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西汉至赵宋，凡文武大臣，简镇中边，职将帅，或暂领虎符，得专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补所不及，毋论已仕与不仕。”[8]怀抱着汉唐的理想，大批文人奔赴幕府。游幕的经济动机远大于政治动机。对于步履匆匆，奔走在衙门中的幕僚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他们正服务的幕主的身份和地位，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步入仕途，或正在努力向官场奔走。或者这些幕僚曾经长久孜孜于科举而败北；或由于家庭变故，不能维持丰衣足食的生活；或由于社会的动荡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远离官场而走入幕府。于是，游幕成为自明代中期以后文人谋生的一种方式，幕府强烈地吸引着那些渴望功名利禄的文士们。嵇永仁游幕的最终理想是通过游幕所得，购买足以养活全家的田产，以解忧寒之虑，《抱牍山房集》卷五《与曹秋岳先生书》即云：“中当路稍润巾缾，归买一亩之宫，率妻孥奉高堂甘旨。”在此基础上，让后辈读书，自己亲自教授子孙，重振门庭，“再出余赀，俾弱弟分半耕读，某亦得不忧饥寒，则三十年以后之心思气力，皆可不用之衣食，而专精毕虑于文章。此某生平之荣愿也”。可谓十分朴实的入幕动机，没有为国为民的豪言壮语。但未曾想到的是，当他真的入幕之后，在平乱不利的形势下，他本有逃生的可能，但他出于对幕主的感激、对朋友的忠诚，几乎是主动落网，最终被杀于狱中。

安徽颍州唐万有别其七十九岁高龄的老父而出游谋生，唐万有为独子，不忍别亲远游，“天下岂有贤子而轻去其亲之侧哉！”[9]唐万有出游，实不得已，“贫，无以为养，以子路之刚不能不伤其心；以曾子之贤不能不动其心于三釜。夫同为人子，不能家食以为养，至劳其形神远游以负米，仰面干人，得之则喜，不得则悲”[10]。对于送子远游的父母来说，亦日夜担忧不已，当独子唐万有远游广陵后，其七十九岁的老父“其未归也，老亲或吃指而思之，或倚闾而望之，使非有大不得已者，而亲能忍于遣其子，子能忍于去其亲哉！”[11]其所谓“大不得已者”，就是如果不离家外出别谋生路，在家只有坐以待毙了。屈大均晚年无以为生，开始依靠变卖家产度日，他珍藏多年的名画也不得不忍痛割爱，其《卖董华亭手卷》云：“董公真迹世间稀，博取锱铢更典衣。书画未充三日腹，文章长得百年饥。”书画文章等同于画饼充饥。“悔使黄金如粪土，暮龄生计益全非”，屈大均后悔壮年时期视金钱如粪土的青春意气，未曾想到，年迈体弱后，陷入生计全非的窘境。董其昌手卷是稀世珍宝，当年汪沅以友情相赠。晚年屈大均不得不割爱求生。屈大均《质古玩行》序云：“古玩者，一玉杯，一玉小盘，一玉镇纸，皆汉代物也。一珊瑚笔架，以紫檀文具贮之，副以象箸三十矢。是数物者，价可不赀。以空乏故，倩赵生质于押钱之家，委曲求请，仅得银两许，感恨作歌。”三件汉代玉器，经历了一千四百余年的漫长岁月，已经是无价之宝，加之价值昂贵的名木紫檀所雕刻的盒子里盛放着名贵的珊瑚笔架，价值不可估量。更有甚者，还有三十支象牙制作的筷子，而上述如此之多的精美古物，居然仅典质了几两银子，使得屈大均心痛欲绝。这说明，生存永远在精神需求之上，当一个人饥寒交迫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引起他的兴趣。较之典质古玩，更令人心痛的是《卖墨与砚不售》中记述的事。在所藏珍宝典当殆尽后，凡是家中所有能够置换为米的东西无不典质，墨砚文章较之于生存已经微不足道了，因此，屈大均在最终主动走向高官幕府之前度过了一段依靠典质家中所有而度日的艰难时光，墨砚不售，意味着屈大均必须重新思考关于他持守的遗民节操的问题了，再坚守下去，全家人都会因缺食而命赴黄泉。这则是屈大均难以面对也不能接受的。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屈大均为什么晚年汲汲于结交各类官员，就能够原谅并理解他的行为的改变。

杜濬遍交贤贵王侯以谋食，晚年曾游食至云间。周茂源《杜于皇过吾郡遄行赠别》记载二十余年不见的友人杜濬来访，相聚云间惊喜万分，但杜濬匆匆离他而去。周茂源迷惑不解，“谁令驱使不留行”[12]。已经获得朝廷俸禄的新官周茂源并不真正了解遗民杜濬所面临的处境：他已经陷入经济恐慌，终日为衣食所驱，不复当年风流豪爽的杜于皇了。对于大批蹭蹬于科场、谋求生存的文士来说，其深层心理对于游幕持以不得已的态度。

在科举之途中的大批文士将幕府作为托身之所。如果有祖上留下的产业，则可以安于做隐士，著书立说。故计东感慨：“夫人生而蒙先业，不乏衣食，非命乎？既不以奔走衣食累其心，心无萦扰，则由定生慧，由静生明，我心之灵自日出而不穷。”[13]只要生存的基本条件具备了，那么就可以心情平静下来，思索功名、哲学和人生问题，灵感自然会滚滚而来。金虞西与其父金远水皆以游幕为生，金人望《念奴娇·酬家虞西见访》序记录了金远水匍匐于科场数十年，已经是“场屋陈人也，两鬓就斑”，直到五十余岁，几近花甲，仍不辞辛劳，奔赴科场，金远水终生未忘科第。每当落第后，金氏父子便寻求入幕机会，靠幕府束脩继续等待三年后的科考。王嗣槐《桂山堂文选》卷三《与方渭仁书》描述自己的科第辛酸云：“仆浮湛诸生三十年，其于文字，无所短长之效，已略可见。窃欲结庐河渚，著书一二，家无恒产，八口嗷嗷，老入幕府，为佣书计。”三十余年的穷秀才仍奔波于举路，疲惫不堪，真切渴望放弃前途，结庐隐居，但家无田产，又肩负八口之家，不得已，王嗣槐为生存走向了幕府，掌会计，谋束脩。

检视明清文化史，那些徘徊于科第之路的文士们在其青壮年时期，并未如此焦虑于经济，没有谁在青壮岁月谋求进取的时代诉说贫穷。中年以后，幸运者或中举，或捐纳，或荫袭得入官场，不曾贫穷。因此，对于官场上的龚鼎孳、钱谦益、吴梅村、曹溶、王士祯等官员来说，他们终生没有体验过贫穷的真实感受，因而，今天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即没有贫穷士子的哀叹幽怨，也没有对世事不公的愤慨抱怨，而是充满或温文尔雅或雍容大气的富贵气象。而对于那些中年以后尚未中举的文士来说，一方面，家口日增，食指渐多，日常生活所需都给这位当家者以巨大经济压力，使他感到焦虑。桐城钱澄之《客隐集》收录其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近二十年所作诗歌。他命名“客隐”，旨在突出这段时期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老之将至，势气顿衰，开始总结自己的人生，反思以往所为，转而认可现实，因此，中年以后的文士多走向幕府。钱澄之的《与程非二》记录其最初游幕，那时，虽入幕谋食，但是衣食无忧，可比官员的退休生活，与市隐无几，但是其后情况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五孙、五曾孙环绕于膝，五世同堂，熙熙攘攘，所有的生活费用，婚丧嫁娶等，都依仗这个白发老翁。负田，已经衰老无力；求仕，已经年迈无能，对他来说，养活这子孙满堂的大家庭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求官员的资助——唯有入幕。宝应王岩，字筑夫，移居兴化。当兴化李长倩赴任福建提学副使时，以白金十二镒聘请王岩共同赴闽，襄赞福建乡试。然王岩以母老拒绝。但随着生活质量的日益窘迫，他像屈大均一样，开始改变态度，热情与新朝合作，不仅应兴化知县之请入幕编辑《兴化县志》，而且当友人泾阳李念兹（字屺瞻，号劬庵）任职河间推官时，王岩也随同入幕，雷士俊《艾陵文钞》卷四《送王筑夫之河间序》云：“进士李屺瞻授河间推官，以孙豹人为绍介，致辞吾友王筑夫，而延之幕下。筑夫年五十有六，狼狈失意，而有此役，筑夫之穷可知也。”当年王筑夫誓为隐士之心坚定不移，人到暮年，英雄之气荡然无存。同样的原因，岭南梁佩兰从不放弃科举，名僧大汕祝福梁佩兰：“五十上达何为迟，六十临场正及时。”[14]

屈大均《送季子之惠阳》云：“早归当岁暮，家食待经营。”因江南奏销案被黜后，计东以游幕为生，后又几度赴举，均以失败告终，遂终生游幕。他就饱尝游幕衣食之苦，其《改亭集》卷六《赠韩灿之之浙江幕府序》云：“予身虽负米四方。”计东落第留京师，“日逐逐长安尘埃中，早起具轻舆良马，入玉堂食大官馔，开卷簪笔。或叉手深思，习音声于齿腭鼻舌，析微芒、极要眇，互称善不自逸”[15]。计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诫韩灿之勿对幕府寄予过多希望，放弃诸多浪漫理想，因为一旦入幕，就会身不由己，情不由己。从文中亦可推知，计东在京师幕府是为官员代笔，所以他说，清早起床后，乘坐轿子或骑马到幕主府上华丽的餐厅吃早餐，这应当是幕主对司笔幕僚的极高待遇，然后坐在书房，开卷簪笔，构思文章，润色修辞。金人望《贺新郎·送原章赴章丘幕》曰：“我亦诸侯客。自投闲、指麾徐庾，颇豪而适。忽把笔床收叠起，恋着旧时鸡肋。玄都观、看花如织。……怜君一管生天笔。为他人、东涂西沫，何其狼藉。席帽惯抽囊底智，须认陈琳之檄。门以外、戋戋束帛。若过临淄休骋望，问三千、食客收谁力。弹铗者，千中一。”词言自己曾经也是诸侯门客，代笔书札，深得幕主信赖。但后来因思乡而辞幕。深信友人原章凭其天生妙笔，信笔挥毫，便赢得“戋戋束帛”。祝愿友人入幕如愿以偿。嵇永仁《抱牍山房集》卷五《与曹秋岳先生书》记其幕府立功后，“得抽身还吴。因念江南文衡，客岁有伯乐之顾，益急图下帷，恐负知己”。由前次出游幕府所得，回归故里，希望科举一搏，但不久家乡的情况再度使他失望，嵇永仁不仅科举无望，而且经济上再度陷入绝境，又不得不负箧出游冀越。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明清易代之后那成千上万的前明遗民了。大批遗民在新朝的文化环境中不食周粟，他们或行医、占卜、开私塾，或为僧入佛，或遁入深山隐居避世。其中，行医卖卜可以谋生，维持生存。而入佛避世，对多数人来说则是难以做到的，没有谁无缘无故即看破红尘，因此，当南明永历政权彻底消亡之后，大批追随永历王朝的抗清者都遁入佛门。对于数十万遁入佛门的英雄豪杰来说，作为政治避难所的佛门清静被打破了，没有人终日烧香诵经。所以，尽管十年王谢九为僧，但不久之后，便纷纷出山谋皇粮。他们风尘仆仆，佛门内外步履匆匆的背后是谋求生存动机。如大汕，身任佛门住持，但他从没有停止过进入官场的脚步。清初两广总督吴兴祚也慷慨捐赠，供应了佛寺五百余僧人的伙食。对于做隐士的人来说，处境更为尴尬。隐居，那永远是文人的浪漫理想。没有谁能够真正决然赴隐。即使那些被迫走上隐居之途者，亦多充满劳愁与无奈。计东《觞政谱序》称所谓隐君子以酒度日的风习来源于《周易》，“读《易》三百八十四爻，终于未济之饮酒，君子所为安义命而需养以俟时者也”。计东认为《周易》此爻的旨意在于诠释了那些借酒度日的人其实都是借酒浇愁、待时而出的非凡义士，“人处未济之极，知其不可，奈何？而乐天委运，当子饮于酒”。饮酒消忧以待出山时机，饮酒而不失其常。如果放意不返，则非《周易》之本意。据此，计东审视阮籍、陶潜，认为二人既已无待官场仕途而一意饮酒，但其“所为诗歌，若咏怀，咏荆轲、三良诸作，其志气勃勃若甚，不能忘怀于世”。这种著述便与隐士的实际行为产生矛盾，因而计东认为阮籍、陶潜之徒绝非真隐之士，而是充满不平的忧士。计东认为，即使未得志而暂屈于幕府，但最终的理想仍然是“旦暮出入紫禁，为侍从应制之作，被管弦而荐郊庙，始足乐耳”[16]。

即使对于那些希望真正归隐的人来说，隐居的前提是有足够的金钱和物质储备。吴盛藻《遣闷》诗曰：“百口多家累，清风满客裾。何时婚嫁毕，得读老庄书。秩忝二千石，年过四十余。醉来常舞剑，精力恐衰疏。”作为官员，吴盛藻的理想俸禄是二千石，便可支撑其退休后百余口之家的悠闲生活。而对于同样家口日多，却乏收入的落魄文士来说，将来前景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文士的笔下，“买山钱”就成为一个屡屡出现的诗歌意象。唐人刘禹锡《酬乐天闲卧见忆》诗曰：“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晚明名士施绍莘《花影集·送闇生北游》自记云：“高人也是买山隐，自在山中不见山。”沈德生之“尔若飘然归来，我当分草堂半榻，容汝四大，何必买山而隐耶”[17]！即揭示了那些以买山为借口而终不入山的隐士的言与行的矛盾。赵开心《和赠穆倩词盟书正》述及他的理想乃拥有百万雄资，购买剡溪别墅一所，日夕与高人达士谈玄论道。这幅美妙图景，不仅是赵开心所期望的生活，亦应是自古至今文人们的共同理想。正因为是理想，因而永远不能化为现实。休宁孙默的经历即印证了这一观点。

康熙元年（1662），客居扬州的安徽书商孙默欲归隐黄山，遍索赠诗。于是海内能文者，作诗以送。送归之作凡一千七百余首（篇），足以出版一本“送别”专集。一时名流如施闰章、宋荦、王渔洋等皆有题赠，成为当日轰动大江南北的文坛盛事。十余年后，为之“送行”的近千人中已有五十余人辞别人世。送行的人们依然在送行，但谁都不会想到，他们“真诚的祝福”却被孙无言无情地“欺骗”，他最终并未归去，而客死扬州。孙无言之所以十余年吟咏归隐而终于未归是因为缺少买山之资。出于文人的尊严，孙无言对于向友人索取归资——买山之钱难以启齿，故特别用非常策略的方式——逢人便讲欲归黄山，希望借此积累归里隐居的资本。当身在京城的高官王渔洋闻知孙无言最终未归后，十分恼怒，失望地说：“无言竟未践此，悲夫！”[18]深为孙无言不归而遗憾。尚未落魄的顾梦游在其《顾与治诗集》卷四《赠孙无言移居》中深信无言将归，“会向黄山去，栖迟意泊如”。但又为什么迟迟不决？当规劝无效后，许多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孙无言的谋资计划落空，没有人真正赠给他一笔资金。当他失望地离开人世后，为他写送行诗的友人们无不叹息，只有计东，由于他与孙无言的相似经历，他真正理解了无言之死的原因，其《送孙无言归黄山序》云：“五六年以来，予所见同人诗《送孙无言归黄山》者多矣，而无言未尝归也。一日予遇之邗上，诘其故，无言曰：‘我所为欲归者，为营两先人葬也，而葬之资无从得，故久未能归也。’”[19]计东认为，孙无言积累送别诗数千轴亦毫无意义，其醉翁之意并不在归，而在归之资。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证隐居后的衣食无忧，这是隐居的基本前提。李天植（字潜夫），鼎革后隐于僧。家奇贫，无子，又病疝气，走路不便，与老妻相对愁苦。饥饿濒死，而无以相救恤。魏禧前去探望，深为凄怆，为潜夫留下一支笔、一片砚及银五钱，这笔费用足以使李天植维持十余天的生活。魏禧敬佩李天植的操守，拜托嘉兴高官曹溶关怀照顾，曹溶慨然应允。随后，魏禧又拜托周青士约同人给李天植定期送食物，“费度每月米五斗，银五钱，人占一月，周乃复始。力不赡者，或月二三人占之。俟其考终，则应一月者，出银一两，断木垒土，便足供殡葬”[20]。李天植的幸运在于，他遇到了慷慨好义的魏禧和以助济穷困知名的同乡高官曹溶，对于缺少任何经济来源的隐士来说，最后的结局无不令人痛惜。而孙默的悲剧在于，其生前没有谁能够真正读懂他的内心。自晚明以来，甪直黄氏富甲一方，“奕世贵盛，人地既甲于一郡。又其文章著作，足奔走天下。天下名士，归之如云。复仲居则有甲第园林、玩好声伎之乐，出则盛舟舆、具宾从馆舍”[21]。易代兵火，几乎毁灭了黄氏家族万贯家财，“为时几何，而摇落遂若此（按：指复仲为生计而游幕）。其始也，卜筑深山，荷锄种瓜，叙述高士之传，小小可自给”。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黄复仲做隐士的理想也难以维系了，耕种自给的生活亦不足温饱，以至于不得不谋食于笔砚，“今乃至自鬻其翰墨，困顿风尘中，依人悯悯，曾不能自匿”[22]。隐士的理想美梦被现实击碎。

陆次云《水调歌头·书意》云：“久有买山志，未有买山钱。安得青蚨满橐，肩负向林泉。”这首词描绘了陆次云理想的山园，勾画了一幅线条清晰的风景画。但其自注却云：“作此词二十年矣，此志至今未遂。奈何？”从词中所绘来看，这桩溪间别墅并不难营造，他的愿望并不过分，仅仅数椽草屋，千竿修竹，半畦田，白云流水自在烟。就是这样一处可谓简陋的居所，陆次云仍旧未能谋成，其原因仍是缺少那满橐青蚨。二十余年未能积累足够的买山钱，因此，陆次云的隐居理想最终化为空想。斥巨资购买翠微峰隐居的易堂九子，可真是隐居成功的典范了，但是这种神仙般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便由于坐吃山空经济告罄，不得不群体出山，各奔前程。彭士望《与陈少游书》载：“易堂诸子各以饥驱，游艺四方。”这个遗民群体因贫困而解散。因此“买山钱”就成为历代渴望隐居而不能的文人情结，积累可以养家并足以供养后世的财富而隐居山林，任谁都无能为力。

对于明清的文人学士来说，科第之外的途径，最理想的就是入幕了。经商尽管可以赢得比做官更高的收入，但儒家轻视商人的传统观念，使得文士往往对这一职业不屑一顾。而入幕，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又可以间接地实现齐家治国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幕府束脩足以解决其家庭经济之累。计东《送韩灿之之浙江幕府序》云：“予往来京师二十年，见友人之得为幕府客，扬扬盛车骑出国门者不可胜数。”虽然身为幕僚，却洋溢着志得意满之情，这是因为，尽管幕僚修金非复国俸，但幕主却能从经济上让幕僚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所有的游幕活动无论为功名、为国家、为家族，都可归入谋金的动机之下。无论有多少高尚宏伟、冠冕堂皇的理由。即使功名只向马上取的唐代，文人游幕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钱财。王澐在其《赠张子建观察》中不无抱怨：“我生不得志，落魄好酒狂。一身仗剑出门去，十载游越复游梁。”仗剑出游南越北梁，不辞辛苦寻求入幕发达的机遇。因而当他在蔡毓荣湖广川幕时从征三藩，战争打响之际，他便成为逃兵。王澐游幕，旨在谋求富贵利禄，其《七十老翁歌戏用右丞句》云：“结交往往倾公侯，满索朽粟成邱。”家中存钱的秘柜堆满金银，粮仓的谷物堆积如山，而这一理想实现的前提则是必须结交王侯，而结交王侯的途径则是入高官之幕。当友人询问王澐游幕的原因时，王澐回答：“问余作客近何如，请君端视我屈指。只为饥驱负夙心，二十年来行万里。”贵族王侯对一普通文士慷慨资助的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文士的精神资助。为此，文士们往往雄心勃勃，奔赴幕府。刘体仁向县令推荐自己的弟弟入其幕府，其《七颂堂尺牍》有《与伍年翁》云：“迩来宦途者，畏客如虎，遂令狷者视到溉满前，安知大贤不失于交臂乎？况吾辈自有往还，非同饰竿牍者。”为了谋幕成功，分析幕客对于官员政治的帮助，如果官员拒绝，县令将会与天下贤能失之交臂。最后声言，凭借兄弟非凡才能，再谋生路轻而易举。但是，如果县令拒绝，那幕府损失将不堪设想。最后的语气坚定而决然，近乎要挟，其所隐含的潜在信息是：对于入幕机会的渴求，软硬兼施，以求成功。

行有余裕、不必为柴米发愁的宽松的生活环境是一个人坚持道德理想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以遗民而终的归庄目睹众遗民纷纷下山出游幕府的现状而伤心慨叹：“十年以来，始之阳慕节义而不与试者，多不能守其初。”[23]而“三十年来，率先迎降，反颜北面，非高冠峨峨，自号丈夫者与”[24]？在现实的穷困面前率先反颜事清的豪杰英雄放弃操守的原因在于，三十年来，家口日增，食指日繁，自己行将老去，为了家族的香火而投向新朝。在很大程度上，当年雄心勃勃的遗民理想并没有几个人可以固持始终，忠国的感情并不能完全抵消个人精神的失落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遗民节操属于一种集体主义概念，而生存则是现实和个性的生命形式。“三十年”后许多遗民的转向态度，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证明了遗民们强烈的生存欲望和为之付出的艰苦努力。明末复社名士嘉兴陆话山不得已出任知县，非意所存，尽管违背了自己最初的心志，但生存的欲望驱使他不得不出。当年以死相抗的英雄气魄荡然无存，驱使陆话山放弃理想走向新朝官场的事实即是“衣食”，否则，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可以解释陆子的这种行动悖论。复社名流温溁三十岁开始隐居，与友人五六人“以行谊自矢”，“久之，其友皆变节而去”[25]。至康熙前期，出而应试“滔滔者天下皆是”[26]。除了生存下去的动力，还有什么能使讲究气节的中华儒士屈膝折腰？

“道行而名立”[27]，当“谋食”都成了问题，“谋道”就成了不切实际的空想。生存信念使人们认识到：谋道首先谋食。入仕即顺理成章地功成名就，而“道不行”“士不遇”时，人们往往慨叹苦闷。当仕途已经无路可通时，在所有可选择的路径中入幕就是最佳捷径了。唐人已经堪为典范，到明清，尽管已经失去了唐代的环境，但明清文士们仍然怀抱着唐人的理想。计东《赠徐山仿序》云：“士之不遇自孔子始。然能以其道独伸于天下。群弟子之不遇者，皆得依其师以自见，则不可谓之不遇矣。终战国之世，尤贵士，不独四公子也。士无怀一技而自废匿者。汉负薪牧豕之徒，资郎啬夫之辈，得自通天子，至有朝上书夕召见者，又公卿大臣皆得荐聘征辟，士有从布衣徒步一岁中至公府九列者，唐则若贺监之荐李白，杜甫之献三大礼赋，皆以诗文崛起。迨韩愈、杜牧之流，以著作干主司，或上书宰相求自媒，当时不以为耻，且幕府各辟名士，授官掌书记，士即以此致高位，其为遇之途盖广矣。宋取士之法渐狭，然太学生常二三千人聚京师，得昌言朝政得失，及人才进退当否之事，士之气常伸。”[28]计东历数历史上那些“士不遇”的范例，春秋时期，虽然孔子不遇而周游列国，但其弟子却因师之不遇而遇了。战国时代，四公子养士三千，士人各依其主。而汉代，凡有一艺一技者皆可至闻于朝廷，因此而身至青云。唐代，文人干谒，凭借诗赋即可腾达。而从宋代开始，由于取士之途的狭窄，尤其明清两朝以八股取士，把真才士拒之门外了。这篇文章，既表明了计东对八股取士的痛恨和不满，更表明了他就是被摒斥在科举门外的才士。证明了计东对于自己才华的充足信心。计东“不遇”——投刺被拒的经历使得他对其当代士人的际遇报以极度愤慨。在其遇到真正赏识他的高官之前，他的诗文充满对时代的不满，或直接抒发，或借他人之口倾吐。

明清时期，文人不遇而游幕，张煌言曾说：“我明选举既行，荐辟遂废；一命必由铨衡，三事莫敢幕置。士之磊磊落落者，不得志而遨游公卿间。”[29]游幕者的卖才谋食与曳裾投足的乞丐本质上并没有不同，但是仍然有许多人行走在游幕之途，朱彝尊《孙逸人寿序》直言游食之益：“束脩之入可以代耕，广誉之闻胜于儋爵。游也，足以扬亲之名；居也，足以乐亲之志。”[30]入幕束脩既可代耕糊口，又可发挥自己的才智特长，提升文化声名。明清文人别集中，再也不能回避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了。

入幕谋生，尽管在士人笔下与垂帘卖字不相上下，但却说明他们心灵的一种疑问，尽管心怀忐忑，还是选择怀刺游幕。所有的入幕动机，最终都回归到谋生——经济的动机，谋功名、树声名的追求背后依然是谋生。生存就是他们出山下海入幕求生的正当理由。正是牢固的“地产”经济收入才使顾炎武能够摆脱官场的威势、贫困的羁绊。如果没有位居中枢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等的经济及其政治遮护，没有变卖家产所得的巨额原始资本保障他的日常生活，那么，也许他早就放弃遗民身份，追随下山的遗民大军一起参加清廷科举，或走向各高官幕府。物质的宽裕和精神的自由，是顾炎武得以以遗民完节的经济保障。屈大均拒仕清朝，誓为遗民。当其家口不断增长，幼儿嗷嗷待哺时，他再也不忍心遗民下去了，于是，转而积极谋求经济上的多方支持，主动结交官府，上至广州将军、两广总督，广东、广西巡抚，下至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知州、太守等大大小小的官员，他无不主动拜访，而借屈大均的文化声望，与其交往的所有官员都会予其经济帮助。第一次赴肇庆为两广总督祝寿，总督当即赠送屈大均37亩肥沃的良田，另加数额不菲的白银，令屈大均感激不尽。此后，屈大均连续8年从广州赴肇庆为总督祝寿，其《蝉》诗曰：“清绝真惭汝，依依为稻粱。”从蝉鸣的清高体悟到自己不得已谋食幕府的羞愧，但为了生存，清高的声名已经顾之不及了，其《送徐司业》云：“衮衮登台省，而今少布衣。”这就是他目睹的现实。为了幕府修金，不得不收敛其文人的骨气，在幕府中低眉俯首、斯文扫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顺治十七年（1660），邱象升（1630—1690）由侍讲外放任琼州通判，穷困潦倒的张养重为供养年迈的高堂而应邀入幕，随其南下。一年后返里，遂又出游，历浙、入闽、之粤、赴鄂、适燕，南北漂泊，入幕谋食十数载，足迹所至半天下。友人分俸相助，令张养重深感惭愧，委曲辛酸。责无旁贷的家庭重任使他无时无刻不想拂袖归去，计东即深感慨于游幕之苦，“我十余年来，未尝一日不劳苦于四方以谋菽水也”[31]。在计东看来，所谓托言“捧檄”养亲者实际上都是自己不甘清贫。

这就是文人学士纷纷奔走于游幕之途不知疲倦的原因，其他所有的原因都是借口而已。顺治八年（1651），广东抗清起义失败，证明复明的希望不复存在了。顾炎武仍在漫游。屈大均已绝望地返回广东。太仓毛师柱颇有诗名，因奏销罢黜，遂弃诸生，“以家贫，薄游四方”。阎尔梅也停止了漫游的脚步，接受了巡抚赵福星的邀请。抗清如此坚决的阎尔梅最终戴上了清初的大红顶戴的盖帽，毅然步入巡抚衙门，成为巡抚的幕僚。最后，50岁的阎尔梅把儿子的教育视为头等大事，他之入巡抚之幕是为谋金育子，同时有足够的资金亲自赴昆山邀请顾炎武及其密友归庄到自己的府上教授其子。宋琬《送长益之周中丞幕府》其二曰：“百口累卿须付托，再生深望主人恩。”周中丞的入幕邀请救助了谈长益一家的经济危机。

陕西名士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三《复顾先生》云：“入幕虽卑，犹自食其力。”“卑”固然是相对于官场而言。但是，入幕不仅可以自食其力，而且可以获得远远超出行医、授徒、卖文的收入。魏际端（1620—1677），字善伯，号伯子，曾入浙江巡抚范承谟幕府，当范承谟殉国后，魏际端继续游幕，并以此终其身。他曾公然表示，幕府生活养育了他的文学生命。其《魏伯子文集》卷二《家书》中说：“吾既有贤主人，而日供我以粱肉，衣我以缯帛，我乃自究夫兴革损益经世之务，知刑名钱谷之政，寄平日好善恶恶、利物济民之心，闻朝廷四方之政。及其巡历，则又资舟车，具乾糇，而我乃悉览名山大川、城郭都市、土俗民情，不费一物，所得已多。则岂惟不厌，且甚喜；岂惟不苦，且甚乐。喜而乐故吾心尽，而与主人相得而益彰。”幕府实现了其政治理想，但魏际端首先感谢的是“供我以粱肉，衣我以缯帛”的恩人幕主，因为这解决了其最基本的生存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