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维多利亚主义：对“维多利亚”的幽灵书写

笔者将“新维多利亚主义”（Neo-Victorianism）理解为对维多利亚的幽灵书写，不仅是受德里达幽灵学说的启发，同时亦与目前学界“幽灵批评”（spectral criticism）的提法相关。戴维·庞特（David Punter）指出，“尽管很难说存在一种‘幽灵批评’的‘流派’”，但过去二十多年里，“幽灵”这一术语频频出现在各种文学理论话语之中，“似乎将继续对今后几十年的批评产生一种具有幽灵性质的影响”。[19]庞特将幽灵批评的起点追溯至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文学的空间》（The Space of Literature）一书中“关于死亡和文学声音的不确定性回返的关注”，及其“对模糊的、释放性的同时又具有威胁性的文学空间的关注”。[20]之后随着空间批评理论的兴起，幽灵批评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

班内特（Andrew Bennet）和洛伊尔（Nicholas Royle）在《文学、批评和理论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Theory，1999）一书中将“幽灵”视为批评的本质主题：“关于幽灵的反感和悖论深藏在我们称之为文学的特定事物中，以多种的、挥之不去的方式被不停地铭刻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中。”[21]就阅读行为本身而言，读者“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已死亡或尚未死亡的事物，遭遇难以言喻、无法表明自己在与死亡、复活、幻影的关系中的位置的情况”[22]。在这个意义上，庞特指出：“历史是一系列对死亡的叙述，历史本身也是由死亡来完成的一系列叙述；我们在面对历史时所听到的声音，无一例外的都是幽灵发出的，历史的叙述必须必然地包括幽灵。”[23]由于文本常常会展现人们和死亡、生存、幻象等的错综关系，阅读行为本身亦是作者、读者和谢世之人的对话和交流，庞特认为幽灵批评的主要作用是将阅读文本视为“对和死者进行一种令人恐怖又渴望的交流的再次召唤”[24]。

此外，笔者认为幽灵批评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对传统线性历史发展观念的质疑，因为“幽灵（鬼魂）随时会无意往返、有意来访或专注地重复侵扰某人或某处，并将往昔带入现在和将来”[25]。这样就对历史做出了全然“不同”的诠释——“历史并非线性发展，而是各种侵扰徘徊不去的场所”[26]。对此，庞特进一步解释道：

过去拒绝被彻底禁锢，而是依然要对进步的新开始的显在区域进行侵扰：显然，它最初就是一种幻影。因此，没有幽灵就无法书写历史，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历史的叙述必须必然地包括幽灵；事实上，这些叙述还可以稍稍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这也是一系列通过幽灵写成的东西。历史是一系列对死亡的叙述，但是历史自身也是由死亡来完成的一系列叙述；我们在面对历史时所听到的声音，无一例外都是幽灵发出的。历史把认识的可能性幽灵化了。[27]

在这段话中，庞特强调了幽灵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一方面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要召唤幽灵，倾听幽灵的声音，没有幽灵就无法书写历史；另一方面，幽灵的声音会对“进步”的历史叙述造成侵扰，揭示其虚幻性（“幻影”），并使历史叙事呈现为与其相反的“循环往复”的空间性特征。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还以哈姆莱特父亲的幽灵为例探讨了历史的循环往复，并用它来解释欧洲近代史以及共产主义的命运。庞特认为，因为一切开始于（并也继续存在于）一种幽灵的不在场状态，历史像哥特文学一样变得永无起源，在这种状态中，过去拒绝被彻底禁锢，不断对现在造成侵扰。换句话说，《共产党宣言》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开始，其叙事形式与哈姆莱特热切等待父亲幽灵出现的哥特文学并无二致。以幽灵和幻象开始的理论与历史注定只会是幽灵出没、侵扰而又徘徊不去的“场所”，不可能发展成为由进化论所支撑的线性历史，即马克思主义如它所宣告的那样取得胜利，成为一个在场的现实性。

德里达用幽灵学的方法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希望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阅读出‘看不见的现象’，因而如‘增补’‘延异’‘他者’‘不可能的经验’‘空间化了的时间’等文字就成为德里达独特的语言现象”[28]。德里达的幽灵学大大深化了文学领域的幽灵批评理论，标志着文学批评方法上一次深刻的革命：“幽灵叙事的形式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在场与现在转移出来，打破了现在与过去、在场与缺场之间的二元对立，使人们看到了在场与缺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缝隙，看到了扇子褶皱处被掩藏的意义。”[29]而这些意义也是用我们已知的知识框架和语言无法理解和表述的。与在场和已知相比，幽灵促使我们对缺场和未知给予更多地关注，“它让确定的意义像钟摆一样摇动起来，在不确定、不稳定中不断追求事物的本质”[30]。

“维多利亚”永远不会在场，我们又没有了解历史真相的时空隧道，因此当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任何形式的历史书写都只能是在旧有历史资料基础之上的想象性“增补”和“替换”。依照德里达的观点，“历史资料（无论文献或遗物）作为时间化的文本，不过是过去的史实若隐若现、无由确定的‘踪迹’”[31]。这些踪迹往往以“模态”（simulacrum）的形式出现，取代了真正的事实。在他看来，文本显示的史实（在场），对今人而言，其意义远不如抹灭（缺席）的那部分，故而我们对历史的阅读和书写应遵循“增补逻辑”，在文本字里行间的留白、矛盾与压抑的层面上，趋向历史的“真实”。

新维多利亚主义的历史书写大致不落德里达“增补”和“延异”的窠臼：以“维多利亚”为目标的各类文化研究以及后现代作家的历史叙事均不重在“如实再现”维多利亚的历史，他们更热衷于在官方和主流历史叙事之外，发掘边缘性的历史资料，并利用后现代想象的“增补”作用，重构自己版本的维多利亚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新维多利亚主义本身即属于幽灵叙事的范畴——当代作家、评论家通过召唤“维多利亚”的幽灵，在现实与历史的对话中重新认识自我和维多利亚他者。这一点在新维多利亚后殖民小说（Neo-Victorian postcolonial novel）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后殖民主义让人们关注维多利亚经典文本中殖民幽灵的存在，主张在文化间的碰撞中重新书写历史。庞特指出：

后殖民批评反复地让人们关注后殖民主义文本中的幽灵存在，而后殖民主义是关注暴力、帝国主义和剥削的历史，它们是构成后殖民主义写作的前提；根据这些观点，历史被再次理解为是关于幽灵、幻象、鬼魂出没之地之类的事物。[32]

后殖民主义的历史重构关注被帝国话语所遮蔽的被压迫民族和种族的历史真实。后现代作家通过发掘存储在种族记忆“洞穴”（cave）中的幽灵，将历史还原为幽灵游荡的场所，这就使得有关暴力、帝国主义和剥削的种族历史创伤浮出水面，或如庞特所言，后殖民主义“幽灵般的再现将侵略的愿望以其真实的颜色展现出来，而同时它本质上的软弱，以及伴随着暴力而产生的恐惧会从镜子里瞪着我们，并蒙着死亡的衣衫”[33]。

综上所述，幽灵是新维多利亚小说历史叙事的起点，因为在当代语境下重构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会与维多利亚的幽灵“遭遇”，新维多利亚小说文本由此成了“鬼怪、幽灵、闹鬼的场所”。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历史中的维多利亚先祖与现实中迷茫、困惑的当代人相互“凝视”，努力跨越生死时空进行对话。然而庞特指出，维多利亚幽灵作为对话的“另一边”，是我们当代人永远无法到达的，却“必然在我们以为自己听到的声音谐波中重建自我”[34]。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代的新维多利亚主义将维多利亚历史时期幽灵化了。与其相关的那段历史，甚至连同“维多利亚”这一单词自身，均失去了确定的所指，宛如断了线的风筝，游荡在后现代各种理论话语、意识形态建构的文本天空之中。对于“维多利亚”究竟指涉什么，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在《重读维多利亚小说》的序言部分，编者爱丽丝·詹金斯（Alice Jenkins）和朱丽叶·约翰（Juliet John）将“维多利亚”视为一个很难的词，既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也可以理解为非时间上的，他们欢迎不同方式的解读，并将其作为意义建构的手段，以避免将这一时期模式化、神话化的诸种阐释。[35]在时间的意义上，“维多利亚”的意义不言而喻，即维多利亚女王这一历史人物的在位年限（1837—1901），但这么一种历史分期的方法未免过于简单、机械。在后现代语境下，“维多利亚”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时间上的所指，具有美学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内涵。[36]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对维多利亚时期的重构往往涵盖了从简·奥斯丁到托马斯·哈代再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众多作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尼弗·格林·列维斯（Jennifer Green-Lewis）指出，后现代视域下的维多利亚小说“包含了浪漫主义小说和战前小说，其具体的历史日期则被忽视，比如维多利亚女王的出生和死亡的年限”[37]。

新维多利亚主义的含义与我们对“维多利亚”的解读密切相关。路易莎·哈德利（Louisa Hadley）指出，“现代主义者对维多利亚的重写反映了一种俄狄浦斯式的冲动，强调自身与维多利亚人的不同”[38]。哈德利还援引布伦（J.B.Bullen）对《显赫的维多利亚人》（Eminent Victorians）一书的评论：“现代主义者为维多利亚时期添加了‘压迫、现实主义、物质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标签，并极力与其拉开距离”[39]；但他们的态度“如此强势、咄咄逼人，无异于托儿所里发脾气的孩子反叛他们专断的父母”[40]。哈德利认为在当代语境下，维多利亚人与我们的关系已经“从压迫的父辈转变为慈爱的祖父母辈”[41]，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作家对维多利亚时期的重写（或改写）类似于一种认祖归宗式的历史寻根。

总之，新维多利亚主义可以宽泛地界定为在当代语境下从美学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对“维多利亚”进行的重新思考、阐释和意义建构的行为。我们的解读“一方面取决于接下来的历史年代或者运动如何看待这一时期，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对这一术语的不同侧面各有强调的诸种思想流派（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批评）所做出的不同阐释”[42]。然而，尽管理论视角不同，学术思想亦迥然相异，各流派对维多利亚的历史书写均是立足于后现代历史文化语境对“维多利亚”的重新想象和建构。说到底，这一行为本身即是一场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是通过书写行为对死者的“召唤”。有学者曾将德里达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评价为“当代诸多思想谱系中对马克思文本‘幽灵’的新‘召唤’（重新解读）、‘还魂’（救赎行动）的一种方式”[43]。我们亦可在这个意义上将新维多利亚主义理解为对“维多利亚”的幽灵书写，通过新的“召唤”实现对“维多利亚”的历史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