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评当代文学的声音一直不断。在一些学者眼里，其整体水平并不太高，且毛病不少，先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后有形式主义的毛病，接着又陷入人文精神的危机之中。在新世纪，文学的弊病似乎更多，病症多达十余条。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作品数量、作家人数，还是文学市场的繁荣状况，无疑都空前地扩大了，依靠文学糊口的从业者似乎也并不少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市场的繁荣尽管并不一定与文学是否精品存在必然关系，但是跳出简单的好坏判断怪圈，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之发展，其成就仍然值得学者们正视。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途程中，有意识地将暴力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展开叙述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在1949—1966年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不是没有暴力事件，暴力描写并且不少，但它们多作为故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或者一个小小的环节，并不具备整体性结构意义。且多数情况下，暴力以负面的角色呈现，为塑造正面英雄形象服务。这种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终于被打破，它伴随着先锋文学的兴起破茧而出。暴力叙事最初以余华、莫言、格非、苏童等一批先锋作家之横空出世而引起文坛关注，余华那一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人，少年时代的记忆与他们摆脱伤痕、反思小说创作套路的自觉意识形成天然同盟关系，这种关系后来在王小波的演绎下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在写实主义的探索上，同样涌现出一批优秀暴力叙事作品，它们以关注女性中底层生存和21世纪初的底层叙事为主体，严歌苓、方方、舟卉、须一瓜、陈应松、孙慧芬等都是其中之较为突出者。有别于70年代末期以前小说之暴力事件描写，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明显具有下述几个特征：其一，暴力不是单个事件，而是推动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元素，是解读小说文本之关键要素；其二，暴力不再是用来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而是小说文本有意味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暴力不再负载原有的特定政治意义，不具政治符码功能。

本书选取新时期以来小说之暴力叙事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它建立在丰厚的文学创作基础上，二是暴力叙事是一种有意味的叙事。从控诉“文化大革命”暴力为核心的伤痕小说谈起，从时间上推算，暴力叙事创作时至今日已三十余年，其时间跨度超过了现代文学三十年之阈限；从创作所涉及的深度与广度上看，举凡社会政治、革命历史、经济文化、生活琐细、生命存在等都在暴力叙事审视的视野之内；从创作人员构成看，归来作家、右派作家及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都可在暴力叙事的艺术长廊中窥见他们的身影，汇聚了不同风格、不同年龄段作家的艺术探索。暴力叙事与暴力描写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种艺术创作手法，而后者只是故事建构的一个工具。作为叙事家族之新成员，暴力叙事之暴力的意义在形式的建构中彰显，形式的意味则在暴力之叙述中得以涵蕴形成。无疑，如何解读暴力叙事文本是摆在读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本书力求做到对暴力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首先，力图在外部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内部”的文学语境两个方向上梳理出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发生的主要社会因素、文学体制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其次，在社会历史、人性及美学三个方向上分析“暴力叙事”的基本价值取向。暴力叙事主题与典型暴力叙事模式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主题分析上，它选取了“文化大革命”创伤叙事、女性“杀夫”叙事、匪性叙事、文化叙事及历史叙事五个方面予以展开。在暴力叙事模式之探究上，则梳理出了余华、王小波、莫言等五位作家的五种典型叙事模式。此外，还对各种叙事主题之后的潜隐社会心理、暴力叙事的基本美学风格及其文学史意义作了积极探索。整体而言，即从发生、环境、意指、表现、技巧、心理与意义等多个方面构成对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的多维透视。

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序中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王小波幽默风趣，智慧自谦。这里我想说的是，我并没有普度众生之才华，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低，能够秉持初心，写我所思就心意已足，却是实话。本书的研究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宏深的思想，有的只是对暴力叙事的一己之见，不深邃，却真诚，不糊涂，也不糊弄，是真真正正的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