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善交通与环境

宁夏三关口，古称金佛峡。自古以来即为西北通往中原的咽喉之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魏光焘赴任以前，该地的地理环境极为荒凉。“峭壁夹流，石径耸立”就是该地环境恶劣的最好写照。由于地域荒凉，长期以来这条交通要道上野兽出没，加之“春冬则冰凌滑折，夏秋则雨潦汹涌。而地冲要，往来如织，马箎车轮，辄事倾陷”[22]。给过往商旅和行人带来了极大不便。此外，三关口是左宗棠大军后方运输的一条重要粮运通道，而关隘狭窄、环境险恶势必会影响到西征部队的粮饷转运和输送。因此，修筑拓展南坡旧道，凿高铺低，便于车马行人通过，尤其是便于西征部队行军和粮饷辎重的运输。[23]

光绪元年（1875）春，魏光焘决定改善三关口地区的交通环境。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他首先倡导捐资，筹集经费，并准备修建工具，开始动工。在修建过程中，魏光焘派部属督饬士兵加紧施工，历时四个月落成。从三关口安国镇南岸向西修筑，“凿石辟山，扼者坦修，陉者凸平，蜿蜒而达关口者三十里。”[24]一直修到瓦亭而止，将崎岖不平的小路修建成一条通衢大道。从此，出塞入关的行人，基本免除了道路阻滞的担心。此路修整后，陕甘学政吴大澄采风路经此地，曾撰写碑记，记载了魏光焘修路的经过。但魏光焘仍对此路的交通状况心有余悸。光绪三年（1877），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亲自策马乘骡对此路进行了全面考察，发现经过此地的骑马行旅，仍是十分危险。于是，命令湘军将士对于道路崎岖者整修。有人以环境恶劣、任务艰巨为辞，他反驳说：“凡为民役者，必恤民力。而顺民情，难易非所记也。”[25]由总兵朱正和督任其事，龙恩思为助手，招募工匠，通力合作，经费从官俸支取。沿三关口北旁，向南开辟石根，“叠石为栏，顺其水性，依水成浍”[26]，建成一条康庄大道。“路长二百寻，高及二寻，沟深逾四尺，缭以护垣，两轨并驱如裕也。”[27]魏光焘指出修建这条大道的目的是：“吁蹉乎世路，多出于艰险，人情每忽于安处，今勉增筑之。俾毋阻前行，不敢谓恤民力、顺民情，使艰险而归于安处也。”[28]

此次车路修建过程中，朱正和与龙恩思为主要督造者，总兵萧玉元，副将魏发沅、杨玉兴，参将邹冠群、彭馥桂、岳正南、罗吉亮、徐有礼等分别督率士卒参与筹办，成为车路迅速完工的重要保证。车道建成后，御史杨重雅任职甘肃，路经此地，对车道和湘军将士的贡献给予了较高评价：“光绪丙子奉移桂檄，重出是关，见夫平平荡荡。向之巉岩奇仄者，今且如砥如矢矣。读吴学使摩崖记，知观察以治军暇，用军士平之。益叹观察之善将兵，且益叹伯相之善将也。”[29]

1911年，袁大化出任新疆巡抚，途经三关口时，在其所著《抚新纪程》中，对魏光焘修建此路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和简要评价。他指出：“从前路在山上，光绪元年魏午庄光焘被兵陇东，督师开道，砌石山麓，行者称便。”[30]

1916年，在湖南督军署任职的衡阳人谢彬接受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委派，前往新疆及当时直属中央的阿尔泰特别区调查财政。途经瓦亭时，看到魏光焘修建后的瓦亭，曾记述道：

三关口，一名金佛峡。高峰夹水，宽仅二丈，擅一夫当关之胜，为自来战守要隘。有董少保故里碑，立于道左。有关帝庙，兼供杨延昭像，土人因呼六郎庙。过庙，迎面石壁高耸，上泐“峭壁奔波”、“山水清音”、“山容水韵”等字。昔时驿道沿山脊行，旅行多苦之。清光绪初，邵阳魏午庄驻兵平凉，督师四万，役夫八千，以数月之力，砌石山麓，自三关口迄瓦亭驿，二十里始庆安途。[31]

会宁为甘肃东部重要属邑，县东张陈堡至古城翟家所，为车道必经之路。该地山冈逶迤，中惟坑堑，并有河流从东流入狭谷地带，左旋右搏，蜿蜒曲折。夏秋之季，山洪骤然暴发，泛滥汹涌，遇到冲击，后果不堪设想。冬春冰雪挡道，路面光滑泥泞，“寸进尺退，一日之间，数见倾陷”[32]。

光绪二年（1876），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巡视此道后，对该地交通环境深有感触。他向左宗棠禀报后，左宗棠批示：“据禀拟改修会宁至翟家所车路情形，详明周妥，可期有成。此路迂回倾险，役车艰阻，商旅苦之。果能一律修治完善，洵行人之福也。”[33]魏光焘遂以自己岁俸所入充建设之用，并倡导捐廉，以为集资，率将士千余人昼夜无间加紧修建。所部屯军“循山凿石，锛去廉利，填塞洼坎”[34]。从翟家所开始，到张陈堡为止，在旧路背面开通一条长达二十余里的新道，又在董家沟、白家沟、古城子沟诸野水通川处建造三座大桥，黑耶沟建造一座小桥。由于湘军将士的共同努力，工程在月余内完竣。左宗棠大为赞赏，并将建造之桥命名为“平政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孟子平政之说，就役民而言；会邑之治道建桥，所役者军。公以此义当之，有说乎？”[35]左宗棠从战后体恤民瘼的高度进行了诠释：

凡厥庶民，修桥治道，力役有征，农隙为之，其常经也。若夫役不可已，而民力不足举之。商旅俱病，又适当征调络绎，军事旁午，驿传攸经，而乃脱辐没踝，灾及行役，将若之何？会宁乱后，遗黎仅存。魏君慨民力之艰，不得已以屯军代役也，其恤民也。役师人之力修桥治道，而人欣然如营其私，事以速蒇，军不知劳。其兵民之杂处相安，抑可知也。修桥治道，会宁休息有年，丁男蕃衍，足任斯役，异时缮其坍圮，补其缺坏，有不待催呼而自亟者。追维始事之功，不益晓然平政之义矣哉！[36]

程履丰也对魏光焘修建平政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会宁非公所辖地，而修桥治道，无畛域之分，其政之平益可想见。桥成，而舆人交颂，行旅皆愿出于其途。”[37]

魏光焘担任平庆泾固道期间，还对重要地区的军事要隘进行了重修。

瓦亭位于陇东边陲，系甘肃东部重要关隘，为历代经营西北防务者所重视。魏光焘指出：“自来守土，先保障之策，关隘为重。瓦亭者，据陇东陲，为九塞咽喉，七关襟带，北控银夏，西趋兰会，东接泾原，南连巩秦，诚冲衢也。”[38]东汉建武初年，隗嚣兵犯陇东，朝廷派大将牛邯屯兵瓦亭以拒。晋太元十二年（387），蒲登与姚苌相持，也驻兵于此。唐至德元年（756），肃宗驾幸灵武，瓦亭为牧马所。宋建元年间，金兵攻陷泾原，刘奇退屯瓦亭，整顿军伍。抗金名将吴玠曾与金兵在瓦亭展开会战。

左宗棠曾率湘军戡靖西北两路，也在瓦亭“设重防，通馈运”[39]，将其作为平定西北的重要军事据点。战后，防务有所松弛，瓦亭也渐被忽视。光绪三年（1877），魏光焘因该地防务重要，向左宗棠禀报后，决定重修。他招募工匠，准备工料，饬令所部武威后旗、新后旗伐木锤石，会同工匠规复旧制。因该关原有规模破败不堪，“周七百四十七步，坍塌五百四十余步，饔洞堞楼，悉倾圮无存”[40]。于是重新加厚基址，增其规模，拓展长度和宽度，“新筑六百九十五步有奇，补修一百八十八步有奇，依山取势，高二丈七八尺至三丈六七尺不等，面阔丈三尺底，倍之为门三：曰镇平，曰巩固，曰隆化。上竖敌楼雉堞五百二十四，墩台大小八座，水槽七道”[41]。经过重修后，瓦亭面貌焕然一新，规模壮观，防务坚固，也为地方百姓提供了便利，诸如通邮驿、聚井闾、塞险要等，均在较短时间内告成。此次修建工程的重大意义，魏光焘作了说明：“夫德政不修，徒凭山川之阻，负隅自固，几何不为地利愚，而侈谈仁义，弃险不守，俾寇乘其疏长驱深入，在昔失策者，更不知凡几，是故先生疆理天下，亦未尝不严司莞键，隐树藩篱，崇关山之险，为闾阎之卫也。”[42]

“左公柳”的故事在西北家喻户晓，历来传为美谈。但对于大力提倡种植并身体力行者恐怕很难有人知其详情。其实，在左宗棠的西征部队中，对于“左公柳”的种植有着巨大贡献的当属魏光焘了。

从有关文献记载可知，甘肃历史上曾经是林茂草多和较为富庶的地区。由于历代战争的破坏和乱砍滥伐，致使生态环境极其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又导致了甘肃自然灾害的频发和百姓的贫困。西北各地当时遭受了战火的侵袭，其中甘肃陇东一带遭祸最烈。魏光焘率部驻守陇东期间，沿途目睹了所属各县荒凉萧条的景象，乡间“穴处蜂房，气象荒凉，无修竹茂林之盛”[43]。对此深有感触。于是向当地百姓问及种树一事，地方父老答以山高土冷，不易种植。魏光焘说：“古者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通衢之旁，植杨以表道，其所由来久矣！”[44]其时正当春季，万物萌芽之际，魏光焘劝告陇东地区的百姓选择当地适宜种植的树木，无论桑树、榆树、柳树和桃李枣杏等类，凡是容易成活者，均在地畔、河边和道路两旁进行栽植。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或五尺一株，或一丈一株，不使地有空间”[45]。为了鼓励当地百姓种植树木的积极性，魏光焘还给当地百姓分析了栽植的好处。他指出：

较之田亩所种，不纳税租，不烦耕蓐，不忧水旱，因地之力而坐收厚利，所以佐五谷之不足，供梁栋之用，资爨薪之需，制器物，荫行路，此天地间自然之利也。[46]

此外，魏光焘以明代成化年间陕西巡抚马文升驻扎庆阳时期派地方官员薛禄择地种树的史实，反驳了那种认为西北气候寒冷不宜种树的论调。他说：

巡抚陕西提督军务马文升，按部至庆阳，遂命同知薛禄择地所宜，树如椿楸榆柳，植道两旁，邮舍复遍植桃杏。上地凿池，下地掘井，以资灌溉。甫三年，树皆成荫，行人忘暑。夫庆阳地极西陲，风土苦寒，道路从古无数，而文升广栽遍种，史册传为美谈。[47]

考究魏光焘在陇东一带栽植树木的情况，最早应当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陇东一带，规复后经过数年的善后经营，农业生产已逐渐得到恢复，往昔荒芜的土地也已开垦。于是，左宗棠下令各地驻防部队夹道种植柳树，以改变甘肃的环境面貌，试图重现一派太平景象。魏光焘在陇东大力贯彻左宗棠的意旨，派人在各地搜集柳枝，运往陇东地区栽植。种植伊始，因地方百姓愚昧无知，常有游民偷拔和牲畜任意践踏之举，致使所种树木干枯腐朽，少有存活者。为了维护种树的成效，魏光焘命令部属对业已枯死的树木加以补栽，并按时进行灌溉。同时颁发毁坏树木禁令，安排士兵进行守护。魏光焘的种树活动，从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一直延续到光绪四年（1878），大约六年时间。在其驻防区域内，自泾州瓦云（今泾川县飞云镇）至瓦亭，隆德至静宁界石铺。其间瓦亭至隆德，界石至会宁城东，六百多里的驿道上植树不下20万株。所植树木之多，史无前例。当然，在植树过程中，魏光焘所费心血和遇到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经过数年的艰苦而精心的种植与管理，“左公柳”才得以“郁青青以蔽茂，纷冉冉而陆离，已有可观”[48]。魏光焘看到环、庆一路“左公柳”的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对于甘肃地区环境的改善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再越数年，纵不逮淮徐之桐，海岱之松，荆衡之忳干恬列贡物，积蓄久而菁华发，当亦绿荫夹道。居者、行者相与游憩于其间，社稷河山皆为之生色。[49]

魏光焘的期望，后来的确如愿以偿。在他的带动和倡导下，各地驻防部队纷起响应，掀起了种树的高潮。管带精选营总兵杨德明，于同治十年（1871）在南二十里铺起至大湾止栽种杨柳；管带精选左营提督蔡光武于同治十二年（1872）在清水沟起至瓦亭、六盘山顶止，栽种杨柳；管带精选营游击李万贵于同治十三年（1873）在清净沟隆德界，西至大湾栽种杨柳。魏光焘离开甘肃后，当地驻防部队的种树热潮仍未减退，一直持续至清末。有资料显示：

成光裕：中营参将。于光绪六年会同前左右后城守各营在五里铺、牛营、青石嘴等处分段栽种杨柳；

张大雄：管带楚军右旗总兵。于光绪八年在瓦亭以南平凉交界等处栽种杨柳；

胡起云：管带精选右旗参将。于光绪九年在六盘山和尚铺一带栽种杨柳；

魏恭斌：管带精选右旗都司。于光绪十五年在蒿店以西六盘山跟栽种杨柳；

刘璞：管带精选左旗总兵。于光绪十五年在旧六盘庙儿坪栽种杨柳；

凌维翰：管带精选左旗都司。于光绪十六年在蒿店大路两旁接平凉界内栽种杨柳；

张祥会：知州。于光绪二十三年谕令各堡农约及时栽种杨柳；

萧承恩：知州。于光绪二十五年会同城守营在清水河一带栽种杨柳；

张元森：知州。于光绪二十六年在北海子栽种杨柳；

金恒林：管带常备军金塔协镇。于光绪三十年在东岳山大路两旁栽种杨柳；

吴璨昭：管带巡防马队游击。于光绪三十一年在黑城堡一带栽种杨柳。[50]

除大力倡导种树外，魏光焘还昭示了自己的栽植经验和方法，也为后人种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光绪四年（1878），他在《武威军频年种树记》中写道：

夫树木亦多术矣。乘时而莳，不先不后，必顺其天也。抟植而种，勿助勿忘，必致其性也。辨曲直以为弃取，度燥湿以勤变调，审孳息以笃栽培，仿虞衡以严防卫，于是人事尽而地灵萃。天道允从，雨日润暄，风雷散动，则木之硕且茂，寿且蕃，将有不期然而然者。坚韧之质，栋梁之器，廊庙之材皆于是乎出。虽然坯胎不容或坏，长养尤不容稍疏，倘竭心力缔构于前，后人罔知爱惜，其不至于摧折也几何。[51]

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精辟地说明了种树的要领，那就是要掌握时令，选好树苗，根据树木的性质和土壤条件，精心种植。此外，还要注意做好长期维护工作，以免功亏一篑。

正是由于魏光焘的精心经营与维护，以及左宗棠的西征部队在运兵西北期间的广泛栽种，“左公柳”成为甘肃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左宗棠于光绪六年（1880）从哈密东返京师，沿途看到所种柳树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的情景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欣慰之情自难言表。在给杨昌濬的书信中生动地描述道：“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道旁所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沙滩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52]为了表彰魏光焘在陇东一带植树造林的盛举，左宗棠于光绪六年（1880）四月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曾特意请求予以嘉奖。他在奏疏中说：

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计程六百里，节年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柳湖书院种活树一千二百余株；平庆泾固道署内外种活树一千余株；环县属境种活树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城及镇原县境种活树一万二千余株。[53]

清末民国时期的一些官员、学者、记者或赴任西北，或考察西北时，对于“左公柳”的记载不胜枚举。但这些游记中，大多仅是对左宗棠经营西北的赞誉之词，而魏光焘对于“左公柳”栽植与维护所花费的精力和心血，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不容忽略的。方孟希在其《西征续录》中叙述道：“十四日，至高家洼尖。又四十里至泾州。枯杨夹道，疏密成行，魏方伯光焘所植也。”[54]

魏光焘于光绪四年（1878）所作的《武威军频年种树记》的碑文，原置于平凉北门内西侧的平庆泾固盐法兵备道署，1949年后存放于平凉市政府院内。这也是魏光焘在甘肃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于魏光焘在甘肃任职期间政绩卓著，故深受左宗棠所推崇。左宗棠在给杨昌濬的书信中说：“兰州东路种树、架桥、开荒、除道，无不美备，缘午庄、莲池、纬堂所部防营员弁兵勇均以勤民为急，历时既久，不懈如初，故克此臻。午庄心精力果，诸所营造，尤期久远。”[55]又说：“午庄创建柳湖书院，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嘉树成林，尤称胜境。”[56]光绪六年（1880），甘肃按察使史念祖奉旨进京陛见，所遗按察使一职为甘肃刑名总汇，职务极为重要。左宗棠以魏光焘“才品尤长，实心任事”[57]，向朝廷奏举以平庆泾固道魏光焘接署甘肃按察使一职。后又接任甘肃布政使之职。

魏光焘在甘肃按察使和布政使任内，还维修了甘肃省城兰州的莲花池景点，使之成为兰州一大名胜。

明清之际被称为兰州八景之一的“莲池夜月”，周围面积甚广，其地内阻长城，外倚黄河。“方其盛时，花木之茂，鱼鸟之繁，亭台楼榭之错出，为兰州第一。”[58]这一名胜在同治兵燹中惨遭破坏。战后，该地“荒草蔓延，四顾荒凉，惟有樵童牧竖往来其间”[59]。魏光焘就任甘肃按察使后，久闻莲池盛名，于公事之暇前往游览。看到黄河浩浩荡荡、波如明镜的美景后，也为莲池的荒芜深感遗憾。为了让兰州八景之一的莲池重新恢复昔日的名胜，魏光焘率先倡导捐资购置林木，相度形势，经营基址。新建了一座龙王庙，东西院各一所，螺亭一座，来清阁一座，四明亭一座。池中垒石为舟，其旁皆种植莲花，周围栽种杨柳数百株。在莲池的最东边建造了木质牌坊一座，并挂立了牌匾，上书“小西湖”三字。

莲池经过重修后，气象为之一新。游人进入后，一望殿阁辉煌，互相掩映，树木郁郁葱葱，别是一番景致。每年春夏风和日丽之时，兰州的男女老幼接踵而至，“士女云集，画舫鳞鳞”，热闹非凡。时人曾评价说：

迁人骚客相与登高作赋，临流咏诗，唱酬赠答，娱目聘怀，莫不喜相告曰：“非方伯魏公之力不及此。”吾因之有感矣，自西陲不靖以来，身历行间，划奇策、握胜算，而鲸跋于以悉乎？此后黼黻皇猷，润色太平，固国家之柱石，为圣天子之所依赖，其所以铭彝鼎而被管弦，将有不可胜纪者。区区是举，何足为公奇，然而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公之奋发有为也。[60]

1982年，兰州市委、市政府将“小西湖”东端河湾淤积地大约300余亩辟建为综合性公园。现有湖水、亭阁、小山、草坪、绿树、花卉等风景点，是广大市民和游人休憩和赏景的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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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惠登甲撰，马啸校释：《庆防纪略》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2]魏光焘：《重修大成殿碑记》，载张精义纂修，刘文戈审校《庆阳县志·卷之三·建置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3]《重修大成殿碑记》，第195页。

[4]政协固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固原文史资料》第6辑，1997年版，第29页。

[5]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

[6]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

[7]魏光焘：《重修文庙记》，载马福祥《朔方道志·艺文》。

[8]魏光焘：《重修三关口关帝庙记》，载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第1003页。

[9]魏光焘：《重修三关口关帝庙记》，载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第1003页。

[10]魏光焘：《重修三关口关帝庙记》，载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第1004页。

[11]《左宗棠全集》第五册，第193页。

[12]《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651页。

[13]《左宗棠全集》第六册，第652页。

[14]《甘省回生乡试拟编列字号分科取中折》，台北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一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年印行，第525页。

[15]左宗棠：《奏为盐茶固原接壤地址辽阔政令难行请分别升裁添设县治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档号：03-4698-036，同治十二年五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

[16]左宗棠：《奏为盐茶固原接壤地址辽阔政令难行请分别升裁添设县治事》。

[17]左宗棠：《奏为盐茶固原接壤地址辽阔政令难行请分别升裁添设县治事》。

[18]魏光焘：《创建董志分县丞碑记》，载张精义纂修，刘文戈审校《庆阳县志·卷之二·舆地志下》，第140页。

[19]左宗棠：《奏为勘明安化、定州、镇原三州县分辖董志塬地方拟设县丞驻扎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档号：03-4658-00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

[20]魏光焘：《创建董志分县丞碑记》。

[21]魏光焘：《创建董志分县丞碑记》。

[22]魏光焘：《增修三关口车路记》，载王学伊《固原州志·艺文志》，宣统元年刊本。

[23]薛正昌：《宁夏境内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24]魏光焘：《增修三关口车路记》。

[25]魏光焘：《增修三关口车路记》。

[26]魏光焘：《增修三关口车路记》。

[27]魏光焘：《增修三关口车路记》。

[28]魏光焘：《增修三关口车路记》。

[29]宁夏固原县志办公室整理：《民国固原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6页。

[30]袁大化：《抚新纪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31]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页。

[32]左宗棠：《会宁平政桥碑记》，载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李金财、白天星总校注《靖远会宁红水县志集校·会宁县志续编卷之十二》，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740页。

[33]《平庆泾固道魏光焘禀拟改修会宁至翟家所车路由》,《左宗棠全集·批札》，第386页。

[34]左宗棠：《会宁平政桥碑记》,《靖远会宁红水县志集校·会宁县志续编卷之十二》，第740页。

[35]左宗棠：《会宁平政桥碑记》,《靖远会宁红水县志集校·会宁县志续编卷之十二》，第741页。

[36]左宗棠：《会宁平政桥碑记》,《靖远会宁红水县志集校·会宁县志续编卷之十二》，第741页。

[37]程履丰：《雪泥鸿爪》，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藏。

[38]魏光焘：《重修瓦亭碑记》，载王学伊《固原州志·艺文志》。

[39]魏光焘：《重修瓦亭碑记》，载王学伊《固原州志·艺文志》。

[40]魏光焘：《重修瓦亭碑记》，载王学伊《固原州志·艺文志》。

[41]魏光焘：《重修瓦亭碑记》，载王学伊《固原州志·艺文志》。

[42]魏光焘：《重修瓦亭碑记》，载王学伊《固原州志·艺文志》。

[43]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兰州俊华印刷厂1948年版，第100页。

[44]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兰州俊华印刷厂1948年版，第100页。

[45]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兰州俊华印刷厂1948年版，第100页。

[46]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兰州俊华印刷厂1948年版，第100页。

[47]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3，兰州俊华印刷厂1948年版，第100页。

[48]魏光焘：《武威军频年种树记》，载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3页。

[49]魏光焘：《武威军频年种树记》，载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3页。

[50]王学伊：《固原州志》。

[51]魏光焘：《武威军频年种树记》,《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第1093页。

[52]《与杨石泉》,《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十二册，第610页。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3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7页。

[54]方希孟：《西征续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55]《与杨石泉》,《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十二册，第610页。

[56]《与杨石泉》,《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十二册，第610页。

[57]《左宗棠全集》第七册，第554页。

[58]杨昌濬：《小西湖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兰州古今碑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59]金文同：《创修莲花池庙宇记》,《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兰州古今碑刻》，第172页。

[60]金文同：《创修莲花池庙宇记》，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