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1]，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的变迁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河南省委向中南军政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提出把省会从开封迁到交通便利、发展前景较好的郑州市，这一提议后获得批准。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市，是河南省委在综合了经济、交通等多种因素后做出的慎重决定，其中郑州市经济发展的优势是其主要动因。河南省会迁到郑州，对郑州开封两市以及河南省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河南省会变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并非个例，新中国建立初期还有七个省或自治区的省会或首府发生了变迁，即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江苏、安徽、广西等省或自治区的省会或首府都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进行了调整。成为新省会的城市无一例外都得到了发展，迁出省会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显然，一个城市如果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对它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城市，则会发展乏力。有学者认为：“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机制下，一方面，城市发展的动因受到国家权力的强烈干预和影响，由于城市自身权力匮乏，只能依赖由国家配置的公共权力作为城市聚集的引力源，使得城市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一旦缺乏国家权力（未作为政区治所或高等级治所），则自身动力严重缺乏，致城市萎缩；另一方面，公共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治所所在地的城市，那么，相应地，政区等级越高，权力积聚越多，则城市发展动力越强，城市规模也越大，导致城市体系与政区体系高度一致性”。[2]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区域政治中心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城市体系与政区体系的高度一致性表现得更加明显，“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还受到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决策集中到中央政府，然后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层层下达执行，这样，50年代以来，我们行政中心城市的发展一直很快。”[3] 因此，什么样的城市能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区域政治中心功能是如何对一个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的？这就是本书研究的旨趣所在。

探讨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变迁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其一，从本书研究的学术价值来讲，河南省会变迁是新中国建立后河南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河南的政治中心为何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开封迁往郑州？开封作为七朝古都，在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到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什么会失去区域政治中心地位？这一领域缺乏专著，而地方志的记载也不详细，这使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得不是很清楚，因此这其中的历史动因是值得探讨的。

其二，从城市史的角度，探索近现代城市政治功能的变化对现代城市发展的影响是本书研究的又一目的。学者何一民通过研究得出：城市的出现从起源之时起就与其政治地位密不可分，很多城市就是统治者为了构建政治中心而兴建的。其次，统治集团的行政推力是古代城市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主要表现为城市的发展需要依靠政治、军事的力量等“权威性资源”来集聚各种资源和发展动力，即依靠这些政治权力获得资本、劳动力和聚集人口，所以政治中心通常比其他类型的城市发展得快。故农业时代中国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通常比其他类型的城市发展得快。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成为一条规律，即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总能得到优先发展。[4] 中国城市发展的这条规律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到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开封作为河南省省会，其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水平远远超过郑州市，但自从1954年10月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后，郑州一跃成为中原的大都会，而开封则发展缓慢，沦为三四线城市。这除了郑州的交通区位优势之外，城市政治功能的变化也是其城市地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凡是成为全国或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都将获得优先发展，一旦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城市就会衰落。[5] 事实上，当代区域政治中心功能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现在很多城市在发展扩张的过程中往往要建立新城区，如何使相对荒凉的、人烟稀少的新城区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政府部门不得不思考的首要问题，于是很多地方政府在建新城区的同时也首先考虑把政府部门迁过去，从而在新城区形成一个新的区域政治中心来带动新城区的快速发展，这不得不说是区域政治中心功能在当今社会的具体体现。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规模与水平取决于该城市与城市辅地即经济区之间联系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在这一经济区中的位置，区域经济是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区域经济越发展，城市也越繁荣；相应地，城市越繁荣对周围地区社会活动的吸引力也越大，并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6] 因此，通过本书的研究来探讨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城市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如何尽量避免对失去区域政治中心地位城市发展的影响？总之，探讨如何利用好城市的区域政治中心功能来促进城市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其三，本书的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国家的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推动郑汴一体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世纪50年代的河南省会迁郑是中原城市群得以形成的历史基础与造成开封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代，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中原城市群、推进郑汴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其中中原城市群发展思路是河南省委、省政府在2003年提出的。2003年8月15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提出了实施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实现中原崛起的发展思路，确定以郑州为中心，并由一个半小时经济圈内的开封、洛阳、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9个省辖市组成中原城市群。[7] 这一区域土地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省的35.1%和40.4%，创造了全省55.2%的生产总值和55%的财政收入，城镇化水平为35.5%，是河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8] 中原城市群是2012年设立的中国首个内陆城市群，是中国9 大区域性城市群之一。它是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为副中心，以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地区性城市为节点的紧密联系圈。中原城市群也是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承接发达国家及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地区资源输出的枢纽和核心区域之一，并将成为参与国内外竞争、促进中部崛起、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9] 2016年12月28日国务院发布通知，原则上同意国家发改委报送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意味着中原城市群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中原城市群已经不再局限于河南一省，已经是包括河北、山西、安徽、山东周边四省12个城市，即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以及河南省18个省辖市在内的国家级的城市群，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同样为国家七大城市群之一，郑州市也获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支持。[10] 省会迁郑是中原城市群形成的历史基础，因此，开展此方面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郑汴一体化发展思路是河南省发改委在2005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原城市群规划开封专题座谈会上首先提出的。当时河南省发改委受河南省委、省政府委托召开了这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体化”这个概念在中原城市群规划中先后两次被提到。这个规划是这么描述的，“在中原城市群的总体规划中，应将开封作为郑汴一体化的功能城市，将郑州的部分教育职能逐步向开封转移，在郑州不再增加高等教育用地，使开封成为郑州都市圈的教育基地，实现一体化发展。”“开封市中心距郑州市中心72 公里，两城市边界处相隔不足40 公里，属于45分钟通勤圈，在郑州的极化效应下，大量要素流向郑州。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及时改变，那么开封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所以开封要从自身的优势出发，扬长避短，在发展自身优势产业的同时，改变目前发展的被动局面，通过与郑州经济一体化，吸引和利用郑州的各种要素，促进开封的发展。”[11]

中原城市群、郑汴一体化发展战略正是依据历史和现实提出的。其一，省会郑州的中心位置是1954年省会迁移后形成的。在此之前，开封是河南省的省会，但开封位于豫东，位置偏东，而郑州市的地理位置适中，且位于河南省一些重要工业城市的相对中心位置，因此河南省会迁郑对形成河南今天的城市发展布局是有重要影响的，没有20世纪50年代的河南省会迁郑，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原城市群概念。其二，河南省会迁郑，对开封市是有着重要影响的。“1954年省会西迁，开封由省会城市降为地方中心城市，政治地位下降，经济持续滑坡。从纵向上看，尽管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开封已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纺织、农机等为主的工业城市，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与全省同时期的其他城市相比，发展迟缓，经济总量落后。这是开封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衰落时期”，可见开封市在现代发展缓慢，其中失去省会城市功能是其重要原因之一。“2005年至今。随着河南省委、省政府加快实施的‘郑汴一体化’战略决策，以及近期提出的‘郑汴核心都市区’规划，开封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城市面貌有所改观”[12]，实行郑汴一体化也可以说是利用郑州市的政治经济辐射功能来带动开封市的发展，是对开封历史地位的一种补偿。因此，对河南省会迁郑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原城市群以及郑汴一体化发展战略。

二 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一）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省会变迁终究是城市地位的变迁，因此，从学术史上追根溯源，我们不得不提到城市史。国外城市史的研究兴起于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地区有了进一步发展。到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关城市史的著作增长迅速，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按平均年度计算突破了500 种，70年代中期为1000 种，1982年已经达到1400种。[13]

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古代城市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上所罕见的。我国史学的宝库也不乏有关城市的记载，蕴藏着丰富的城市史资料。有《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长安志》《历代帝王亲记》《宋东京考》《河南通志》等专门以描写城市为内容的史籍，还有“三言二拍”《红楼梦》《老残游记》以及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蜀都赋》等名著，对历代京都与通都大邑做了很有史料价值的描述。但是我国古代没有产生独立的城市学、城市史学。

近代以来，一些外国人写过有关汉口、上海等城市的研究论著。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还出现过上海史研究的高潮，著名学者梁启超对都会历史也有一些研究。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城市史的专著。就上海而言，近世以来，除了若干论文以外，专史则有法国人写的上海史，英国人写的上海史，日本人写的上海史，但这些研究成果则为公共租界史或法租界史，有的侧重于地理历史或只及于社会现象，而无完整的上海史，更无中国人写的上海史。一些文史游记类作品，如《天津指南》《武汉指南》《上海指南》《拉萨见闻》《成都导游》《雄伟的南京》《重庆风光》等作品，其内容和主旨与城市史学科的构建尚有很大的距离。因此，近代中国无独立的城市学、城市史学。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出于各种原因，这一领域亦为研究视野所不及。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大潮与史学界改革要求相结合，驱动了我国城市史研究的构建。有关中国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中国城市起源的考古研究，以及个体和地区的城镇研究不断推出了新的成果。尤其是在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将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纳入国家项目，并将沪、津、汉、渝四个城市列为首批课题，从而开辟了新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城市史的新局面。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又将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东南沿海城市研究、华北沿海城市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考古学研究、城市学等列为重点课题，[14] 强化了我国城市史学的构建工作，引导了一批有关城市史研究的专著、论文，初步构建起了我国的城市史学科。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城市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全国性或局部城市进行整体性研究。在当代的城市史研究中，对全国性城市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以四川大学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15]《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16]《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17] 及《中国城市史》[18] 等著作较为系统深入。《中国城市史纲》对中国城市产生、发展的整体历程进行了全面论述，将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归纳为三个时期：从原始社会末期到春秋战国时期为“城市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从秦代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时期为“古典城市发展时期”，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为“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过渡时期”。《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交叉运用历史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度挖掘史料，将理论与史料相结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系统分析与对比分析相结合、微观研究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对中国近代衰落城市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剖析，是一部论述有力、观点新颖、结构完整的著作。《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了20世纪中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有80%左右的人口工作、生活在城市当中。这是他们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的结果。而到20世纪末期，全世界已经有约50%的人口居住、工作、生活在城市当中，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在内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中国城市史》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把握和科学分期，全面阐述了中国城市的缘起以及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尽可能地展现各个时代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为漫长而复杂的中国城市历史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

何一民的这些著作得到了国内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知名学者章开沅、马敏、隗瀛涛、傅崇兰、张仲礼等认为：“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开创性著作”，“标志着他在这一领域处于全国同行领先地位”，“填补了城市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对中国城市史学科的构建，具有很大意义”。[19]

此外，对局部城市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有李润田的《河南城市的整体发展与布局》[20]、刘吕红的《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21]、侯宣杰的《清代广西城市发展研究》[22] 等。这些著作分别对局部城市的发展布局、功能变化等进行了研究。

上述对我国全国性城市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系统探讨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发展、衰落、城市化、城市发展分期等一般规律性的内容；对局部城市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则对局部城市发展的特点、布局以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进行了探讨。这些相关研究对我们了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有重要启示。

第二，对具体的或单个的城市进行研究。随着学术界对城市史研究的重视，出现了一批对具体的城市进行研究的城市史著作，它们是：陈桥驿的《中国七大古都》[23] 是针对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中国七大古都城市所写的专著，这部著作对每一古都的历史、地理、人文、掌故等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文字较为精练生动。隗瀛涛的《近代重庆城市史》[24]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的学术专著，对重庆城市的地域结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程子良、李清银主编的《开封城市史》[25] 记述了开封城市建立、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罗澍伟的《近代天津城市史》[26] 讲述了天津近代城市化的历史。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27] 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武汉近代城市的发展史，内容包括武汉城市空间形体的演变、城市历史的演变、城市大小的演变、城市经济文化的演变等方面。张学军、张莉红的《成都城市史》[28] 对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成都历史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都城市史。何一民主编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29] 选取中国西部内陆中心城市成都为个案进行研究，以现代化为主线，对成都市从传统的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现代化综合性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变迁过程进行了全面描述，从而使读者对成都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张仲礼著《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30] 比较完整、全面地讨论了上海城市，研究时段贯串整个近代，囊括上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李民等编写的《郑州古代都城》[31] 探讨了古代郑州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并综合分析和研究了郑州地区发现的数座具有都城性质的古代城址的文化内涵、基本面貌、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等，特别是重点关注了郑州商代都城、登封王城岗夏代早期都城、两周时期的郑韩故城等重要城市遗址。陈隆文的《郑州历史地理》[32] 对郑州及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对郑州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框架进行了初步构建。陈平原等编的《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33] 从多个视角对“开封”进行了精彩解读，兼及古今中外，侧重史学，兼具有文学色彩。上述著作分别对各个城市的起源、发展、近代化、现代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具体或单个城市的发展变迁历程。

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还比较薄弱，就目前的成果看，个体城市研究的成果较多，区域乃至全国性的成果较少；专题研究的成果较多，整体研究的成果较少，因而还是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比如：其一，关于近现代城市比较研究。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使开展比较研究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进行城市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的动态的比较研究，进而探讨影响现代城市发展的因素。其二，省会城市研究。省会城市是重要的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其自身具有本区域重要的政治、经济、资源等优势，具有带动性、集聚性、开放性和示范性等特点。加强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和文化一体化进程是必然趋势。由于省会城市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对省会城市开展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近些年在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各个领域出现了省会城市研究的热潮，省会城市建设和发展思路、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省会城市的文化建设、省会城市的中心性作用、省会城市群发展等方面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当今历史学界对省会城市的研究成果还非常薄弱，因此开展对省会城市的研究还是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

（二）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有关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作为城市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国内学术界对其研究还相当薄弱，还是有待加强研究的一个领域。相关著作有：王明德的《从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中国古都变迁研究》[34]，这部著作对中国古都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梳理，着重探讨了都城文明变迁的内在经济动因及经济重心的关系，对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时空演进过程作了整体动态的把握，并提出了黄河时代与运河时代两个新的概念，作者认为中国古代都城文明发展经历了两个巨大的时空转换过程。吴殿廷的《定都与迁都：兼论中国迁都问题》[35] 对定都北京的利与弊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当今迁都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著的《民国江苏省会镇江研究》[36] 是一部全面记述民国时期江苏省会城市镇江各方面情况的研究专著，该书较为系统深入地阐述了镇江被确定为江苏省省会的经过与历史背景，并对民国时期江苏省会镇江的城市建设、经济、科技、社会事业、文化遗产、专制政治等方方面面有较为详实的介绍。朱军献的《因革之变：中原区域中心城市的近代变迁》[37] 采用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区域整体史观，以区域系统环境的整体变迁为背景，对区域中心城市的变动更替开展研究；以近代河南的区域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开封、经济中心城市朱仙镇与新兴的区域中心城市郑州之间发生更替的历史理路与轨迹为重点考察对象，并对影响区域政治中心城市更替、城市结构关系发生变动的深层次力量、动因及规律等方面进行探讨。相关论文有：孙泽学的《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38] 对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之议进行了探讨；何一民、范瑛的《从府城到省会：清代苏州行政地位之变迁》[39] 对苏州在清代城市地位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原因。沈伟涛的硕士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北省会变迁研究》[40] 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分界点，分别对两个时间段的河北省会变迁的历史进行了简要论述；第二章从历史、政治、经济等三个方面对河北省会变迁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第三章主要论述了省会变迁对石家庄市和保定市的影响。

这些著作或论文对引起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原因、条件或对变迁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了解相关研究使我们对引起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相关因素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从而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直接写河南政治中心变迁的论文只有谢晓鹏的《1954年河南省会由汴迁郑的历史考察》[41] 一文，谢晓鹏对河南省会由汴迁郑原因、经过、影响进行了简要叙述，但鉴于其篇幅，内容写得极为宽泛，分析也不是很深入，许多问题有待拓展。

其次是一些内容涉及河南政治中心变迁的论文。它们是：王发曾的《开封市的衰落与振兴》[42] 对影响开封城市衰落的原因以及振兴的机遇进行了探讨。朱军献的《边缘与中心的互换——近代开封与郑州城市结构关系变动研究》[43] 着重考察了影响近代中原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变动的三种结构因素，即地理因素变迁、经济社会运动和政治关系重构等三种因素，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关系，并且这三种关系依照历史时序的推进，相继介入发生作用，成为开封与郑州城市的结构关系发生本质性变动的重要推手。吴鹏飞的《开封城市生命周期探析》[44] 探讨了从古至今影响开封城市发展兴衰的因素，并对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些论文虽非专门探讨河南省会变迁的专题论文，但其内容对河南省会变迁给开封、郑州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河南省会变迁的专题硕博论文，只有内容涉及河南省会城市的硕士论文数篇，它们是：宋谦的《铁路与郑州城市的兴起》[45]，尚姗姗的《京汉铁路与沿线河南经济变迁（1905—1937）》[46]，杨菲的《郑州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的历史考察（1908—1954）》[47]，刘艳萍的《郑汴一体化背景下开封产业选择研究——基于历史比较的视角》[48] 等，这些硕士论文并非专门研究河南省会变迁的专题论文，但内容对河南省会迁郑的原因以及影响等方面有所涉及。

其次是文史资料、报纸上刊载的一些关于河南省会变迁的回忆性、纪念性文章。较早的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性文章：萧枫的《省会迁郑纪事》中（《郑州文史资料》1993年第14辑）当事人记叙了当年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的一些事件细节。王均智、萧枫的《五十年代前期郑州市的城市规划和省会迁郑》（《河南文史资料》2000年第1辑）中，作者以当事人身份对当年的郑州城市规划以及省会迁郑的经过进行了回顾。报纸及杂志也登发了一些纪念性、回忆性文章：孟冉的《“解密档案”报道之一：开封到郑州省会大搬迁》（《大河报》2007年1月10日）这篇报道通过对事件经历者的采访，对当年的搬迁过程进行了追忆；杨敏的《汴河水带走省会离去的忧伤——河南省会迁离开封往事》（《决策》杂志2008年第7期）略述了省会迁离开封对开封城市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今明大的《省会迁离开封往事》（《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11月21日）通过对相关当事人的采访，对当年的一些事件进行了回忆；《1954年河南省会迁离开封》（《党建文汇》2012年下）简单记述了省会迁离开封经过；朱金中的《地理和经济因素造就新省会》（《大河报》2013年6月18日）中记者通过使用部分档案资料对河南省会由汴迁郑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孙斌的《省会迁郑60年——郑州解放后便被内定为省会》（《大河报》2014年7月24日）通过采访一些当事人，对省会由汴迁郑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李凌的《郑汴轮回：省会迁郑的开封情节》（《东方今报》2014年10月14日）对开封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回顾。当事人和记者撰写的回忆性、纪念性文章虽非专题论文，但他们的成果为我们开展学术性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线索。

通过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关于省会变迁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首先，研究成果的数量非常少。以往学术界研究政治中心变迁的著作，也往往是关于都城变迁，且大都是概括性的，没有专门研究具体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成果。关于省会变迁的研究，至今没有出现一部专题研究著作，仅有论文数篇。其次，研究的广度有待加强。从当前学术界关于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领域大多关注都城变迁。对于省会、地级市以及县城等区域政治中心城市的变迁则关注不够，在这些领域研究成果很少，或者是没有研究成果。因此，对于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是有待加强的领域。再次，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从发表的关于省会变迁的学术论文看，或是写得比较宽泛，不系统、不深入；或是只对关于省会变迁的某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探讨；缺乏关于省会变迁的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三）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台湾、香港等地的学者，也注意到内地城市史的研究。台湾学者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49] 以江南市镇的发展为线索开展研究，探讨与说明中国社会内部的“传统内变迁”，力图从中国社会内部来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因。谢敏聪先生所著《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再研究》[50] 以明清时期的城垣与正式宫殿为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研究。尤其注重对北平城址演进的研究，并对现存宫阙规制加以论述，其中对于清朝规制尤为详述，并进一步从都市的文化地位、规建思想、制度渊源加以探究，详尽论述了500年来北京城垣、宫阙制度的渊源和变革。香港学者如宋肃懿女士的《唐代长安之研究》[51] 对唐代长安城市布局、街市、民屋建筑、皇城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梁元生《晚清上海：—个城市的历史记忆》[52] 以清末民初的上海为选点，进而对近代中国城市在现代化的历史行程中所产生的急剧变化以及所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进行了探讨。

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史研究也给予了关注，其中以美国学者研究成果较多。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鲍尔·惠特利教授在其巨著《四方之极——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及特点初探》[53] 一书中以中国商朝都城为选点，并与中美洲、美索不达米亚、东南亚、埃及、地中海、及西非约鲁巴地区早期城址的实例做了比较，进而提出中国商代都邑典仪中心的出现与城市的起源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联系，并特别强调了中国古代城市设计中的象征主义。 [美] 约翰·路易斯的《共产中国的城市》[54]（John Wilson Lewised，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对中国社会主义早期的城市控制和改造进行了探讨。[美] 林达·约翰逊（Linda Cooke Johnson）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55] 以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江南地区城市形态长期稳定的根源、区域发展与中心城市的关系、导致城市地位升降的原因以及中国传统城市的特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诠释。[美] 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的晚清城市》[56] 对晚清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中国社会的城乡以及城市的行政管理等内容进行了研究。[美] 鲍德威《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57] 以历史的视角对山东济南的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进行了探讨。[美] 夏南悉（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中国都城规划》[58] 对古代中国的都城规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日本和欧洲一些学者对中国城市研究也有所关注。[日] 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59] 对中国都市的起源进行了追溯，并对都市的体系、结构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法] 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60] 探讨了在城市演变过程中，导致这种持续性和统一性的重要因素。[德]阿尔弗雷德·申茨《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61] 以中国城市文明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客观的角度进行深入论述分析。作者认为在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城市与聚落交错繁杂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对于永恒宇宙、天地秩序的诠释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他认为中国城市与聚落布局规划中所蕴含的宇宙观和哲学观可以用具有象征性的“幻方”图形与神圣的数字符号寓意的形式来再现。

从总体上看，港台以及海外对中国城市史研究较为重视，成果也较多，但这些著作大多或侧重于对全国性和局部城市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或者对具体的单个城市进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对具体的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很少涉及，即使提到也往往是概括性的，没有出现具体关于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及其影响方面的著作或专题论文。但它们对中国城市史研究所采用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可以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三 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一）研究思路

城市的政治功能变迁对城市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变迁将对迁出与迁入城市以及对整个相关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河南省会作为河南的区域政治中心，它的变迁对开封、郑州两市城市发展以及对河南省的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本书将运用相关资料对河南省会变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记叙，并对省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述，进而探讨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的一般规律性问题。本书共六章，研究的基本思路大致如下：

第一章主要写河南省会变迁的历史动因。本章首先对河南省原省会开封进行简单介绍，并对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北洋政府时期河南省署部分机关迁离开封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会在日寇进攻下被迫迁移的历史进行回顾。对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变迁的历史动因进行探讨是本章的重点内容。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平原省撤销，使郑州市处于河南省一个相对适中的位置，为郑州成为省会创造了良好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沿海工业内迁、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对郑州市建设加大投入以及郑州市周边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等有利条件下，郑州市经济发展迅速，工业产值超过开封；同时郑州市处于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交会处，具有相对良好的交通及区位优势。而相比之下，开封则有一些发展瓶颈，如交通落后、面临黄河水患威胁、处于黄泛区中心、资源匮乏等。在计划经济体制初建时期，河南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向中南局以及政务院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请求，并获得批准。

第二章主要写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和初步建设。本章首先对郑州市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简要回顾；继之简述了郑州市被确立为新省会所在地后，有关新省会郑州市的市区、市政规划和筹划情况及市政、市区建设的全面实施概况；最后简述了市政、市区建设用地的征用和补偿办法，并对郑州市各界以及省内外对新省会的建设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支援情况作了简单阐述。

第三章主要描述河南省会由汴迁郑以及迁移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解决。郑州市被定为河南新省会，河南省直属机关、大批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属等将迁离开封，省会的迁离对开封的经济、民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开封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暂时克服了困难，省会迁郑遗留问题最终随着开封市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而得到解决。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如专门成立了“欢迎省直机关迁郑委员会”负责机构，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组织货源保证物资供应，整顿交通秩序、加强安保工作，加强市政建设等。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河南省省会由汴迁郑的顺利进行，加强了郑州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市民的文明程度，推动了郑州市的都市化进程。河南省委在省会迁移过程中作了大量的组织动员工作，并对省会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事组织关系变动进行了相应调整。省会迁离开封后，开封面临城市地位如何定位以及巨大的民生经济压力等问题，因此河南省委同时要求郑州专区在省会迁郑后迁入开封，郑州专区此后经过精心组织以及开封市委的协助由荥阳顺利迁入开封市，并于1955年改名为开封专区。郑州专区迁入开封，部分解决了省会迁离开封后的遗留问题，但也给开封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开封市对省会迁走后迁郑单位所遗留下的房产场地进行了接收，在接收过程中对本市的利益进行了积极争取。

第四章主要写新省会郑州市的快速发展。本章首先写郑州市工业迅速发展和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的状况。自从郑州市被确定为河南省新省会后，中央和河南地方政府加大了对郑州市的建设投资力度，郑州棉纺织及纺织机械业、电力、油脂化工业迅猛地发展，商业、服务业也得以迅速地发展、扩大，同时，在各项工业的发展建设中，大批的工人受到了职业技术培训和锻炼，基于此，郑州市由解放前的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迅速地成长为河南省的经济中心。其次对新省会郑州市的道路建设、排水、供水、照明、河道治理及绿化等市政建设的快速发展作了记述；并对市政建设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作了分析。再次主要写新省会郑州市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和文化事业日趋繁荣的发展状况。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入、入学生源的增加，郑州市兴建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基础教育实力大大加强。继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河南中医进修学校（河南中医学院）的迁郑以及郑州大学等一批新高校的兴建后，郑州市高等教育的实力也迅速增强。随着大量文化娱乐设施的兴建以及大批文化艺术家的迁郑，郑州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文化中心。许多新医院的兴建、扩建以及基础设施的改进，也使郑州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基于此，人民的住房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此，郑州市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也普遍地大增。最后，本章对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第五章主要写丧失区域政治中心功能后发展相对滞缓的开封市。本章主要通过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即通过将开封市与郑州市以及河南其他城市在同一时期的发展进行对比分析。在开封市丧失区域政治中心功能后，它的一些企业迁郑，经济资源流失；同时中央和河南省政府对开封市的建设投入大大减少，“一五”期间，开封市没有被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由于省会的迁移，开封市的经济发展滞后，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其结构已经趋向不合理；而一些高校的迁郑，也使一些科技人才、文化艺术人才相继西迁外流，开封市的教育事业、文化艺术事业、娱乐业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随之受到了严重制约和影响，开封市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很缓慢。小结部分对开封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的原因进行分析。

第六章主要写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省会迁郑，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老工业城市和中小城市得到发展，随着平顶山、焦作、鹤壁、三门峡等工业城市的兴建，河南省在城市发展布局上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工业城市群；但由于在省会迁移后没有适当照顾开封的发展，这也造成了开封发展的相对滞后。同时郑州市成为河南文化中心城市对河南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州市成为河南省文化中心，其迅速发展的经济、良好的交通条件，为河南省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带来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郑州市是从一个小城市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它缺乏良好的文化底蕴。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但其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落后，也不利于其文化发展与传播。与陕西西安等古都相比较，河南文化的发展在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上存在着断层。这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书中将对此进行深刻分析。

结语部分探讨区域政治中心变迁对城市发展影响的一般规律，探讨其得失，总结经验。根据现有资料，对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进行历史的考察，探讨区域政治中心变迁对城市发展、建设影响的一般规律和得与失，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结合当前国家“中原城市群”“郑汴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形成，来分析区域政治中心功能在当今发展经济的现实表现，为今后的城市经济发展、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方法

城市历史地理学：城市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城市的一种重要思想方法。马正林先生提出，“城市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城市兴起、发展和演变规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促进城市规划、城市布局、城市职能和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城市历史的范围或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兴起的地理特点、城市职能及其转化的地理特点、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城市风貌的地理特点、都市化的地理特点等方面”。[62] 因此概括起来说，城市历史地理学具有多学科的跨学科特点，带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双重显著印记，是专门研究城市地理的历史和城市历史的地理的一门交叉学科。政治中心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城市系统，运用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政治中心城市，主要是研究影响其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地理、自然、经济及历史等因素的作用情况。

对比分析法：是把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以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目的并做出正确的评价。对比分析法通常是把两个相互联系的指标数据进行比较，从数量上展示和说明研究对象规模的大小、水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以及各种关系是否协调。[63] 对比分析法是本书所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本书将通过同一时期开封市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发展情况与郑州市及河南其他主要城市的横向对比，以及在省会迁郑前后开封市自身发展的纵向对比，来展示开封市在省会迁走后各方面发展的滞缓，并分析其原因。

政治地理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在地理空间中分布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地理空间的改变。这种研究必然集中在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上。[64]政治中心城市的变迁就是一种逝去的政治过程的地理空间的改变，需要用一种空间的动态的方法去把握。如本书中河南省会变迁问题，其中关于省会变迁的历史动因就需要从历史、经济、地理、交通、政治等多种因素来分析。

城市史学：以城市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范围应包括城市历史的各个方面及总体状况。隗瀛涛先生则提出了城市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我们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城市史和地方史、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65] 本书中河南省会变迁对开封、郑州两市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郑州从一个普通城市一跃成为现代化大都市，而开封则发展缓慢，千古名城，一度沉沦。因此用城市史的研究方法对开封、郑州两市进行历史考察，并进行比较研究，来探讨区域政治中心变迁对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

（三）创新点

1.运用第一手的档案、报刊等资料进行研究

本书立足于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河南省会变迁作为河南省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虽然有地方志记载，但大多较为简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至今没有一部研究此事件的史学专著。本书在依托档案资料以及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回忆录的基础上，尽量客观地再现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由汴迁郑的历史场景，真正做到章开沅先生所倡导的“神游于内”与“置身事外”。本书依据历史事实记述此历史事件，并以史料为依据，对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2.对开封和郑州城市发展展开比较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但在当代却沦为三四线城市；郑州市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城市，但自从成为河南的省会后，一跃成为中原的大都会，这个历史过程是怎样的？本书将通过对比在省会迁移前后，郑州、开封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来显示省会迁郑对开封、郑州两市发展的巨大影响，并全面展现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同时探讨区域政治中心功能变迁对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以及在选择一个新的区域政治中心城市时如何尽量避免对失去区域政治功能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3.更加注重微观研究

回顾以往的关于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著作或者论文，对于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过程，往往只注重宏观层面的描写，至于具体的变迁过程，往往是疏于描写或者是简略带过。总体上来说，目前的研究注重了宏观研究，忽略了微观研究。本书在利用大量档案、报纸、地方志的基础上，对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的具体过程进行微观研究，进行细节描述，这将是本书的一个亮点。

四 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一）研究对象

本书把河南省会变迁（1951—1957）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本书的研究把河南省会由汴迁郑这一历史事件全面展现出来，并对省会迁郑前后郑州和开封的发展做比较研究，从而考察区域政治中心变迁对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郑州成为新的省会，对河南的工业发展以及整体城市布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工业城市发展布局，以及以郑州市为中心的棉纺织业基地等。这些都将是本书考察的对象。

本书把时间点选在1951—1957年，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其一，把研究的时间起点选在1951年。首先，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早在1951年河南省委就已经向政务院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加强对河南省工作的领导，决定把省会迁到郑州，只是由于当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而暂时搁置。其次，综合看各种资料，河南省委自向中央提出省会迁郑后，已经有意地在加强对郑州市的经济建设、市政建设。再次，自1952年8月份开始，河南省委再次向中南局及政务院提出迁郑请求，直至9月份该请求获得批准，在这前后，河南省委成立了省直建筑工程处，在郑州开始了新的办公机关的建设；同时配合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郑州市的市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加大了投入，从而使郑州市的综合实力迅速超过省会开封。到1954年10月河南省直机关迁郑时，郑州市已经成为河南的经济中心城市了。

其二，把研究的结束时间定在1957年。首先，河南省会的搬迁是一个费时较长的过程，不仅有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搬迁，还有学校、企业、合作社等的搬迁。河南农学院、河南医学院、河南中医进修学校（即今天河南中医学大学）直到1957年9月才由开封迁往郑州。[66] 其次，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时间，也是我国经济正常发展、不受干扰的一个时期，利用1951—1957年这段时期对开封与郑州的城市发展进行对比，具有客观性。再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郑州市被列为重点建设城市，国家和河南地方政府加大了对郑州市的建设投入，郑州市市政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快速发展。因此，时间点选在1957年，能更好体现郑州市在成为省会城市后巨大的变化，更好地体现区域政治中心功能对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综合以上因素，故把本书研究的时间段选定于1951—1957年。

（二）概念说明

省会变迁：省会，或称省治、制所、省汇，始于元代。元代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并于河南、江浙、湖广等处设“行中书省”，置丞相、平章等官总揽各相应地区政务。其驻地一般称为省会，清代称为省城，为省行政中心（政府驻地）。中国的省会为一级行政区—— 一般为省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中心，正式文件中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中心并不称为省会。自治区的行政驻地通常称首府，在没有严格要求的情况下有时也被称为省会；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所在的城市不称省会，直接称为政府所在地、驻地或制所。[67] 变迁（据新华字典解释）：指事物的变化转移，它包括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迁。因此，本书中所指的省会变迁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的地理位置的变化转移。第二，河南省会迁往郑州后，对开封、郑州城市发展以及对河南省整体发展的影响。概括起来讲即指河南省会地理空间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政治中心是指以行政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这些城市除具有政治中心、行政中心、文化中心的作用外，一般还具有经济中心和其他多功能的综合性职能。在我国由于各个城市在行政管理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心作用大小也不同。如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直接管辖范围包括中国全境，是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省会城市的行政管辖范围包括整个省境，为省级政治中心。地区城市的行政管辖范围包括整个地区，县（区）级城市的管辖范围包括整个县（区），各级政治中心，都设有相应的行政机关和检察院、法院等相应的司法机关，行使对其所管辖地区的管理职能。[68] 本书所指的区域政治中心主要指的是省级政治中心，区域政治中心变迁即指省级行政中心变化迁移对迁出与迁入城市以及整个省域城市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的影响。

城市发展：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发展尚无统一的定义，如经济学家一般把城市发展定义为“城市经济（GDP）规模的增大”，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一般把城市发展定义为“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人口学家则一般把城市发展定义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69] 本书中的城市发展主要是指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人口数量及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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