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宋诗宋注的文献考察（上）

第一节 研究现状及检讨

1982年，张三夕教授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宋诗宋注纂例》（南京大学），第一次对宋诗宋注的存佚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指出宋人注宋诗，凡35种，涵盖了宋祁、欧阳修、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朱淑真、陆游、朱熹及魏了翁等人的诗集。这一结论为学界普遍接受并沿用至今。[1]为叙述方便，现将张先生所作的《宋诗宋注总目》转录如下表[2]：

张先生认为，在三十五种注本中，赵次公等《集注坡诗》与吴兴沈氏《注东坡诗》是否确实存在，尚有比较大的商榷余地，其余三十三种则似无可疑。其中，今存可见者共十四种，分别是李壁《王荆公诗笺注》（“庚寅补注”包括在内。按：此条著录有误，详见下文辨正）；旧题王十朋《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施元之、施宿、顾禧《注东坡先生诗》；赵次公、李厚、程縯、宋援、林子仁等《苏诗注》残本；赵夔、师尹等《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残本；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后山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蔡模《文公朱先生感兴诗注》；陈普《文公朱先生武夷棹歌注》；王德文《注鹤山先生渠阳诗》；郑元佐《注朱淑真断肠诗集》。其中，除了苏诗的三个残注本和王德文《注鹤山先生渠阳诗》残本，其余十种今皆存全帙。

以今天学界的积累来看，张三夕先生辑录的《宋诗宋注总目》（下文简称《总目》），正如其在文中自谦所言，“本系初编，粗疏失误，在所难免”。其中确实存在一些疏失和错误，现逐条辨正如下：

1.《王荆公诗笺注》在李壁注之外，另有“补注”与“庚寅增注”两种注释形态，而《总目》作者当时尚未能得见有关文献，故不免混淆。[3]

2.《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赵次公注文中所云之“旧注”，指的是产生时间略早于自己的程縯、宋援、李厚三家之注，非四家注之外的新注。[4]张先生据此著录《苏诗旧注》一种，乃失于详察。

3．吴兴沈氏《注东坡诗》，实即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事实上，张先生在脚注中已对此条表示了充分的怀疑，但并未明确取舍。宋人陈思《海棠谱》卷上云：“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霏霏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先生常作大字如掌，书此诗，似是晚年笔札，与集本不同者，‘袅袅’作 ‘渺渺’,‘霏霏’作 ‘空蒙’，故墨迹旧藏秦少师伯阳，后归林右司子长。今从墨迹。”句末附小字注，云：“吴兴沈氏《注东坡诗》。”将此条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进行比对，文字完全吻合。而且，此条在施顾注中被系于题下。题下注出自施宿之手，施宿乃湖州长兴人，而吴兴即湖州之古称，故《海棠谱》中所记“沈氏”当为“施氏”之误。

4．据托名董其昌的伪书《玄赏斋书目》著录的《王状元注东坡七言律诗》[5]，非宋人王十朋所作，而是明人赵克用将系有刘辰翁评语的《王十朋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的七律抄录、摘编而成，共二卷，卷首有弘治十六年（1503）马廷用序。

5．据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三“集注坡诗”条著录的赵次公等《集注坡诗》，张先生于此加尾注云：“王楙在此条引了赵次公注、程注、新添注，未知其与旧题王十朋集注是否同一系统。”今将此条所引及的《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次韵王定国南迁回见寄》《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三诗句下注文与王十朋集注本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在注文内容上，二者基本吻合，只是《百家注》稍有删减，而且，“新添”即是“林子仁”；在称呼上，二者风格迥异，王楙引文称“程”“赵”“新添”,《百家注》则云“縯”“次公”“子仁”，故知王楙所引当为《百家注》之前的五注、八注、十注或《集注东坡诗前集》中的一种，其与《百家注》确属同一系统，故不需重复著录。

6．张先生据王应山《闽大记》卷十二《书籍考》著录陈知柔《东坡和陶诗注释》一条，然今查《闽大记》卷十二《书籍考》“泉州府”部分，“《易本旨》《春秋义例》《诗话》《古赋杂著》《论语后传》”条下，附小字云“俱陈知柔著”[6]，并未提及《东坡和陶诗注释》，故此条应为援引之误。检宋代文献，无论是王象之《舆地纪胜》、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还是谢维新《事类备要》，皆云陈知柔“罢贺州，归留惠阳三年，暇日泛丰湖，登白鹤峰，追和东坡诗，陶写罗浮风物殆尽”，无一言及和陶诗注；之后的明清地志、史传、杂著等亦对其人多有述及，如（弘治）《八闽通志》《东越文苑》《大清一统志》等，但同样未言及其有《东坡和陶诗注释》。

7．张先生据佚存丛书本《文公朱先生武夷棹歌注》，著录其注者为宋元间的理学家陈普。《武夷棹歌注》由句中注和诗后注两个部分组成。诗后注出自陈普之手，而句中注则成分复杂，非陈普所为：其主要来自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对所选录的七首《武夷棹歌》所作的评注，且将其编入《武夷棹歌注》的并非元人刘概，而是15—19世纪不知名的朝鲜文人。详细的考证过程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在存佚情况方面，张先生也有判断失误之处，如王德文《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今存有影宋刊本全帙，非如其所云只有残本。[7]黄学皋《补注东坡诗》虽已无传本，然其借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文集》的摘引，尚保留了7条注文。另在魏刻《增广百家补注唐柳先生文集》中，亦保留1条注文。

在失收、漏收方面，《总目》留下了一定的补充的空间，举其尤显者，如其收罗宋人苏诗注共17种，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可谓巨细无遗，然却漏掉了苏诗最早的集注本，即程縯、李厚、宋援、赵次公的“四注本”。其他可以补充的注本尚有多种，具体内容见本章第二节。

综上所述，用今天的学术储备重新审视张三夕先生统计的《总目》，除去上文指出的误收、重收的注本，可确定无误的宋诗宋注实29种（若将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之“补注”与“庚寅增注”单独视为一种，则为30种）。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张先生三十年前即着手此工作，没有电脑检索工具和大型工具书如《全宋文》《全宋诗》《宋诗话全编》等为后盾，其穿梭于各大图书馆古籍部，遍览翻阅，检寻搜罗，为宋诗宋注的研究划定疆界，打下基础，后来者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无法对其进行整体上的超越，其筚路蓝缕之艰辛是绝不可忽视的。

2006年，南京大学姜庆姬以“宋诗宋注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在张三夕教授所拟《总目》的基础上，对今天可以考知的宋人的本朝诗、词、文、赋注进行了一次更加全面的考察，就宋诗宋注而言，补出了以下数种。

1．傅共注《和陶集》。今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云：“《和陶集》十卷。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八亦有著录。

2．唐庚《苏诗注》。今佚。清人査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云：“兹集旧有八注、十注，同时稍后者有唐子西、赵夔等注。”[9]唐子西即唐庚，卒于徽宗宣和二年（1120），故知此为北宋注本。

3．史会更《山谷内集诗注》。今佚。钱文子《芗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云：“山谷之诗与苏同律，而语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于苏。其诗集已有任渊、史会更注之矣。”[10]

4．潘柄《感兴诗笺注》。姜氏据蔡模《文公朱先生感兴诗注》中所云“……寄示瓜山潘丈笺本，积日吟诵，犹或恨其笺注之间若有未尽者”[11]，补入潘柄笺注本。

5《感兴诗》四家注。姜氏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文公朱先生感兴诗注》一卷、《武夷棹歌注》一卷”条：“初有四家注，元胡炳文广之为十家，更参以己说别之为通，与《四书通例》同。十家者，长乐潘氏柄、杨氏庸成、建安蔡氏模、真氏德秀、詹氏景辰、徐氏几、黄氏伯旸、番禺余氏伯符、新安胡氏升、胡氏次焱也。”[12]据此补出《感兴诗》之四家注本，但因为文献之不足征，今于此四注本之编者与注者皆一无所知。丁丙在此条中，又提及了元代胡炳文《感兴诗通》所汇集的十家《感兴诗注》，除潘柄、蔡模二家外，另增杨庸成、真德秀、詹景辰、徐几、黄伯旸、余伯符、胡升、胡次焱八家，然姜氏仅引及，以之为宋诗宋注之遗珠，并未作进一步的考察。[13]

6．金履祥注《感兴诗》。金履祥《濂洛风雅》收录朱熹《感兴诗》并为之作注。今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7．何基《感兴诗解》。今佚。《浙江通志》卷二五二：“《感兴诗解》。何基撰。（《金华县新志》）”[14]

8．陈纪《朱子感兴诗考订》。今佚。《浙江通志》卷二五二：“《朱子感兴诗考订》。陈纪著。（《台州府志》）”[15]

姜庆姬在张氏《总目》的基础上，利用新的检索工具，吸收后来学者相关个案研究的成果，寻检挖掘，辩证补充，很是下了一番功夫，所补出的诗注虽多已亡佚，然对于宋诗宋注的整体认识和深入探讨，其价值自不可小视。然而，姜氏的考察虽然细致，但同样难免疏失，多有判断失误之处，现亦分疏如下：

1．关于“傅共注《和陶诗》”，据南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傅共注释东坡和陶诗解”条，知注本全称当为《注释东坡和陶诗解》。此条下附小字，云其为“仙游人，绍兴壬子（1131）奏名”[16]。姜氏云此书已佚，此言无误，然为其所不察的是，保存于韩国高丽大学的南宋遗民蔡正孙编《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一书中，保留了傅共注文37则，可使我们略窥其面貌。[17]

2．金履祥注《感兴诗》一条，与文献不符。事实上，金履祥《濂洛风雅》收录朱熹《感兴诗二十首》[18]，诗后所附注释皆出自何基之手，金履祥本人并未有注。何基之注后又被单独辑出，编入《何北山先生遗集》中，独立一卷（第三卷），题作《解释朱子斋居感兴诗二十首》。[19]

3．由上一条，知其云何基《感兴诗解》今已亡佚，亦误。[20]

4．陈纪《朱子感兴诗考订》一条，亦与文献不符。此条据《浙江通志》卷二五二“文史”著录，其云：“《朱子感兴诗考订》，陈纪著。（《台州府志》）。”[21]然《浙江通志》此一部分颠舛杂乱，并未按时代先后依次排列；而且，查《台州府志》，共著录两个陈纪，分别入《孝友传》《文苑传》，一为明人，一为清人，皆非宋人。故此条非宋诗宋注，不当贸然录入。

另外，姜氏在补入《感兴诗》四家注的同时，借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所提到的胡炳文《感兴诗通》，增入了杨庸成、真德秀、詹景辰、徐几、黄伯旸、余伯符、胡升、胡次焱八家《感兴诗注》，然仅一带而过，并未进行具体的考察，故本书于此处略作补充。[22]十人中，杨庸成与黄伯旸目前找不到任何资料。真德秀为南宋后期理学大家，与魏了翁齐名天下，亦无须赘论。余五家，基本情况如下：余伯符，字子节，号思斋，江西人，戴表元《剡溪文集》卷一《银峰义塾记》云：“思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门，居家注《感兴诗》及蔡氏《三问解》与夫《性理》诸书，悉行于世。”[23]胡升（1198—1281），字潜夫，号愚斋，婺源清华人，据（弘治）《徽州府志》卷八“宦迹”所载：“……所著有《四书增释》，又《注朱子感兴诗》及《丁巳杂稿》。”[24]胡次焱（1229—1306），字济鼎，号梅岩，晚号余学，婺源考川人。据（弘治）《徽州府志》卷八“宦迹”所载，“……或以宦进招之，作《媒嫠问答诗》以见志。所著有《四书注》《唐诗绝句附注》《文公感兴诗注》行于世”[25]。徐几，生卒年不详，字子舆，福建建安人。（嘉靖）《建宁府志》卷十八云其：“通诸经，尤精于《易》。自朱、真后，理学之传，惟几颇臻其奥。景定间，臣僚交荐，与何基同以布衣召，诏补迪功，添差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有经义行世。”[26]詹景辰，生卒年不详，名枢，字景辰，真德秀有《詹景辰字说》一文。[27]五人之中，现有文献中明确言及其著有《感兴诗注》的只有余伯符、胡升、胡次焱三家。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有《跋晦翁感兴诗》，然未见《感兴诗注》。[28]结合宋代诗歌集注的特点，所谓集数家之注者，大多自壮其数，真正意义上的注本很少，相当一部分所谓的“注家”，其实都是对其个人文集、笔记杂著中相关讨论的零星摘录，并无注本之实，《感兴诗通》亦是如此。为稳妥起见，我们只取今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曾有注本问世的余伯符、胡升、胡次焱三家。

所以，姜氏补出的八种宋诗宋注，只有六种确实成立，即使是可以成立的这六种，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文献上的疏漏。再加上《感兴诗通》中潘柄、蔡模之外的三家《感兴诗注》，姜氏所补，共计九种。[29]

综上所述，在整体的文献考察方面，目前学界对宋诗宋注存佚情况的掌握，即在此节所述范围之内，剔除各种文献上的疏误，张氏与姜氏所录之确可成立者，共计38种。

毫无疑问，二人的搜集整理为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学术价值不必再予强调；但不能回避的是，二人的文献考察，无论是主观意识，还是实际操作，都存在模糊、缺漏之处，并未能还原完整的宋诗宋注的世界，所以还有较大的补充、挖掘的空间。