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目的

本书属于汉语史的断代、专书兼专类文献词汇研究。

在汉语史的研究中，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研究任何一种语言都要从词汇开始，只有通晓词义才能读懂研究对象，近代汉语又是连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重要环节，因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既是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汉语其他领域研究的前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一则起步较晚，二则又相对落后于同期的语音和语法研究。据《近代汉语研究概要》（蒋绍愚，2005）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近代语音的研究比较全面，从金元时期的《五音集韵》《中古韵会举要》直到清末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中的北京话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中原音韵》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关于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和讨论也比较活跃，不但对语法现象的描写更加细致清晰，对语法现象的解释也更加深入，注重探讨语法演变的动因和机制以及语法与语义等外部要素之间的联系。这一时期对近代词汇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词语考释工作上，研究内容和方法都还比较单一。江蓝生曾说过，“断代研究是整个汉语研究史的基础”[1]。王力也说过，要写好一部汉语史，必须首先做专书的研究，这是基础，然后才可能做断代的研究。[2]因此，我们决定从专书词汇研究入手，以求窥见近代汉语面貌之一斑。

关于汉语史的分期及上下限问题，学术界历来有分歧，经过多年来的分析和探讨，目前已经在三个方面达成共识[3]：一是大家都同意使用“近代汉语”这一统一的术语；二是大家都承认近代汉语是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并列的独立发展阶段；三是南宋、元代、明代、清代前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近代汉语时期。语言是一个延绵不断的发展过程，从中抽取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做封闭的语言研究，是整个语言史研究工作的基础，细致的词汇研究工作更得如此。限于本书的篇幅，我们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近代汉语时期的一个朝代。如前文所述，“近代汉语”虽然作为一个语言历史时期独立出来，但是，对于它的上下限问题仍旧没有统一的界定。关于近代汉语的上限，最早可至公元四五世纪，以汉译佛经、带有一定口语成分的白话文作为近代汉语的滥觞（刘坚，1985），关于近代汉语的下限，最晚可推到清末、五四运动以前（杨耐思，1987、向熹，1993）。袁宾根据语言渐变的特性提出划分汉语史分期的两条原则[4]：（1）确定主干部分原则；（2）前后阶段可部分重叠原则。处于分期两头的语料往往夹杂了较多不易判断的语言现象，主干时期的语料不但丰富，而且典型，而元代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处于近代汉语主干部分的历史时期。如果从本书揭示近代汉语词汇特点的研究目的出发，处于成熟期的元代社会的语言无疑比唐宋或者清代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元代社会多元化的特质，也使其语言价值和地位明显优越于同属近代汉语主干部分的明代。

汉语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这种资料必然是最能够反映那个时代实际语言面貌的典型文献。研究元代的语言，必然要从反映元代语言面貌的白话文献资料入手。除杂剧之外，元代的其他类文献资料还有：散曲、南戏、话本、直讲和直译、公文典章、碑文、会话课本。本书的研究之所以没有选用这些类资料，原因有四：（1）作品创作时间有争议；（2）同类文献流传至今的篇目较少；（3）在“纯汉语”文献中，口语化程度相对弱于杂剧；（4）笔者能力有限，未能搜全有关材料。元杂剧作为元代新兴的一种艺术，包含唱、白、演等内容，主要是在一定的场合下表演给普通观众看，因此剧本中的语言更加贴近当时普通百姓的口头语言，这一点既不同于沦为文人案牍文学的散曲，也不同于官府公文中使用的“汉人口语”。元代杂剧的题材广泛，内容有涉及历史传说、宗教信仰的，也有关涉当时的百姓生活、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的；语言多样，方音土语、江湖行话、隐语俗谚等，无所不包。

元代社会的杂剧创作非常兴盛，根据元锺嗣成《录鬼簿》、元末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明朱权《太和正音谱》等资料，在元代社会160多年的历史中，杂剧作家有200多人，这200多人共创作了600本左右的剧本。但是，保存至今的元杂剧仅存160种左右，且这些元杂剧大部分经过了明代文人或戏剧演员的再加工，只有极少数能够保持元代剧作家创作时的原始面貌。对比元刊本和明刊本，不难发现有些作品的情节内容有异，如郑廷玉《楚昭王疏者下船》、张国宾《薛仁贵衣锦还乡》、范康《陈季卿悟道竹叶舟》等，明刊本中对元刊本宾白、曲文的删改更是处处可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诸多“元杂剧”实际上是“明杂剧”，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明代的而非元代的语言面貌。从文学的角度看，经过明代修改的杂剧或许在情节和内容上更胜一筹，但是，作为断代语言研究的材料，真实反映当时的语言面貌才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做断代语言研究如何选择适当的专书的问题，朱庆之（1992）、蒋绍愚（1994）、汪维辉（2000）、徐时仪（2001）、程湘清（2003）等都提出过具体的标准。总的来说，判断专书是否“适当”，需要具备三个条件：①文本可靠性，即作者时代和作品时代是否在所要研究的历史时期中；②反映口语的程度，程湘清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③专书的篇幅大小，即是否具备相当的语言容量。同时，汪维辉[5]还提出所选文本要能够深刻、全面反映社会。综合以上标准和元代文献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元刊杂剧三十种》（以下简称《元刊》）完全符合作为元代语言词汇研究专书的要求。我们期望通过对本书中词汇的研究，描写元代杂剧词汇的真实面貌，进而揭示近代汉语词汇的特点和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