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 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现状

所谓专书词汇研究，广义上可以理解为对某一部书的全部词汇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应当包括在个别词语考释基础上编写的专书词典，在系统观的指导下对专书中全部词汇的静态描写、动态的词聚分析以及历史比较研究，还可以包括基于书中全部词汇的某种词汇现象构成的专题研究。总之，专书研究的性质是全面和系统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词语考释方面，关于近代文献中词语的例释、集释、汇释性文章大量涌现，词语考释在本质上还是语文学而非现代意义上的词汇学范畴，但是这一阶段扎实而必要的工作为后期的辞书词典编撰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来，大量专书词典出版发行，如：《红楼梦词典》（周汝昌，1987）、《金瓶梅辞典》（王利器，1988）、《水浒词典》（胡竹安，1989）、《水浒语词词典》（李法白、刘镜芙，1989）、《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李申，1990）、《金瓶梅词典》（白维国，1991）、《聊斋志异辞典》（朱一玄，1991）、《金瓶梅俚俗难释词训释》（张惠英，1992）、《西游记词典》（曾上炎，1994）、《红楼梦语言词典》（周定一，1995）等。这些辞书可以视为前期关于专书词语考释工作的总结。词汇考释的深入研究为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汉语专书词汇提供了必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随着“词汇系统观”的逐步确立，以及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程湘清等学者的倡导，专书词汇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专著有：《〈朱子语类辑略〉中复音词的构词法》（闵祥顺，1987）、《〈朱子语类〉中成语与结构的关系》（祝敏彻，1990）、《〈天工开物〉词汇研究》（王绍新，1992）、《〈景德传灯录〉的三种复音词研究》（祖生利，1996）、《〈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章一鸣，1997）、《〈红楼梦〉姨类称谓的语义类型研究》（刘丹青，1997）、《〈儿女英雄传〉复音虚词研究》（陈卫兰，1998）、《〈旧唐书〉词汇研究》（张能甫，2002）等。在学界这种研究倾向的影响下，近十年来出现了一些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方面的硕、博士论文，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这一领域，如：《〈酉阳杂俎〉新词新义研究》（郭爽，2002）、《〈酉阳杂俎〉词汇研究》（刘传鸿，2003）、《〈夷坚志〉复音词研究》（武建宇，2004）、《〈老乞大〉四种版本词汇比较研究》（夏凤梅，2005）、《〈东京梦华录〉词汇研究》（郜彦杰，2006）、《〈二程语录〉词汇研究》（张婷，2006）、《〈老学庵笔记〉词汇研究》（吴敏，2006）、《〈祖堂集〉词语研究》（詹绪左，2006）、《〈大金吊伐录〉口语词语考》（阚小红，2006）、《〈醒世姻缘传〉方言词研究》（晁瑞，2006）、《〈全相平话五种〉语词研究》（周文，2007）、《〈朱子语类〉新词新语初探》（赵金丹，2007）、《〈北梦琐言〉双音新词新义研究》（徐曼曼，2007）、《〈唐语林〉复音词研究》（郑丽萍，2007）、《〈型世言〉亲属称谓研究》（张锦文，2007）、《〈容斋随笔〉常用反义词考察》（许明，2007）等。

二 《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现状

作为近代汉语言面貌的代表，元杂剧中保留了大量当时活跃在人们口头上鲜活的词语，《元刊》作为元代杂剧流传至今唯一的刊本，以其独特的语料价值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投身其中。

《元刊》发现和普及的时间比较迟，晚近以来，王国维首次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提及《元刊》一书，郑振铎称《元刊》是晚近戏剧研究历史上“最大的发现”[6]，王国维“发见”之功功不可没。1915年王国维为上海石印本《元刊》所作序录，被认为是介绍该书的首篇文章。王氏在这篇《序录》中首先介绍了该书流传渊源以及剧目面貌，说明元刊杂剧尤其是该书中的孤本对于今人研究的意义。同时“厘定时代，考订撰人”，将书中曲目按照内容的历史时间排列，该书原名《元刻古今杂剧》也经王国维改为《元刊杂剧三十种》，并被学界广泛接受和采用。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王国维在这篇《序录》中的观点也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1）考证孤本数量为17本，根据后来的研究和发现，实际为14本；（2）考订作者不尽全面和详尽；（3）根据原书题“乙编”而揣测此书有甲编，郑振铎（1938年）、郑骞（1950年）先后指出所谓甲编、乙编是黄丕烈对自己藏书的分类，宋版为甲，元版为乙。（4）我们认为根据戏剧内容编排剧目顺序，这并非是一种科学的编次方法，实际意义不大。

王国维的《序录》一文，介绍多于研究，但是引起了学界对《元刊》广泛的研究兴趣，随着该书各种印本的问世，学界对《元刊》的研究也逐日增加，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版本考订。继1915年王国维为上海石印本《元刊》所作序录中的简单追溯，其后文章和论著中关于《元刊》流传渊源多有提及，但往往失之简省。其中1953年，上杂出版社出版的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关于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且前后原委叙述较为清楚，我们今天关于《元刊》的版本研究多从其说。近年来关于《元刊》版本研究的文章有：《戏剧文献整理与词语研究的百年回顾》（徐时仪，2001年）、《二十世纪〈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苗怀明，2004年）、《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邓绍基，2006年）、《〈元刊杂剧三十种〉与李开先旧藏之关系》（甄炜旎，2008年）等。

2.文字校勘。《元刊》在历代流传过程中曾经得到一些收藏者的整理和校勘，自1913年被发现之后，不断有研究者为编选戏曲集或元剧作家专人研究做零星的校订和整理工作。1935年，卢前为上海杂志公司编印《元人杂剧全集》，曾收录11种《元刊》有而他本所无的剧本，并对这11种剧本进行了校订。新中国成立后，隋树森编印《元曲选外编》，将该书所辑的孤本悉数收录，同时订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吴晓铃主编的《关汉卿戏曲集》（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的《关汉卿戏剧集》（1976年）也都对其中关汉卿的剧作部分：《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佳人拜月亭》《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诈妮子调风月》进行了校订。王季思曾对《诈妮子调风月》做过详细整理，著有《〈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另有一些戏曲选集，如邵曾祺《元人杂剧》中选录《元刊》部分剧本的单折，并进行过一些校订。随着条件的成熟，20世纪先后有三位学者对该书做过系统的校勘工作：（1）台湾戏曲史学家郑骞，著作《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1962年由台湾世界书局印行；（2）大陆学者徐沁君，著作《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3）大陆学者宁希元，著作《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1988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位对《元刊》进行校订的台湾著名戏曲史家郑骞，他于1932年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最初由于“初治戏曲小说之学”，受通俗文学的语汇、北曲格律以及元代坊间通俗字体的限制，“数年之间，收获甚少”。搁置若干年后，1941年作者又重新对该书进行逐字逐句的校订，直到1960年才最终完成全书的校订工作，其成果《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于1962年由台湾世界书局印行。其间，历经30年，前后3次整理、校勘，因此该书态度严谨，条例完备。《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共校元刊杂剧30种，每种之后有校勘记一卷，书前附王国维1915年为石印本作《序录》1篇，书末附何煌据李开先藏抄本校《王粲登楼》1卷，书中剧目基本按照王国维在《序录》中考订的次序。作者在自序中总结了全书的校订成果：（1）关于文字正误、补缺、删衍共3500多条，不包括简字改为正体字。（2）关于格律方面的曲牌格律和曲文格律修改140余条。（3）根据他本增补全曲16支。另有附于各剧本后的校勘记一千五百余条。1966年，大陆学者徐沁君点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完稿，1980年以《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在没有看到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和阅读者而言，可以和郑校相互参照阅读，比较研究。该书以《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所收影印本为校本和参校本，进行文字校订，标明楔子、折数、宫调等工作，在每折后写出校记，更正了前人不少错误。王学奇评价徐校本主要成就有三：（1）补足角色，理顺情节，使之符合人物身份。（2）分辨是非，多方取证，令人折服。（3）校注结合，优势互补，发掘深透。与郑校本相比，徐校本校记更为翔实，多有创新之处，但同时也指出徐校本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以今代古，改动了通假字，如将“见”改为“现”、“那”改为“哪”、“耶”改为“爷”、“陪”改为“赔”。这些通假字正是元代语言文字的特点，有些字在当时是习惯通用，有些后起字在元代是没有的，如“赔偿”之“赔”。根据校勘“尊重原刻”的基本思想，这些字是不应当改的。另外，还有漏校、误校和误解等问题。稍后出版的大陆学者宁希元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作者在校语中增加了一些注释字句和疏通文义的话以说明校勘时取舍的理由，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更透彻地了解全剧的内容。吴小如评价此书：“虽不称为‘校注’，而实际却兼有注释之用和疏义之功。……就比一般只罗列各种版本文字异同的校本有了更大的使用价值。”[7]经过三位学者详细地校勘，《元刊》基本上克服了原本刻工粗劣，文字错讹、脱落、增衍，字形简俗，宾白不全，曲文不分等问题带来的阅读障碍，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郑骞在其自序中提出的校订目的——“期能成为一般学者可以阅读之读本”。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发行的徐征等主编的《全元曲》就是参考了郑、徐、宁三家的校本予以校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注释。

3.词语考释与辞书编撰。学界关于元杂剧词语考释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关于元杂剧词语考释的文章和专著可谓多不胜数，内容涉及疑难词语、俗语、方言、市语、外族语等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编纂的辞书也有相当数量，较有代表性的有：《金元戏曲方言考》（徐嘉瑞，1948）、《诗词曲语词汇释》（张相，1953）、《元剧方言俗语例释》（朱居易，1956）、《诗词曲语辞例释》（王锳，1980）、《戏曲词语汇释》（陆澹安，1981）、《元曲释词》（顾学颉、王学奇，1983—1990）、《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方龄贵，1991）、《元语言词典》（刘坚、江蓝生，1998）等。这些辞书的词语考释和例句引用在不同程度上参照了《元刊》，故可视为对《元刊》词语研究的成果之一。另外，前述三位学者（郑、徐、宁）在对《元刊》进行校勘时，虽未进行专门的注释，但其校勘工作是建立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之上的，为说明取舍原因，校语中必然要加进一些注释字义和疏通文字的话，因此这也可视为对《元刊》词语的一种初步考释。除此之外，国外方面有日本学者高桥繁树、井上泰山合著的《〈元刊杂剧三十种〉语释集成》一书。

4.语音和语法方面的研究。21世纪以来，当代学者逐渐认识到元刊杂剧在语料上的价值，并开始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对《元刊》进行积极的挖掘和探索。单篇文章有：《元刊杂剧中的语气词“呵”、“也”》（吴波，2001）、《元刊杂剧“AABB”式词》（张家合，2005）、《元刊杂剧说白语言即是清入作上、次入作去》（黎新第，2007）等。另外研究生学位论文有：《〈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述补结构》（何忠东，2004）、《〈元刊杂剧三十种〉与〈中原音韵〉用韵之比较》（张帅，2005）、《〈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助词研究》（尚虹，2006）、《〈元刊杂剧三十种〉助词研究》（董志光，2006）等。

综上所述，元刊杂剧词汇及其相关研究比较丰富，从考释到整理，到词典编纂，涉及各个方面。但是，一方面，这些研究偏重于单个词语的研究，尤其是对疑难词语和特殊词语的考释，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忽略对词汇系统性的探讨，缺少对词语演变规律的动态考察，表现在通论性的近代汉语研究专著中，词汇研究的篇幅往往不多。另一方面，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关于元杂剧词汇的研究往往以明抄本、明刊本语料为对象，或者与明代杂剧杂糅一处，元杂剧语言面貌不十分清楚。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元杂剧难以通晓和阅读的局面得到了改善，但是仍有部分疑难词语的释义和原文脱衍的地方未有定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元刊杂剧三十种》词汇研究纳入汉语史研究的范畴，将传统的训诂学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横向研究该书所反映出的元代语言面貌，厘清共时平面上词语间的关联，纵向研究词语的更替和演变规律，不但要弄清楚哪些词语是从古代汉语中继承下来的，哪些是当时产生的新词语，还要知道哪些词语又发展下去，考察它们与现代汉语词汇的关系。与此同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比较、考证，为疑难词语的解释和脱衍之处的增补提供一种可信度较高的选择也是本书尝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