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综述及本书之目标

在对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之前，首先需要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整体创作状况略作描述。随着战后“历史小说的复兴”与文化界的“维多利亚热”，新维多利亚小说已成为当代英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约翰·福尔斯、戴维·洛奇（David Lodge）、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A.S.拜厄特、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等一大批重要作家都曾尝试以当下的政治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为指导，借助后现代的叙事手法，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进行重新想象和建构。在界定“新维多利亚小说”时，笔者综合各家观点，认为新维多利亚小说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或琳达·哈琴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一个次文类，“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61]，并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描述对象或时代背景”。[62]以此为标准，英国当代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会是长长的一张书单，包括几十甚至上百部小说。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如下所附：

简·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J.G.法雷尔（J.G.Farrell）的《克里希普纳围城》（The Siege of Krishnapur，1973），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的《水之乡》（Waterland，1983）和《从此以后》（Ever After，1992），安杰拉·卡特（Angela Carter）的《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1984），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王尔德的最后遗嘱》（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1983）和《查特顿》（Chatterton，1987），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好工作》（Nice Work，1988）和《作者，作者》（Author，Author，2004），查尔斯·帕利泽（Charles Palliser）的《梅花五点》（The Quincunx，1989），A.S.拜厄特（A.S.Byatt）的《占有》（Possession，1990）、《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1992）和《传记家的故事》（A Biographer’s Tale，2000），米歇尔·罗伯茨（Michèle Roberts）的《血淋淋的厨房》（In the Red Kitchen，1990），玛格丽特·福斯特（Margret Forster）的《侍女》（Lady’s Maid，1990），阿拉斯代尔·格雷（Alasdair Gray）的《倒霉事》（Poor Things，1992），爱玛·坦南特（Emma Tennant）的《苔丝》（Tess，1993），林恩·特拉斯（Lynne Truss）的《丁尼生的礼物》（Tennyson’s Gift，1996），贝丽尔·班布里奇（Beryl Banbridge）的《主人乔治》（Master George，1998），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的《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1998）、《半身》（Affinity，1999）和《指匠情挑》（Fingersmith，2002），马修·尼尔（Matthew Kneale）的《英国乘客》（English Passengers，2000），D.M.托马斯（D.M.Thomas）的《夏洛蒂》（Charlotte：The Final Journey of Jane Eyre，2000），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的《大师》（The Master，2004），朱利恩·巴恩斯（Julian Barne）的《亚瑟与乔治》（Arthur & George，2004）。

自1995年达纳·席拉“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概念提出以来，英国学界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探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迄今为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包括8部著作、一些学位论文和期刊文章。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前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命名展开。“Neo-Victorian Novel”这一概念由学者达纳·席拉最先提出（Dana Shiller，1997），但质疑之声从未停息，学者先后提出了“怀旧的维多利亚小说”（Retro-Victorian Novel）（Sally Shuttleworth，1998），“后现代维多利亚小说”（Postmodern Victorian Novel）（Dianne F.Sadoff & John Kucich，2000）和“伪维多利亚小说”（Pseudo-Victorian Novel）（Christian Gutleben，2001）等不同的命名方式。2008年之后随着电子杂志《新维多利亚研究》（Neo-Victorian Studies）的创刊，以及一些专著和论文集的陆续出版，“Neo-Victorian Novel”的命名最终被确立。

第二，性别政治研究。在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重写中，女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经典改写中对传统维多利亚女性形象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叙事重构（Jeannette King，2005）[63]；维多利亚和新维多利亚女性哥特小说（female Gothic novel）的对比研究（Marie-Luise Kohlke & Christian Gutleben，2012）[64]；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代言艺术（ventriloquism）和性别政治研究（Helen Davis，2013）[65]。

第三，怀旧说。“怀旧的维多利亚小说”（Retro-Victorian Novel）由萨莉·沙特尔沃思最先提出（Shuttleworth，1998），受詹姆逊后现代消费文化观念的影响，怀旧说一度成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克里斯琴·古特宾在分析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戏仿”与“拼凑”的基础上，在美学风格上将其归为“怀旧的后现代主义”（nostalgic postmodernism）（Christian Gutleben，2001）[66]；但也有学者赋予“怀旧”一词以颠覆性和批判性的内涵（Kate Mitchell，2010）[67]。

第四，创伤研究。由于新维多利亚小说致力于对“另一类维多利亚人”的历史重构，创伤研究（trauma studies）也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有些学者侧重于探讨小说中记忆、见证和创伤叙事之间的关系（Kohlke and Gutleben，2010）[68]。有些学者则将创伤理论与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biofiction）联系起来，分析当代传记小说对传主身份构建过程中“精神创伤”所起到的重要作用（Jose M.Yebra，2013）[69]。还有学者提议将创伤研究与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所带来的生态灾难联系起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创伤叙事（Marie-Luise Kohlke，2012）[70]。

第五，幽灵叙事。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哥特因素一开始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但总体来说，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幽灵叙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共有两部论文集出版，尚无专著问世。有些学者在广义上将维多利亚时代对当代文化的影响理解为游荡的幽灵（hauntology），将幽灵叙事视为当代人与维多利亚亡魂动态交流关系的隐喻（Rosario Arias & Patricia Pulman，2010）[71]。有些学者认为新维多利亚小说借助幽灵创造了恐怖的景观主义（spectacularisation），挑战了当时的性别符码和文化身份（Marie-Luise Kohlke & Christian Gutleben，2012）[72]。

在国内对新维多利亚小说进行研究的主要是金冰教授。她的专著《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以拜厄特《天使与昆虫》为中心，着重分析拜厄特如何以小说的形式与当代维多利亚文化批评家展开对话。而且，从2007年至今，她还发表了10余篇有关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研究论文，其中8篇都是以《天使与昆虫》为研究对象，从“达尔文主义”“女性灵媒”“唯灵论”等多方面揭示拜厄特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想象和重构。此外，汤黎和梁晓辉各发表了1篇有关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研究论文，分别从女作家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后现代历史重构[73]和英国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意义，进行了整合与建构方式[74]两方面的分析和解读。

综上所述，国外新维多利亚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初步形成了其理论话语体系，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由于新维多利亚小说是一个仍在进行、尚未终结的文学现象，学界大致主张对其采取较为宽松和开放的研究态度，致使这一文类边界的模糊和概念的混乱。第二，学者忙于为新维多利亚小说添加各类标签，“后现代主义的”“怀旧的”“创伤的”等，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论证。第三，尽管在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研究上不乏有洞见的论文，如达纳·席拉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补偿性过去”（“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75]、萨莉·沙特尔沃思的“书写自然历史：大闪蝶尤金尼亚”（“Writing Natural History：‘Morpho Eugenia’”）[76]、安妮·汉弗莱斯（Anne Humpherys）的“维多利亚小说的来生：有关小说的小说”（“The Afterlife of The Victorian Novel：Novels about Novels”）[77]、罗萨里奥·阿里亚斯（Rosario Arias）的“幽灵出没的地点与空间：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维多利亚伦敦的幽灵复现”（“Haunted Places，Haunted Spaces：The Spectral Return of Victorian London in Neo-Victorian Fiction”）[78]、罗宾·吉尔摩（Robin Gilmour）的“使用‘维多利亚’：当代小说中的维多利亚历史时期”（“Using the Victorians：the Victorian Ag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79]等，但总体来讲，无论在理论的深度上还是在视域的广度上，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在国内，新维多利亚小说已引起学者的关注，但研究不够系统全面。学者或针对具体作家作品，或关注女作家创作群体，或以某两部小说为例探讨其叙事方式。总体来说，既与国外的研究（如“怀旧说”“创伤说”“幽灵批评”）缺乏理论对接，又没有形成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因此，新维多利亚小说在国内具有较大的理论研究和阐释空间。

基于上述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本书对新维多利小说的研究既无意于面面俱到的整体把握，也不欲将研究局限于某一特定作家、作品，而是以约翰·福尔斯、安·苏·拜厄特和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创作为中心（同时亦兼及其他作品），聚焦于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历史叙事策略，一方面力求在对新维多利亚小说的解读中把握当代英国小说“历史转向”这一大的文学趋势，以及“历史转向”中的“维多利亚热”背后蕴含的复杂的政治、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因素；另一方面通过深入剖析当代英国小说“既强调文本的自我指涉功能，又悖论地指向历史人物、事件”[80]，又不忘向通俗化、大众化靠拢的复杂艺术美学特征，探讨这一杂糅性文体特征背后折射的当代作家集体性的“叙事焦虑”（narrative anxiety）和对小说形式问题的自觉理论反思。

之所以选择福尔斯、拜厄特和斯威夫特，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福尔斯的作品《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代表了新维多利亚小说早期的最高成就，拜厄特的《占有》（1990）、《天使与昆虫》（1995）和斯威夫特的《水之乡》（1983）、《从此以后》（1992）则是新维多利亚小说中期和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出不同于前者的特征。因此，通过对这三个作家上述作品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新维多利亚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整体风貌，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发展演变的轨迹。

其二，福尔斯、拜厄特和斯威夫特在当代英国文坛的重要地位，及其创作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促成本书选题的一大动因。福尔斯曾被誉为“战后英国最具才华、最严肃的小说家”[81]，是“唯一具有托尔斯泰或詹姆斯式的力量、视野、知识与智慧的英语作家”[82]。其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更是以别具一格的叙事实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坛独领风骚，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家，并促成了“各种后现代叙事实验”[83]。拜厄特自1964年发表《太阳的影子》（The Shadow of the Sun）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创作，已是英国文坛的一员宿将，《占有》的出版更使她声名大噪，甚至被誉为“继乔治·艾略特之后最具才智的女作家”[84]。斯威夫特也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活跃在当代英国文坛上的最重要作家之一，《水之乡》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最后的遗嘱》（Last Orders）则使他荣获1996年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因此，将这三位作家从众多新维多利亚小说家中列出，以他们的创作为中心，同时辐射其他作家的作品，既能代表新维多利亚小说创作的最高艺术成就，又分具早期、中期和后期不同的艺术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三位作家的创作情况来看，我们不能一概地将他们称为新维多利亚小说作家，因为他们同时也创作了多部新维多利亚小说范畴之外的作品。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法国中尉的女人》《占有》和《水之乡》分别被公认为代表了福尔斯、拜厄特和斯威夫特的最高文学成就。而且，三位作家在不同场合都表述过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兴趣，再加上他们的小说都以历史题材为主。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以这些作品为例，归纳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叙事美学特征和历史叙事观念，当不是以偏概全之举。

新维多利亚小说数量众多，风格多样。路易莎·哈德利曾归纳出新维多利亚后殖民小说（Neo-Victorian Postcolonial Novel）、新达尔文小说（Neo-Darwin Novel）、新维多利亚档案小说（Neo-Victorian Archive Novel）、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Neo-Victorian Biographical Novel）、新维多利亚女性哥特小说（Neo-Victorian Female Gothic Novel）等不同的类型。[85]为了勾勒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整体风貌，以下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略做说明。

首先，新维多利亚后殖民小说。由于19世纪的英国在诸如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哲学和语文学等学科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理性的力量赋予了英国人更深刻、更科学地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把握文明进程的自信，使欧洲和伦敦成了世界的中心，而地球上剩余的地区被视为边缘地带。维多利亚经典小说（如狄更斯、勃朗特、萨克雷等人的作品）中大都包含着或隐或现的殖民意识。在这些小说家的写作中，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关于殖民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新维多利亚后殖民小说以“逆写帝国”为叙事宗旨，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但作家多为来自前殖民地的非英国本土作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简·里斯的《藻海无边》，J.G.法雷尔（J.G.Farrell）的《克里希纳普围城》（The Siege of Krishnapur），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的《别名格雷斯》（Alias Grace），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Peter carey）的《奥斯卡和露辛达》和《杰克·麦格思》（Jack Maggs）的等。

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另一个分支是“新达尔文小说”。拜厄特在1995年发表的学术评论《一个新的写作群体》中探讨了达尔文主义与当代文化的相关性，分析了达尔文主义作为论题在20世纪后期英国小说创作中占的比重。拜厄特认为在当代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对达尔文思想和生平故事的重构是一个常见的主题：“达尔文或者是其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以一种声音在场。”[86]新达尔文小说中比较著名的包括拜厄特本人的《大闪蝶尤金尼亚》、詹尼·迪斯柯（Jenny Diski）的《猴子的叔叔》（The Monkey’s Uncle）、罗杰·麦克唐纳（Roger McDonald）的《达尔文的射手》（Mr.Darwin’s Shooter，1998）以及丽兹·詹森（Liz Jensen）的《方舟婴儿》（Ark Baby）等。

“新维多利亚档案小说”一般采用双重时空的情节结构模式，在当代时空中，主人公大多从事与文学研究、历史撰述和历史档案相关的工作，他们偶然邂逅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文本遗迹”（textual remains），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考古；由他们的学术探险（academic adventure）揭示出的（有关维多利亚时期某个历史人物）一段学术秘闻，构成了小说的第二层历史时空。一些现代学者通过对这些历史“文本遗迹”的强行占有，妄图“占有”（possess）过去；同时“维多利亚文本的‘幽灵’通过阅读行为被唤醒，侵扰现代时空的线性叙事”[87]。“新维多利亚档案小说”代表性的作品有拜厄特的《占有》《传记作家的故事》，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水之乡》《从此以后》等。

“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是对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传记文学作品的颠覆式重写。首先，这类小说在内容上努力还原被维多利亚主流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所压抑、为了所谓的“体面”（decency）在维多利亚传记中严重缺失的“历史真实”。我们知道，在传记的“体面”和“真实”问题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曾展开过激烈地讨论，为了“体面”，对传主生平材料的随意篡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写作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其次，在传记的伦理的维度上（ethical dimensions of biography），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还深刻质疑“在叙事意义上再现另一个人真实生活的可能性”[88]，这涉及传者和传主的关系问题，以及传记这一文类再现“真实”的悖论性困境。传记写作并非完全的“无中生有”，它需要传者凭借一系列历史文献（如书信、日记、照片等）进行再创作，而这些二手资料的可信性如何证实？传者对这些历史材料的主观性选择、拼贴和串联，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历史真实？这是一个颇受新维多利亚传记作家质疑的问题。新维多利亚传记小说数量众多，良莠不齐。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如下：彼得·阿克罗伊德的《王尔德的最后遗嘱》《查特顿》和《狄更斯》（Dickens），戴维·洛奇的《作者，作者》，A.S.拜厄特的《传记家的故事》，玛格丽特·福斯特的《侍女》，爱玛·坦南特的《苔丝》，林恩·特拉斯的《丁尼生的礼物》，贝丽尔·班布里奇的《主人乔治》，D.M.托马斯的《夏洛蒂》，詹姆斯·威尔森（James Wilson）的《模糊的线索》（The Dark Clue），詹妮丝·盖洛维（Janice Galloway）的《克拉若》（Clara），科尔姆·托宾的《大师》和朱利恩·巴恩斯的《亚瑟与乔治》。

“女性哥特小说”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另一重要分支。“女性哥特”（female gothic）这个词语1976年首次出现在莫尔斯（Ellen Moers）的著作《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一书中，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具有区别于男性哥特小说的显著特征，因为它强调的并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也不是家族的罪恶史，而是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焦虑。[89]“女性哥特”弱化了传统哥特小说中的超自然因素，更加注重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因为女性哥特小说中给女性个体带来焦虑和恐惧的“幽灵”不是超自然的鬼魂，而是现实生活中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以及父权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等对女性空间的束缚。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严苛的道德清规以及女性大都处于被“禁闭”的社会边缘境地，女性哥特传统在《简·爱》等维多利亚经典作家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然而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它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后现代作家重构维多利亚女性历史的重要文体形式。新维多利亚女性哥特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拜厄特的《婚姻天使》、萨拉·沃特斯的《半身》和《指匠情挑》。

面对林林总总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本书的主要聚焦点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既是文体意义上的，又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笔者借鉴的是后现代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马克·柯里指出，“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过渡是解构主义（叙事学）的一大遗产”，因为从解构主义或者说文化诗学的角度看，叙事策略不仅属于小说的结构艺术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折射出现实中的权力关系，是“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与价值观的不自觉的再创造”。[90]通过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历史叙事的研究，本书旨在探讨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在叙事模式、叙事时间和空间，以及叙事声音等方面的特征，揭示其以幽灵叙事的形式再现历史的合理性及其背后折射的当代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后现代历史叙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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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省委党校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上），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2]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4] [美 ]伊姆雷·塞曼：《关于幽灵问题：论德里达的幽灵观》，转引自张一兵《文本的深度犁耕：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5] [法]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6]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犁耕：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页。

[7] 方向红：《Unheimlichkeit：幽灵与真理的契合点——德里达“幽灵”概念的谱系学研究》，《现代哲学》2006年第4期。

[8] [日]高桥哲哉：《德里达：解构》，王欣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9] 王音力：《德里达的“幽灵”——从〈马克思的幽灵〉看解构主义的政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0] 王音力：《德里达的“幽灵”——从〈马克思的幽灵〉看解构主义的政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1] [美]伊姆雷·塞曼：《关于幽灵问题：论德里达的幽灵观》，转引自张一兵《文本的深度犁耕：后马克思思潮哲学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12] 岳梁：《幽灵学方法批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13]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14] 在这个意义上讲，德里达“幽灵”概念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驱魔，用魔法使鬼魂显形然后驱除，二是用富于魔力的咒语召唤、呼吁某种东西的到来，这可以说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15]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6] Mariadele Boccardi，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1.

[17] 在论文集《维多利亚的复归：后现代文化重写19世纪》（Victorian Afterlife：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一书中，黛安娜·萨多夫（Dianne F.Sadoff）和约翰· 库瑟奇（John Kucich）同时使用了“维多利亚的来生”和“维多利亚遗风”来指代这股热潮；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已将“新维多利亚”收录其中，并定义为“一场美学运动，在文学艺术、服饰、家庭生活、室内装潢，以及伦理道德等各个层面展开，具体表现为用现代的原则、技巧，融合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审美情感”（http：//en.wikipedia.org/wiki/Neo-Victorian，2011年4月1日）。此外，学术期刊《新维多利亚研究》（Neo-Victorian Studies）的主编马克·卢埃林（Mark Llewellyn）在2010年的著作《新维多利亚主义：21世纪的维多利亚人1999—2009》（Ann Heilmann and Mark Llewellyn，Neo-Victorianism：The Victoria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9–2009，Palgrave MacMillan，2010）中则直取“新维多利亚主义”作为书名。在本书的以后论述中，取“新维多利亚主义”的命名方式。

[18] [法]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19]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20]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21]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页。

[22]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23]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24]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

[25] 张琼：《幽灵批评之洞察：重读爱伦·坡》，《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6]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27]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28] 岳梁：《出场学视域：德里达的“幽灵学”解构》，《江海学刊》2008年第6期。

[29] 陆薇：《华裔美国文学的幽灵叙事》，《当代外国文论》2009年第2期。

[30] 陆薇：《华裔美国文学的幽灵叙事》，《当代外国文论》2009年第2期。

[31] 黄进兴：《“文本”与“真实”的概念——试论德希达对传统史学的冲击》，《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32]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

[33]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

[34] [英]戴维·庞特：《幽灵批评》，朱利安·沃尔夫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35] Alice Jenkins and Juliet John，eds.，Rereading Victorian Fiction，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0，p.2.

[36] 在《重写十九世纪小说》一文中，安德烈娅·克希荷甫（Andrea Kirchknoff）详细梳理了“维多利亚”一词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具体内涵：在维多利亚女王死后不久，“维多利亚”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意义几乎同时出现，刚开始用来区分爱德华时期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态度，认为“维多利亚的价值观念呈现出恋母情结的特征”。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维多利亚”有两种相反的阐释方式：将“维多利亚”视为阻碍性自由的任何东西，或者出于时间上的距离感，对公认的维多利亚性压抑说提出颠覆和重估。同样，在80年代的语境中，撒切尔夫人与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对“维多利亚价值观念”的阐释和误读并存：为了推销各自的政治观念，保守党使用繁荣与进步之类的醒目标语，而劳动党则使用苦工和污秽之类的话语与之相抗。当前对“维多利亚”一词的解读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性，主要表现在一种揭示19世纪官方历史编纂的冲动，并利用这些对维多利亚进行新的阐释。参看Andrea Kirchknoff，“Reworking of 19th-Century Fiction”，in Neo-Victorian Studies，Vol.1，No.1，autumn 2008，pp.53-80.

[37] Jennifer Green-Lewis，“At Ho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hotography，Nostalgia，and the Will to Authenticity”，eds.by John Kucich and Dianne F.Sadoff，Victorian Afterlife：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30.

[38] 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0，p.1.

[39] 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0，p.1.

[40] 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0，p.1.

[41] 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0，p.1.

[42] Andrea Kirchknoff，“Reworking of 19th-Century Fiction”，Neo-Victorian Studies，Vol.1，No.1，autumn 2008，pp.53-80.

[43]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44] 萨莉·沙特尔沃思，塔加纳·朱克恩（Tatjana Jukis）和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均持此种观点，参看 Sally Shuttleworth，“Natural History：The Retro-Victorian Novel”，ed.Elinor S.Shaffer，The Third Culture：Literature and Science，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8，pp.253-268；Tatjana Jukis，“From Worlds to Words and the Other Way Around：The Victorian Inheritance in the Postmodern British Novel”，eds.Richard Todd and Luisa Flora，Theme Parks，Rainforests and Sprouting Wastelands：European Essays on Theory and Performanc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Amsterdam and Atlanta：Rodopi，2000，pp.77-87；Cora Kaplan，Victoriana：Histories，Fictions，Criticis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154。

[45] Gerald Graff，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Literary Ideas in Modern Socie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p.61.

[46] 张进：《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47] 在《今天的小说》（Novel Now）一书中，理查德·布拉德福德（Richard Bradford）指出英国当代历史小说最感兴趣的三个历史时期分别是，大英帝国的形成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具体论述了原因，详见Richard Bradford，Novel Now，Blackwell：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p.91-99。

[48] “Neo-Victorian Novel”这一概念由达纳·席拉（Dana Shiller）最先提出（“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1997），目前已为大多数学者接受，我们据此将其译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然而学界亦有不同的命名方式：如萨莉·沙特尔沃思（Sally Shuttleworth）将其称为“怀旧的维多利亚小说”（Retro-Victorian Novel），（“Natural History：The Retro-Victorian Novel”，1998）；黛安娜·萨多夫（Dianne F.Sadoff）和约翰·库瑟奇（John Kucich）则同时使用了“后维多利亚小说”（Post-Victorian）和“后现代维多利亚小说”（Postmodern Victorian）两种命名方式（Victorian Afterlife：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2000）；克里斯琴·古特宾（Christian Gutleben）则将其称为“伪维多利亚小说”（Pseudo-Victorian，Nostalgic Postmodernism：The Victorian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2001）。然而，虽名称不同，所指却大同小异，故而在本文中我们整合各家观点，统称为“新维多利亚小说”。

[49] 参见马克·卢埃林的文章《什么是新维多利亚研究？》（“What Is Neo-Victorian Studies？”）in Neo-Victorian StudiesVol.1，No.1，Autumn 2008，pp.164-185。在该文中，卢埃林列举的最近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包括D.J.泰勒（D.J.Taylor）《默：一个维多利亚谜团》（Kept：A Victorian Mystery，2006），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的《黑夜的意义》（The Meaning of Night：A Confession，2006），以及迈克尔·费伯（Michel Faber）的《红白花瓣》（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2002）和《苹果》（The Apple：New Crimson Petal Stories，2006）。

[50] 《天使与昆虫》是由《尤金尼亚蝴蝶》（“Morpho Eugenia”）和《婚姻天使》（“The Conjugial Angel”）两个中篇小说组成的。

[51] Dana Shiller，“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Studies in the Novel，Vol.29，No.4，1997，pp.538-560.

[52] Dana Shiller，“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Studies in the Novel，Vol.29，No.4，1997，pp.538-560.

[53] Neo-Victorian不论是用来描述新维多利亚小说这一文学现象，还是用来指代目前文化界的“维多利亚热”，都已经越来越为学界接受，这可以反映在两件事情上：由斯旺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主办的对新维多利亚小说和相关文化现象研究的期刊命名为《新维多利亚研究》（Neo-Victorian studies）；2007年9月埃克塞特大学召开的相关研讨会也以《新维多利亚主义：有关“盗用”的政治和美学》（Neo-Victorianism：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Appropriation）命名。

[54] Sally Shuttleworth，“Writing Natural History：‘Morpho Eugenia’”，in Alexa Alfer and Michael J.Noble，eds.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A.S.Byatt：Imagining the Real，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1，pp.147-160.

[55] Sally Shuttleworth，“Writing Natural History：‘Morpho Eugenia’”，in Alexa Alfer and Michael J.Noble，eds.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A.S.Byatt：Imagining the Real，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1，pp.147-160.

[56] Sally Shuttleworth，“Writing Natural History：‘Morpho Eugenia’”，in Alexa Alfer and Michael J.Noble，eds.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A.S.Byatt：Imagining the Real，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1，pp.147-160.

[57] Andrea Kirchknoff，“Reworking of 19th-Century Fiction”.Neo-Victorian Studies，Vol.1，No.1，Autumn 2008，pp.53-80.

[58] 有一点可为佐证：达纳·席拉在其博士毕业论文《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Fiction）的正标题之下，又加了个“重构维多利亚人”（Reinventing the Victorians）的副标题。

[59] 有时也被称作“伪历史小说”（pseudo-historical fiction），琳达·哈琴则将其命名为“历史编纂元小说”。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小说，受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的影响，这类小说对历史的书写不重在指涉“客观”的历史世界，而是认为终极意义上的历史“真相”无处可觅，因此着重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反思历史的文本性、虚构性和意识形态性本质。

[60] Alice Jenkins and Juliet John，eds.Rereading Victorian Fiction，Basingstoke：Macmillan，2000，pp.164-185.

[61] Rasario Arias and Patricia Pulham，eds.Haunting and Spectralit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0，pp.-.

[62] Dana Shiller，“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Studies in the Novel，Vol.29，No.4，1997，pp.538-560.

[63] Jeannette King，The Victorian Women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Fi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64] Marie-Luise Kohlke and Christian Gutleben，eds.Neo-Victorian Gothic：Horror，Violence and Degeneration in the Re-Imagined Nineteenth Century，Amsterdam and New York：Rodopi，2012.

[65] Helen Davies，Gender and Ventriloquism in Victorian and Neo-Victorian Fiction：Passionate Puppet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3.

[66] Christian Gutleben，Nostalgic Postmodernism：The Victorian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Amsterdam-New York：Rodopi，2001.

[67] Kate Mitchell，Histor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Victorian Afterimages，Palgrave Macmillan，2010.

[68] Marie-Luise Kohlke and Christian Gutleben，eds.Neo-Victorian Tropes of Trauma：The Politics of Bearing After-Witness to Nineteenth-Century Suffering，Amsterdam-New York：Rodopi，2010.

[69] José M.Yebra，“Neo-Victorian Biofiction and Trauma Poetics in Colm Tóibín's The Master”，Neo-Victorian Studies，vol.6，No.1，2013，pp.41-74.

[70] Marie-Luise Kohlke and Christian Gutleben，eds.Neo-Victorian Gothic：Horror，Violence and Degeneration in the Re-Imagined Nineteenth Century，Amsterdam-New York：Rodopi，2012.

[71] Rosario Arias and Patricia Pulham，eds.Haunting and Spectralit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Possessing the Pas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

[72] Marie-Luise Kohlke and Christian Gutleben，eds.Neo-Victorian Gothic：Horror，Violence and Degeneration in the Re-Imagined Nineteenth Century，Amsterdam-New York：Rodopi，2012.

[73] 汤黎：《后现代女性书写下的历史重构：当代女作家新维多利亚小说探析》，《当代文坛》2014年第6期。

[74] 梁晓辉：《英国元小说中的概念空间冲突：以两部新维多利亚小说为例》，《外国语文》2015年第4期。

[75] Dana Shiller，“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Studies in the Novel，Vol.29，No.4，1997，pp.538-560.

[76] Alexa Alfer and Michael J.Noble，eds.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A.S.Byatt：Imagining the Real，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pp.147-160.

[77] Patrick Brantilinger and William B.Thesing，eds.A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Blackwell Publishing，2002，pp.442-457.

[78] Rosario Arias and Patricia Pulham，eds.Haunting and Spectralit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Possessing the Pas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p.133-156.

[79] Alice Jenkins and Juliet John，eds.Rereading Victorian Fiction，Basingstoke：Macmillan，2000，pp.189-200.

[80] [加拿大]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81] Malcolm Bradbury，“The Novelist as Impresario：The Fiction of John Fowles”，in No，Not Bloomsb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293.

[82] James R.Aubrey，John Fowles：A Reference Compan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1，p.92.

[83] Katherine Tarbox，“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and the Evolution of Narrative”，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Vol.38，Spring 1996，pp.101-102.受福尔斯影响的英国小说家有Peter Ackroyd，Martin Emis，Julian barnes，Graham Swift，A.S.Byatt等。

[84] A.S.Byatt，Possession：A Romance，Vitage，1990，front.

[85] 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Hamp 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0，p.3.

[86] A.S.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Selected Essays，London：Chatto and Windus，2000，p.72.

[87] A.S.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Selected Essays，London：Chatto and Windus，2000，p.72.

[88] Louisa Hadley，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0，p.41.

[89] Ellen Moers，Literary Wome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90-110.

[90]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