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及其变迁研究

自从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丝绸之路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3]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4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掀起热潮，相关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丝路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这一时期丝路交通及其变迁研究成果丰硕。

丝绸之路起点问题曾引起争论，主要围绕长安和洛阳在对外关系史上的地位展开。古代长安是丝路起点城市是历来公认的，未曾有人质疑。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组织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撰文，论证洛阳在历史上也具有丝路起点地位，引起西安部分学者的争议。此后不少人利用报纸杂志或新闻媒体撰文或访谈等形式，对洛阳是否丝绸之路起点问题展开争论。石云涛《汉唐间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中州学刊》2008年第1期）论述了汉唐间长安、洛阳、凉州、平城、邺城等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个政权对峙的情况下丝路起点呈多元化倾向。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网页上将洛阳和长安并列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争议基本平息。

丝绸之路有陆上丝路、海上丝路两道，已被国内外学术界接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形成风气。[4]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探讨了从中国西南地区至缅甸、印度的道路。四川大学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组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汇集有关学者论文，论证了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存在、起源和发展。邓廷良《丝路文化（西南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探讨了西南丝路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经济贸易往来、宗教融合以及中国西南地区与其他文化圈的交流。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收论文52篇，分“综论篇”“交通篇”“民族篇”“贸易篇”“青铜文化篇”“中外文化交流篇”，对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推进。因此，“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业已成为与丝绸之路沙漠绿洲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对应的独立概念体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个政权对峙、河西走廊战争不断的情况下，经过吐谷浑之地的道路成为东西方交通要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就指出经吐谷浑之地交通西域有三条道路。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辑，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印，1979）对南北朝时期这条道路的交通和利用情况进行了考证和论述。陆庆夫《五凉政权与中西交通》（《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认为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五凉等政权的经营，河西一带局势比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自秦汉以后就存在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东西之间的交往仍然十分密切。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运用考古学资料，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对以吐谷浑为中心的交通路网进行了全面论证。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潘玉闪《略谈“丝绸之路”和汉魏敦煌》（《敦煌研究》1981年第1期）论述了汉魏时期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探讨北朝至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变迁。全书分五章，分别探讨了拜占庭通往敦煌吐鲁番之路、波斯通往敦煌吐鲁番的“白银之路”、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突厥人、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料之路与法宝之路、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该书虽不是对丝绸之路各条路线的完整研究，但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丝路研究的新领域。巫新华、李肖《寻秘大海道——考古探查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通过对敦煌到车师国这条丝路古道全程穿越考察，揭示了自汉代以后便得到利用的大海道的种种真相。专门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变迁的著作是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该书在3～6世纪中国南北分裂和政权更替、西方世界局势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这一时期绿洲之路主干线的变化，丝绸之路各条支线的利用，中国与葱岭以西中亚诸国、南亚、波斯萨珊和大秦、拜占庭的交通发展变化，以及3～6世纪中西间海上交通的盛衰发展。全书以中西方传世文献为中心，吸收百余年来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丝路的盛衰变迁，沿途各个国家和地区、各民族及其政治背景、城市兴废、自然环境和商贸往来等问题做了综合性论述。国内学术界关于丝路的研究过去多着眼于国内路段，该书关注了境外丝路的发展变化，极具特色。

余太山《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对汉宣帝神爵以降至曹魏时期的丝路变化进行了探讨。王宗维《五船道与伊吾路》（《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讨论了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船道与伊吾路的盛衰变化。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探讨了高昌与中原和域外的交通道。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2000）论述了高昌王国对外来客使的供应制度、对外来商胡的管理、对外来宗教的包容等。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韩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粟特人进入南方的途径：一是泛海而来，二是从西域到蜀地，三是从关中到襄阳。石云涛《北魏西北丝路的利用》（《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认为北魏时中西交通主要利用了从河西入西域的鄯善道、伊吾路，有时也利用吐谷浑之路。刘文锁《葱岭古道考》（《欧亚学刊》新7辑，商务印书馆，2018）以汉文文献为主，结合有关考古发现和研究以及个人的实地考察，探讨了汉至唐代的葱岭交通路线。

草原丝绸之路是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新时期以来日益受到学界关注。[5]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以9世纪以前中亚北部草原地区为时空范围，论述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交流与传播。石云涛《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指出，3～6世纪草原丝路的发展存在四个重要时期：曹魏、西晋政权与车师后王国建立密切关系时，北魏前期建都平城与西域交往时，北魏后期柔然与西域交通时，东魏和北齐交通西域以及突厥沟通波斯、拜占庭时。杜晓勤《“草原丝绸之路”兴盛的历史过程考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方位、经过的地区以及贸易活动，尤其兴盛的过程进行了详细阐述。张景明《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7）通过北方草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金银器，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论述了北方游牧民族产生的背景，对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思考，各个历史时期金银器的考古发现、造型艺术、文化内容和文化交流等。王立新《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的新收获——评〈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对张景明的著作进行了评述。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6]韩振华《魏晋南北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兼论横越泰国、马来半岛的路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对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航线上诸地名进行了细致考证。陈炎《六世纪前泰国湾和泰国境内的古国在东西海上交通中的地位》（《东南亚》1993年第4期）论证了两汉时泰国湾是汉船必经之地、三国时期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的意义、金邻国和顿逊国在海上交通中的地位。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中西间海上交通盛衰》（《民族史研究》第5辑，民族出版社，2004）、《3～6世纪中西间海上航线的变化》（《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三至六世纪中西间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人文丛刊》第1辑，学苑出版社，2005）分别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航线和航海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