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蒙古民族素有“马背民族”、“草原雄鹰”的称誉，马和诗歌是蒙古族人的两只翅膀。在远古时期，神奇优美、瑰丽动人的祭词、祝词、赞词、神歌、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等作为蒙古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在民间代代相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的《蒙古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文学巨著，成书于1240年。

13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崛起于中国乃至欧亚的历史舞台，影响了全世界。在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建立统一强大的元朝以后，大批蒙古族人因做官、屯兵或求学而迁居内地，学习汉文汉语，学习汉族的历史和文学。蒙汉文化的交融互动从内容到形式跨越性地推动了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在元、明、清三代，蒙古族作家不仅用母语，也用汉文创作了很多小说、诗歌、散曲、杂剧等等，有作品传世的蒙古族作家数以百计，丰富、推动了中国文学。及至晚清近代，以尹湛纳希、哈斯宝为代表的文学家把蒙古族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推向一个历史的高峰。尹湛纳希用蒙文创作的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红云泪》、《青史演义》和诗歌，以及他翻译的汉族文化典籍，还有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回批》，不仅反映了蒙古族文学思想艺术的品位，也体现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互动与熔铸。

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文学走向新的繁荣，涌现一批蜚声中国文坛的作家作品。例如：纳·赛音朝克图的长篇抒情诗《狂欢之歌》，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阿·敖德斯尔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扎拉嘎胡的长篇小说《红路》，巴·布林贝赫的长诗《生命的礼花》，阿·敖德斯尔的中篇小说《草原之子》，葛尔乐朝克图的中篇小说《路》，朋斯克的中篇小说《金色的兴安岭》，安柯钦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等。还有，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作家萧乾的散文《草原即景》、《万里赶羊》，生活在河南的蒙古族作家李準的短篇小说《夜走骆驼岭》、《车轮的辙印》以及蒙古族诗人牛汉的诗歌。

新时期以来，蒙古族作家队伍得到壮大，老、中、青三代作家，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中，自觉地回归文学，开掘潜质，走向文化，他们用蒙古文和汉文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这期间陆续出版的《纳·赛音朝克图全集》、《敖德斯尔文集》、《布林贝赫文集》、《扎拉嘎胡文集》和《葛尔乐朝克图文集》，玛拉沁夫创作出版的《茫茫的草原》（下部）等，是当代蒙古族文学的经典文本。其他产生较大影响的蒙古族文学作品有玛拉沁夫的中篇小说《爱，在夏日燃烧》，阿云嘎的长篇小说《僧俗人间》，力格登的中篇小说《生活的逻辑》，布和德力格尔的长篇小说《青青的群山》，郭雪波的长篇小说《大漠狼孩》，韩涛高的长篇小说《雾霭漫漫的草原》，布仁特古斯的长篇小说《空旷的杭盖》，白雪林的短篇小说《蓝幽幽的峡谷》，哈斯乌拉的短篇小说《虔诚者的遗嘱》，伊德尔夫的中短篇小说集《谁之过》，孙书林的长篇小说《百世苍凉》，巴根的长篇小说《人蠹》，《满都麦小说选》；查干品诗集《彩石》，阿尔泰的诗集《心灵的报春花》，齐·莫尔根的长诗《蝈蝈声声》，勒·敖斯尔的《诗选》，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寻找鲍尔吉》、《静默草原》等。

中外优秀作家对于文学发展的民族本土轨迹都有清醒的体认。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文学虽然是随历史文学潮流而动，日本文学传统却是潜藏的看不见的河床。”[1]纵观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蒙古族文学艺术的活水从古到今在自身的河床中流淌激荡，从题材、主题、审美心理、抒情方式、风俗画、风景画、哲学宗教理趣到语言，都鲜明地体现着民族特点与民族品格。从马和韵文方面来说，“马背上的蒙古人自古以来对马有特殊的感情，历代蒙古族文学作品中不但描绘了大量的各种类型、体态、毛色的马的形象，而且马的意象发展成为蒙古民歌比兴手法中喻意最丰富、运用最多的兴象，从而使马的意象成为蒙古族文学、蒙古族民歌发展史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又如蒙古族具有古老而广泛的韵文传统，韵文不仅用于抒情，而且用于礼仪、交际、叙事，甚至连历史都用韵文书写，从而使蒙古族素有‘歌海’‘诗乡’之美称。喜爱和长于韵文表情达意，也成为蒙古族文学史的一个明显特征。”[2]

如同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一样，蒙古族神话也是其族群与文学健康的童年，作为民族心理建构的原型，永久隐秘地启示着生命。鄂尔多斯地区古老的阿塔天神祭祀祷告说：“让我们避开妒忌者的恶意”，“让我们避开人世间的奸诈”。对妒忌和奸诈深恶痛绝几乎成了一种“民族性秘密”，体现于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蒙古秘史》里有此类的训谕。开创了蒙古族新文学先河的纳·赛音朝克图在20世纪50年代的诗作中依然强烈地体现着同样的精神特征：“当嫉妒、仇视、欺诈像蛛网般密布的时候，你是一位烈火般燃烧的作家”（《鲁迅》）。扎拉嘎胡的长篇小说《嘎达梅林传奇》，在表现嘎达梅林纯朗、正直、忠义的同时，突出地刻画与鞭挞了反面角色舍旺的叛卖与狡诈。

渗透于蒙古族精神文化的这种价值理念，还淋漓地体现于文学欣赏、文学评论和文学的比较上。晚清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在反复阅读了《红楼梦》之后，为薛宝钗的奸诈忌妒所惊惧。他犀利透辟地评价道，宝钗这个人物“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就没有什么好。……看她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象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诈的人”。[3]他一语中的地指明袭人的阴柔就类似于《水浒传》里的宋江：“这一件明明是‘更要紧的’，却不开口就提，先用前面那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来劝，狡计诡诈到了何等地步？所以我把袭人看作妇人中的宋江。”[4]

别林斯基有句老话：“越是巨大的诗人，就也越是民族的，因为他可以抓住民族精神更多的方面。”[5]这话看上去陈旧，意思还是鲜活的。各个历史时期优秀的蒙古族作家的才情，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展露。例如《嘎达梅林传奇》有强烈的民族审美魅力，除了对嘎达梅林等历史人物的成功刻画与价值评判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官场礼仪、宗教礼仪、民俗风情和自然景观的描写上。作品从僧舍、佛堂、王府、庙宇、宴席、卧室、皮鼓、铙钹、振铃、飞钗到花卉、苦蒿、草木、沙丘、牛欢、马奔、蜂拥、鸟啼，从瑰丽神奇的月夜到血雨腥风的战场，雕琢得细致入微，活脱传神，真实地再现了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风貌。这些都是同人物活动互为依存的。

另外，蒙古族语言“词汇中表达游牧经济文化的词语特别丰富，产生于游牧文化生活土壤的谚语格言非常有特色。所有这些因素使蒙古族表情的文学语言表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特别是受语音、语法制约较大的蒙古族诗歌，在发展中形成以押头韵为主要音韵，以轻重音节为基本节奏的音韵格律”。[6]箴言、训谕、谚语、格言等语言风格的影响，一直传承到当代文学创作中。例如：“往事在呼唤记忆，今天在提醒明天”，“骏马不怕草原宽，亲人不怕路程远”，“绿是大自然的笑脸，黄是大自然的愁容”，“美梦噩梦重复的机会是均等的，需要重复什么，也因人因事而异啊”，“上面的松草死气沉沉，冷笑身旁比他们更寂寞的土地”（长篇小说《驼铃的回音》）。由此可见，民族独创性，民族特色与风格，是蒙古族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身份标志，是蒙古族文学审美品格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