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一 身世

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因“泾本汉县，而三国时尝置安吴县，以故学者称安吴先生”[1]，安徽泾县人。于乾隆四十年（1775）出生于一个人穷志不短的读书人家庭。父亲名郡学，长于文学，“以文雄郡邑”。但由于性情耿直，“不得于有司”，致使怀才不遇，家境贫寒，以教书为生[2]。

包世臣5岁起即被父亲抱于膝上授以句读，7岁读《孟子》《大学》《中庸》。已能对照社会现实提出独立思考：“今天下内外官吏皆以读书起科第，皆读《孟子》，何不遵行其道，而使贫富相耀，宗族涣散耶？儿异日若得一命以上，持此以出，其可乎？”父亲由此似乎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难容于流俗的影子，遂为世臣取字“慎伯”，以字喻意，一是希望他将来能“力保初心，毋为习俗所染”，二是由于“事变不常，非一人聪明材力所能备”，希望他将来谨慎行事。

在世臣的少年时期，家庭的穷困始终形影相随。为谋生计，世臣父亲赴白门（今江苏南京）租借寺庙设私塾开馆授课，世臣自11岁起亦随父读书白门[3]，直至18岁时父亲患病返乡。其间父亲授课收入甚微，所获报酬仅能供他们父子二人在外口粮，“无可寄赡家者”，世臣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堂弟（世荣），依然在家乡过着困顿的生活。每遇荒年，乡人“掘蕨根为粉以充粮，极窭者至食其粕”，母亲则“两昼夜率成男鞋一双，得工值，市米与蕨粕，先取蕨粕炒而磨之，稍细者以饲幼小，余乃杂少许米为糜，供常食”[4]。当时亲戚中也有家境丰裕的，但“烟火相望不相恤”。世臣母亲则毫无怨尤，以“寒莫向灯，穷莫向亲”的志气，从不向他们提称贷救助之事。穷困的生活状况和父母的坚强气节，给少年时代的包世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包世臣“生性好问好察”[5]，少年时代长期寓居外地的读书生活，不仅使他在性格、气质上受到磨炼，从小学会了观察生活，对江淮一带的风土民情知之甚悉，而且将他的所见所闻与他为学的志向紧密结合起来。

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馑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学于古，而饥驱奔走者数十年，验以人情地势，殊不相远，斟酌古今，时与当事论说所宜。[6]

可见早在乾隆年间，“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的预感，已使包世臣开始学以致用，沿着他所观察的社会现象寻找济世救民之途。当然，促使这些观察成为学习动力的还有一些更直接的契机：13岁时见调驻防赴台湾官军“号哭无人色”，“慨然有志于兵”，后遍览历代兵家著作，19岁时作《两渊》16篇五千言；18岁随父亲归里养病，无生计，于是在屋边租地种蔬菜瓜果换取粥药，由此“究农家利病”，后成农学专书《郡县农政》；对法家学说的研究，则为其探讨“古今治乱之故”的政论性著作《说储》及后来做刑名幕僚打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包世臣之学是时势所激的产物，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20岁左右，正是古代士子历经“十年寒窗”之后遨游四海、扬名进身的关键时刻。不少年轻士子此时正在父亲的引领之下结纳公卿、广交名士，为日后的科举、仕宦打基础。而恰在此时，世臣父亲弃世。在家丁忧三年后，包世臣受人举荐，入徽宁道宋熔幕，开始了全靠个人奋斗的人生之旅。

嘉庆元年至四年（1796—1799），川楚白莲教起义如火如荼地扩散开来，朝野大震。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有了结合点，这几年遂成为年轻气盛的包世臣热衷兵政的时期。嘉庆二年，起义已波及皖地，世臣为安徽巡抚朱珪（1731—1807）谋“练乡兵”、“安江贼”之策，以知兵名于世；嘉庆三年，受聘于湖北布政使祖之望，为之“筹楚边”；嘉庆四年，为川楚左参赞明亮“谈兵要”，亲临川楚起义前沿的鄂蜀边区。当时社会矛盾激化、起义愈演愈烈，包世臣在实践中用心察访，发现起义“日盛”的重要原因在于官兵、乡勇与“教匪”同流合污，滋扰四方，使大量良民也被逼成匪[7]，因此，认为解决的办法，应为抚辑散兵流民，给予土地、农具、籽种口粮等，使之安家立业，以减动乱之源；军队练兵应选精兵，整旗鼓，训练有素，使三军如一身；兵法之要则在七字：“近人情、不难为人。”40年后为魏源订正《圣武记》，包世臣正是依据此一时期的亲身经历，从体例到内容，对其有关白莲教起义记述的舛误、不当之处提出了详细意见。

嘉庆五年（1800），26岁的世臣东返江淮，开始参加年复一年的乡试，然屡屡失败。曾任安徽巡抚的朱珪，原是嘉庆帝即位前的师傅。嘉庆帝即位之初为避嫌，将其外放为地方官。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朱珪旋即被招回京入值南书房，备受皇帝宠信。由于在皖期间对包世臣颇为赏识[8]，得知世臣在江苏科举不利，朱珪从嘉庆五年至十年先后写信十余次招世臣入京应试。但世臣以“人贵自立”等教条自律，坚持靠个人的力量向上发展，始终未赴招。嘉庆十二年（1807），朱珪去世。十三年（1808），世臣在六赴秋试之后，终于中恩科举人，时年34岁。

自从父亲病逝后，世臣四兄妹与母亲相依为命，作为长子的包世臣逐渐担起了大家庭的生活重任：先是妹妹早逝，留下一幼女，母亲命世臣“子之”，代为抚养；继而“仲舅家事破败，中表弟三人皆未娶，又无业。而三叔父、五叔父各有三子未娶，又生涯冷落，不足以自给”。乐善好施的母亲省吃俭用，“节啬岁入接济之”，并命世臣一一帮助他们完婚。十余人的人生大事全压在世臣一人身上，无奈，世臣“念食指日增，世路日窄，缟纻之投不可恃。惟刑钱两席修脯较丰，遂以此作游”[9]。嘉庆十五年（1810），在中举后的第三年，36岁的包世臣，携眷属定居扬州西门外倚虹园，凡25年，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买宅江宁县北门桥西北，才移居他少年时代的读书之地江宁（又称白门，今南京）。

与此同时，世臣在江南结交了大批志趣相投的各类朋友。世臣为人重情重义而少一般陋儒之自命清高，因此他的朋友上至硕儒下至屠贩均在其列。如嘉定钱坫（1744—1806）、常州李兆洛（1769—1841）、武进张惠言（1761—1802）及其甥董晋卿、阳湖张敦仁（1754—1834）、歙县凌廷堪（1755—1809）、阳湖恽敬（1757—1817）、荆溪周济（1781—1839）、吴县沈钦韩（1775—1832）以及张际亮（1799—1834）、李祖陶等等，均为当时学界名流，包世臣与他们交游，在学术上互有促进。世臣曾亲聆桐城派古文家姚鼐（1732—1815）、吴派汉学家钱大昕（1728—1804）、皖派汉学家段玉裁（1735—1815）谈为学之要。阳湖钱鲁斯、镇江邓石如、丹徒睦秉衡等，则是在书法上与他多切磋之乐的朋友。

包世臣对晚辈学子诱掖有加，教诲不倦，在游幕江淮的同时，还带出了一批学有所成的私淑弟子，其中最著名者如凌晓楼（曙）（1775—1829）、刘文淇（孟瞻）（1789—1854）、汪孟慈、薛子韵、张司衡、王西御、王勾生、杨季子（亮）、梅蕴生、吴熙载、朱震伯等。

同时，不着诸生籍的粗人陈仙圃、邱以园，行武之人朱必亮、黄古愚、张孟如，身份微贱的书童王岩芝等人，亦是包世臣的朋友。他因此被一些士子指责为“交接品类不齐”。而在包世臣眼里，这些下层百姓在为人、行事中体现出的高尚品格足以使他们担当“六君子”的称号，即使“与文士通儒絜猷较守”，也“未必多让”[10]。

在此列人之中，阳湖张琦（翰风）和引他入河事之门的郭大昌（禹修），对世臣有独特影响。张琦字玉可，精于舆地、兵家，“与兄编修（张）惠言齐名”[11]。张琦与世臣“早契金石，晚缔婚姻”[12]，是最亲密的挚友和亲家。包世臣第一次赴白门乡试时两人相识于号舍，成为知音，过从甚密。世臣听从瀚风劝告，从此辍韵语，专心于“济世之学”。道光三年（1823），张琦北上任山东邹平知县，二人友谊却益加深厚，在南北两地长期互相砥砺。世臣后将女儿孟仪嫁与翰风之次子仲选，结成儿女亲家；郭大昌名已不见经传，却曾是当时闻名江淮民间的治河专家。由于他不善文辞，所学多不传，包世臣正是从他那里学到了精良的水学知识，并继承其造福民生之志，长期从事于河工事业，竭力挽救河弊，救民于巨艰之中，世臣为此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专作长篇《郭君传》。

嘉庆十四年（1809）以后，世臣开始入京会试，先后13次，均不中。

此间世臣常常出游，足迹遍及南北诸省，同时兼做刑、钱幕僚。如嘉庆十六年（1811），佐两江总督百龄治河，同时，盐巡道朱白泉、淮扬道黎湛溪、淮海道杨迈功等三人，亦皆以世臣为臂膀，“三道事多咨于余”[13]；二十四年（1819）秋，客山东承宣岳龄安幕；二十五年（1820），以知律名于时，刑部总办主稿来问事者十余人；道光元年（1821），就江苏提刑诚公之聘；二年（1822）就直隶承宣使之聘；四年（1824），倡导海运；六年（1826），客粤海关署；七年（1827），魏源代贺长龄询问山东治要，并佐陶澍办吴淞江工程；九年（1829），两淮盐政易人，新使驰书询近日情形；十年（1830），淮盐改革前夕答星使改革细则作《改淮盐条略》……《清史稿》所谓“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14]，诚非虚言。不过从他的经历也可看出，他在每处做幕均不久任，这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珍惜名节，坦荡清白，因而难容于浊世、常遭嫉恨所致。

亦因如此，声名远扬且屡倡河、盐、漕改革的包世臣，为朝中某些人一再压制。这使他在科举不顺的同时，朝廷几次大挑，也屡屡被阻于朝。同时代人姚柬之曾以苏东坡的遭遇为例，揭示出包世臣仕途不畅的根本原因：“然当路素无一面者，辄摧排之不遗余力”，“宋人畏坡公之敢言而又善言也，力排于见用之后，是以徒败国是，而身受恶名。倦翁之敢言不后于坡公，遏之于登进之前，使不得有所建白，则既便己所欲为，又可不得罪于后世，诸公用心之苦至此”。[15]

道光十五年（1835），61岁的包世臣终于以一等签江西任职。还未赴任，母亲又卒，世臣守制家居三年。道光十八年（1838），赴江西任新喻县知县，由于当地漕事盘根错节，世臣遭人陷害，一年即被撤官。但其一年的政绩却为当地民众认可，民间传唱之《万岁牌楼记》，中有大小文武十八员，包世臣以一青天居十七狗子之间。朝廷御使过江西听过此曲，亦感叹世臣能免刑戮平安回乡，已是十分不易。由于为官清廉、账目清晰，没有留下任何把柄，包世臣还免却了赔款之累，所谓“天下人共犯之法，倦翁独不犯”，这是他真儒者风范的又一体现。

65岁以后，历经坎坷的包世臣已有归隐之意。但士人的良知和经世情怀使他对社会经济仍保持着一贯注意。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以知兵闻名的包世臣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士人的责任感和高度的爱国热情也使他积极为当路筹划各种御敌策。参赞大臣杨芳赴广东督办鸦片事，专门取道江西豫章，访问正居此地的包世臣，询问一切机宜。林则徐获罪由粤返北途中，亦曾在江西与包世臣会晤，包世臣的忧国忧民之心在这一时期又一次得到集中体现。道光二十四年（1844），70岁的包世臣就安徽旌德县谭氏讲席。同时，将生平著述整理为《管情三义》《齐民四术》，并充实旧刻《中衢一勺》《艺舟双楫》，命之曰《安吴四种》。

包世臣去世的具体时间、地点，详情尚无从考辨。一种说法是咸丰三年（1853）卒，如《清儒学案·安吴学案》曰：“咸丰三年卒，年79”；谢应芝《书安吴包君》曰：“癸丑岁（咸丰三年），以避粤贼之乱卒于途”。另一种说法是咸丰五年卒，如《清史列传·包世臣》、《清代七百名人传·包世臣》、阚仲韩《三续疑年录》均认为：“咸丰五年（1855）卒，年81”。近人章太炎更揭示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似乎包世臣去世前还做过太平军的上宾参议：“江南人尽言（梅）曾亮尝为洪氏延致，尊师之为三老五更。或言曾亮为三老，包世臣为五更，诸为传状铭志者，皆隐之。”[16]为传状铭志者的难言之隐，也许正是一代名幕包世臣身后存疑的根本原因所在？

包世臣的一生，身历乾、嘉、道、咸四朝。从乾隆盛世到道咸衰世，从“天朝上国”的优越到《南京条约》的屈辱，包世臣见证了中国这个“千古之奇变”的转折时期。

当绝大多数同龄人还沉迷于八股、考据或者义理等“本原之学”时，包世臣早已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命运与家国社会息息相通。河、盐、漕、兵、荒、货币诸政，都是当时关系极大的朝廷大政，而包世臣以一介布衣，对此均有精深研究。他一生不懈地关注这些领域，为诸政的调整、改革和实施殚精竭虑。出身清贫，对下层人民充满同情，更使他以一个传统士子特有的人文关怀和践履精神，将对社会、民生的关切投入其中，包世臣因此成为近代转型前夜曾力图奋发自救的典型士子之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又将这位66岁的老人推向抗击侵略的思想前沿，使他步入早期中外冲突之中，从而与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发生了某种关联。包世臣在战争之前和战争之中对鸦片问题敏锐、准确的预测，对英人活动的冷静分析和高度警觉，都是面对外来侵略时，中国优秀士人智慧的真实反映。

但是，作为过渡时期的传统士子，包世臣身上又杂糅着他过渡时期人物的全部复杂性：一方面要改革封建衰世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仍毫不怀疑地恪守朝廷政治的正统；一方面走着违世背俗、“济人利物”的经世之路，另一方面思想行为又自觉服从于种种陈规陋习的制约；一方面极力批判社会广泛存在的道德失范，另一方面仍在寄望于人们的道德觉醒和道德自律；一方面意识到西方人来者不善，已非明朝“倭寇”可比，另一方面却难以跳出传统思维寻找符合历史大势的因应之策……清廷深刻的矛盾和黑暗的政局，终使包世臣和他同时代的不少杰出士人均一生穷困、难展抱负。

或者可以说，包世臣的脚步已跨入近代的门槛，思想也具有若干近代的因子，而主观意识基本还停留在古代。“近代的门槛”，是指鸦片战争后，中国再也关不上长期封闭的大门，从此被裹入世界一体化潮流，这段历史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具有标志性事件的开端；“思想中若干近代的因子”，是指儒家传统下的中国士子如果真正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社会危机严重之时，亦能顺应历史发展，提出一些超过前人、具有近代色彩的经济（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在传统的中国不能被全部认可或付诸实施是十分自然的，但若赋予适当的历史条件，它有可能对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扶植作用，有可能在客观上成为近代化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说其主观意识还停留在古代，是指外来影响尚且肤浅、社会整体状况还未发生大的变动之时，人们的思想意识、思想观念自然仍以其所受的文化熏陶为主，不可能发生骤变，这是文化发展的韧性使然。

在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包世臣的这一特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比他年轻的同时代其他杰出人物，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无不具有这样的矛盾。他们都是站在古代和近代分水岭上的人物，思想行为新旧杂糅，“将死而未死的封建旧文化，将生而未生的近代新文化，在他（们）身上交战、彼此渗透，交相作用”[17]。笔者同意这样的表述：在鸦片战争这一历史转折点，“许多事物都因此而开始变化，惟在此转变中的当局之人却尚未出现明显的转变。即这一历史转折初起之时，人的转变最慢也最小”[18]。由于职业、身份、阅历的不同，他们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有着不同程度的超前性，但他们都无法摆脱固有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的巨大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