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经世主义是中国学术自先秦以来起伏跌宕却不绝如缕的贯穿性线索。清代嘉、道以降，内忧外患，国势日衰。面对危局，一批以“治平”为己任的文人学士和开明官绅，重振经世致用学风，探求纾解民困、匡救时艰的良策。他们“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举凡理财、治河、漕运、海运、盐务、水利、刑狱以及养民、边政、海防、“夷务”等实政之学，皆为研讨对象。而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相并肩，张岩君所精研的包世臣（1775—1855），是这一时期经世派的佼佼者。

包世臣所处的时代，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中国社会及其文化面临近代转型的大变局。这一变局包括文化的时代性转换和文化的民族性因革两个彼此关联的内容。以往人们讨论中国近代转型较多关注西学东渐的影响，其实，仅论此端是很不完备的。西学东渐只是中国近代转型重要的外力（无此外力，中国近代化不可能在19世纪中叶启动），中国文化的传统要素在近代转型中也发挥重要内力作用（无此内力，中国近代化将呈现另样类型），如包世臣等人的经世实学便构成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型的桥梁，无此桥梁，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到达近代文化彼岸。张岩君论著的一个贡献，便是翔实展示了这一“桥梁”的真实状貌。

乾隆后期至嘉道时期，清朝国势由盛转衰，官僚政治总体性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化。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因应“世运潜移”和学术思潮发展，以包世臣、陶澍、贺长龄等为代表的士人、官吏，在嘉庆年间即兴起以“经世致用”为求学问道方向的“致用之学”，他们从皓首穷经的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等“主流”、“纯学术”中抬起头来，敏察时变，胸怀天下，奔走呼号，积极谋划实政，致力社会变革，开一代风气之先。这种顺应时代呼唤的学术思潮，在其后的道光咸丰年间得到更大响应，产生一大批以此为志业的士子和封疆大吏，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徐继畬、姚莹、黄爵滋、张际亮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奋发有为，对于晚清政治与社会变革产生重要影响。而包世臣正是从嘉庆经世派到道咸经世派承上启下的关键学人。

包世臣才华横溢，德学兼备，却仕途坎坷，须为封疆大吏做幕僚，以“假手于人”的方式，间接实现经邦济世的人生理想。包氏的遭际正是清朝后期人才选拔、使用等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嘉道时期经世士子与官吏的群体中，包世臣身虽不显，却声名远播，对当时河、盐、漕、兵诸大政及社会管理均有着深入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东南大吏每遇棘手问题要屈节咨询的名士。且年龄长、出道早，除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之外，对嘉道经世学风也有启导之功。

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包世臣及鸦片战争前夜经世实学的研究并不充分，这一时期的社会面目及士人在应对社会问题中所做出的反应仍显模糊。张岩君正是从这一以往尚存缺憾的领域展开研究。她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近代社会转型理论为观照点，对包世臣的思想进行细致梳理，对以包世臣为代表的传统士人在近代前夜的思想状态予以开掘，有助于加深对那一特定时代学术的认识。作者勤于搜集资料，论证逻辑较严密，本书是目前所见包世臣生平行事与经世思想论述较为充分的著述。当然，不足处在所难免，还留有广阔的研讨空间，张岩君亦有志继续锐意精进。

梁任公把中国文化史进程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今之中国已经是“世界之中国”，但现代化进程仍然在行进路上。现代化不唯指物质文明的现代化，更包括国家制度、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而现代化不能只以“西方化”为指针，也应不断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能量。知识分子如何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发挥作用，政府如何海纳百川不断提升治理水平，本书介绍的包世臣等先哲的嘉言懿行对今天也有启示。

作者曾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任教数年，有勤思精研之好。十多年前她调往深圳工作，曾与我言及“深圳学派”构想对其的感召。如今，张岩君在深圳快节奏生活、高强度工作之余，还能持之以恒地从事学术研究，其著作又在“深圳学派建设丛书”中出版，甚慰吾心。深圳是经济发达之地，又重视文化建设，已然成为令人赞叹的文化绿洲，本书的在深出版便是小小印证。以此而论，本书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学术成果的展示，更以一滴水珠昭显了深圳这座不同凡响城市文化抱负的光辉。

冯天瑜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9月30日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