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后，贫困作为特定的社会问题进入学者的研究视角。马尔萨斯（1992）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为分析基础，认为贫困是一种自然现象，产生于自然规律。“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真正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现象进行科学分析和深刻揭示的当首推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是最早从制度层面上揭示贫困根源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趋势的理论，具有阶级贫困的性质与制度分析的特点[1]。马克思（1961：656）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之所以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慰了他们的良心……它将社会现象变成自然现象，并且让他能像看待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那样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地来静观无产阶级大批饿死，另一方面，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过并主张因此惩罚它”。恩格斯（1972：274）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马克思认为贫困来源于劳动异化，异化发生在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之间，工人不仅无法控制、使用自己的产品，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对自己的生产内容、自己在生产中扮演的角色浑然不觉。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成为外在于他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东西，因此，工人在劳动中没有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这是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本来，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仅仅是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这是人同人相异化。当工人与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劳动过程相异化时，这些东西必然属于他人，这就必然表现为工人与这个他人（资本家）的对立或异化。同时，工人与自己的工作伙伴也会异化[2]。“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赖特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补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提出多重剥削以及四种资本类型：劳动力资本、金融资本、组织资本、技能或文凭资本。同时将经济压迫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剥削性经济压迫，即剥削者并不获得剩余产品，相反，剥削者的经济利益依赖于把被压迫者从压迫者消费的有价资源的获得途径中排除出去；另一类是剥削性经济压迫，即某一群体的经济福利通过剥削他人而提高，因为后者的剩余产品由前者支配。布迪厄延伸了资本内涵，认为在社会各种场域中，人们通过各种策略，会发生资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的斗争，借助不同形式的教学行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能够把他们的文化强加于其他人。不管是正式的（如学校）还是非正式的（如家庭和同伴群体），教学行动都可能导致文化再生产而且最终导致基本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较少特权的阶级成员开始参加争取地位的斗争，习性方面的差异造成不平等的斗争因而造成不平等的再生产。沃勒斯坦将视野投向全球，其分析了两种基本的社会间关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驱动世界经济的基本联系是核心国家（发达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每一次交换都是资源流向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