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研究构想及方法
本书的研究正是基于对学术史的上述认识，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接触包世臣研究的有关材料时，笔者深深感到，研究视野的狭窄和模式化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一方面，就思想论思想，尤其是早些时期，学者时常以龚自珍、魏源等人思想的长处与包世臣从实践出发的求全之处相比较，没有将包世臣的个性、角色及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凸显出来，相应做出的评价也就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和包世臣思想实践的水平；另一方面，笼统的“概述”式的研究、评论已不能满足进一步深化这一课题的需要。现在的包世臣研究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弄清这些问题，并给予合理的历史考察与定位，才能从中探寻出近代化转型前夜真实的社会状况。因此，本书试图以新的视角即近代转型理论为出发点，对包世臣经世思想做一探究。
近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摸索了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1840年西方大举入侵中国以前，近代化对中国而言还是遥远的“身外之物”。西方资产阶级用战争发动起来的殖民运动，迫使中国近代化运动缓缓起步。研究包世臣经世思想，我们自然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对200年前的古人做过高要求。本书采用近代化这一视角，旨在对以包世臣为代表的嘉道经世知识分子，在近代前夜的精神和思想状态做一探索，从中发现他们思想中与近代化潮流相适应的成分，寻找他们在近代前夜、近代初期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位置。
为此，本书在某些章节引入了“近代性”一词，在此一并做出说明。“近代性”，主要是指传统士子思维中暗合了近代化潮流的思想、观念，并非指他的思想已具有了近代观念、近代觉悟。众所周知，近代化是一个历时性的、社会整体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初期较为杰出的过渡性人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多重性特点：在某一方面似乎符合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很先进，另外一些方面谈论的却仍是些陈词滥调，很保守。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特点，均是由社会变迁的过渡性时代造成的。由于包世臣专家型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其思想活动“近代”与否，自然有客观历史进程去检验。他早期提出的不少思想，如“雇商海运南漕”、“票盐法”等，不仅在他有生之年已付诸实施，显示了良好社会效果（虽然他对改革效果仍不满意），而且因为顺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势，反对官府垄断、照顾到中小商人的利益，具有高度合理性和强大生命力，与历史发展趋势吻合。诸如此类的、具有一定“近代性”的思想能在当时被当局付诸实践，说明他的时代已在努力调动自我调节机制，在某些方面进行局部变革，这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强大力量的典型明证；某些具有“近代性”的思想，如他在河工管理中的一系列先进观念不被认可，不能引起时人重视，则充分反映出他思想的超前性和弥漫其时代之中的浑浑噩噩、麻木不仁。这种不求甚解、得过且过的文化氛围，正是中国近代化步履缓慢、被动挨打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包世臣不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的长期幕僚生涯决定了他经世思想中鲜明的实践性特点。依照本书对“近代性”的上述界定，对近代前夜包世臣经世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审视其思想所达到的深度、广度，观察他由此在现实中遭遇到的坎坷、打击和应对方式，对研究中国的近代转型，也是一件颇具启发性的工作。
从具体研究对象上说，本书定位为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黄仁宇的“大历史”相对照的微观研究。不管将包世臣作为传统社会的个体，幕僚代表，还是杰出士人的代表，也不管他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多么广泛，他在历史长河中都属于微观历史的范畴，笔者希望通过对他的研究以小见大，窥一斑而知全豹，从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及其活动，折射出19世纪上半叶（1800—1850）传统士人的心路历程及其所处时代激烈的社会矛盾、变革与冲突。
微观研究同样需要开阔的视野，才能深化主题，发现历史表象背后的规律性，因此本书试图在研究方法上与以前有所不同。
首先，本书的中心词“经世思想”与以前的“经济思想”有根本意义上的差异。“经世思想”是从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而非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的视野出发[16]，不是孤立评析其经济思想的得失，而是旨在研究“人在历史中的用心之处”。
“经世”，即治世，是中国儒生古已有之的观念。在孔子的儒家学说中，通经致用、内圣外王本是儒生读经治学的目标所在。然而由于经世途径不同，经世观念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一分为二：孟子之学，侧重于“内圣”之学，发展到宋代理学的“修齐治平”路线，是这一走向的经典概括；荀子之学，侧重于“外王”之学，宋代以后以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实际问题为研讨重点的经世之学，成为这一走向的主要特色。不论何种渠道，经世志向所表达的入世精神，已成为千百万儒生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清朝乾嘉年间，考据学占据学界主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经致用”的儒家经世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而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自嘉庆年间起，注重外在事功，投身实政、拯救危局的经世致用之学作为一种新的学风逐渐抬头，至道光年间，学者已“视经世之学为一门学问，足与汉学、宋学分庭抗礼”[17]。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经世士子在道咸以后大批出现，成为转型前夜敏锐士人的学风所向，“晚清勃兴的经世实学，即是这种传统精神在古今中西冲突融会的历史大变局中的一次绝唱”[18]。包世臣，是倡导这股经世之风的先行者之一，其经世思想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文化史内涵。相比之下，“经济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分固然贯穿于他的经世思想之间，但仅从“经济思想”出发，远不足以涵盖经世士子以改善社会民生为主旨的博大的经世抱负和实践。除了他的学术倾向、社会思想等经世思想之外，包世臣一生着力最巨和弥足自信的，在于他对河、盐、漕、兵（对外思想）及吏治诸实政的见解。他的河工思想、盐法改革思想、海运南漕思想、对外思想、吏治思想到底有哪些内容？当时社会舆论对这些问题是如何看待的？包世臣的这些思想及其倾向在当时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产生了什么影响、应如何评价？只有将他的上述思想结合实际予以深入考察，才可能在尽量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前提下，对这些问题回答一二。
其次，研究的参照系力求更加客观、冷静。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研究的炙手可热和不堪回首的中国近代历史本身，使以往近代史研究中存在较多感情色彩。以现在的观念苛求古人者有之，以洋务运动时的思想苛求鸦片战争前夜思想者有之，以某一人的思想特点衡量他人思想高下者有之，致使不少评价有失水准，失去了意义。朱维铮先生在《走出中世纪》一书中曾指出这一误区：“我们选用的参照系大有问题。问题就在违反了马克思肯定过的历史比较准则，即不能限于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观念，而要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另一个事实。”[19]其实，在鸦片战争前夜，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同风格经世学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大，在研究中注意以事实比较事实，尊重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性，多些理性分析，少些武断定性，更有益于历史研究的推进。
最后，中国在19世纪初期的状态和当时人们思想反应的水平，力图用事实和它在当时社会的地位说明，在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发难、纷繁复杂的鸦片战争前夜，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显然不会只有两种声音，面临内忧外患时也远不只有我们以往归纳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两类截然相反阵营的斗争。实际上，过渡社会和统治松懈时期出现的往往正是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如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的魏晋风度，都是在政治、经济大更替时代开出的文化奇葩。因此，加强包世臣思想的纵、横比较，凸显其思想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和在同时代人中的特色、水平，将是本书的重点之一。
总之，本书试图在近代转型这一新的理论体系观照之下，将包世臣思想及其实践放在近代化前夜和开端处做一重新搜索。包世臣在这里不仅被看作独立的个人，而且被理解为一种符号，代表着一个群体、一种呼声、一股社会力量、一派清新学风的开端。我们不仅研究包世臣的生平、学术、思想精华及其实践，而且希望尽可能丰富地揭示其社会和文化内涵。
[1] 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2] 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
[3] 《清史稿》卷486《包世臣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4] 邓之诚：《桑园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58页。
[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4页。
[6] 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62页。
[7] 参见冯天瑜《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 据深圳文献港数字图书馆平台检索，范围包括中国知网、维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万方数据库等。本书相关比较研究均以此范围为准。
[9] 夏东元：《对包世臣货币主张的分析》，《文汇报》1962年2月24日。
[10] 吴则虞：《论包世臣》，《文汇报》1962年4月13日。
[11] 本检索结果是在“深圳文献港”检索平台分别以“包世臣”、“魏源”、“龚自珍”为题名进行检索得到的中文期刊论文的数量。
[12] 李国祁：《由安吴四种论包世臣的经世思想》，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1989。
[13] 李国祁：《包世臣与魏源经世思想比较分析》，《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5年第33期。
[14] 刘广京：《十九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包世臣与魏源》，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六编，1985。
[15] ［美］罗威廉：《包世臣与19世纪早期中国的农业改革——罗威廉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文汇报》2013年12月23日，第12页。
[16] 陈启云：《台湾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丛刊〉总序》，载《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7] 刘广京：《〈皇朝经世文编〉关于经世之学的理论》，载《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18] 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9]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