，中西书局，2015，第55、102页。

[3]沈垚著、张穆编《六镇释》，《落颿楼文稿》卷1，转自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一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第676页。

[4]“迁都洛阳前，北魏将‘怀朔—赤城’六镇称为‘六镇’，迁都后，则将‘沃野—御夷’七镇称为‘六镇’。没有称为‘七镇’可能是因为即便在迁都洛阳后，原本安置东部高车的怀朔镇以东六镇依然发挥着作用。而沃野北迁以后，与其他六镇形成共同防线时，则以沃野为从西第一镇。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镇抚高车的六镇消失。所以，迁都洛阳后《魏书》中的‘六镇’，有时候指的是旧‘六镇’，有时则指的是加上沃野的七镇。”参见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第5卷，第104页。

[5]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64页。

[6]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528页；程应镠：《南北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79，第91页；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5页。

[7]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第484页。

[8]张传玺：《中国通史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309页注①。沈起炜：《细说两晋南北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61页。

[9]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73页。

[10]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白灵淖城圐圙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4年第2期，第151页；李逸友：《内蒙古历史名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鲍桐：《北魏北疆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第68页。

[11]何德章：《中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第193页；张文强《中国魏晋南北朝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第216页；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所专刊之八十三《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篇53，1986，第1778页（“则柔玄镇当在今兴和县或稍北，约E113°52′·N41°”）。

[12]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1980年第2版，第120页注1；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162页。

[13]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中华地图学社，1975，第44～45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5；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第31～32页。

[14]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第88页。

[15]董尚礼：《北魏柔玄镇考略——兼和王龙耿商榷》，《乌盟史料汇编》第2辑，1983，第285页。

[16]魏收：《魏书》卷89《郦道元传》，中华书局，1974，第1925页。

[17]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上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第12页。

[18]北魏郦道元著，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13，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1175页。

[19]《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第44～45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卷篇53，第1778页。严耕望先生据民国4年（1915）参谋部百万分之一图及ONC-F-8指出，东洋河有东西两源，东源出兴和县北，西源出兴和、平地泉（集宁）之间以北地区。

[20]《魏书》卷3《太宗纪》，第63页。

[21]《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第101页。

[22]艾冲：《北朝诸国长城新考》，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第144页。

[23]《魏书》卷54《高闾传》，第1201页。

[24]《水经注疏》卷14，第1220页。

[25]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第32、34～35、40页。

[26]高鸿宾：《张家口赵长城考》，《文物春秋》2003年第6期，第41页。

[27]张家口地区行署文化局、张家口地区博物馆：《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资料集》，内部资料，1982，第43页。

[28]常谦：《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内蒙古文物考古》总18期，1998，第24～25页。

[29]常谦：《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内蒙古文物考古》总18期，1998，第24～25页。

[3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99，第2022页。王子今教授在《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中信出版集团，2017，第299页）中将檀石槐立庭所在弹汗山歠仇水上标注为今河北尚义南大青山东洋河畔。

[31]《魏书》卷1《序纪》，第10页。

[32]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第32、34～35、40页。

[33]鲍桐先生在《北魏北疆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第91页）中认为，道武太祖拓跋珪天赐三年（406）“考察的漠南盐池只能是商都县东南察汗淖”。

[3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白灵淖城圐圙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4年第2期，第145页。

[35]《魏书》卷44《苟颓传》，第994页。

[36]《魏书》卷16《道武七王》，第401页。

[37]毛明远：《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7册，线装书局，第277页。

[38]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第32、34～35、40页。

[39]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文物古迹简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第43页。

[40]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第92页。

[41]《水经注疏》卷13，第1150～1151页。

[42]吴万发、庞瑞祥、王桂岐：《河北尚义县出土西晋铜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43]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