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在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由于开封地势低洼，时常面临黄河水患的威胁，民国时期又遭战乱破坏，这些因素都动摇着开封作为河南政治中心的地位。开封解放后，由于历史传统的因素，开封仍然作为河南省的省会，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省级行政区划调整、计划经济体制初建的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下，由于开封的发展前景不如郑州市，出于发展河南地方经济的考虑，河南省委向中南军政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提出省会迁郑的申请，经中央批准后，1954年10月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市。

一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在学习苏联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必然性。

其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把计划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范畴，而把市场经济看作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是要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自然要实行计划经济。

其二，20 世纪3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了经济危机，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也暴露了市场经济的缺陷；而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彰显了计划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受其影响，二战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实行计划经济。

其三，实行计划经济是当时的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客观需要。旧中国长期战乱，中国人民长期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中，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8]毛泽东形象地说明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贫穷落后的现状。社会的大机器工业极为稀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第三产业几乎是一片空白，产业机构极为不合理。据统计：1952年在中国国民收入生产额中，农业的比重占57.7%，工业仅占19.5%。[59] 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有效地医治战争创伤，在物资极为贫乏的年代，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活需要，还可以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实行经济封锁，实行计划经济也是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封锁的一种必要手段。

在1949到195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阶段，主要表现为：首先建立国民经济机构。1949年10月21日政务院根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成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财经工作，由陈云任主任，[60] 同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了相应的经济管理机构。这标志着国家经济管理机构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61] 这个决定做出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重大决策，我国的财政经济工作从基本上分散管理到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开始形成。在当时大陆还没有完全肃清残匪，军费开支依然很大的情况下，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经济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中央的这一决定符合当时的国情。在统一财经后，中央人民政府迅速抑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国民经济，并为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经济建设，改变我国工业极端落后的局面打好了基础。对此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评价“这个决定是依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发展新形势提供的条件而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前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从抗日战争开始直至1949年的12年间，都是分散经营的。这种分散经营的政策，是适应当时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的，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0年初进入新的时期。依据这个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也就是说，虽然分散经营的成分有，但主要的将是统一管理。这种改变，是适应1950年年初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关内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情况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决定也是适应当时消除通货膨胀、支援革命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如果不实行统一管理，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以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加剧通货膨胀，有害于对战争和军政人员的供应，有害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的改善”。[62]

同时，为了既能保证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又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1951年4月6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国营地方工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必须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鼓励各级地方政府经营工业的积极性。该决定扩大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工业方面的权力和责任，同时对地方工业的经营方向，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与说明。[63] 在此基础上，1951年5月24日政务院又颁发了《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划给地方的职权分为两类：其一，把一部分国营企业或一部分财经业务全部划给地方管理，如地方工业、地方财政、地方贸易、地方交通事业等，在这些事业上，除保证政策、方针、重要计划、重要制度的全国统一性外，一切经营管理工作与一切政治工作，全部由地方负责。其二，散在各地的由中央财经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单位，其一切政治工作均归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当局领导，这些企业在执行上级交付的任务上，必须受地方当局的监督、指导、协助。[64]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在财经管理权限上的关系，给了地方一定的管理权限，对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对促进地方主动实现工业化、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到1952年，地方国营工业的企业数达到7272个，占国营企业（包括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总数的76.4%，职工人数达887044人，占总数的32.7%，总产值达38.2686 亿元，占总数的28.4%。[65] 这说明中央的政策效果是明显的。

1951年，河南省委有关领导就已向政务院请求：为适应河南省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加强对城市建设、工业建设和农村生产建设的领导，初步决定把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66] 河南省委提出这样的请求，也正是出于实现河南工业化、建设河南地方经济的主动性，为全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

总之，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计划经济体制初建以及最终确立的经济背景对河南省会的迁移是极为重要的。没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内经济背景，省会迁移则较难实现。这主要是因为：

其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为河南省委提供了迁移省会的思想动机。计划经济体制初建时期，需要鼓励地方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河南省要发展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自然要选择一个地理位置适合、交通便利、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的城市作为省会来领导全省工农业的发展。而就河南省内来说，原省会开封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郑州则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首选考虑，这也是其考虑省会迁移的基本思想动机。

其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河南省会迁移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我国，省会一般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迁移省会绝不仅仅是河南省直机关搬个家这么简单，郑州城市的原有基础仅仅是河南省内的一个小县城规模，其城市基础极为薄弱，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标准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把郑州确定为河南新省会，自然要建设它，使它达到省会城市的标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晚清道光帝提出的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最终没有成功，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建设一座新城需要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统治者考虑到这个原因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战乱，河南省的财政收入也极端匮乏，以河南省以及郑州市之力把郑州市建设成新省会城市是存在极大困难的，这可能需要一个极漫长的过程。而计划经济体制却解决了这个问题，把郑州定位为河南新省会、全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由此就能获得中央政府大量的建设投资倾斜。这样，建设郑州市的力量就不仅仅是河南省、郑州市，而主要的来自于中央政府了。国家的力量使郑州从一个小县城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由此可见计划经济的巨大力量，没有计划经济，河南省会迁移郑州很难实现。

其三，计划经济也为中央政府批准河南省会迁移的提议提供了可能性。1953年，国家即将开始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经济建设，而河南省要想很好地完成国家的建设任务，显然以郑州市作为省会最合适；同时省会迁移的经费可以以国家投资倾斜的方式来实现，出于这种考虑，中央政府也会考虑河南省委、省政府迁移省会的请求。

其四，从更深层次来说，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省会迁移减少了阻力。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国营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逐步被边缘化；而这部分人显然是与开封省会地位的利益最相关的，也是最有话语权的。但由于他们的地位被边缘化，又由于经过“三反五反”等运动，他们很难再联合起来提出反对省会迁移的意见。这点与晚清时期开封绅士、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开封商界成为反对省会迁移的重要力量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省会迁移的阻力。

二 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为了适应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肃清余匪，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医治战争创伤的需要，在省级、县级行政区划方面，既要注意到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行政区域，又要考虑到新形势的需要，因此缩小了原有省区，保留了革命战争进程中留下的一些行政区域。例如，1949年，在华北地区，以豫北、冀南、鲁西南的部分行政区域，设立了平原省；把东北地区在解放战争中形成的松江、黑龙江、嫩江、吉林、辽北、安东、辽宁等7 个省和冀察热辽地区改设为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6省，并根据旅大仍为苏军控制的现实而设置旅大行署区；把江苏、安徽两省分设为苏南、苏北、皖南、皖北4个行署区。[67]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日益稳固。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调整省、区建制”，“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等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是在新中国初建之时成立的……这种组织形式在全国刚刚解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和集中领导，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同时，也要加强省、市人民政府的组织，加强省市领导的责任”。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68] 依据会议精神，大行政区一级改为虚级，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并撤销一些为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战争、反匪形势及战争年代留下来的行政区划单位，依据历史传统设置，归还建制，还合并了一些省区。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69] 依据决定精神，六大行政区相继被撤销，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明确规定“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是我国行政区划较大范围变动调整的时期。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大行政区6个，省级行政单位为50个、地级单位215个、县级单位2180个。[70]此后，省级行政区又经历了多次变动。如表1-1：

1950年，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全国共有53个省级行政区；省级政区下辖277 个地级政区；2593 个县级政区领导20 多万个乡级政区。1954年，全国的省级行政区调整为32个省级区，领导2824个县级行政区、218739个乡级政区。[71]

其中，省级行政区划变化的原因是：1952年，撤销平原省，其行政区域划归河南、山东两省；撤销察哈尔省，划归山西、河北两省；皖北、皖南两行署区合并成立安徽省；苏北、苏南两行署区和南京市合并成立江苏省，南京市降格为省辖市；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行署区合并，恢复四川省；1953年8月，哈尔滨、长春由省辖市升格为直辖市。1954年撤销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撤销宁夏省，并入甘肃省；撤销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辽宁省；撤销除北京、上海、天津以外的11个直辖市，降为省辖市，至1954年6月底，全国共有26个省、1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1个地方、1个地区，计32个省级行政单位。[72]

随着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的大幅度调整，一些省的行政中心也随之迁移或调整，如乌兰浩特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成立，其范围只在东半壁）的行政中心，为便于加强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领导，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申请和中央批准，1950年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中心迁至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市，张家口即成为两省的行政中心；1952年经中央批准内蒙古行政中心又迁至绥远省的归绥市（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1954年，绥远省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即成为内蒙古的首府。齐齐哈尔为黑龙江省的行政中心，而哈尔滨为松江省的行政中心，1954年两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其行政中心为哈尔滨市。吉林市当时为吉林省的行政中心，1954年，吉林省的行政中心由吉林迁至长春。丹东当时称为安东，为辽宁省的行政中心，锦州当时为辽西省的行政中心，1954年，辽西、辽东两省合并为辽宁省，行政中心迁至沈阳。[73] 这其中一些省的行政中心迁移是与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大规模行政区划的调整密切相关的。我们以吉林省为例，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其中“撤销辽东、辽西两省建制，合并改为辽宁省”，[74] 1954年8月1日，长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吉林省省辖市。[75]1954年9月15日，吉林省人民省府电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省府自9月29日起迁长春市斯大林街二段16号办公，”[76] 同时，由于迁移时间较紧，没有时间进行省府机关办公建筑的建设，省府仅“迁长春市斯大林街（原地质部学校办公）”。[77] 可见，吉林省的行政中心迁移是由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的行政区划调整促成的，是一种被动的省会迁移。1950—1954年，是我国行政区划变化较大的一个时期，行政区划调整较为频繁，由此带来相应的省级行政中心调整，因此省级行政中心的迁移也较多。在这种大的政治环境下，对于一些想主动迁移省会的地方政府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1952年中央对于平原省的撤销即为河南省委争取郑州成为河南新省会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如图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省级行政区划的大幅度调整以及众多省级行政中心的迁移使河南省会迁移成为可能：首先，平原省撤销前，郑州位于河南最北部，并不十分适合做河南省省会，平原省撤销，郑州才真正位于河南中部偏北。其次，从历史上看，政权的更替是行政中心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政权往往要重新思考定位国家的发展前途，并进行大范围的改革，且这些改革受到的阻力较小；同时，在新的政治中心保守势力往往相对较弱，更利于新政权在发展中进行各种改革，因此能够在国家层面上对定都问题重新考虑；在地方层面，也会对行政区划、区域政治中心做出新的调整。新中国建立初期正处于我国行政区划的大规模调整时期，许多省级行政区被合并，这也意味许多省会要调整。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江苏、安徽、广西等省或自治区的省会或首府都先后进行了调整。再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河南省委主动向中南军政委员会以及中央政务院提出河南省会迁移郑州的动议，这种大环境对于河南省的提议获得上级机关批准也是极为有利的。

三 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一）交通优势

1.南北铁路大动脉京汉铁路经过郑州

郑州的铁路时代是从京汉铁路的修建开始的。1889年时任清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向清廷呈奏，建议修建京汉铁路，当时清政府财政拮据，无力官办，借用外债又多顾虑。1889年8月27日清政府命张之洞和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海军衙门筹议京汉铁路，并斥责对修路的偏颇成见。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直隶总督王文韶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奏请清政府修建京汉铁路。[78] 1895年7月19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再次奏请清政府修建京汉铁路，至1895年12月，清政府颁布上谕：“芦汉铁路长，用款多，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自行修建。”殷商富贾、华侨对清政府不信任，不愿投资，民办毫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1896年10月，张之洞和直隶总督王文韶又奏请设立铁路公司，派盛宣怀为督办大臣，准铁路公司一面召华股一面借外债，商借商还；并说明洋债与洋股不同，路归洋股，则路权仍属于我。该办法得到清政府批准后，1897年1月6日盛宣怀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4月以“先以官款造路，建成一段抵债一段”的方式筹款。同年5月27日，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工厂合股公司（简称比公司）代理人马西、海沙地在武昌订立《芦（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初步合同》17款。7月27日在上海签订《芦汉铁路借款续增合同》，比国无力单独投资，实际是由法、俄、比集团投资2000 万两，共筹款4000万两。1897年滠口玉带门段23.58 公里，由聘请的德国人测量并施工，于同年7月开工，12月建成，1898年5月通车。由于1897年比国借款成功，自1898年10月起京汉铁路统归比公司承建。卢沟桥至保定段132.7公里，于1899年1月建成，1899年2月1日正式通车。[79]

在与比利时签订借款合同时，比利时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同时法、俄两国也假手比利时，间接控制芦汉铁路，从中国获取政治权益，把其势力范围伸向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1898年6月26日，盛宣怀与比公司在沪签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详细合同》10 款，这一借款合同是法、俄两国向总理衙门施加外交压力签订的，8月11日清廷予以批准，上述详细合同凡20 条，规定借比款11250 万法郎（合450 万英镑），年利5%，九扣实付，以本公司财产和营业收入为担保，期限30年。借款由华俄道胜银行办理，收取行佣二毫半，即每万英镑付佣金25英镑。修筑汉口至保定全线和行车后所需材料，除尽先向汉阳铁厂购办外，均需比公司承办。《行车合同》有10款，规定在借款期内，一切行车（运营）事务由比公司代理，并每年提取2%余利作为比国酬金，比国从外国运来的物料，免纳关税厘金，之后，在1905年工程接近尾声时，因借款用尽，又向比公司续借1250万法郎。

在修路资金的问题解决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正式交由比利时银行工厂合股公司接管。筑路工程师来自比、法、意等国，其中法国技师40 人，比国技师30 人，意国技师12 人，中国劳工每区有3000人。[80] 工程分南北两端同时进行，北方工事由比利时人负责，南方工事起点在汉口的刘家庙，由法国人负责，1900年8月，汉口至信阳段竣工，但时值北方义和拳运动兴起，保定车站道木被毁，八国联军为了顺利进入北京，将北端的工事由卢沟桥展筑至北京正阳门，此后，正式更名为京汉铁路。1904年，郑州至信阳段竣工，次年，郑州至詹店竣工，保定以南的路工自1899年开工后，并没有遇到较大的难关，至1905年也已经陆续告竣，黄河铁桥由于工程艰巨，到1905年10月才完工。[81]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6年的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并以此为纪念日。

在修筑京汉铁路时，从哪里渡过黄河天堑、架黄河铁桥是很令工程师们头疼的一个问题，“按常理而言，开封为河南省的首府，是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南四十里可到商业名镇朱仙镇，北距黄河亦不远，选择通尉氏、朱仙镇至开封渡黄河入卫辉市最合适不过的。”这是工程师们最初的设想，但当工程师们经过考察后发现，“在荥泽间，黄河幅度虽达二里之宽，但较其他各地，尚为狭窄，秋季大水之外，颇为平稳，水深不过数尺，附近又有广武山高达三百尺，利用架设铁桥最易。”[82] 再者，考虑到黄河自郑州花园口往下，河道摇摆不定，是实实在在的“地上悬河”，而黄河开封段的水面已经比开封市区高了近10米，如果在开封段修建黄河大桥，必然为以后的洪水断路留下隐患。因此，为了减少施工难度，保证工程质量，工程师们最终选择了从许昌经长葛、新郑到郑州的路线；这一小小的交通偏移，改变了以后的河南交通格局，也改变了郑州城市的命运，为以后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郑州成为河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埋下了伏笔。

2.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铁路通过郑州

陇海铁路的修建以及在郑州与京汉铁路形成平面交叉，最终奠定了郑州铁路枢纽的地位。由于旧中国贫穷落后，且陇海铁路段路况复杂，陇海铁路的修建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

晚清时期，1903年11月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比利时铁路电灯合股公司代表卢法尔在上海签订《1903年中国国家五厘借款》，也称《汴洛铁路借款合同》，借比款2500万法郎（合100万英镑），修筑汴洛铁路，勘测设计、施工和管理权均由此公司操持。该线起自河南开封，沿黄河冲积平原经中牟、郑州西行进入一二级黄土台地，经荥阳、巩县过伊洛河，出黑石关沿伊洛河北岸到终点洛阳（今洛阳东），全长185.4公里。该铁路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开工，1907年3月21日开封到郑州段建成通车，同年3月因施工经费不足，又向比公司续借1600万法郎，12月修至汜水。1908年3月郑洛间隧道打通，6月伊洛河（黑石关）大桥建成，1908年12月汴洛全线184.5公里建成通车，当年客货营业收入银201442.55 元。宣统元年（1909）5月20日夜，伊洛河涨水，黑石关大桥桥梁倾斜，钢梁冲断，该桥总办汇谦与外总工程师锡几宾磋商后，于伊洛河东岸增设临时车站，6月16日起恢复行车，桥断处两岸暂用渡船来摆渡，并进行修复工作，宣统二年（1910）正月汇谦因办事不力被撤职，再限9月竣工，而桥工仍未完，后来采取重建办法，直至1911年新桥方告完成，汴洛线恢复通车。1907年9月10日，清政府批准成立商办河南铁路公司，1908年3月25日在开封正式成立。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股和盐股（对行销豫省长芦盐、鲁盐、淮盐、晋池盐每斤加价制钱4 文为股款）。由于资金不足，同时为杜绝比公司将汴洛铁路向西展筑的企图，以挽权利起见，清廷决定自建洛阳至潼关铁路。1908年6月勘测线路长约237公里，预计需款银1500万元，至1910年春实收股银仅150余万元，此时该公司改为洛潼铁路公司，邮传部限其3年内建成该路。在此情况下，该公司于1910年5月向北京公益银行（以袁世凯为首，豫人投资经营）借银200万两，8月9日从洛阳端向西开工，并在洛阳举行开工典礼。但是直到清朝灭亡后的1912年5月，仅完成洛阳至新安县的一段，长35公里，行驶工程列车；新安县至铁门闸13 公里土方工程，因股款不足停建。[83]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对于晚清留下的未完工的陇海铁路继续建设。1912年9月24日交通、财政两部与比公司签订《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合同》，借款400万英镑，年息5%，折扣8.5%，以40年为期；并规定：中国提前偿还汴洛铁路借款，比公司将《汴洛铁路借款合同》《行车合同》取消。中国准许比公司将汴洛铁路延长而称陇秦豫海铁路（简称陇海铁路），东段由开封至海州（今连云港市），西段由洛阳至兰州，1914年5月开始由开封向东施工和由洛阳向西同步修筑。合同签订后，比公司仅在次年3月发售对此项借款的第一期股票400万英镑，折扣实付340万英镑。随后未再发行，陇海铁路总公司无法提前偿还汴洛铁路借款，因此汴洛行车合同未能取消。1915年4月交通部发行国内短期公债500万元，年利7%，分5年还本付息，以应陇海展筑工程急需。5月开封至徐州276.8公里和9月洛阳至观音堂92.6公里铁路分别建成临时通车；1916年1月正式通车。1916年、1919年又发行国库券3000万法郎以新债还旧债，此后展筑工程又停顿4年之久。陇海线从1905年动工，到1945年12月宝天段铺通，共用了41年时间，才完成了连云港至天水间1385公里的铁路。1946年5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开工修筑天（水）兰（州）段，但直到1949年西安解放时才约完成全部工程的3.6%。[84]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继续修建陇海路，1952年10月1日天水至兰州段354.3公里接轨，陇海线始告全线通车。

3.郑州交通枢纽地位的确立与郑州商业的繁荣

郑州交通枢纽的地位是在郑州车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04年京汉铁路修至郑州时，建立京汉铁路郑州车站，1908年12月汴洛铁路作为京汉铁路的支线通车，在郑州和京汉铁路形成平面交叉，[85] 由此郑州铁路交通枢纽的地位开始形成。以后又随着陇海铁路的逐渐建成通车，郑州成为京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成为沟通祖国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

交通枢纽的地位带来了郑州商业的繁荣。“元至明代，兵乱、天灾不断，郑州的商业始终未得到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一度繁荣兴旺的郑州已经衰落成为一座商业凋敝的小县城，仅在西大街、大什子一带有几家小店铺，20世纪初，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相继建成通车，郑州的商业贸易又趋于繁荣，”[86] 尤其是1922年3月31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签署命令，批准郑州开为商埠后，[87] 郑州商业发展速度加快，“20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商业区基本形成，已拥有各种店铺1000家，其中较为知名的有绸缎布业的‘瑞丰详’‘长发详细’；百货业的‘国货公司’‘庆太昌’‘义聚合’‘四合慎’‘福利详’；鞋帽业的‘象记帽业公司’‘三友鞋店’；钟表眼镜业的‘宝山斋’‘亨达利’；文具图书业的‘商业（龙文）书局’‘义聚魁文具店’；酱菜糕点业的‘玉泰生’‘鸿兴源’‘五美长’‘老宝太’‘有恒’等”[88]。由此足可以看出郑州铁路通车后商业的繁荣。

郑州交通的便利吸引了一些商人在郑投资近代工业，如1919年4月上海留美学生，民族资本家穆藕初在郑州豆腐寨购地，兴建近代纺织企业郑州豫丰纱厂，全厂员工3 870人，为当时郑州从业人员最多的企业，是河南省最大的纱厂[89]等，使郑州的工业有了初步的基础，同时，工商业的兴盛也带来了服务业的发展。

总之，两大干线的交汇使得当时的郑县（1948年之后称郑州市）比豫东的省城开封有了更强的地理优势，具有了更强的商业吸附力。但是在整个民国时期郑州还只限于商业的发展，工业还很薄弱，其实力还远远不如开封。郑州的交通地位的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首都，京汉—粤汉铁路的重要性大大加强，以及工业化的推动下才真正显现出来。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京汉—粤汉（1957年武汉铁路大桥建成后称京广线）铁路线的地位大大加强，郑州市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

其一，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国的首都是南京，津浦铁路线纵贯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90] 因此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津浦铁路线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当时的京汉—粤汉铁路线，由于郑州远离津浦线，郑州的地位还无法取代开封。

其二，新中国以北京为首都，京汉—粤汉铁路作为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其重要意义大大增加，郑州正处于陇海线与京汉—粤汉铁路线的交通枢纽地位，而开封则远离京汉—粤汉铁路，郑州这时的地位已经超过开封。

其三，在当时京汉—粤汉线上已经有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三个省会和一个直辖市，京汉—粤汉铁路线显然已经成为一条政治中心的中轴线，而郑州正好处在这个中轴线其中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位置，自然成为首选的河南省会。

（二）郑州的区位优势

1949年8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以豫北、冀南、鲁西南的部分行政区域设立了平原省。[91] 1952年12月撤销平原省，并依据中央精神将原属河南省的林县等22个县，新乡、安阳两市及焦作矿区划归河南省；原属河北省之清丰、南乐、濮阳、长垣、东明五县为治黄及建设之方便，亦划归河南省。[92] 这样，郑州市处于河南省中部偏北，黄河中下游分界处；西依中岳嵩山，东南部连黄淮平原；地理坐标为：北纬34°16′—34°58′，东经112°42′—114°14′；[93] 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具有极其优越的区位优势。“从郑州到洛阳、新乡、焦作等工业城市和各专区也均极方便，郑州距首都北京较近，朝发夕至，省级机关迁到郑州，就能更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94] 1954年11月1日，时任河南省省委第二副书记的赵文甫在各部委党组、直属党委及郑州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说：“省会为什么要迁郑？一句话，便于领导全省的工作，领导工作方便。郑州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除南阳不临铁路外，其他均在铁路沿线，特别是对工业大城市，尤其是对洛阳的领导，当然对其他城市新乡、平顶山等也都较为方便”，[95] 这明确表达了郑州作为省会城市的区位优势。它的区位优势，确实也为指导全省工作提供了便利。据河南省委组织部退休干部赵如相介绍说：“省会迁郑确实是因为工作需要。开封交通不太便利，每次省里开会，其他地市的同志都要先到郑州，然后再向东到开封，很不方便，而郑州市位于陇海铁路与京汉铁路（即后来的京广线）交汇处，省会迁到郑州，就能避免这个问题。”[96]

郑州市还是当时河南省相对较为发达的城市或矿区中心，这也是其成为省会的一个有利条件。它处于当时的煤炭工业城市焦作、平顶山煤矿矿区、重点建设城市洛阳、工业相对较发达的城市新乡（原平原省省会）以及许昌、开封的中间位置，这对于郑州市发展经济，以及对于河南省形成经济辐射效应极为有利，这也是河南省会由汴迁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郑州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郑州市的经济发展迅速，取代传统经济中心开封成为河南省经济发展的中心。其经济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郑州市地理位置优越，铁路交通便利，且处于中原腹地，能较为便利地提供轻工业原料，因此吸引了沿海地区的一些工厂迁入。从1949年末到翌年夏季，上海的华菲烟厂、新华烟厂、吉士烟厂、中国火柴厂、友谊铸字厂、协升印刷厂和济南的振业印刷厂相继迁郑，迁郑职工共有350人；1949年8月，江苏无锡的新毅纱厂迁郑，随迁职工共275人；1950年春，从上海和江苏南汇迁郑的还有信和、利民二家纱厂，信和纱厂随迁职工205人，利民纱厂于是年2月迁郑，随迁职工54人；1951年徐州的庆祥、新生、鲁新、谦益等纺织厂先后迁到郑州。[97]

我们将通过上海市新华烟厂迁郑来具体说明沿海企业迁郑的情况，“据本市新华烟厂函报拟拆运卷烟机两部、切烟机三部、轧筋机一部、磨刀机一部、加香机一部、烘烟机一部赴郑州设厂生产。”[98] 如表1-2：

这些内迁工厂主要是一些私营、公私合营企业，以轻工制造业为主，虽然它们资金少、规模小，但它们不仅给郑州带来了新的机器设备，而且还为郑州带来了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增强了郑州市发展工业的力量。

其次，郑州市及其周边矿产资源也较丰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国家将建设重点放在了发展工业上，而矿产资源对于发展工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在郑州发现的矿产资源要比开封丰富，这也是郑州能取代开封成为省会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当时统计，仅在各县初步发现的各种矿就有煤、铁、钙、云母、铜、磷、石棉、重晶石、黄铁矿、铅锌矿、萤石、白云石、银、翠、石灰石、石英石、锰、石油、水晶石、油沙、石膏等21 种，其中初步探明储量较大的有煤73.7亿吨，铁矿石2.6亿吨，按品位40%可炼铁9200万吨，每1.2 吨铁炼1 吨钢来估算，可炼钢近8000 万吨；铝6.4亿吨，重晶石75万吨，白云石5 亿吨，石英石3 亿吨。另外，还有漫山遍野的耐火材料、建筑材料和烧制陶瓷器用的干子土、白黏土、黑黏土、白垩土、高岭土、白粉土等，其数量更是无法计算了。[100]如表1-3：

据表1-3统计，当时郑州发展工业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且矿种比较齐全，储量可观；尤其是当时对于发展工业极为重要的煤、铁、铝等资源，郑州地区的储量都很大，并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且与开封相比较，郑州距离河南新兴的平顶山煤矿区和焦作市煤矿区都较近；而同时期开封的矿产资源却比较贫乏，直到2012年才发现开封有较大储量的煤炭资源。[102]

再次，中央及河南省政府加大了对郑州市的建设投资，这是郑州市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因沿海工业内迁加强了郑州的工业实力外，特别是在国家进入计划经济建设和确定郑州为重点建设城市以后，国家在此新建、改建和扩建了不少工厂，郑州的消费性质正被改造着，使它迅速地成为河南的新兴工业城市。[103] 中央及河南地方政府对郑州市的加大建设投资，是郑州市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

1950年郑州火电厂（即南阳寨电厂或363 电厂）开始破土动工，该厂是苏联援助中国156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该厂从选址、勘测到设计均在苏联专家帮助下进行，其设备全部由苏方提供。1953年12月29日，郑州火电厂建成并举行庆祝典礼。[104]

1950年9月，郑州市组建河南省机械厂（后改名为郑州纺织机械厂）。同年在郑州原豫丰纱厂旧址新建郑州棉纺织厂（位于郑州市管城区西南隅，后更名为郑州第二棉纺织厂）。[105]

1953年5月1日动工兴建了郑州第一棉纺织厂，简称郑棉一厂，1955年8月1日投产。该厂系国家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在全国同时兴建的4个现代化中型棉纺织厂之一，设计规模为纱锭5.056 万枚，布机1584台，年产棉纱6942.94吨，棉布366.67万米，基建投资额为3169万元。[106]

1953年12月开始筹建郑州第三棉纺织厂，简称郑棉三厂，1955年8月1日正式投产。该厂位于郑州市建设路北侧，国家共投资5265万元，设计规模为纱锭9.5万枚、线锭3.42万枚、44英寸织布机2436台。[107]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郑州列为棉纺织区。自1952年开始，已有国营郑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棉纺厂投入生产，共有棉纺锭8.15 万枚、棉布织机645台、年生产棉纱1.01 万吨、棉布1924 万米。第五、第六棉纺厂也正在建筑和筹建中，其他如国营油脂化学厂、国营郑州粉厂、国营肉类加工厂等都是新建的现代化的企业。[108]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迅速增强了郑州地方工业的实力，使郑州成为新兴的纺织工业基地。[109] 到1954年10月，郑州市“工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现在已经是一座拥有五十多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成为全省经济的中心，并已成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110]。

由于以上因素，郑州市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工业发展速度非常快，远远超过了开封，我们通过表1-4的数据进行对比：

由表1-4我们可以计算出开封市的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1948年为9116057元，1949年为17607968元，1950年为18039282元，1951年为 25965181 元，1952年为 32990774 元，1953年为 44852435元。而根据郑州市的档案资料看，该市 1948年工业实际总产值为2997000元，1949年为7229000元，1950年为26532000 元，1951年为38533000 元，1952年为60961000 元，1953年为 96009000 元。[112]依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开封市与郑州市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见表1-5：

由表1-5可知，郑州市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开封市，尤其是在1949年和1950年，郑州市的工业生产总值更是成倍地增长，并迅速赶超开封市，这显然是与沿海工业迁郑以及郑州市大量新工厂的兴建分不开的，郑州市从1948年的工业产值2997000 元飞速增加到1953年的96009000元，短短的6年间上翻了32 倍，而开封市1948年的工业产值为9116057 元，到1953年增长到44852435 元，仅上翻了4.9倍。1948年开封市的工业产值是郑州市的3 倍，而到了1953年郑州市的工业产值却是开封市的2.14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开封是河南的省会，也是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郑州当时仅仅是河南省管辖下的一个普通城市。开封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显然与其省会地位不相称；郑州市依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依靠政府的投资和沿海企业的内迁，工业飞速发展，并且在1953年和洛阳一起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而作为河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会开封却没有。

郑州市具有发展经济的相对优势，更适合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工业化建设，而开封市却不具备这些条件。

四 开封发展的瓶颈

相比较于郑州的几大优势而言，开封则具有明显的劣势。

其一，开封的交通条件不如郑州。同时期的开封处于位置相对次要的陇海铁路线上，传统的水运优势也因黄河水患造成的河道淤塞而大大下降。

其二，黄河水患成为开封发展经济的隐患。据统计，在 1194—1949年的750多年间，黄河在开封境内决溢达338次，使开封城15次被洪水围困，数次遭灭顶之灾。[113] 这表明了黄河对开封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开封所处的豫东地区地势低洼，开封一段又是有名的地上悬河，即在位于开封市北10 千米处的黄河段，南北长5 千米，东西宽10千米，面积宽阔，因开封黄河段河床淤沙抬升，高出地面7—8 米，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河。[114] 黄河水患“不仅使开封城市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也使其水陆交通失去优势；加上外港朱仙镇因水患失去繁荣，这就使得开封的工商业发展失去了依托条件。城市破败，居民贫困，造成缺乏经营场所，购买力下降；水陆交通不便，外地商人运货入汴和城内居民贩运外出大为减少，因此，开封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兴衰起伏，总与水患的破坏和水患治理密切相连”。[115]

其三，开封位于豫东的中心位置，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仍是黄泛区的中心。除了因黄河地上悬河而发生决口所造成的灾害外，还有人为的决口灾难，这就是1938年日本侵华造成的“花园口决堤事件”[116]。花园口决堤事件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彻底改道。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就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117]“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来，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九年黄泛，不仅使豫东泛区民众饱尝洪流肆虐的劫难，而且还带来了积水淤沙的巨大祸患，恶化了泛区固有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恶化给豫东泛区的农业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花园口堵口的结束而消失，而是给新中国建立后的豫东地区遗留下了沉重的生态债务，并成为长期难以根治的“痼疾”。[118] 这次人为的灾害对开封城市生态也造成了恶劣影响。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来到当时还是河南省会的开封，“毛主席健步走上20多米高的龙亭，绕亭转了一圈。他听说好天能看到黄河，便手搭凉棚，极目远眺北方，看到的是一条黄龙——黄河大堤。接着，他说：‘来过开封的人都说这里风沙很大，这回我算亲身领教了。远望黄河堤防是光秃秃的，铁塔周围也是光秃秃的，龙亭周围还是光秃秃的，一出北城，沙丘比城墙还高，黄沙要把开封城吞没了。这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你们要在绿化上多动脑子，打一场持久战，每年都栽些树，情况就会一年比一年好些。对于铁塔和龙亭也要很好修缮一下，以改变这种破旧不堪的样子。龙亭很适中，铁塔也在市内，把它们修好，多种些树木花草，再把黄河水引来，将龙亭两旁这两个湖疏通一下，栽些藕，一来可供游人观赏荷花，二来可供应群众一些鲜藕，岂不是两全其美吗？’”[119] 开封周边的生态环境也破坏严重，“豫东有波及20 个县的黄泛区，被淹土地一亿亩”[120]。也正是因为黄河水患的威胁以及黄泛区的影响，开封失去了作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发展的机会。

其四，开封市缺乏发展工业的矿产资源，矿产资源贫乏始终是制约开封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五 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新中国建立后，河南省党政领导很早就有把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市的意图，据1951年时任郑州市副市长的王均智回忆，“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省会迁郑就内定了”，“省里不少工程项目，如省农业机械厂（后改名郑州纺织机械厂）、省人民医院等，在省会1954年未迁前就建在了郑州。”[121] 王均智当时并非河南省委领导核心成员，且又事隔几十年，其回忆未必准确，但这说明河南省委主政领导在郑州解放后很早就有把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的意图。1950年，上海联合工程师事务所哈雄文教授等一行3 人应河南省政府的邀请，来郑州进行实地勘察，历时9个月两易其稿，编制了《郑州市都市计划草案平面图》，并草拟了《郑州市都市计划报告书》。[122] 郑州市《都市计划》已经显示了河南省主政领导准备把省会迁到郑州市的意图，其中行政区的规划规定，“省府区位于金水河北，顺河向东延展，市府区位于市区西部，总面积为3.42平方公里。”在具体规划中也提到：二七交运广场六个拐角之建筑，初步规划如下：解放路，通省府大道的拐角，为工业器材公司。通省府大道，德化街的拐角，为花纱布公司。西关大街；通省府大道的拐角，为合作社。通省府大道，二七路的拐角，为人民银行。[123] 可见，河南省政府在郑州市制定《都市计划报告书》时已经考虑到了省会迁郑，并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规划。

1951年4月，郑州市根据河南省府指示以及本市市政建设需要，在土改中留用了一部分土地。这次留用土地预留了河南省府机关的预备土地，如在规划道路时，“通新省府大道，用地87 亩；金水河北岸大道，东经省府大道，西经郑县县府以南至修配厂连接洛阳大道，需地273亩”[124]。在规划用途时有两次都提到了新省府大道，并预留了土地，为河南省府机关新址的建设做准备。

同时，河南省政府开始了申请郑州市为省会的程序，“1951年我省省级领导机关经请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决定把省会迁至郑州。从那时起，省级领导机关新址即按照郑州市城市规划在郑州市的东北隅开始建设。”[125] 1951年8月河南省在郑州市开始了河南省府机关新址的基本建设工作。[126]

1951年10月6日，郑州市奉河南省政府命令“派副市长史隆甫和建设局技术室主任程壬等赴中南军政委员会请示关于郑州市都市计划之核备、河南省人民政府迁来郑州与郑州市1952年市政工程费概算请列入中南城市建设费项下等三事。他们于10月6日出发，15日返郑。”[127]1951年10月12日下午3时由中南财委会高秘书长召集民政部周济方副部长，财政部管寒涛副部长与隆甫等正式开座谈会对这三事进行讨论，“其中关于河南省府迁郑问题，他们均认为开封无发展前途，迁来郑州确有必要，这是手续问题，只需会后共同签署意见报告中南军政委员会通过后，转请政务院批示，且中南军政委员会开会在即，吴主席[128]来时，可再与邓主席[129]当面会谈，似无问题”。[130]

省会迁郑申请工作因“三反”停了一段，[131] 1952年8月5日河南省委再次向中南军政委员会提出省会迁郑建议：“我省省会原驻开封，鉴于位置偏于全省东部，指导全省工作多方不便；郑州市则为中原交通中枢，为全省经济中心，将来建设发展前途尤大，如省会迁往该市，对全省工作指导及上下联系均甚便利，对该市发展也大有裨益。”[132] 1952年8月21日中南军政委即复函，同意“河南省会由开封迁移郑州市”[133]，1952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复函表示“经核同意”[134]。

从上述河南省申请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出，自新中国建立后，河南省主政领导一直在努力把省会迁到郑州，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河南省会迁移又为何获得中央如此快的批准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1954年10月28日上午，时任河南省副主席的赵文甫在留汴及迁郑单位联席会议中说：“把省领导机关迁到郑州，其意义主要是为了领导方便，因为郑州地处本省交通中心，有京汉、陇海两铁路交叉点，除南阳外，均在铁路线上，这是较开封为好的地方……这是迁郑的唯一目的。”[135] 1954年11月1日下午，赵文甫在各部委、党组、直属党委及郑州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省会迁郑的唯一目的是加强对工农业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的领导，舍无其他……一句话，便于领导全省的工作，领导工作方便。首先，地理适中、交通方便，除南阳不临铁路外，其他均在铁路沿线，特别是对工业大城市，尤其是对洛阳的领导，当然对其他新乡、平顶山等也都较为方便。”[136] 从赵文甫的两次讲话可以看出，省会迁郑主要是为了领导方便，便于加强对工农业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这主要是因为郑州地理位置适中，处于铁路枢纽，交通便利等因素，赵文甫也主要强调了郑州的交通区位优势。

1954年11月1日，发表在《河南日报》上的《省会迁移郑州的重大意义》社论一文指出：“郑州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城市之一，是京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叉点，在全省地位适中，交通方便。省会迁移郑州后，对于密切省领导机关和全省各地的联系，提高省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加强对全省工作的领导，以及对于及时接受中央指示和接受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都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郑州已逐渐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它又直接联系着洛阳、新乡和焦作等地的工业建设。省会迁移郑州后，对于加强全省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领导，对于团结和动员全省人民支援国家的重点建设，更为有利。所以，省会迁移郑州，乃是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重要措施，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保证完成国家‘一四一’项工程在河南省的建设任务的重要措施，是完全符合全省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137] 由这则社论可以看出，郑州能成为新省会是由于：其一，郑州市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处于交通枢纽位置，在全省位置适中，因此对于“密切省领导机关和全省各地的联系，提高省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加强对全省工作的领导，以及对于及时接受中央指示和接受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都是非常有利的。”其二，郑州市是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且已经成为河南省的新兴工业城市，把省会迁到郑州，对省政府领导、协调和支援洛阳、新乡、焦作等地的工业建设极为有利。其三，省会迁移郑州，能更好地保证河南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落实国家在河南的苏联援建项目。

由于郑州的相对优势，社论要求河南省领导机关要利用当前有利条件进一步改善工作作风。首先，深入基层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进行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是中央的要求。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我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以后，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地钻研业务，学习科学，深入下层，了解情况，用具体的切实的领导来代替形式主义的一般化的领导，比以前任何时期更有迫切的意义’。所以，周恩来总理接着指出：‘我们必须反对那些空洞的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文牍，反对那些冗长的不经过准备不做出决定的会议，反对那些只会坐机关开会、签公文而不研究业务、不熟悉情况、不检查工作、不接近群众的工作人员，反对若干国家机关中的那些机构臃肿、办事拖沓、纪律松懈、责任不明的现象，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是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国家机关的要求和人民事业的利益的。’”其次，在当时的河南省领导机关中也确实存在着中央指出的缺点：“周总理所指出的国家机关工作中所存在的缺点，在我们省的某些领导机关中同样是存在着的。这说明我们领导机关工作效率，还远远赶不上国家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再次，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后，由于郑州地理位置适中，交通便利，这也确实为河南省领导机关下基层调研以及向上级汇报工作提供很多便利，从而更好地实现对河南省工业建设、城市建设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领导。因此河南省委要求“目前省领导机关都必须充分利用郑州的有利条件和机关办公集中的条件，深入下层检查工作，深入实际创造经验，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树立科学的工作方法，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树立艰苦奋斗、按计划、按政策办事的作风，从而有效地加强对全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对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领导。”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只有如此，才能做好工作，才能进一步改善省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这是全省人民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也是省会迁移郑州的目的”[138]。由此可见，郑州便利的交通，适中的位置，确实能为河南省政府领导机关下基层调研提供许多方便，使其更好地改变工作作风，进行科学决策，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全省各项事业的领导，更好地指导河南省“一五”计划的进行。

河南省会迁郑，与当时河南的主要领导人的倾向也有关系。当时河南的两位主政领导分别是省委书记张玺、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张玺1912年3月19日生于河北省平山县东田村，1936年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张玺到直鲁豫特委任宣传部长，从此张玺对河南开始有了了解，特别是到1948年6月1日，张玺先后任豫西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兼区政治委员，对河南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49年5月—1952年底张玺又任河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39] 吴芝圃1906年3月16日生于河南省杞县，而且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豫东，1949年5月—1955年2月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40] 从当时河南省两位主政领导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们对河南是相当了解的，对郑州市交通枢纽的地位，以及开封市发展的瓶颈是有着深入认识的。

对郑州市交通区位优势的认识，与张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张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归纳为四点：（一）常年坚持“三三制”。每年约用4 个月到中央和上级开会，4 个月统筹安排全盘工作，4个月深入基层；（二）吃透两头摸经验。对上吃透中央的精神，对下吃透本地区的实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摸到经验，指导工作；（三）走好这步看下步。当关系到全局性的工作进行到后期时，就想到下一步的中心工作，一环扣一环地抓下去；（四）把握中心带全盘。寻找并解决各种事物中的主要矛盾，突出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141]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和全国一样，需要巩固政权，恢复发展经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张玺自然要经常出去调研和到北京、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开会，开封市交通的不便利与郑州市交通的便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自然会影响到张玺的关于河南省的发展思路。

张玺在其1950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河南省的基本情况是，农业占全省总收入的73%，手工业占12%，商业占12%，工业占1%。他认为工业是重点，需要着重发展农机、电力和纺织工业；恢复矿产和榨油业；维持面粉业和卷烟业。[142] 新中国建立后，党的工作重点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河南的工业基础如此落后，这不能不对张玺产生很大的触动，而从河南的主要城市和矿产资源分布情况看，河南要发展经济，需将主要工作重点放在豫西、豫中和豫北。这是因为豫东工业基础薄弱，缺乏资源，又是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的黄泛区，因此从发展工业的角度看，开封自然远远不如郑州市。

虽然河南省主政领导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想确定郑州市为河南省会，并一直为此努力，但直到1952年9月份其动议才获得中央批准。这主要是因为：

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央对于行政区划的大规模调整，必然也涉及省会的调整。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加强中央统一领导，1952年11月14日政务院第一五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143] 这样，大行政区不再是一级政权机关，而只是作为中央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继而政务院又通过了《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决定建立江苏省，撤销苏南、苏北两个行署区；撤销平原省，所辖区域并入山东、河南、河北；撤销察哈尔省，所辖区域并入山西、河北。经过此次调整，中国不再存在省级行署区。[144] 在此背景下，河南省委提出的省会迁郑请求得到批准，显然与当时的“调整省区建制以适应经济建设”的背景是分不开的。1952年11月24日《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府机关结束、移交工作方案》指出：“由于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全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际，而平原省处在四个省的结合部，首先缺乏经济中心的城市，就其经济的联结上说，实有其不可克服的困难，再加河南、山东两省在建设上有与其原属豫北、鲁西结合的必要……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撤销平原省而分别并入山东、河南两省的措施，以集中人力、物力迎接大规模建设高潮到来，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适时的。”[145] 首先，这份文件提到了“河南、山东两省在建设上有与其原属豫北、鲁西结合的必要”，假设没有豫北回归河南，郑州也就没有了其“位置适中”的优越区位优势；且如果郑州成为省会，没有豫北腹地支撑其发展，也不适合。其次，当时的平原省省会为新乡，它与郑州市的距离仅80 公里，在如此近的距离出现两个省会城市，显然也不合适。中央对此应该是有考虑的。郑州市被批准成为河南省会与平原省的撤销显然是河南省委积极争取以及在“恢复大省制，有利于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背景下中央全盘考虑的结果。河南省关于省会迁郑的再次申请是从1952年8月5日开始的，于1952年9月19日即被中央政务院批准，批准时间离中央的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河南省政府的请求，会被中央政府考虑成为这次调整中的一部分，从而比较容易获得批准。

其二，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期，在此基础上，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付诸实施。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国家规定“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以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项目，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46] 由于“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矿产资源和农产品资源极为丰富。国家从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出发，确定河南为‘一五’时期全国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其中，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安排在河南的有10项，即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滚珠轴承厂、矿山机械厂、有色金属加工厂、柴油机厂、郑州热电厂、洛阳热电厂、焦作中马村煤矿、平顶山二号矿井、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国家确定，洛阳、郑州为新建煤矿基地，同时扩建和新建焦作、平顶山、鹤壁、宜洛4个煤矿区，修筑北京至广州、郑州至洛阳铁路复线，继续根治淮河并开始根治黄河。”[147] 从国家确定的河南的建设任务看，工业建设任务主要分布在豫西、豫中和豫北，豫东没有大的建设任务。因此，从中央政府层面考虑，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河南省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对建设城市与建设工程进行领导、协调与支援，能够更好地保证苏联援建项目在河南的落实，河南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五”计划。同时把郑州市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国家的投资倾斜，也解决了郑州市的建设经费问题。

从1950年开始，河南省主政领导一直在为河南省会迁移郑州努力，1950年《郑州市的都市计划》开始了早期规划，由于1951年4月6日和1951年5月24日政务院分别通过和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这给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管理权限，鼓励发展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这对河南省地方政府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河南省政府开始一边向中央申请，一边在郑州市建设新省府工程。从1951年10月12日下午由中南方面与郑州市方面举行的座谈会上，代表们“关于河南省府迁郑问题，均认为开封无发展前途，迁来郑州确有必要，这是手续问题”来看，河南省政府申请省会迁郑，确是因为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开封市发展的瓶颈，在开封发展没前途，而在郑州发展则前景光明。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初建时期，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中南军政委都无力承担河南省会迁郑以及建设新郑州的巨大建设费用，因此中央也没有很快批准。然而，河南省政府于1952年8月5日再次向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政务院申请，9月19日即获得了中央政务院的批准。这期间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央政府在1952年如此快地批准河南省会迁郑，显然是有其考虑的。把郑州市作为河南新省会不仅有利于河南省更好地完成“一五”计划，而且平原省即将撤销，撤销该省，使豫北回归河南，也为郑州市的发展增加了广阔的腹地，郑州作为河南省会显然更合适。

可见，正是河南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考虑的契合，才使河南省会迁郑得以实现。1954年9月23日河南省委在工作指示中明确提到：“为了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便于对全省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提高省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省委确定省级领导机关于十月中旬由开封市迁至郑州市。”[148] 可见河南省委提出这样的请求，也正是出于实现河南工业化、建设河南地方经济的主动性，为全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准备。在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实行工业化、发展经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要占主导地位。在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苏联援建的项目也即将落实的情况下，正如当时《河南日报》社论《省会迁移郑州的重大意义》一文所指出的，“河南同全国一样，在胜利完成各项社会政治改革和经济恢复之后，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也同时进入了计划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河南担负的国家建设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光荣的。在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作为全省领导机关所在地的省会，就需要是一个最便利于省领导机关更有效地领导全省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城市。那么，从当前各方面的条件看，从今后长期建设任务来看，河南省显然以郑州市作为省会最适宜。”[1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乱，百废待兴，在国家的物资基础极为薄弱的现实背景下，这就迫使政府层面在进行建设投资时不得不慎重考虑。在开封和郑州的综合对比中，开封明显处于劣势，省会由开封迁郑州，也就成为河南省委的必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