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小说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走向

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评介美国小说的文字。[15]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国小说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到21世纪1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美国小说研究逐渐从意识形态化走向了去意识形态化和多元化，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 1926—1949年：美国小说研究兴起并走向繁荣

中国的美国小说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兴起并走向繁荣的。1926年，《小说月报》第17卷第12号（1926年12月10日）发表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16]第43章，该章为“美国文学”，其中第二部分介绍了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小说，涉及查尔斯·布洛克顿·布朗、欧文、库柏、霍桑、爱伦·坡和斯托夫人等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小说家及其作品；第三部分介绍了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小说，涉及马克·吐温、威廉·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以及布莱特·哈特、托马斯·贝利·阿尔特里契（Thomas Bailey Aldrich）、弗兰克·史托克顿（Frank Stockton）、乔治·华盛顿·开倍尔（George Washington Cable）、乔尔·查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爱德华·依格斯顿（Edward Eggleston）、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Mary Wilkins Freeman）、萨拉·奥恩·朱厄特、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欧·亨利和伊迪丝·华顿等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小说家及其小说或短篇小说。1927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该书第46章为“新世纪的文学”，其中第三部分介绍了20世纪前20年的美国文学，涉及伦敦、刘易斯、华顿、西奥多·德莱塞、布斯·达金盾（Booth Tarkington）、汉姆林·加兰、舍伍德·安德森、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厄普顿·辛克莱、约瑟夫·赫格西默（Joseph Hergesheimer）、约翰·厄尔斯金（John Erskine）、艾伦·格拉斯哥、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和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等美国小说家及其小说。郑振铎《文学大纲》中的“美国文学”和“新世纪的文学”是中国批评界第一次全面评介美国文学（包括美国小说）的可喜成果，对日后美国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9年，《小说月报》第20卷第8号（1929年8月10日）发表了赵景深的《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是中国批评界发表的第一篇很有分量的美国小说研究论文，比较全面地勾勒了20世纪前20年美国小说的状况。该文将美国小说家分为“罗曼小说家”、“神秘小说家”、“心理小说家”和“社会小说家”，认为前两类是“浪漫的”，后两类是“写实的”[17]，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较著名的12个人”[18]：伦敦、加兰、赫格西默、达金盾、华顿、德莱塞、安德森、辛克莱、刘易斯、阿瑟顿（Gertrude Atherton）、詹姆斯·布拉奇·坎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和维拉·凯瑟；同年，上海ABC丛书社出版了曾虚白的《美国文学ABC》，这是中国第一部美国文学研究专著，包括1章总论和15章作家论，其中7章（第二、三、五、八、十三、十四、十六章）分别评介了欧文、库柏、霍桑、爱伦·坡、马克·吐温、豪威尔斯和詹姆斯等小说家，每位作家的评介涉及“生活”、“性格”、“作品”和“批评”四个方面，以便“读者看了这本册子，引起了研究的兴味”。[19]这就是说，《美国文学ABC》旨在抛砖引玉，将中国读者引向美国文学。

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现更多评介和研究美国小说的文字，也出现了不少译介国外美国小说研究成果的文字。1930年，《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1930年1月10日）、第4号（1930年4月10日）、第5号（1930年5月10日）和第8号（1930年8月10日）分别发表了赵景深介绍美国文学近况、辛克莱小说《山城》、美国文学在俄国和赫格西默小说《宴会的衣服》（Party Dress）的短文章。1931年，《小说月报》第22卷第1号（1931年1月10日）和第2号（1931年2月10日）分别发表了赵景深介绍达金盾小说《欢乐之港》（Mirthful Heaven）和刘易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舆论反应的短文章。1932年，《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发表了挹珊的《战后美国小说概况》，介绍了美国批评家格哈姆·曼笙（Gorham Munson）发表于《读书人》（The Bookman）1931年10月号的论文《战后美国小说》（“Our Post-war Novel”）。文章说，“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小说界，未越出四作家之影响。”[20]这“四作家”就是德莱塞、刘易斯、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文章认为，“此四作家，实当代美国小说界之路标，吾人倘欲明瞭美国今日小说概况，则不能不对此四作家比较之，分析之。”[21]文章将这四作家称作“美国四领袖小说作家”[22]，认为“四人所以能占据领袖地位，产生影响者，并非仅只能力使然。此四人者，每人均为许多群众之行动、感觉、意见之发音机，而此行动、此感觉、此意见又为许多作家野心所集，所欲表达而出之者。易言之，每人均受大数量读书界之欢迎，均有极多模仿者”[23]。文章说，“美国小说家值得注意者，此外约尚有十五人，为数实为可怜；且此众人均无大成就”[24]，这是“美国小说家理想过低使然。”[25]1933年，《文学》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了介绍海明威创作情况的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越瑞的《美利坚文学》，这是中国第一部美国文学史，由“叙论”、“殖民时期的美洲（1607—1765）”、“新国家成立时期（1765—1800）”、“十九世纪的文学”和“二十世纪文学”五部分组成，概括介绍了17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其中涉及布朗、欧文、库柏、霍桑、爱伦·坡、斯托夫人、豪威尔斯、詹姆斯、马克·吐温、哈特、朱厄特、克莱恩、诺里斯、德莱塞、欧·亨利、加兰、贝拉宓、达金盾、华顿、凯瑟、赫格西默、厄尔斯金、刘易斯、安德森、威廉·瓦第（William Wirt）、约翰·P.肯尼迪（John P.Kennedy）、约翰·艾斯顿·库克（John Esten Cooke）、威廉·吉尔摩尔·西姆士（William Gilmore Simms）、罗斯·特里·库克（Rose Terry Cooke）、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艾丽斯·布朗（Alice Brown）、托马斯·纳尔森·佩奇（Thomas Nelson Page）、乔尔·查德勒·哈里斯、乔治·华盛顿·开倍尔、查尔斯·艾格伯特·克勒多（Charles Egbert Craddock，原名Mary N.Murfree）、奥克塔夫·萨尼特（Octave Thanet，原名艾丽斯·法兰琪〈Alice French〉）、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逊（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爱德华·依格斯顿、阿尔比恩·W.屠基（Albion W.Tourgée）、约翰·海（John Hay）、H.H.波倚森（Hjalmar Hjorth Boyesen）、H.屈克（H.Quick）、伊丽莎白·马德克斯·罗伯茨（Elizabeth Madox Roberts）、O.A.罗华格（O.A.Rölvaag）、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艾莉诺·威莉（Elinor Wylie）、露丝·萨柯（Ruth Suckow）和威尔勃·丹尼尔·斯蒂尔（Wilbur Daniel Steele）等许多小说家，其中不少小说家是当代中国批评界很少提及的，因而不为当代中国读者所熟悉；同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杨昌溪的《黑人文学》，该书由“黑人的诗歌”、“黑人的小说”和“黑人的戏剧”三部分组成，“黑人的小说”部分介绍了哈里·斯蒂尔威尔·爱德华兹（Harry Stillwell Edwards）、艾德娜·突平（Edna Timpin）、纳曼·邓肯（Naman Duncan）、L.B.夏芝（L.B.Yeates）、瓦尔特·弗朗西斯·怀特（Walter Francis White）、哥西·福西特（Gossie Fouset）、W.E.B.杜波依斯、奈纳·拉森（Nella Larsen）、路德尔福·非修（Rudelph Fishor）、兰斯顿·休斯和赫勒·马郎（Rene Maren）等美国黑人小说家及其作品，其中除了杜波依斯和休斯，其他几位鲜为当代中国读者所熟悉。1934年，《现代》第5卷第1号发表了赵家璧翻译的弥尔顿·王尔德曼（Milton Waldmand）的《近代美国小说之趋势》，文章分析了20世纪前后美国小说从“英国文学家的一支”向“十足美国的”小说发展的趋势，认为，“本世纪初期以及本世纪以前的美国小说，只是英国文学家的一支，事实上，确是从同一个根源上吸收着滋养材料，而放出同一样花朵来的”，因为20世纪之前美国小说的“背景也许都是美国的，所以对于一个英国人，不免要觉得有些新奇，但是从内容和形式上讲，二者之间简直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异。因为言语方面，纵使有些新奇，也无过于哈代小说里所写的维萨克斯，而内容方面，好像作者的目光，他们的价值观念，以及特殊的英国成见，都是和母国里的小说家，抱着同样态度的”。[26]文章认为，“到这一世纪的开始，才有一种新鲜而确实的特殊性在逐渐的加强而扩大了”，文章将这种“新鲜而确实的特殊性”称为“阿美加主义［美国主义］”。[27]文章认为，20世纪初追求“阿美加主义”的小说家有詹姆斯、豪威尔斯、华顿和德莱塞，他们尽管有各方面的不同，但都在努力回答“怎么样才是一个美国人”的问题。[28]四人的写作背景虽然不同（詹姆斯和华顿主要以欧洲为背景，豪威尔斯和德莱塞主要以美国为背景），但作者认为，“一个小说家要表现的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乎那不被背景影响的心灵”。[29]除了这四位小说家，刘易斯、赫格西默、凯瑟和福克纳也是追求“阿美加主义”的小说家。文章认为，刘易斯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功”和德莱塞之所以“被人所忽略”，是因为前者“打在大众性情的自觉心上。当时大众们正渴望着要从一个著作家的目光里，去认识他们自己，要去学习把他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中的以及别个社会里的相比较。刘易士［刘易斯］以及其他一辈和他们思想相同的人［……］把美国测量了一下之后，发见她的风尚习俗和理想是辜负了天所给她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一说，就说中了这一点”。[30]文章认为，福克纳是“美国近代小说家中最重要的”，因为“福尔克奈［福克纳］所写成的小说，不但是纯粹的艺术作品，并且是十足美国的”。[31]文章认为，“福尔可奈［福克纳］的天才和社会意识，也许不及刘易士［刘易斯］，但是他已经进展到一种将来会在美国产生的小说的纯粹艺术路上去。他的地方主义，要是说是他的短处，不如说是他的长处。”[32]文章认为，“福尔克奈［福克纳］的风格，是受了许多影响而集成的混合物。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是写得做好的一部分。”[33]同年，《现代》第5卷第6号（《现代·现代美国文学专号》）（1934年10月1日）发表了8篇美国小说研究论文，其中1篇总论，概括论述了美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其余7篇分别论述了伦敦、辛克莱、刘易斯、德莱塞、海明威、帕索斯和福克纳等小说家；这个专号还发表了可玉的短文章《第一部美国小说》，介绍了美国的第一部小说《同情之力》。如此大规模地集中评论美国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中国美国文学批评史上尚属首例。1935年，《世界文学》第1卷第4号（1935年4月）发表了允怀的《黑人文学在美国》，介绍了美国早期黑人文学，但以黑人诗歌为主，对黑人小说的介绍较少；《世界文学》第1卷第6号（1935年9月）发表了安德森《关于写实主义》的译文；《时事类编》第3卷第8期发表了高植的《两本认为正相反的美国小说》，[34]介绍了怀尔德的《天堂是我的目的地》和诺曼·阿奇博尔特（Norman Archibald）的《天堂高—地狱深》（Heaven High-Hell Deep）；《时事类编》第3卷第13期发表了高植翻译的哈里·桑顿·穆尔（Harry Thornton Moore）的《今日之美国小说》（“The American Novel of Today”）（载《伦敦水星月刊》〈The London Mercury 〉1935年3月号），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美国小说的几种派别：模仿海明威情调的小说、“普罗小说”、“地方小说”和“城市小说”。文章开头说，“美国文学的混乱是与日俱增的，过去五年政治的及财政的变动更增加了此种混乱。”[35]文章说，“近来许多小说的情调是模仿汉敏威［海明威］，他的影响是超过我们所承认的那样大。”[36]文章认为，“模仿汉敏威［海明威］的人很多。那些模仿他的体裁的人都惨然失败了［……］但许多模仿他的情调而不是他的体裁的人却有相当的成功。”[37]文章然后介绍了“普罗派作家”哈卜尔（Albert Halper）的《制造厂》、开突威尔（Robert Cantwell）的《富庶之地》、达柏格（Edward Dahlberg）的《那些死亡的人》、弗兰克（Waldo Frank）的《马尔坎德的生死》（认为这是“美国近来著作中一册最好的著作”[38]）和怀尔德的《天堂是我的目的地》、“地方派作家”弗克纳［福克纳］的《声与怒》［《喧哗与骚动》］、费锡尔（Vardis Fisher）的《悲剧的生活中》、《情感引成结构》（Passions Spin the Plot）和《我们受陷了》（We Are Betrayed）、李却生（Dorothy Richardson）、罗卜次（Elizabeth Madox Roberts）的《大平原》和《埋藏的财宝》、苏可（Ruth Suckow）的《家人》（The Folks）、约翰生（Josephine Johnson）的《现在是十一月里》、吴尔夫［沃尔夫］的《天使，望家乡》和《时间与河》，斯坦贝克的《天堂的牧场》和《给不知的上帝》、“城市文学作家”派克（Dorothy Parker）、派特生（Isabel Patterson）的《黄金山虚荣》（The Golden Vanity）、柯次（Robert M.Coates）的《昨日的担负》、司来生格尔（Tess Slessinger）的《未占有的》、法锐尔［法莱尔］（James T.Farrell）的“郎利干”系列小说和拍索士［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认为“这是一册最好的美国城市小说”[39]）；《现代文学》第1期发表了斐丹翻译的高垣松雄的《美国小说的一侧面》[40]，评介了以福克纳为中心的美国现代实验派小说，分析了詹姆斯、刘易斯、海明威、弗兰克、帕索斯和福克纳小说中的实验技巧及其影响，重点分析了福克纳的实验技巧及其影响；《协大艺文》第2期发表了点默的《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介绍了马克·吐温的生平，提到了他早期的几部作品。文章说，“马克·吐温是美国的萧伯纳。他的作品里充满着独创的滑稽的笔调，同时还具有最高的艺术的条件，并不只幽默而已。他简直是美国无冕的帝王，在亚美利加［美国］文坛上占有最高的地位，有无数算的爱读者拥戴着。他的作风是奇趣的、豪爽的。同时美国写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在他的讽刺的幽默的文章里透露出他底社会主义和德谟克拉西的意识”[41]。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伦敦的中短篇小说集《野性的呼唤》中译本，书前有两篇介绍性文章[42]，对促进日后伦敦及其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赵家璧出版了《新传统》，这是中国第一部美国小说研究专著，被誉为“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研究美国现代小说的专著”。[43]该书共10章，第1章概括论述了美国小说的发展，其余9章分别评述了9位美国小说家：德莱塞、安德森、凯瑟、格特鲁德·斯泰因、怀尔德、海明威、福克纳、帕索斯和赛珍珠。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东华和于熙俭选译的《美国短篇小说集》（上、下册），收入欧文、马克·吐温、哈特、安布罗斯·毕尔斯、詹姆斯、欧·亨利、德莱塞、凯瑟和刘易斯等小说家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之前冠有译者“导言”，比较详细地评介了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短篇小说的历史发展，是继赵家璧《新传统》之后国内出现的美国小说研究的又一力作。1937年，《世界知识》（1937年第6期）发表了渺加介绍美国现代文学新动向的论文，其中介绍了代表美国小说新动向的两位作家弗兰克和刘易斯。[44]

20世纪40年代，中国评介和研究美国小说的势头有增无减，译介国外美国小说研究成果的文字也很多。1940年，《健康生活》第18卷第6期发表了玉棠的《美国小说家格雷的奋斗经过》[45]，介绍了美国小说家赞恩·格雷（Zane Grey）。1941年，《文学月报》第3卷第1号推出“美国文学专辑”，其中《关于约翰·斯丹贝克》一文介绍了斯坦贝克。1943年，《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2期推出“美国当代小说专号”，收入《美国当代小说专号引言》、《泛论美国小说》和《当代美国问题小说》3篇美国小说研究论文；《时代生活》第1卷第6期发表了龙溪的《几部新翻译的美国小说》，评论了4部美国小说：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和《月落》与奈埃德的《高于一切》。[46]1944年，重庆新生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加尔·凡·多兰（C.Van Doren）《现代美国的小说》中译本，介绍了克莱恩、诺里斯、伦敦、欧·亨利、加兰、德莱塞、达金盾、乔治·艾德（George Ade）、华顿、凯瑟、坎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辛克莱、刘易斯、安德森、林·拉德纳（Ring Lardner）、沃尔夫、福克纳、厄尔斯金·考德威尔、伊丽莎白·马德克斯·罗伯茨（Elizabeth Madox Roberts）、海明威、法莱尔和赛珍珠等22位美国小说家及其小说创作。1946年，《世界知识》（1946年第1期）介绍了辛克莱及其作品，《西风》第67期发表了林疑今翻译的法国纪德（A.Gide）的《幻想的会晤：谈美国小说》[47]，介绍了纪德对海明威、福克纳、帕索斯、斯坦贝克、刘易斯、德莱塞和考德威尔等美国小说家的评论。纪德说，“当代文学最引起我好奇心的，莫过于美国文学——甚至比苏联的新文学，更引起我的好奇心。”[48]1947年，美国新闻处编印的《新闻资料》第149期（1947年5月3日）推出“美国文学专辑”，发表了《现代美国小说及其背景》、《美国文学在苏联》以及《辛克莱略传》、《路易士其人》、《〈战地钟声〉作者海明威》、《斯坦贝克小史》、《黑人小说家拉爱特》与《德莱塞的成就》等“作家评传”文章，同时附有一份“近代美国作家名录，”包括自欧文以来的43位美国作家。《现代美国小说及其背景》分析了现代美国小说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作者大卫·邓普赛（David Dampsey）认为，“二十世纪美国文艺运动一开始就是对于旧趣味的反叛，自亨利·詹姆斯以后，作家们就不再接受他的道路，因为他的作品没有接触到美国人民生活的实际，没有接触到关于农民、店员的中产阶级。”[49]这就是说，写实主义是现代美国小说的突出特征。文章追溯了美国写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19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到1930年、1930年以后，认为：第一个阶段美国文学的写实主义“是记录社会变化的现象、抗议一切的不平”或“嘲笑和分析富有阶级”[50]，前者的主要代表是豪威尔斯、诺里斯、伦敦和辛克莱，他们“影响了1900以后的大部分作家”[51]；第二个阶段的写实主义不是反抗性的，而是“选择了讽刺形式的文字”，反映“对于保守政治和大商业的反感”[52]，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是海明威和刘易斯；第三阶段的写实主义不再是讽刺性的，而是社会分析性的，是“对于社会基本问题的探讨”和“对于经济崩溃的诊断”[53]，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是考德威尔、法莱尔和福克纳（被认为是“现存的美国最伟大的作家”[54]）。同年，《新闻资料》第163期发表了刘夔翻译的牛顿·阿尔文（Newton Arvin）的《泛论近代美国小说家》（该文次年又发表于《时事评论》第1卷第24期第13—14页），文章分析了二战之前克莱恩、诺里斯、伦敦、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帕索斯、法莱尔、考德威尔与斯坦贝克等小说家的“外倾主义”与“文件记录式”自然主义特征，展望了战后新进南方作家福克纳、安·波特、韦尔蒂、麦卡勒斯以及年轻女作家阿里斯·宁（Anais Nin）、艾莉娜·克拉克（Eleanor Clark）、玛格瑞特·扬（Marguerite Young）、简恩·斯坦福特（Jean Stafford）和男作家威廉·马克斯韦尔（William Maxwell）、艾萨克·卢森菲尔德（Issac Rosenfiled）、杜鲁门·卡波特和亨利·米勒向“内倾主义”和“新自然主义”（Neo-Naturalism）（“人情化了的诗化了的自然主义”[55]）发展的趋势。1948年，《新中华》复刊第21期发表了陈东林翻译的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发表在《纽约泰晤士报书评周刊》的《第二次大战的美国小说》，[56]以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为参照，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版的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的主要特点，认为：“到一九二四年事实已经非常明显，美国的新文艺将是反叛的、现实的、自然派的，同时要比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多数小说更注重形式的问题。”[57]文章说，“在一九四八年［……］我们已经有数十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对一切读者，第二次作战的一代至少有一个特色是很明显的：他们敏捷地学会了写作的技巧。平均说起来，他们的作品要比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多数战争小说写得更流畅，更老练。这些新的作品在报道‘战斗中实际发生的事’（借用海明威语）上也较过去的小说为优。”[58]文章认为，“多数第二次大战的作家都采用了海明威的手法［报道‘战斗中实际发生的事’］，结果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尤其是梅勒在《裸体者与死者》中——写出生动而逼真的战争场面。”[59]文章说，“把这些小说作为一群阅读，我发觉它们形成美军的非正式战史。这同时又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比官方的报告更能激动心弦。”[60]文章认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青年作家都有着这种信仰，这有时是接近一种幻想。他们相信实施他们自己的标准之世界，将比他们前辈的世界更愉快，更宽大，而更自然。它将没有军队。并且决不许再重演在西线的战役中青年生命的无谓之牺牲——这就是他们在每部作品中反复说的话。”[61]但是，

第二次大战的作家并没有像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说中那种简单的和平主义的含意。年青的作家们对于和平主义，犹如他们对于一向所接受的其他的主义，不免有些怀疑。他们虽然灰心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战争本身，而是因为我们的胜利不能达到我们的战争目标。他们怨诉军队中缺乏民主，美国占领军行为的不正，以及我们的理想与我们的行为之间明显的对照。[62]

文章认为：“大多数的第二次大战的小说，在动作和对话上是根据海明威的；在结构上是根据杜斯派索斯［多斯帕索斯］，在氛围上是根据菲吉勒特［菲茨杰拉德］，在幽默上是根据史坦培克［斯坦贝克］。同时还有福克纳和华尔夫［沃尔夫］的痕迹，并且在《裸者与死者》中有法莱尔的气息。”[63]文章最后说：“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家们努力创造美国文学的一种新的传统，因为过去的传统已经崩溃或者消灭。在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末期，美国作家——包括新的战争小说作家——努力在发展已经存在的传统。也许它的黄金时代和它的最优秀的作品尚待来临。”[64]同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秦牧的《世界文学欣赏初步》，书中简单介绍了辛克莱和伦敦及其部分作品。[65] 1949年，《方向文辑》第1期发表了江森的《试论当代美国小说》。文章首先引用斯坦贝克《斯坦贝克苏联行》中的话：“在苏联，作家的任务是鼓励、庆贺、解释并用各种方法推进苏维埃制度，而在美国和英国，一位良好的作家是社会的守望犬。他的任务是讽刺社会的病态，攻击社会的不公，指责社会的过错。”[66]文章说，“转近三四十年来，美国文学不仅是两个英语国家的文学中比较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世界文学中，他［它］也是最光彩夺目的一个。美国的戏剧、诗歌和小说，在国外发生的影响也是惊人的。”[67]文章认为：

美国的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在世界文学中放出灿烂的光辉，就是因为他们［它们］能大胆地描绘当代美国的真实生活，去接触社会，体验生活，狂喜地拥抱现实生活，他们看穿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之矛盾与病态，勇敢地揭穿暴露这社会的不合理。因此美国的小说作品中都充满着积极的背叛者。作家们更以年青的富有幻想的眼睛去观察，梦想着一种新的改革。因此他们的写实主义中还有着崭新的内含的浪漫性，这就形成了美国近代小说的基调，而英国的［……］法国的［……］小说不能与美国的小说相并。因此，我们对于美国的近代小说，应该予以研究与提倡。[68]

文章指出：“美国的文学能称为‘美国的’，还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早在十九世纪的末期，美国文学的脚还踏在英国文学的土地。”[69]文章认为：“当代美国小说的主流，就是这种富有批判性的积极性的写实主义。”[70]文章介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富有批判性的美国写实主义小说家，包括克莱恩、诺里斯、伦敦、辛克莱、刘易斯、安德森和德莱塞，认为德莱塞是“美国近代文学的开山鼻祖、写实主义的奠基人”[71]。

整体上看，1926—1949年是中国美国小说研究兴起并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对美国小说的译介较多，深入研究较少；研究的范围较窄，研究的对象较少；研究比较零散，系统性研究较少。这一阶段，中国的美国小说评介与研究虽然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但没有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控制。

二 1950—1978年：中国美国小说研究意识形态化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国的美国小说研究开始受到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影响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不是特别明显，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日益明显。受“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影响，1950—1978年，中国的美国小说研究由先前的繁荣走向了低谷，呈现出与前期完全不同的面貌和特点。首先，美国小说评介与研究活动大幅度减少。其次，美国小说评介与研究选择的对象和题材的范围大幅度缩小，除了描写和反映阶级与种族关系的“进步作家”和“进步小说”，其他美国小说家和小说明显受到冷落。最后，美国小说评介与研究成果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很多评介与研究成果未能公开发行，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传播，从而限制了美国小说研究的发展。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美国小说译介和研究的影响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950—1978年，中国评介或评论美国小说的文字很少。除了1950年6月出版的《美国文学的作家与作品》、1951年10月文化工作社出版的施咸荣翻译的《马戏团到了镇上》（A.马尔兹等著）的“译者序”、1953年出版的《美国短篇小说选》（法斯特著）的译者“代序”、1954年10月泥土社出版的佘上沅翻译的《光明列车》（法斯特等著）的“译者前言”、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吴柱存翻译的《这就是美国》（德莱塞等著）的“原序”、196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蔡葆真编写的《美国文学近况》和1963年创刊、“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中止、“文化大革命”后于1978年恢复建刊的《现代美国文学研究》、1977年10月学生英文杂志社出版的谈德义和李连三主编的《美国短篇小说选注》以及1978年出版的董衡巽等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几乎没有其他评论美国小说或涉及美国小说评论的著作或文章。这些为数不多的著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时期中国美国小说研究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美国小说研究活动很少，为数不多的美国小说评论文字都带有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烙印。1950年6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丁明译辑的《美国文学的作家与作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建设丛书”的第一辑，收入国外批评家（主要是苏联批评家）评价美国作家及作品的10篇文章，其中5篇总论、5篇作家作品论。1951年10月，文化工作社出版了施咸荣翻译的《马戏团到了镇上》（A.马尔兹等著），收入马尔兹、休斯、鲍洛逊和奥福尔德等小说家的5篇短篇小说，“译者序”简单介绍了所选译作家及作品。1953年，北京文艺翻译出版社出版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英文组辑译的《美国短篇小说选》（法斯特等著），收入法斯特、克莱恩、陶德、奥福尔德、庞诺斯基和马尔兹6位小说家的6篇短篇小说。译者“代序”说，这部短篇小说集收入的6篇短篇小说，是“为了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而翻译的。”[72]译者“代序”还说，“这六篇短篇小说的作者，除克莱恩外，都是当代的美国进步作家。”[73]1954年10月，泥土社出版了佘上沅翻译的《光明列车》（法斯特等著），收入菲力勃·邦诺斯基、璐丝·斯泰因堡、马丁·阿勃楚格、阿尔伯特·马尔兹、爱琳·颇兰、玛格丽特·莱因纳和华伦·密勒等小说家的17篇短篇小说，“译者前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介绍了这些作家和作品。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柱存翻译的《这就是美国》（德莱塞等著），收入18篇现代美国短篇小说，“原序”介绍了所选作品及其作者。无论是评论对象的选择还是评论角度的采用，50年代的这些评论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为中国新文艺服务”的文艺和政治方向。

20世纪60年代，中国评论美国小说的文字更少。196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蔡葆真编写的《美国文学近况》从“从几种流派和倾向看美国的文学危机”、“一些作家的情况”和“十年来出现的一些重要小说”三个方面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学的状况，虽然主要目的是介绍“最近十年来美国资产阶级文学概况”、“各主要反动作家、资产阶级作家和进步作家的创作活动”和“进步小说内容”[74]，却是一部较为全面介绍美国文学状况的学术著作。1964—1966年，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室创办的《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发表了一些美国主要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文章。除了这些研究成果，60年代没有出现其他评论美国小说的文字。跟50年代的情况相似，60年代的这些研究都没有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国评论美国小说的文字也不多。1977年10月，学生英文杂志社出版了谈德义与李连三主编的《美国短篇小说选注》，收入伯纳德·马拉默德的3篇短篇小说，书前有马拉默德英文简介。1978年12月，《现代美国文学研究》第2期发表了6篇论述诺曼·梅勒和马拉默德小说的文章；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衡巽等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第一部美国文学史，也是第一部系统评介美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学术著作。跟60年代相比，70年代末期出现的这些评论似乎少了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政治意识的影响。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1950—1978年，国内部分期刊也发表了一些美国小说研究或涉及美国小说研究的文章，涉及威廉·莱德勒（William Lederer）及其《不体面的美国人》、阿尔瓦·贝西（Alvah Bessie）及其《非美分子》、海明威及其《老人与海》、杜波依斯及其《在争取和平的战斗中》、霍华德·法斯特及其《奴隶起义》、沙斯柏莱（Harrison S.Salisbury）及其《没有着落的一代》、斯托夫人及其《汤姆叔叔的小屋》、马克·吐温及其《竞选州长》和短篇小说、赛珍珠与美国文化、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法斯特与好莱坞、德莱塞的创作、勃兰克的《美国文学书目》以及垮掉的一代、美国作家笔下的美国、刘易斯的逝世、美国黑人文学与黑人低劣论、美国黑人文学的战斗性、二十世纪美国小说中的哲学、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等话题，再次彰显了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中国美国小说研究的意识形态特征。

三 1979—1999年：中国美国小说研究去意识形态化

从1979年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美国小说研究逐步摆脱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迅速从前一时期的“低谷”中走出来，重新走向了繁荣。1979年8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山东烟台召开，确定《美国文学丛刊》（American Literature Quarterly）为学会会刊。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外国国别文学研究学术机构，它的成立及首届年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从此迈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美国小说研究从此呈现一个新的面貌。1979—1983年，山东大学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的《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发表了数十篇美国小说研究论文，涉及索尔·贝娄、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欧文·肖、约翰·契弗、约瑟夫·海勒和海明威等小说家。1985年，《美国文学丛刊》和《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合并为《美国文学》，出版5年，发表了不少美国小说研究论文。除此，1979—1999年，中国出版美国小说研究及相关研究学术著作110余部，发表了大量的美国小说研究论文。

1979年4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辛格和麦卡勒斯合编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中译本收入艾·巴·辛格、阿尔伯特·马尔兹、尤多拉·韦尔蒂、契弗、马拉默德、贝娄、罗斯、阿瑟·米勒、约翰·奥列弗·基伦斯、卡森·麦卡勒斯、库尔特·冯尼格特、梅勒、詹姆斯·阿瑟·鲍德温、卡波特、弗兰纳里·奥康纳、唐纳德·巴塞尔姆、厄普代克、威廉·梅尔文·凯利和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位美国作家的19篇中短篇小说，书前有编者“序”，每篇译文前有译家对所译作者和作品的介绍。同年，国内部分期刊也发表了一些美国小说研究论文，主要涉及：“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和“迷惘的一代”、海明威作品的艺术特点、海明威及其《老人与海》、亚历克斯·哈利及其《根》、辛格及其短篇小说《重逢》、辛格的文学观、赫尔曼·沃克及其《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马拉默德及其《店员》、玛格丽特·米切尔及其《飘》，厄普代克及其《兔子，跑吧》、马克·吐温及其《竞选州长》、《王子与贫儿》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美国的“实事小说”、美国现代科幻小说、美国犹太文学、存在主义与美国当代小说以及贝娄、伦敦和理查德·耶茨等小说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批美国小说家及小说进入中国批评界。1980—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提要》（四册）收入73篇评介美国小说的短文章，涉及49位19—20世纪的美国小说家，包括欧文、霍桑、梅尔维尔、理查德·希尔德里斯（Richard Hildreth）、斯托夫人、马克·吐温、詹姆斯、贝拉宓、德莱塞、伦敦、欧·亨利、辛克莱、加兰、刘易斯、安德森、斯坦贝克、华顿、海明威、沃尔夫、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波特、马尔兹、艾伦·格拉斯哥、路易斯·梅·奥尔科特、考德威尔、基伦斯、肯·凯西、罗伯特·潘·沃伦、辛格、贝娄、马拉默德、迈克尔·戈尔德、拉尔夫·埃里森、鲍德温、理查德·赖特、海勒、梅勒、J.D.塞林格、威廉·斯泰伦、厄普代克、菲利普·波诺斯基、冯尼格特、欧茨、卡波特、詹姆斯·琼斯、杰克·克鲁亚克、赫尔曼·沃克和罗伯特·那珊。同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王佐良编选的《美国短篇小说选》，收入欧文、霍桑、爱伦·坡、梅尔维尔、哈特、马克·吐温、毕尔斯、詹姆斯、欧·亨利、伦敦、德莱塞、凯瑟、安德森、林·拉德纳、波特、海明威、马尔兹、赖特、詹姆斯·瑟伯、韦尔蒂、福克纳、沃伦、马拉默德、塞林格、兰斯顿·休斯、鲍德温、契弗、厄普代克、辛格、欧茨和雷·布雷德伯里31位美国著名小说家的31篇短篇小说，每篇前都有译者读后感，介绍了所译作者及作品，书前“编者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短篇小说的情况。该书旨在“加深读者对美国现实的了解”；因此，“所选篇目古今都有，然而以今为主，各种主要流派都略具一格，而每篇本身则或内容有较大意义，或是艺术上有特点，若干篇则是两者并具”。[75]

20世纪80年代，中国批评界对美国白人小说的关注颇多，很多美国白人小说家受到中国批评界关注，如早期浪漫主义小说家库柏、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斯托夫人和希尔德里斯，现实主义小说家马克·吐温、詹姆斯、肖邦和哈特，自然主义小说家欧·亨利、德莱塞、伦敦和克莱恩，现代小说家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米切尔、斯坦贝克、凯瑟、安德森、帕索斯、麦卡勒斯、赛珍珠、刘易斯、马尔兹、威廉·萨洛扬、沃尔夫、波特、华顿和韦尔蒂，当代小说家契弗、欧茨、冯尼格特、厄普代克、海勒、塞林格、多克托罗、纳博科夫、梅勒、欧文·斯通、彼得·泰勒、卡波特、肯·凯西、劳里·麦克贝恩、欧文·华莱士、欧文·肖、威廉·肯尼迪、西尔维亚·普拉斯、雪莉·杰克逊、詹姆斯·米切纳、詹姆斯·瑟伯、阿瑟·黑利、安妮·泰勒、保罗·琼斯、菲利普·迪克、弗雷德里克·福斯特、凯·博伊尔、拉里·海涅曼、莱特·摩里斯、马克·温加纳、西德尼·谢尔顿、约翰·霍克斯和朱迪斯·格斯特等。在关注美国白人小说的同时，中国批评界也开始关注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但总体上看，中国批评界对美国黑人小说和犹太小说关注多于对其他少数族裔小说的关注。这一时期，受到中国批评界关注的黑人小说家主要有埃里森、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赖特、佐拉·尼尔·赫斯顿和安·佩特里，犹太小说家主要有马拉默德、贝娄、辛格、罗斯、辛茜娅·欧芝克、法斯特和赫尔曼·沃克。其他少数族裔小说家方面，除了华裔美国小说家汤亭亭、赵浩生、於梨华、聂华苓、蒋希曾和黎锦杨等，很少有非裔、犹太裔和华裔之外的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受到中国批评界特别关注。

20世纪90年代，中国批评界对美国白人小说的关注进一步增多，对美国少数族裔小说的关注也明显增多。这一时期，受到中国批评界关注的美国白人小说家主要有：早期小说家布朗和希尔德里斯，浪漫主义小说家欧文、库柏、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和斯托夫人，现实主义小说家马克·吐温、肖邦、詹姆斯、朱厄特、吉尔曼、毕尔斯和范妮·弗恩，自然主义小说家欧·亨利、德莱塞、伦敦、克莱恩、诺里斯和欧文·威斯特，现代小说家海明威、赛珍珠、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斯坦贝克、凯瑟、华顿、米切尔、波特、韦尔蒂、安德森、奥康纳、麦卡勒斯、帕索斯、刘易斯、沃尔夫、马尔兹和斯泰因，当代小说家海勒、塞林格、厄普代克、欧茨、梅勒、德里罗、纳博科夫、品钦、斯泰伦、普拉斯、巴斯、冯尼格特、契弗、卡佛、卡波特、克鲁亚克、库弗、巴塞尔姆、霍克斯、谢尔顿、安·贝蒂、肯·凯西、亨利·米勒、斯蒂芬·金、雪莉·杰克逊、安妮·泰勒、罗宾·科克、玛丽·戈登、理查德·斯洛特金、P.T.多伊特曼、埃伦娜·卡斯特多、布伦达·韦伯斯特、丹尼尔·斯蒂文、蒂姆·奥布赖恩、芭芭拉·金索沃、保罗·泰鲁、华莱士·斯泰格勒、简·斯迈利、罗伯特·斯通、迈克尔·克莱顿、保尔·塞罗克斯、斯蒂芬·威廉·弗雷、尤金·卢瑟·戈尔·维多尔（Eugene Luther Gore Vidal）、沃克·珀西、约翰·凯西、小弗兰克·麦考特、艾莉森·卢里、R.A.拉佛迪、约翰·格里森姆、彼得·泰勒、艾丽丝·亚当斯、安妮·普鲁、彼得·哈米尔、布莱恩·弗里曼、科马克·麦卡锡、威廉·肯尼迪、肯尼斯·罗伯茨、阿兰·莱特曼、理查德·福特、玛丽·麦卡锡、玛西亚·缪勒、约翰·C.麦克斯韦尔、欧文·华莱士、欧文·斯通、乔治·丹尼生、约翰·艾汶（John Irving）、约翰·布鲁纳、约翰·赫赛、詹姆斯·米切纳和詹姆斯·索尔特。这一时期，不少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也进入中国批评界，如黑人小说家沃克、埃里森、赖特、莫里森、格洛丽亚·奈勒、休斯、赫斯顿、盖尔·琼斯、玛亚·安吉罗和波莱·马歇尔、犹太小说家贝娄、罗斯、马拉默德、辛格、欧芝克、法斯特、赫尔曼·沃克以及早期小说家亨利·罗斯、华裔小说家谭恩美、於梨华、汤亭亭、伍慧明、萧逸、赵健秀、雷庭招、任碧莲、聂华苓和严歌苓。除了这三个族裔小说家群，中国批评界也开始关注美国印第安小说家，但关注的程度还不是很高。

整体上看，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美国小说研究开始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控制，逐步从政治功利性走向了文学审美性，去意识形态化倾向明显。1979—1999年，中国美国小说研究范围较广，对象较多，但关注点主要是美国白人小说以及黑人小说、犹太小说和华裔小说，对其他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关注较少。这一时期，既有概括性研究，也有具体作家作品分析研究，还有少量美国小说研究之研究。

四 2000—2015年：中国美国小说研究多元化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美国小说研究更加繁荣发展，进入中国批评界的美国小说家和小说更多，研究受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更小，从“政治功利性”角度选择美国小说进行评介和研究的做法几乎消失，研究更重视小说家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而非政治功能，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2000—2015年，中国出版美国小说研究及相关研究学术著作380余部，发表美国小说研究论文不计其数。

21世纪，进入中国批评界的美国白人小说家很多，不仅有美国文学史上已经定论的经典小说家，而且有步入文坛不久但却享有名气的新秀作家。2000—2015年，进入中国批评界的美国白人小说家主要有：早期小说家布朗、汉纳·韦伯斯特·福斯特（Hannah Webster Foster）和凯瑟琳·玛利亚·赛奇威克（Katherine Maria Sedgewick），浪漫主义小说家欧文、库柏、爱伦·坡、梅尔维尔、霍桑和斯托夫人，现实主义小说家詹姆斯、肖邦、马克·吐温、朱厄特、豪威尔斯、夏洛蒂·帕金斯·吉尔曼、小贺拉提欧·艾尔格（Horatio Alger，Jr.）、露易莎·梅·奥尔科特、玛丽·威尔金斯·弗里曼、毕尔斯、哈特和科克兰德（Joseph Kirkland），自然主义小说家德莱塞、克莱恩、伦敦、欧·亨利、诺里斯、辛克莱、威斯特（Owen Wister）、加兰、斯多克顿（Frank R.Stockton）和苏珊·库柏，现代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奥康纳、安德森、凯瑟、斯坦贝克、华顿、波特、米切尔、麦卡勒斯、韦尔蒂、斯泰因、帕索斯、沃伦、贝拉密、怀尔德、詹姆斯·琼斯、法莱尔、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理查德·康乃尔、赛珍珠、刘易斯、沃尔夫、哈珀·李、托马斯·狄克逊、理查德·耶茨、纳撒尼尔·韦斯特、安迪·亚当斯、埃伦·格拉斯哥、苔丝·斯拉辛格和林·拉德纳，当代小说家巴塞尔姆、塞林格、海勒、冯尼格特、梅勒、纳博科夫、巴斯、多克托罗、厄普代克、桑塔格、欧茨、克鲁亚克、德里罗、品钦、普拉斯、契弗、卡佛、库弗、卡波特、斯泰伦、霍克斯、赫赛、谢尔顿、雪莉·杰克逊、查尔斯·弗雷泽、斯蒂芬·金、亨利·米勒、琼·迪迪恩、安·贝蒂、丹·布朗、肯·凯西、迈克尔·坎宁宁、威廉·加迪斯、保罗·奥斯特、威廉·巴勒斯、欧文·肖、简·斯迈利、科马克·麦卡锡、拉里·麦克莫瑞、威廉·肯尼迪、威廉·马奇、杰拉尔丁·布鲁克斯、尼尔·盖曼、艾瑞卡·琼、阿瑟·A.伯格、埃洛拉·达农、巴瑞·汉纳赫、艾什顿·史密斯、安娜·奎德伦、安妮·普鲁、奥尔特·凡·蒂尔伯格·克拉克、芭芭拉·金索沃、保罗·哈丁、保罗·金代尔、彼得·泰勒、丹·西蒙斯、蒂茜·玛丁荪、杜安·弗兰克里特、多萝塞·坎菲尔德·费希尔、费雷思（Leslie Feinberg）、劳伦·威斯伯格、卡罗尔·希金斯·克拉克、里克·穆迪、罗伯特·詹姆斯·沃勒、莉莉·塔克、马克思·舒尔曼、玛丽·莫里斯、迈克尔·赫尔、尼娜·斯凯勒、乔安娜·拉斯、乔纳森·弗兰岑、乔纳森·莱瑟姆（Jonathan Lethem）、乔瑟琳·杰克逊、琼·C.乔治、斯宾塞·约翰逊、苏·蒙克·基德、汤姆·罗宾斯、辛西亚·沃尔特、约翰·加德纳、约翰·克劳利、约翰·托兰、詹姆斯·帕特森、詹姆斯·道森、朱娜·巴内斯、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R.L.史坦恩、安妮·赖斯（原名霍华德·爱伦·奥布里安）、安妮·泰勒、保罗·鲍尔斯、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厄秀拉·勒·魁恩（Ursula Le Guin）、菲力普·卡普托、菲利普·K.迪克、弗诺·文奇、盖瑞·伯森、戈尔·维多尔、哈罗德·罗宾斯、华莱士·斯特格纳、卡罗琳·米伯、凯茜·埃克、坎迪斯·布什奈尔、拉瑞·尼文、劳瑞·安德森、雷蒙德·钱德勒、理查德·鲍威尔斯、理查德·拉索、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罗伯特·斯通、玛丽琳·鲁滨逊、纳坦·恩格兰德、内尔森·德米勒、斯科特·奥台尔、苏西·辛顿（S.E.Hinton）、汤姆·沃尔夫、梯姆·奥布莱恩、托尼·厄雷、威廉·吉布森、威廉·沃尔曼（William Wolman）、约翰·格里森姆、约翰·欧文、詹姆斯·瑟伯、朱迪·布鲁姆、阿瑟·黑利、艾弗里·科尔曼、艾拉·莱文、艾丽斯·西伯德、艾米·沃尔德曼、艾萨克·阿西莫夫、安·兰德、安·帕契特、安东尼·伯吉斯、安东尼·道尔、奥森·斯科特·卡德、保罗·巴西加卢皮、保罗·索鲁（Paul Theroux）、博比·安·梅森、查克·帕拉纽克、达拉·豪恩、丹尼斯·约翰逊、道格拉斯·库普兰德、蒂姆·温顿、弗兰特·麦考特、弗雷德里克·波尔、西里尔·科恩布鲁斯、乔纳森·萨佛兰·福尔、格洛丽亚·惠兰、贾德·鲁本菲尔德、金·爱德华兹、凯瑟琳·厄尔斯金、凯瑟琳·斯多克特、凯文·布洛克梅尔、科伦·麦凯恩、克莱尔·梅苏德、兰顿·斯沃斯奥特、劳拉·英格斯·怀德、雷切尔·卡森、理查德·马特森、琳内·沙伦·施瓦茨、路易斯·萨奇尔、罗伯特·海因莱因、罗伯特·科米尔、罗素·班克斯、洛丽·摩尔、玛·金·罗琳斯、玛丽·盖维尔、玛丽·麦卡锡、莫莉·贾尔斯、妮可·克劳斯、尼尔·斯蒂芬森、尼古拉斯·斯帕克斯、诺纳德·苏可尼克、帕特丽夏·康薇尔、乔纳森·罗森、乔治·马丁、瑞克·巴斯、萨拉·帕坎南、斯蒂芬妮·梅尔、苏珊·柯林斯、塔马·亚诺维茨、唐娜·塔特、托毕斯·武尔弗、托马斯·伯杰、托马斯·哈里斯、威廉·加斯、维罗尼卡·罗斯、温德尔·贝里、温斯顿·格卢姆、沃克·珀西、肖恩·威斯图、伊维·莫里斯、约翰·哈特、约书亚·弗里斯、赞恩·格雷、詹姆斯·帕特里克·唐利维、詹妮弗·伊根和朱迪·皮考特等。

21世纪，中国批评界对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及作品的关注范围大幅度扩大，不仅更多的黑人小说家、犹太小说家和华裔小说家进入中国批评界，而且不少印第安小说家和其他少数族裔小说家也纷纷进入中国批评界。2000—2015年，进入中国批评界的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主要有：黑人小说家莫里森、沃克、埃里森、休斯、赖特、鲍德温、赫斯顿、杜波依斯、安吉罗、马歇尔、基伦斯、奈勒、伊什梅尔·里德、米尔德丽德·狄罗斯·泰勒、汉纳·克拉夫茨、查尔斯·切斯纳特、托尼·凯德·巴巴拉、亚历克斯·哈利、爱德华·P.琼斯、罗恩·米尔纳、卡罗利维亚·赫伦、欧内斯特·盖恩斯、盖尔·琼斯、格温德林·布鲁克斯、劳埃·布朗、帕西瓦尔·埃弗雷特、奥克塔维娅·埃斯特尔·巴特勒、芭芭拉·尼利、查尔斯·约翰逊、戴维·布拉德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哈里特·雅各布斯、杰斯明·沃德、拉丽塔·塔德米、内拉·拉森、所罗门·诺瑟普、塔亚丽·琼斯、特瑞·麦克米兰、威廉·韦尔斯·布朗、威廉·加德纳·史密斯、维拉德·萨伏伊、萨菲尔（Sapphire，原名Ramona Lofton）、沃尔特·莫斯利、爱丽丝·奇尔德里斯、宝琳·伊丽莎白·霍普金斯、约翰·埃德加·怀德曼（John Edgar Wideman）、詹姆斯·温尔顿·约翰逊和牙买加·金凯德（加勒比海裔黑人女作家），犹太小说家贝娄、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辛格、欧芝克、戈尔德、赫尔曼·沃克、蒂莉·奥尔森、格蕾斯·佩蕾、哈依穆·波特克、亨利·罗斯、阿特·斯皮格曼、乔纳森·萨福兰·福厄、亚伯拉罕·卡恩和安斯阿·伊捷斯卡（Anzia Yezierska），华裔小说家於梨华、严歌苓、谭恩美、哈金、汤亭亭、任碧莲、黄玉雪、伍慧明、赵健秀、劳伦斯·于、包柏漪、徐忠雄、李健孙、雷庭招、查建英、黎锦扬、裔锦声、雷祖威、张岚、白先勇、陈若曦、裘小龙、何舜廉、蒋希曾、陈耀光、李翊云、施雨、聂华苓、林语堂、水仙花、林德露、崔洁芬、江岚、邝丽莎、梁志英、吕红、王屏和杰米·福特，印第安小说家司各特·莫马迪、詹姆斯·韦尔奇、路易斯·厄德里奇、莱丝莉·马蒙·西尔科、杰拉尔德·维兹诺、戴安娜·葛兰西、灵达·霍根、路易斯·欧文斯、苏珊·鲍威尔、托马斯·金、谢尔曼·阿莱克西、约翰·约瑟夫·马修斯以及早期印第安裔小说家西蒙·波卡贡和达西·麦克尼克尔，墨西哥裔小说家桑德拉·希斯内罗斯、鲁道福·安纳亚、亚历桑德罗·莫拉莱斯、海伦娜·玛丽亚·维瑞蒙迪斯和格洛丽亚·安扎杜尔，日裔小说家弥尔顿·村山、朱丽·大塚、约翰·冈田、内田淑子和山下凯伦，印度裔小说家巴拉蒂·穆克吉、裘帕·拉希莉、基兰·德赛和安妮·施瑞安（Anne Cherian），韩裔小说家李昌瑞、诺拉·凯勒、佩蒂·金和金兰英，越南裔小说家曹兰和黎氏艳岁，菲律宾裔小说家卡洛斯·布洛桑，海地裔女小说家艾薇菊·丹提卡，伊朗裔小说家吉娜·B.那海，巴基斯坦裔小说家莫欣·哈米德和H.M.纳克维，希腊裔小说家杰弗里·尤金尼德斯，阿富汗裔小说家卡勒德·胡赛尼，古巴裔小说家克里斯蒂·加西亚，多米尼加裔小说家朱诺特·迪亚兹（Junot Diaz）与朱莉娅·阿尔瓦雷斯和意大利裔小说家马里奥·普佐等。

总体上讲，21世纪，进入中国批评界的美国白人小说家和少数族裔小说家都很多，中国的美国小说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采用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既有总论性研究，又有具体作家作品分析研究，还有总结、梳理和反思过去研究成果的综述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