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生思考
包世臣在秉承荀学经世精神，追求外在事功的同时，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亦颇富创识，并与其具体的经世思想及实践，相互呼应、比照。
（一）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论
在历史观上，我国学人一般有两种理论：“一种是‘退化论’，带有悲观的复古的色彩；一种是‘进化论’，带有乐观的改进的色彩。前者认为尧、舜之世是我国的‘黄金时代’，一切政治道德都已达最高的地步，其后则‘帝降为王，王降为霸，霸降为雄’，一蟹不如一蟹地退化下来了。他们对于现实是悲观的，对于上古是迷恋的。后者却以为世运是进化的，我国文化灿烂的时代不在上古尧、舜之世，而在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的时代，秦汉以后虽没有长足的进步，但终在渐渐地进展着，而且如能努力振奋，今后也很有上进的希望。他们不迷恋上古，而在希望着将来。经学中古文、今文两派的论调，正各和上述二种观念相合。”[53]包世臣学术非汉非宋，非今非古，以经世致用为椎指自成一家。他的历史观带有积极乐观的“进化论”色彩。他说：
说者谓天地之气日薄，故古今常不相及。然而在物者，鄱阳之磁，端州之砚，近产则高出前代。其在人，黄、魏、施、范之奕，自昔无与比。乾隆中增试唐律，而近日工试帖者，顾优于唐。邵、戴、二钱、王、段之于小学，推原古训，博辨不支蔓，为宋氏以来所无……犹足使后来有志之士，信古今未必不相及，而及时自力也[54]。
窃尝谓古今人思力应不相远，而古人成材多者，则以其绩学敦行不怠倦，阅历久而精进深，故出于心，借于手，能以理明词举也。后之人稍长涉事，则颓然自放，以晋卿之杰出流辈，而自壮岁以后，转侧齐、豫、燕、赵之郊者十余年，所作顾平近不能称初志[55]。
荀子曰：“学不可以已，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非必资性殊绝也。故曰古之学者为己，志乎古必违乎今，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乃蕲至乎古之人。[56]
由这几段论述可见，包世臣从物产、人才和学术的历史发展中，都观察到了今胜于古的地方，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道出了“古今未必不相及”、今未必不如古的真谛。包世臣的进化论归根结底是对人的进化的探讨，对于“古人成材多”、今人成才少的原因，他从人才成长的规律性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并非天资差别，而是古人能不为外界所扰、不急功近利，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结果。不管如何阐释，包世臣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后人应从过去人才发展的规律中得到启示，“及时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过古人，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人的发展上，包世臣既承认社会是进步的、发展的，又承认今在某些方面也有不如古的地方，需要后人付出足够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这种历史观无疑是正确的，且已比较接近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当不亚于稍后哲人龚自珍“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57]的认识水平。
（二）“但期有益于世”的人生志向
科举是古代普通士子得以进身官阶、施展人生抱负的重要途径，也是对自己才学、能力的一种证明。因此，科举不顺之时怀才不遇的悲叹，是古代士子屡见不鲜的吟诵主题之一。如前所述，由于包世臣“时时为有力者颂说闾阎所疾苦，积触隐怒，被排摈者数十年”，以致他“六赴秋试，乃一遇。十三赴春官，皆不得于有司。最后，乃大挑试令江西，摄新喻令年余，被严劾以归”[58]。漫长的科举仕宦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暗礁，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对这些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包世臣却少有怨天尤人、顾影自怜式的哀叹，而是从“不以所遇溪勃，稍减救世汲汲之志”[59]；“不厌不悔，不改初度”[60]。志在救世济民的博大胸襟，始终充当了他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包世臣看来，科举与经世是两码事。政治清明、能够人尽其才时，科举与经世是互为表里的，正如儒家理想的人生路线所指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61]；但若生当“博学不出之岁”，科举上一再遇挫、不能出仕，士人是否就要因此自暴自弃，“罢读”、隐退呢？包世臣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士人“平日读书，若仅为科第计者，则当扯摭断烂尘腐，以期必得”。即如果仅为科第读书，一头扎进“断烂尘腐”的陈词滥调里不问世事，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少数优秀士人几十年如一日，“穿穴经史，求立言本意”，甚至屡“遭挫折而不改，是固将有以用之也”，即本来就不完全是为了科举。求“立言本意”的努力原是为了经世致用，对社会有所贡献。既然不愿意与“扯摭断烂尘腐”者为伍，读书也不全是为了科举，科举不成，自然无须过分失望。
包世臣也常坦言自己“素不学”，这当然是他自认为无严格师承的自谦之词。实际上，“善经济之学”的大名早已使他蜚声士林，以致会试礼部放榜时榜下每传言：“安徽包君被放，登第人可想，吾辈亦足自豪。”[62]正是由于究心于河、盐、漕、兵等实政之学，在实际生活中尽可能发挥所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更能坦荡、豁达，不为仕途不顺、学术的不入“主流”所烦恼。
世臣自十二三岁时，则慨然有志于用世，不肯枉己以端其基。迄今年逾强仕，读先圣之书，通今时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验风土之淳硗，凡以为吾儒分内事耳，求为可知，非以干禄。若谓世臣诗文追踪先正，难期弋获，非出于荐举不可，此非知命者之所虑也。退之有言“岂能决得失于一夫之目而为之忧乐？”世臣所学，虽未敢料看退之，然较其所得，亦颇有不后古人者，何必与南山朝跻者流比哉？……人生但期有益于世耳，身虽不显而所言得行，苍生实受其福，夫复何憾？[63]
这种“但期有用于世”的气度，以“苍生实受其福”而非某“一夫之目”作为判断得失的标准，使他始终能超越功利，淡泊名利。“不后古人”的自信与他“素不学”的自谦由此形成鲜明对比。“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64]，这种务实、达观、高尚的人生态度，体现了包世臣作为一个真正儒者的思想境界。
包世臣对待名利、得失的豁达态度还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人患无以自立，得丧定于命，非人为之所能增损也。不以得丧累其心，独处以古为师，群居择善而执，受于天者，虽有厚薄之殊，积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至于不虞之誉，求全之毁，自古叹之。誉至则必求所以实其言，毁至反诸吾身而无可指实，既不疚于心，何病人言哉？语云：“争名者于朝”，争名之地，败行尤易。唯自安义分，事贤友仁，不改求己之素。通无妨于进取，塞不至于贻悔，斯无入而不自得矣。[65]
这段关于名利、得失的思辨，短短数行，却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第一，人之为人，最怕找不到足以“自立”的精神支柱，而被患得患失之心主宰，无所依傍。
第二，得失是命中注定之事，换言之，即个人得失是事物发展结果的一种客观存在，非个人主观愿望所能完全掌握，人如果将立身之本放在“得失”这种自己不能控制的根基之上，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人非生而知之，与生俱来的天分虽有厚薄之别，但只要“不以得丧累其心”，善于思考和学习，“独处以古为师，群居择善而执”，持之以恒，必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第四，毁誉是人作为社会一分子自古以来就难以摆脱的一种累赘，人们一方面虽痛恨人言可畏，但另一方面，面对毁誉，常常并不能以平常心待之，喜誉而恶毁。
第五，在名利的争夺中，最易出现超乎常理的败坏行为。只有认清自己的位置，认真做事和待人，坚持求人不如求己的信条，才能不为外界虚浮的名利所诱惑，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第六，做好了上述的一切，则有望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顺境时不妨碍继续进取，逆境时也不会怨天尤人，不管遇到何种情况，都会使我们既不同流合污，也不自暴自弃，反而只会丰富我们的阅历，铸就我们的真才实学……
包世臣还以他“反求诸己”的一贯风格向友人示例：“扬州古称尘土之乡，予侨此十余年，二君观之以为染尘者几何耶？”特立独行，“出淤泥而不染”的自信和坦荡溢于言表。
当然，不争名利，不等于不重视名利。实际上，中国士人自古即以“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度闻名，对名声、自尊的看重高于一切。包世臣为了固守自己纯洁的声名，不仅多次放弃了靠朝廷重臣提携踏入仕途的机会——
自嘉庆庚申至乙丑，六年之间，大兴朱文正（朱珪）公手札十数，招取入都，而世臣株守不行。戊辰之夏，觉罗长文敏（长麟）公专折保荐，力辞始已……[66]
而且放弃了借改革之机“发财致富”的机会——
辛卯秋票法初行，足下念仆家食久困，即赐手书言票利之厚，属仆纠约亲友来板浦，可代为力，必能济贫。仆比复以贫富分定，前此招买海淤、倡行海运二案，皆仆始发其事而卒定其章，然两案仆皆置身局外，名利一无所染，足下知之最稔。今票盐之改，乃当事采仆议一节以筹办淮北者，是其事亦发于仆。发其事自深知其利，况重以足下雅爱耶？然仆非乐贫疾富，与人异性也。凡以生平所学，在搀论得失，宣达疾苦，所望当时君子，或加采择，惠我穷黎。其见弃目前者，仍望举于后世。而猜忌排挤，实繁有徒，若复随众行票，必讥仆托名为国为民，实以自私自便，则其说不为无状。使将来者欲取法而鄙其人，不屑垂录。区区之心，窃深虑此。[67]
自愿“不近利不从众”，以维护自己的声名，使自己倡导的改革大计能在生前身后减少阻挠，达到“惠我穷黎”的目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博大的精神境界，与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其相似！清代中期以后幕僚众多，自然也是泥沙俱下，贪赃枉法之幕僚不在少数。而包世臣由于入幕期间始终两袖清风，晚年的生活条件更加拮据：“先生老矣，居仅容膝，食无兼味，常情所难堪，而处之晏然，接引后进若不及”[68]，这种凄凉的境遇与他乐观的精神，又成为“孔颜乐处”精神的真实写照。
包世臣言行一致的名利观、得失观、人生观即便对今人也不无启示，从中透露出的朴素唯物论、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尊重，充分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高扬人格主体性的一面，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魅力。传统知识分子不畏人言、远离名利是非、执着于坚强信念的毅力和追求于是也可见一斑。
（三）“善用其悔，而可为百世才人师法”的内心修养
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科举考试的弊端，使学、治分离现象十分严重。人们读书专为应试，很多士子除了会作几篇有关四书的八股外，其他一物不知。包世臣对士这一身份，有着清醒的角色意识和道德责任感：“至于士，若介介无能为人生轻重者，而位首四民，则以生财才农，而劝之者士；备器用者工，给有无者商，而通之者士也。”因此，士是引导、沟通农、工、商业之间的核心人物，国家欲“修法以劝农，使国富而主德尊，抑先求士而已”[69]；士人的社会价值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天下之所为贵士，与士之所以自贵者，亦曰志于利济斯人而已。”[70]然而他对士人使命的追求，却不被时人理解。“余少服孟子尚志之说，慨然深究天下之利病，人率非笑之。”对人们这种迂腐的非难和嘲笑，包世臣“应之曰：‘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71]。“凡民事皆士事”的认识，使包世臣更力主学与用一致。他认为：
是故舍礼义忠孝，是非成败，则无所言文矣；舍文则无所言学矣；舍学则无所言道矣。
“世远道丧”，社会上为文、为学的不良风气有目共睹，如“以剽字为学，剿声为文”等，但在包世臣看来，文、学、道兼济的士人也并不少，他们“遗远世俗，自尊所闻，言依于礼义，心泯乎得失，虽撄怒召谤，以至于顿踬濒危而不悔。穷则守之以终，而教诲其子弟；达则操此以往，而惠保其黎庶”。只有以此种心态为文为学，才能做到“慎守其术，积通所明，不挠于势力，不惑于浮议；其既也以己度人，而其理同，以身体物，而其心安。故其文亦能黜华言、济实用，不悖于作者之旨，而其达也，可以不负所学”[72]。“黜华言、济实用”，真正有用于世的学术、文章，正是包世臣追求的理想境界。对礼义忠孝等传统伦理的执着，当然体现了包世臣经世思想中道德意识的浓厚，但对比龚自珍的“道、学、治合一”和魏源的“以经术为治术”[73]的主张，可知将学与治结合起来为现实服务，实为嘉道经世学者的共识。
然而“利济斯人之志”在实现过程中必然会历经坎坷，实现“文、学、道一体”也并非易事，士人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将学识、气量与个人志向有机地结合起来：“然学不足以辅志，则夸大少实；识不足以将学，则迂疏寡效；气不足以持识，则瞻顾无成。然或负气太盛，又常致激切偾事，如山涧暴雨之集，横溃四出，一往而涸”[74]。志、学、识、气是士人掌握修养分寸的几个参照，更是成就人才的必要条件：
夫生才易而成才难，才不用而使人咨嗟叹息易，见用而能必成、成而能与人相安、安而可久为尤难。夫才人负气锐往，遍读古今书史，抵掌论天下事，若无可为者，一试于政，常苦纷更而易败，及数经挫折，又遂铩铲锋芒，浮沉流俗。是故士无锐气者，平居事襞绩剽窃，以求悦于有司，幸弋获而与人民社，龌龊昏瞀，播恶酿乱，不可爬梳。其有锐气者，又以未阅历而少成，及其阅历稍久，乃卒归于庸容，是天下事卒无有能理之者也。
与全靠先天因素的“生才”不同，“成才”是一个面临重重考验的长久过程。“怀才不遇”的哀叹是容易的，果真见用而能成才，成才而能长久，实则更为艰难。包世臣对人才发展状况的这段概括，精辟地指出了古代士人被社会酱缸“腌渍”的过程：“才人”从负气锐往到置身流俗中“一试于政”，有锐气的往往容易在现实面前遇挫，从而丧失棱角，归于平庸；无锐气的则易于被流俗同化，甚至为取悦有司，昏聩作恶，成为社会的渣滓，这正是社会管理职能退化和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那么士人在种种考验面前怎样才能保持入世前的初心呢？针对于此，包世臣提出了他从《易经》中感悟到的“善悔”之说：
君子则不然，守气以恒，而养气以善悔。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曰无咎者善补过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有物有恒，未能遂言无过也，见过而震悔以补之，所以能远于不恒之羞。则东坡其人也。东坡少年锐意天下事，及其晚年立论，与少壮如出两人，然其心乎济世利物，百折而不回者，终始如一。而晚乃弥挚。观其前后论议之殊，盖悔者屡矣。然其用悔也，在斟酌事理之当否，而一身之崎岖颠踬，不以介于其间，此东坡所为深契周孔无咎之旨，善用其悔，而可为百世才人师法者也。[75]
所谓“悔”，其实就是抛开个人恩怨得失、“斟酌事理之当否”的反思。善于反思是一个人不断调整自己，逐渐与社会和谐的必经之途，而善悔的目的是为了更好保养立身之“气”，即孟子所言的君子善养浩然正气。苏东坡“少年锐意天下事”，与“晚年立论”如出两人，而其济世利物之心却百折不回，老而弥坚，正是以“善悔”来“养气”的楷模。回首往事，包世臣对自己由于“善悔”而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满意：
予龆龀时，侍先君子受《孟子》，问曰：“今天下内外官吏皆以读书取科第，皆读《孟子》，何不遵行其道，而使贫富相耀，宗族涣散耶？儿异日若得一命以上，持此以出，其可乎？”先君子曰：“儿骨相非贫贱者，然推此意兴，其必不容于流俗已。然儿慎保初心，毋为习俗所染，况事变不常，非一人聪明材力所能备知，儿其慎之。”遂赐字曰“慎伯”，谨拜受而心识之。稍长，读东坡文，益锐意欲任事，而好言兵。继知善兵者必明农习法，随地咨访，察土谷之宜，明山水之脉，乃集论自汉以来刑法诸书，以迨现行条例，推世轻世重之故，以即于人情，又恐今古异宜，求官书读之，以窥本朝制作之盛。粗有所得，既蹭蹬无所设施，又食贫不能治生，乃蓬转依人，随时建议。或获听信而施行，时有窒碍，则潜更暗转以救不逮，盖亦屡有悔矣。然自念大闲未逾，虽丛谤集身，几至危殆，卒未有荡去绳检，辱身辱先者，是以屡困而守之不变，不为士君子所弃。[76]
从幼时对书本与现实巨大反差的疑问、稍长“锐意欲任事”的志气，对现行条例、人情、官书等诸方面的细心研讨，到“粗有所得”却仕途不顺、生计无着，直到走上“蓬转依人”的幕僚生涯，他为实现自己“利济斯人”的人生志向，可谓是用心良苦，历尽坎坷，甚至经历了“丛谤集身，几至危殆”的逆境。但由于自己能“守气以恒”，“屡困而守之不变”，终于得到了社会认可，“不为士君子所弃”。以古人为师，始终执着于自己信念的努力，终获成功。
包世臣的好友姚柬之，曾对包世臣的学术品行做过一个简短概括：
倦翁（包世臣）言语妙天下，政事任艰巨，文学冠群流，宇内共知之。即力排之者亦无异议。而其宅心之厚，守身之严，操持之固，则有非人人所共知者。[77]
后代口碑对包世臣的学术、为人也有定论。王钟翰先生在论魏源时即认同前人对包、龚、魏三人的比较：
前辈每以与仁和龚自珍、泾县包世臣并称，三人学术，各有门庭，而尤推重世臣；至若宅心和厚，魏虽不如包而胜于龚。[78]
反观包世臣的人生轨迹、学术追求和人生修养，时人、后学的这些评价诚然是精当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